侵犯著作权罪中著作权权属与“未经许可”的推定规则

在电子书、网络影视、字幕组等海量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案作品动辄数千甚至数万部，权利人分散在不同国家或不同主体之间，要求侦查机关逐项取得权属证书和授权文件既不现实，也会使刑事追诉因证明成本过高而陷入僵局。为回应这一实务困境，司法解释确立了署名推定和“未经许可”的认定规则。对涉嫌侵权人及其辩护人而言，了解推定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被反驳，比单纯复述法条更有价值。

一、现行规则沿革与条文变化

侵犯著作权罪中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定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也是控辩双方最容易产生分歧的环节。2020年解释三第二条首次在刑事司法解释层面明确：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制作者，且该作品、录音制品上存在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同时，该条针对涉案作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规定了以非法出版、复制发行和无法提供许可证据为基础的认定路径。

2025年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体系化整合。第十一条第一款统一规定，没有取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授权，或者伪造、涂改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均属于“未经许可”；第二款规定署名推定；第三款规定海量作品案件中的未经许可认定。条文结构更完整，但证明逻辑仍是一贯的：先用署名解决“谁享有权利”，再用非法复制、传播及无授权证据解决“是否未经许可”。

对比项目	2020年解释三第二条	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
适用对象	作品、录音制品	作品、录音录像制品
推定主体	著作权人、录音制作者	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
未经许可情形	未取得许可、伪造或涂改授权文件、超出授权许可范围	未取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授权，或伪造、涂改授权文件，或超出授权范围
海量案件适用	有证据证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	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例外情形	权利人放弃权利、作品著作权或录音制品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	在原有例外基础上扩展至表演者权利，表述为权利人放弃、有关权利不受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

表：2020年解释三第二条与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的主要变化

二、署名推定的规范构造与证明功能

署名推定的第一层功能，是解决权利人识别问题。在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这里的“通常方式”应当作符合行业习惯的解释，例如图书的书名页、版权页，影视作品的片头片尾署名，录音录像制品的外包装标注等。只要署名足以让相关公众识别出权利主体，且属于该类型作品通常采用的署名方式，即可适用推定。

署名推定的第二层功能，是同时推定权利存在。也就是说，不仅推定署名人是权利人，还推定涉案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上存在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权利。这两个层面共同降低了控方的权属举证负担，但并未免除控方对作品独创性、权利客体、行为方式和危害后果等基本事实的证明责任。推定并非不可反驳，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相反证据时，办案机关仍须审查证据能否动摇署名与权利之间的通常联系。

笔者认为，辩护审查不能停留在“署名不一定真实”这一笼统说法，而应落实到具体相反证据。例如，能够证明署名人与实际作者之间存在委托创作、职务作品、转让、共有或许可关系，能够证明署名人不享有完整著作权，或者能够证明涉案作品并非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都可能使权属推定无法成立。若仅有抽象质疑而没有任何书证、合同或权属凭证，则难以达到排除推定的效果。

三、海量作品案件中“未经许可”的认定

在海量侵权案件中，逐一取得每部作品的授权证明往往无法实现。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因此规定了特殊认定路径：在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信息网络传播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但若存在权利人放弃权利、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则不适用该认定。

该规则不是单纯以“无授权书”推定犯罪，而是要求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其一，在案证据能够指向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网络传播；其二，被追诉方不能提供获得许可的证据材料。前者解决涉案复制品的非法性，后者解决被追诉方是否已经尽到保存和说明授权来源的可能。两项事实相互印证后，法院才有理由将海量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定。

孙某、赵某、赵某甲、钟某侵犯著作权罪案，是这一规则在电子书领域的具体运用。该案一审案号为（2021）川0502知刑初19号，入选2021年四川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15年10月至2020年12月，孙某通过淘宝、微信等购买电子书后向不特定人员销售两万余册，非法经营额200万元；赵某通过自建网站等销售七千余册，非法经营额15万元；赵某甲销售五千余册，非法经营额16万元。法院认为，涉案电子书数目众多且权利人分散，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部分涉案电子书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被告人无法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证据材料，亦无权利人放弃权利、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或保护期届满等情形，可推定涉案电子书享有著作权并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遂认定各被告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该案对辩护实务的启示在于，海量案件中的争议焦点往往会从“每部作品是否有授权”转移到“非法出版或非法传播的证据是否充分、是否覆盖全部涉案作品、被追诉方是否确实无法提供授权材料”。辩护人应关注在案证据是证明部分样品非法，还是足以证明全部涉案复制品来源异常；被追诉方是否曾取得授权但材料灭失；以及作品是否实际处于公版、权利人弃权或不受保护状态。

四、推定规则下的辩护审查重点

（一）审查权属证据能否支撑推定。权属推定的起点是“通常方式署名”和“权利存在”。辩护人应核查署名主体是否明确、署名方式是否符合行业通常做法、是否存在委托创作或职务作品约定、是否存在权利转让或共有安排。若权属链条本身存在断裂，或者署名人与原始创作主体不一致，应当要求控方说明其主张著作权人身份的依据，而不是仅凭复制品上的标识径行认定。

（二）审查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传播的证据。未经许可推定以涉案复制品非法为前提。办案机关通常依赖出版物鉴定、无资质经营、复制来源异常、服务器数据、销售记录、传播记录等证据。辩护人应重点审查上述证据是否真实、合法、关联，是否仅指向部分涉案作品，以及是否足以将全部海量作品纳入同一非法来源评价。若现有证据只能证明个别样品存在异常，不能当然推出所有涉案复制品均系非法出版或非法传播。

（三）围绕授权证据组织反驳与补证。被追诉方若确实取得过授权，应尽力收集授权书、版权合同、许可费支付记录、邮件或微信沟通记录、版权登记材料、首次发表记录和交易往来凭证。即使授权文件遗失，也可以申请调取银行流水、邮箱数据、服务器后台、第三方平台记录等客观证据，证明授权链条曾经存在。若无法直接证明授权，则应当聚焦“非法出版或非法传播”这一前提是否存在充分证据，避免让推定建立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

（四）重视例外情形与数量、金额问题。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明确排除权利人放弃权利、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辩护人可以围绕公版作品、版权到期、权利人弃权声明、境外作品保护状态等提交证据。同时，海量案件中的定罪量刑往往高度依赖作品数量和非法经营数额，辩护人还应审查统计口径是否将不构成作品的素材、重复文件、超过保护期的内容或无法证明来源的内容错误计入。

审查环节	推定成立所需前提	涉嫌侵权方可提交或申请调取的证据
权属推定是否成立	是否在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署名主体是否明确，是否同时推定了权利存在	可提交委托创作合同、职务作品约定、转让协议、共有权协议、署名争议材料等相反证据
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传播	有无复制品来源、销售记录、传播记录、无资质经营或缺少许可的客观证据	可审查在案证据是否指向全部涉案作品，或仅指向部分样品，申请扣减无证据支撑的部分
授权证据是否存在	被调查人是否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许可的证据材料	可提交授权书、版权合同、结算记录、邮件或微信记录、版权登记材料、首次发表及来源记录
例外情形	是否存在权利人放弃权利、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	可提交公版作品信息、版权到期证明、权利人弃权声明、境外作品保护状态及法律意见

表：涉嫌侵权方在权属与未经许可问题上的审查要点

五、被调查方与企业的实务应对

对于从事内容分发、图书出版、影视运营、软件开发和电子商务的企业，权属与授权记录不应在案发后才开始整理。企业应当在日常经营中建立授权台账，完整保存作品来源、授权主体、授权范围、授权期限、许可费支付和结算记录，并对批量内容的上架、下载、复制和传播环节设置人工复核。电子书、影视、音乐、软件等海量内容的运营者尤其要注意，不能仅以“来源已不可考”“当时以为是免费资源”“平台上有便直接使用”作为合规理由。

一旦进入刑事调查，被调查方应第一时间停止删除、修改或转移服务器数据、账号记录、授权文件和财务凭证，避免被评价为毁灭证据。面对讯问或询问，应当如实陈述内容来源和授权情况，不夸大、不虚构，同时由律师围绕推定前提、权属证据、非法来源、作品数量和经营数额提出书面意见。若在案证据明显不足以支撑海量推定，或存在公版、权利期限届满、权利人弃权等例外情形，应及时申请补充取证、调取证据或进行鉴定。

笔者认为，署名推定和未经许可认定规则的本质，是在“权利人分散”与“刑事追诉效率”之间建立一种可反驳的证明机制。它降低了控方证明困难，但并没有把无罪推定和证据裁判原则一并排除。对涉嫌侵权方而言，最有效的应对不是否定规则本身，而是围绕推定的每一个前提建立完整证据链，让权属、非法来源、授权情况、例外情形和数量金额都回到可审查、可反驳的事实层面。

综上所述，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在整合旧解释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署名推定、海量作品中的未经许可认定和例外情形。实务中，应当将署名推定理解为“权属证明的起点”，将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传播理解为“未经许可认定的前提”，将被追诉方无法提供授权证据理解为“举证状况”，而非单独定罪依据。只有在权属、非法来源、授权材料和例外情形均被充分审查之后，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才能真正建立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既回应权利人维权和著作权保护的现实需求，也避免海量案件中的推定被不当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