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当实际损失与侵权获利均难以精确计算时，法定赔偿成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主要方式。而对于恶意侵权行为，法院在适用法定赔偿时需特别考量其主观恶意与情节严重程度，以实现补偿与惩罚的双重功能。本文将围绕恶意侵权在法定赔偿中的认定标准、考量因素及司法实践展开系统分析。

一、法定赔偿的制度定位与恶意侵权的界定

法定赔偿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其适用前提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无法确定，且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也难以计算。

1. 法定赔偿的双重功能

传统观点认为，法定赔偿主要体现补偿性功能，旨在填补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然而，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升，法定赔偿逐渐展现出惩罚性功能。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指出：“法定赔偿制度在遵循填平原则的基础上，应兼具惩罚性功能，对于重复侵权等恶意侵权，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应将侵权人的恶意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这种双重功能在恶意侵权案件中尤为突出。当侵权人主观恶意明显、情节严重时，即使无法精确计算损失，法院也可通过法定赔偿实现惩戒威慑效果。

2. 恶意侵权的法律界定

恶意侵权是指侵权人明知或应知自己行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仍实施或继续实施侵权的行为状态。其核心要素包括：

• 主观故意：侵权人明知行为侵权而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
• 情节严重：侵权行为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恶劣影响
• 重复性：侵权人屡教不改，多次实施侵权行为

在“上海永和公司诉恒利永和餐饮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恶意是较严重的故意，恶意侵权者不仅主观上明知会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希望侵权结果的发生，而且还具有较为恶劣的动机。”

二、恶意侵权的认定情形与司法标准

根据司法实践，恶意侵权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每种情形有其特定的认定标准。

1. 以同样方式针对同一作品多次侵权

重复侵权是恶意侵权的典型表现，指侵权人在因某一侵权行为被处理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的行为。

认定要素：

• 先前侵权行为已获认定：已有生效判决或行政处罚认定侵权
• 侵权方式相同或高度相似：新的侵权行为与先前行为在本质上一致
• 时间间隔较短：再次侵权发生在先前处理后的合理期限内

在“江苏红蚂蚁公司诉上海红蚂蚁公司案”中，被告在生效判决责令其停止侵权后，仅对侵权标识进行微小改动后继续使用，法院认定构成重复侵权。

司法考量：

对于重复侵权，法院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会显著提高赔偿额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指出：“对于重复侵权行为，法院通常会考虑其主观恶意程度等情节，适当加重赔偿力度。比如，侵权人明知自身行为构成侵权仍多次重复，法院可能会在原本应赔偿数额基础上，提高一定比例的赔偿金额，以起到惩戒作用。”

2. 明知涉及大量侵权内容仍实施或放任侵权行为

此类恶意侵权表现为侵权人明知经营行为涉及大量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仍实施、放任或鼓励侵权行为。

认定要素：

• 明知状态：侵权人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涉及大量侵权内容
• 经营规模：侵权行为具有系统性、组织化特点
• 放任态度：侵权人未采取合理措施阻止侵权行为发生或扩大

在“老板电器商标侵权案”中，被告深圳高端厨卫老板电器有限公司作为同行经营者，明知“老板”品牌具有较高知名度，仍大规模生产、多渠道销售侵权产品，并将“老板”作为企业字号登记，法院认定其主观恶意明显。

司法考量：

对于此类系统性、规模化的恶意侵权，法院在法定赔偿额度内倾向于顶格判决。潍坊中院在判决中指出：“本案具备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法定要件，但原告主张适用法定赔偿，因此，法院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充分考虑了被告主观恶意及侵权情节严重等惩罚性因素，顶格判决被告赔偿500万元。”

3. 其他恶意侵权情形

除上述两种典型情形外，司法实践还认可其他可认定为恶意侵权的情形：

• 侵权后转移、隐匿财产：行为人为逃避执行，在诉讼期间转移、隐匿财产
• 伪造、涂改证据：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据或篡改证据
• 拒不履行法院禁令：明知法院已发出禁令，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表：恶意侵权情形与认定标准对照表

恶意侵权情形	核心认定要素	司法考量重点	典型案例
重复侵权	先前侵权认定、行为相似性、时间间隔	主观恶性、屡教不改情节	红蚂蚁商标侵权案
规模化侵权	明知状态、经营规模、放任态度	侵权系统性、社会危害性	老板电器商标侵权案
隐匿对抗类侵权	转移财产、伪造证据、违反禁令	对司法秩序的破坏程度	永和豆浆商标侵权案

三、法定赔偿中恶意侵权的裁量因素体系

在确定恶意侵权的法定赔偿数额时，法院构建了多维度的裁量因素体系，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的各个方面。

1. 主观因素：恶意程度与侵权动机

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是确定赔偿数额的关键因素。法院主要考量：

• 明知程度：侵权人对权利存在和侵权行为的认知程度
• 侵权动机：是否为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或牟取暴利
• 事后态度：侵权后是否积极补救或变本加厉

在“永和豆浆案”中，法院特别强调：“被告在生效判决判令其停止侵权的前提下，仅对侵权标识进行微小改动，仍然实施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侵权行为，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

2. 客观因素：侵权行为规模与后果

客观危害是确定赔偿数额的基础。法院重点考量：

• 侵权持续时间：侵权行为是短期偶发还是长期持续
• 侵权范围：侵权地域范围和市场影响范围
• 侵权所得：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即使无法精确计算也可估算
• 权利人损失：侵权行为对权利人市场份额、商誉的损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指出：“考虑到涉案商标的高知名度，被告侵权产品销售的数量及规模较大，侵权持续的时间较长，侵权的后果较为严重，主观恶意较为明显，故在法定赔偿幅度内从高确定赔偿额136万元。”

3. 行为因素：侵权方式与规避手段

侵权人的具体行为方式反映其主观恶性程度。法院会考量：

• 侵权手段：是否使用技术手段刻意规避监管
• 隐蔽性：是否采取隐蔽手段实施侵权
• 对抗执法：是否采取手段对抗行政执法或司法调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调研报告中指出：“对于恶意侵权、重复侵权的情况，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附加惩罚性赔偿因素、适用举证妨碍制度等维权措施。实践证明，这些有益探索，切实降低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成本，显著提高侵权成本和代价，剥夺侵权人再次侵权的能力。”

四、恶意侵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实践与裁判趋势

近年来，法院在恶意侵权案件中适用法定赔偿呈现出明显趋势，体现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政策。

1. 提高赔偿数额，强化威慑效果

针对恶意侵权，法院普遍采取高额赔偿策略，显著提高侵权成本。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陈敏表示：“在民法典和知识产权单行法已经对惩罚性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在案件审理中真正落实这一制度是人民法院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恶意侵权案件，法院往往在法定赔偿限额内顶格判决或接近顶格判决。如潍坊中院在“老板电器案”中顶格判决赔偿500万元，体现了对恶意侵权的严厉制裁。

2. 灵活运用证据规则，降低举证难度

考虑到权利人在证明实际损失方面的困难，法院在恶意侵权案件中灵活运用证据规则，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 举证妨碍制度的运用尤为突出。在“老板电器案”中，法院要求被告提交财务账簿和出货记录等材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法院最终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了赔偿数额。

3. 区分侵权情节，实现精准制裁

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注重区分不同恶意程度，实现过罚相当。对于不同程度的恶意侵权，法院会采取差异化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

• 一般恶意侵权：在基准赔偿额基础上适当提高
• 严重恶意侵权：大幅提高赔偿数额，接近法定赔偿上限
• 特别严重恶意侵权：顶格判决，并可能采取其他制裁措施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永和豆浆案”中指出：“在侵权人因商标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仍然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说明其具有主观恶意。倘若在侵权人恶意重复侵权但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况下，仅适用法定赔偿填平当事人的损失，将无法有效阻止侵权人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五、完善恶意侵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建议

当前恶意侵权法定赔偿制度仍面临认定标准不统一、赔偿数额波动大等问题，需从多个层面加以完善。

1. 细化恶意侵权的认定标准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细化恶意侵权的认定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具体包括：

• 明确“明知”的认定标准：列举可推定明知的具体情形
• 统一“情节严重”的认定尺度：量化情节严重的判断因素
• 规范重复侵权的认定条件：明确时间间隔、行为相似性等要素

2. 构建科学的赔偿数额确定机制

为避免赔偿数额确定的随意性，可参考以下措施：

• 建立赔偿数额评估体系：引入专业评估机制，提高数额确定的科学性
• 发布参考性案例：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
• 制定赔偿数额指引：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制定赔偿数额参考标准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在探索这一路径：“省法院也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准备出台《关于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裁判指引》，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全省法院裁判尺度。”

3. 强化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衔接

在法定赔偿中充分考虑惩罚性因素的同时，需注意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衔接：

• 明确适用界限：厘清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 畅通转换机制：在诉讼中允许当事人变更赔偿请求
• 避免双重惩罚：确保侵权人不因同一行为受到过度惩罚

结语

恶意侵权法定赔偿的认定与适用，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重要环节。通过精准认定恶意侵权、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既能充分补偿权利人损失，又能有效威慑潜在侵权人，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目的。 未来，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相关制度的持续完善，恶意侵权法定赔偿的认定标准将更加清晰统一，赔偿数额确定将更加科学合理，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