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载体，其法律保护体系的核心在于对各类侵权行为的精准界定与有效规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构建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完整类型体系，不仅涵盖了直接的不正当获取与使用行为，还延伸至违反保密义务、教唆帮助及恶意第三人等多元主体与复杂样态。本文旨在对这一侵权行为谱系进行系统解构，明晰各类行为的认定标准与法律边界。

一、侵权行为的体系框架：从行为性质到主体关联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并非单一形态，而是一个基于 “不正当手段”​ 与 “保密义务”​ 双核心展开的立体化行为体系。其法律规制的逻辑起点是制止违背商业道德与诚实信用的行为，保护范围则从信息的非法获取延伸至后续的非法利用、披露及扩散的完整链条。理解这一体系，需把握两个维度：一是行为本身的不正当性，二是行为主体与商业秘密之间的特定法律联系（如保密义务）。

二、不正当获取行为：侵权链条的源头

本类行为是大多数商业秘密侵权案的初始环节，其核心特征在于获取手段的非法性。

1. 法定典型手段：法律明确列举了 “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 五种形态。例如，“电子侵入”指未经授权，利用技术手段突破防火墙、访问控制系统等获取存储于服务器、加密文件中的商业秘密，是数字化时代高发的侵权类型。
2. “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此为兜底条款，其判断的实质标准是 “违反法律规定或公认的商业商业道德”​ 。例如，通过恶意挖角，诱使竞争对手的核心技术人员携带商业秘密入职；或者以合作洽谈为名，骗取对方展示关键技术细节后，擅自复制、记录。其共性在于，行为人并非通过独立研发、反向工程等正当途径获得信息。

三、对非法获取信息的后续利用行为

本类行为是前一类行为的自然延伸与价值实现，强调的是对非法获取成果的进一步处置。

1. 行为三联征：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
   • 披露：指将商业秘密告知或提供给原本无权知悉的第三方，无论是否有偿。例如，在行业会议上公开，或发送给竞争对手。
   • 使用：其认定具有宽泛性，不仅包括在生产经营中直接应用商业秘密（如用窃取的配方生产产品），还包括 “修改、改进后使用”​ 或 “根据商业秘密调整、优化生产经营活动”​ 。这意味着，即使对技术做了适应性改动，只要其内核来源于非法获取的秘密，仍构成侵权。
   • 允许他人使用：通常与披露行为结合，指明知信息系非法获取，仍许可第三人将其用于经营活动。

四、背信型侵权：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

与前两类不同，本类行为的主体是基于合同、职务或特定信赖关系合法知悉商业秘密，但因违背约定的保密要求而构成侵权。这是实践中最为普遍的侵权形态之一。

1. 主体特征：包括在职/离职员工、供应商、客户、被许可人、合资伙伴等所有与权利人签署保密协议或负有默示保密义务的主体。
2. 行为要件：核心是 “违反保密义务或权利人的保密要求”​ 。即使获取行为最初是合法的（如员工在职期间为工作所需接触秘密），其后的非法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均因背信而具有了不正当性。例如，离职员工将原公司的客户名单用于新公司的业务开拓。

五、间接侵权：教唆、引诱与帮助行为

本类行为将侵权责任扩展至并未直接实施获取或使用行为，但为其提供实质性助力的主体，体现了法律对侵权合谋与协助的打击。

1. 行为方式：包括积极 “教唆、引诱”​ 他人违反保密义务，以及为侵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 “帮助”​ 行为。
2. 主观要件：通常要求行为人 “明知或应知”​ 其行为是在促成对商业秘密的侵犯。例如，猎头公司明知客户旨在获取竞争对手的核心技术团队及秘密，仍设计并实施“挖角”方案，即可能构成此类侵权。

六、恶意第三人责任：对“染污信息”的接收与利用

本条规定了产业链末端的责任，规制那些虽非直接侵权者，但 “明知或应知”​ 信息来路不正，仍选择接收并加以利用的主体，防止侵权利益通过次生交易合法化。

1. 构成要件：
   • 主观明知或应知：第三人知道或根据常理应当知道，其获取的信息是他人通过盗窃、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得来的。
   • 客观行为：实施了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该信息的行为。
2. 实践意义：这使权利人的追索链条得以延长，即使无法直接证明初始获取者的身份或行为，也能向后续明知故犯的接收方主张权利。例如，某公司在明知其技术供应商提供的图纸系从竞争对手处盗窃所得的情况下，仍使用该图纸进行生产，即构成此类型侵权。

结语：以行为规制为核心的立体保护网络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体系，从 “源”（不正当获取）、 “流”（后续利用）、 “信”（违反保密义务）、 “助”（教唆帮助）到 “终”（恶意第三人），构建了一张逻辑严密、覆盖完整的法律规制网络。其核心要义在于，不仅惩罚直接的窃密者，还通过追究背信者、协助者乃至恶意接受者的责任，斩断商业秘密非法流转与利用的整个利益链，为企业的创新成果提供了全方位的动态保护。在实践中，准确辨析行为类型是确定责任主体、适用法律规则与计算损害赔偿的基础，也是企业构建有效合规与维权策略的指南。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其法律保护的实质在于规制非法的侵占与利用行为。侵权认定的核心，并非仅关注信息本身的转移，而在于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与信息内容的对应性。我国法律与实践确立了认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不正当的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行为；二是其所涉信息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同。这两大原则共同构成了侵权判定的基本框架，缺一不可。

一、 侵权行为的双重核心：不正当行为与信息同一性

侵犯商业秘密的认定，是一个将主观不法行为与客观损害结果相联结的法律评价过程。首先，必须存在违反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行为”。其次，该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必须与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即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此二者如同侵权责任认定的“一体两面”，前者解决了行为的可责性，后者则明确了损害的关联性。 若仅有不正当行为，但行为对象是公知信息，则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反之，即便两个企业的信息偶然雷同，但系各自独立研发取得，因缺乏“不正当”的前提，同样不构成侵权。因此，司法审查必须循着“行为审视”与“信息比对”两条主线同步进行。

二、 “不正当行为”的类型化解析

“不正当行为”是启动法律责难的门槛。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其具体形态可分为获取、披露、使用及允许他人使用四个环节的不法行为，且手段具有多样性。

1. 不正当获取行为：这是侵权链条的起点。其“不正当性”体现在手段的非法性上，包括但不限于：
   • 非法手段：如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等直接违法方式。
   • 电子侵入：利用黑客技术、恶意软件等突破权利人的技术防护措施获取信息。
   • 违反约定或保密要求：权利人基于信任将信息披露给员工、合作伙伴或被许可人，并附有保密约定，后者违反约定而获取（或进一步获取）即属不正当。例如，员工超越职权访问并复制公司加密数据库中的技术资料。
2. 不正当披露、使用及允许他人使用行为：此三类行为往往基于前期的“不正当获取”，但也可能独立构成侵权。其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了其负有的保密义务或普遍性的诚实信用义务。
   • 披露：指行为人将商业秘密告知或提供给不应知悉的第三方，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有偿或无偿，均构成侵权。
   • 使用：指行为人将商业秘密应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利用窃取的客户名单招揽生意，或利用技术秘密生产产品。
   • 允许他人使用：指行为人许可或默许第三方使用其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通常与披露行为相伴生。
   在实践中，前员工、前合作方将任职或合作期间合法知悉的商业秘密，用于新单位或自行创业，是此类侵权的高发区。其“不正当性”直接源于对原单位保密义务的违反。

三、 “相同或实质性相同”的认定标准与方法

在证明存在不正当行为后，权利人还需证明被告方所涉信息与其商业秘密具有“同一性”。此处的“同一性”并非要求字句或形态上的绝对一致，而是法律意义上的实质性相似。

1. 认定原则：实质性相似 “实质性相同”标准是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准则。其含义是，被控信息与商业秘密在关键内容、核心要素或整体效果上无实质差异，足以实现相同的功能或达到同等的竞争优势。允许存在非实质性的、细微的差异。例如，在软件源代码侵权案中，即使变量名被修改、注释被删除或部分代码顺序被调整，只要核心算法和逻辑结构一致，即可认定为实质性相同。
2. 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的差异化比对
   • 技术信息：比对侧重于技术方案、设计要点、工艺参数、算法流程等核心内容。通常需要借助司法鉴定或专家辅助人，通过技术手段分析结构、功能、效果的相似度。
   • 经营信息：如客户名单，比对则侧重于信息的深度与独特性。不仅要看客户名称、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是否重合，更要审查交易习惯、需求特点、价格承受能力等深度信息是否相同。一份仅仅从公开黄页汇编而成的客户名单，即使与权利人客户重合，也难以认定为“实质性相同”；但若包含了特定客户的特殊订货周期、成交价格底线等非公开深度信息，则可能性大增。
3. “接触+实质性相似”的推定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当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有“接触”其商业秘密的可能性（如被告曾是原告员工或合作伙伴），且两者信息构成“实质性相似”时，可以推定被告的信息来源于原告，除非被告能提供反证证明其信息系独立开发、反向工程等合法来源获得。这一规则有效缓解了权利人在特定情况下证明“不正当获取”的直接证据难题。

四、 合法来源抗辩：阻断侵权认定的关键

被告的抗辩核心往往在于切断“不正当行为”与“信息同一性”之间的因果联系。最重要的合法来源抗辩是独立开发，即证明被控信息是自身独立研发、创作或积累的成果，与原告的商业秘密无关。此外，反向工程（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产品，进行拆解分析获得技术信息）也是法定的正当获取手段。成功的合法来源抗辩，即使信息“相同或实质性相同”，也能使被告免于侵权责任。

五、 结语：在保护创新与维护竞争中寻求平衡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是一场在权利人创新成果保护与行为人市场竞争自由之间寻求精妙平衡的法律实践。以“不正当行为”与“信息同一性”为核心的二元认定标准，为这一平衡提供了清晰的裁判尺度。它既防止了权利人滥用权利，将公知知识或他人独立成果据为己有，从而禁锢市场竞争；也严厉制裁了背信弃义、不劳而获的窃密行为，为企业创新之火提供了法律的护城河。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信息形态和侵权手段的不断演变，这一认定标准的内涵与外延也将持续发展，但其捍卫商业道德与鼓励诚实竞争的核心价值将始终如一。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证明其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且存在侵权可能后，被告的反驳与证明成为决定诉讼走向的关键环节。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被告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对原告主张进行有效反驳，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证明原告主张的信息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被告在商业秘密诉讼中的反驳策略、证明路径及实务要点，为被告方制定有效辩护方案提供参考。

一、被告反驳的整体框架与基本原则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被告的辩护应遵循系统化、针对性的原则。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后，被告的反驳主要围绕三个核心方向展开：权利归属的质疑、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否定以及侵权行为的抗辩。其中，证明原告主张的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是最为基础且关键的辩护路径。

1. 反驳的总体逻辑

被告的反驳策略应建立在全面分析原告主张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准确识别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秘密点”，即原告声称构成商业秘密的具体信息内容。只有明确了攻击目标，才能有针对性地组织反驳证据。其次，应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规定，从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三个维度进行突破。

2. 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确立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在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侵权可能性较大后，被告需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但需注意的是，这种转移是附条件的，被告的反驳证明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即能够使法院相信原告主张不能成立的可能性远大于成立的可能性。

二、针对“不为公众所知悉”要件的反驳路径

“不为公众所知悉”即秘密性，是商业秘密的核心要件，也是最易受到攻击的要件。被告可以从多个角度证明原告主张的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

1. 证明信息属于公知常识或行业惯例

若原告主张的信息在所属技术或经营领域属于一般常识或行业惯例，被告可通过提供行业标准、技术手册、教科书等公开资料予以反驳。例如，某种产品的常规生产工艺参数，或某一行业普遍采用的客户分类方法，均难以被认定为商业秘密。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要求被告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信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已在相关领域内被普遍知晓或广泛采用。单纯的“行业通常做法”主张需要具体证据支持，而非泛泛而谈。

2. 证明信息可通过观察产品直接获得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通过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则该信息不具秘密性。这一规则尤其适用于机械产品、外观设计等实体产品领域。 被告可通过购买原告产品进行反向工程或解剖分析，证明相关信息无需特殊技术手段即可获得。但需注意，反向工程本身必须是合法进行的，如通过公开市场购买产品，而非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

3. 证明信息已通过公开渠道披露

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反驳路径。被告可通过证明原告或其关联方已在先公开相关信息，从而破坏其秘密性。具体包括： 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披露：包括技术论文、行业期刊、产品手册等。如原告的技术人员曾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介绍相关技术方案，或企业在产品宣传册中详细说明了生产工艺。 在媒体上的公开报道：包括新闻报道、企业宣传片、官方网站介绍等。这些公开渠道的信息披露，即使可能是片面的，也可能导致相关信息的秘密性丧失。 在公开会议或展览上的展示：如技术交流会、行业展会上的演示或展板展示。这些场合的公开行为，除非采取特殊保密措施（如限制参会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否则通常被视为公开披露。

4. 证明信息可从其他公开渠道获得

除上述特定公开形式外，被告还可以证明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可从其他公开渠道获得该信息。这包括公共数据库、专利文献、公开的政府文件、标准文件等。 对于技术信息，专利检索是常用手段。如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技术方案已被在先专利公开，或已记载在公开的专利文献中，则可有效否定其秘密性。但需注意，专利公开的技术方案与原告主张的秘密点需在技术实质上相同或等同。 表：证明信息“为公众所知悉”的主要路径与证据类型

反驳路径​	证明要点​	典型证据形式​	注意事项​
属于公知常识​	证明信息在所属领域内普遍知晓	行业标准、教科书、技术手册	需证明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已属公知
可通过观察获得​	证明无需特殊手段即可从产品获取	购买凭证、产品分析报告、反向工程记录	反向工程需合法进行
已在公开出版物披露​	证明信息已通过文字形式公开	学术论文、期刊文章、会议论文集	需关注公开时间与内容范围
已在媒体公开报道​	证明信息已通过大众或行业媒体传播	新闻报道、宣传材料、官方网站内容	需证明传播范围达到相关领域
可从其他公开渠道获得​	证明通过公开数据库等可获取	专利文献、标准文件、政府公开信息	需证明获取路径的合法性与直接性

三、针对其他要件的反驳策略

1. 否定“商业价值”要件

商业秘密需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商业价值。被告可从以下角度反驳：

• 证明信息不具有实际经济价值，无法为原告带来竞争优势
• 证明信息的价值微不足道，不符合商业秘密保护的最低要求
• 证明信息已被新技术或新方法取代，失去商业价值

对于阶段性成果，被告可主张其尚未达到可产生商业价值的完整程度，或其实用性未经充分验证。

2. 质疑“保密措施”的合理性

保密措施是维持商业秘密性的必要条件。被告可证明：

• 原告采取的保密措施严重不足，不符合合理标准
• 保密措施缺乏针对性，未与信息的价值、性质相适应
• 保密措施未得到实际执行，形同虚设
• 原告存在主动泄密行为，如向未签保密协议的第三方披露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明确指出，保密措施应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而非形式化、象征性的措施。

四、特殊情形的处理与注意事项

1. 改进型信息的秘密性认定

被告需要特别注意：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如果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标准，仍可能构成商业秘密。这意味着，即使被告证明了原告信息中的基础部分来自公知领域，原告仍可能主张其特定组合方式、改进点或加工工艺本身具有秘密性。 对此，被告需进一步分析：原告的整理、改进或加工是否产生了实质性、非显而易见的技术进步或经营优势。如果仅仅是简单组合或常规改进，可能仍不具备足够的秘密性。

2. 政府审批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在特定情况下向政府职能部门披露，不视为丧失秘密性。如专利审查员、药品审评人员等因履行审批职责而知悉商业秘密，不影响信息的秘密性。 被告在实践中需注意区分：信息的披露是否确属履行法定职责的必要范围，披露对象是否仅限于有权知悉的特定公务人员。若信息披露超出必要范围或面向不特定人群，则可能破坏秘密性。

五、证据收集与诉讼策略建议

1. 证据收集的要点

被告在准备反驳证据时应注意：

• 时效性：关注信息的公开时间，确保证据形成于侵权行为发生前
• 针对性：证据需直接针对原告主张的“秘密点”，而非泛泛的相关信息
• 完整性：形成证据链条，多角度证明信息的公知性
• 合法性：确保证据来源合法，取证手段正当

2. 诉讼中的策略选择

被告在诉讼中可考虑以下策略组合：

• 多路径反驳：不依赖单一反驳理由，而是从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等多角度同时出击
• 专家证言运用：对于技术复杂案件，聘请专家辅助人就信息的公知性提供专业意见
• 反诉或另案诉讼：在适当情况下，考虑对原告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争取主动
• 和解协商：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通过和解谈判争取有利条件

六、结论与展望

商业秘密诉讼中被告的反驳与证明是一个技术性与法律性并重的复杂过程。随着《反不正当竞争法》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的实施，被告面临更重的证明责任，但也获得了更明确的抗辩指引。 未来，商业秘密诉讼中的反驳策略将更加精细化、专业化。对于技术信息，将更依赖技术鉴定与专家辅助；对于经营信息，则更注重市场调查与数据分析。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将成为重要环节。 对于企业而言，在日常经营中即应注重信息管理，明确区分商业秘密与可公开信息，避免过度主张。在诉讼中，则应充分准备、精准反击，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科学的辩护策略与扎实的证据工作，被告完全可以在商业秘密诉讼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法律正义与商业利益的平衡。

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中，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启动司法保护程序的基础和关键。随着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商业秘密案件的举证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确立了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大幅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门槛。本文将系统解析商业秘密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体系，包括举证内容、转移条件及实务操作要点，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指引。

1 商业秘密诉讼举证责任的法律框架

商业秘密诉讼举证责任体系建立在民事诉讼一般规则与商业秘密特殊规则相结合的基础上。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创设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创新。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主张其拥有商业秘密的，一般应当举证证明两个基本事项：一是原告对其主张的信息享有权利；二是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要件。这些要件包括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价值性（具有商业价值）和保密性（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 需要提供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这一初步举证责任是启动诉讼的基础，也是判断原告是否适格的前提 。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对商业秘密诉讼的举证规则作出了重大调整，引入了举证责任转移制度。该条规定，在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侵权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由被告证明原告主张的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或不存在侵权行为 。

2 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

2.1 权利归属的证明

原告首先需要证明其是商业秘密的合法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权利归属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研发记录、技术文档、转让合同、许可协议等。对于技术信息，应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实验数据等；对于经营信息，则应提供客户名单、交易记录等 。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权利归属的证明标准：“商业秘密权利人起诉他人侵害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事实负初步举证责任。”

2.2 商业秘密法定要件的证明

2.2.1 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证明

秘密性是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证明难度最大的一项，因其属于消极事实，即要求证明某一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原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初步证明：说明其主张的信息与公知信息的区别，或者提供鉴定报告、检索报告等证据证明其请求保护的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 。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秘密性的证明要求趋于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1号案中指出：“不宜要求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其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与公知信息的区别作过于严苛的证明。权利人提供了证明技术信息秘密性例如组织技术力量加工、整理相关技术信息的初步证据，或对其主张的技术秘密之‘不为公众所知悉’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的，即可初步认定秘密性成立。” 表：商业秘密秘密性的证明方法与证据类型

证明方法​	具体证据形式​	证明效力​	案例参考​
与公知信息对比​	技术比对表、分析报告	中等	美的公司案
专业鉴定报告​	司法鉴定意见、技术查新报告	高	维谛公司案
合理解释说明​	技术差异说明、创新点分析	基础性	关某涂料公司案
反向工程难度证明​	实验数据、分析报告	中等	华为ifere电路图案

2.2.2 价值性的证明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求信息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价值性的证明相对宽松，原告可以通过证明信息的研发成本、市场价值、许可能力或竞争优势等来满足这一要求 。 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也可能被认定具有价值性。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1号案件中，法院认定原告通过反复试验确定的国产替代原材料信息“必然为此付出必要的经营成本”，因而具有商业价值 。

2.2.3 保密性的证明

保密措施是维持商业秘密秘密性的关键，也是原告较易证明的要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原告可以通过以下证据证明保密措施的存在：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采取技术加密措施、限制访问权限等 。 在维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原告“通过硬件物理隔离及软件技术手段采取了保密措施”，满足了保密性要求 。保密措施不要求“万无一失”，只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信息泄露即可 。

3 举证责任的转移条件与适用

3.1 举证责任转移的法定条件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转移是商业秘密诉讼的核心规则，其适用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根据该条规定，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以下两点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 已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
• 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 。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合同保密条款对举证责任转移的效力：“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保密条款的约定可以视为对保密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可。一方主张前述保密信息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3.2 “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证明方式

“被告侵犯商业秘密的可能性较大”是触发举证责任转移的关键条件。原告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证明侵权可能性较大：

3.2.1 证明被告有接触机会且信息实质相同

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渠道或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原告的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在仟游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公司员工离职后短期内开发出同类游戏，且被告拒不提供源代码，足以推定侵权成立 。 接触机会的证据包括：劳动关系、商业合作、技术交流等。实质性相同的证据则包括技术比对报告、软件代码相似性分析、客户名单重合度等 。

3.2.2 证明被告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不正当手段，如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 。 在刘某炎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被告人伪装进入风电机组内部对技术参数进行测量和拍照，这一明显的不正当手段成为认定侵权的重要证据 。

3.2.3 其他表明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证据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原告还可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侵权可能性较大，如被告突然掌握其原本不具备的技术、被告产品与原告产品高度相似、被告员工原为原告员工且接触过商业秘密等 。 在番高公司案中，法院根据被告员工在离职前解密并带走客户信息表格，离职后立即入职竞争公司并使用该信息的事实，认定侵权可能性较大 。

4 举证责任转移后的诉讼效果

4.1 被告的证明责任

一旦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需要证明以下事项之一：

• 原告主张的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如已为公众所知悉、无商业价值或未采取保密措施）；
• 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独立开发、反向工程或合法受让） 。

在维谛公司案中，被告未能证明涉案技术信息具有公知性，法院最终认定构成侵权 。同理，在美的公司案中，被告未能证明其专利技术与原告技术秘密有合法来源，承担了败诉后果 。

4.2 证据妨碍推定的适用

当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或提供虚假证据时，法院可能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定。在仟游公司案中，被告拒不提供被诉游戏源代码，法院最终推定原告主张成立 。 证据妨碍推定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证据由被告控制、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告主张具有合理性。这一规则有效缓解了原告的举证困难 。

5 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规则

5.1 合同保密条款的免证效力

在涉及合同关系的商业秘密案件中，合同保密条款具有特殊的举证效力。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合同保密条款对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免证效力：“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保密条款的约定可以视为对保密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可。” 这一规则意味着，在合同双方已约定保密义务的情况下，举证责任直接转移至被告，由被告证明相关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这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符合诚信原则 。

5.2 举证责任转移的程序规则

举证责任转移涉及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交织。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前的侵权行为，基于“程序从新”原则，可以适用新法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规定 。 这一规则体现了法院在商业秘密保护中平衡诉讼公平与保护创新的司法理念，解决了新旧法衔接的实践难题。

6 原告举证策略与实务建议

6.1 诉讼前的证据准备

原告在起诉前应系统准备以下证据材料：

• 权利证据：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研发记录等；
• 要件证据：证明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的证据；
• 侵权证据：证明被告接触机会和信息同一性的证据；
• 损失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或被告侵权获利的证据 。

证据准备应注重系统性和针对性，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特别是对于技术秘密，应通过技术鉴定、对比分析等方式固定关键证据。

6.2 举证责任转移的精准触发

原告应精准把握举证责任转移的触发条件，在完成初步举证后及时主张转移举证责任。初步举证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关键证据应具有说服力和证明力。 在策略上，原告可以优先选择易于证明的事项进行举证，如保密措施的存在、被告的接触机会等，从而快速触发举证责任转移，将证明压力转移至被告。

6.3 专业辅助工具的运用

商业秘密案件涉及复杂技术事实时，原告可以借助技术鉴定、专家辅助人等专业辅助工具。在维谛公司案中，法院通过软件对比工具直接进行源代码比对，为认定侵权提供了技术支持 。 技术鉴定可以解决秘密性、同一性等专业问题，专家辅助人则可以帮助法院理解技术问题，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7 立法发展与未来趋势

商业秘密保护的举证规则仍在不断发展中。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了事前预防-事中服务-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强调“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的适用 。 未来，商业秘密诉讼的举证规则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 进一步降低原告举证负担，扩大举证责任转移的适用范围；
• 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形成全链条保护体系；
• 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完善数据等新型商业秘密的举证规则 。

结语

商业秘密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以初步举证为基础、举证责任转移为核心的科学架构。这一体系既充分考虑了商业秘密案件的证明难度，又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为商业秘密提供了有效保护。 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日常管理和充分的诉讼准备是成功维权的关键。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应建立系统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规范保密措施，保存相关证据。在诉讼中，则需精准把握举证责任转移的适用条件，有效降低维权成本。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性将持续提升。通过不断完善举证规则，优化诉讼程序，可以有效激励创新活力，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保护中的价值性认定是司法实践的关键环节。价值性不仅是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本原因，也是司法裁判中判断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核心要件之一。本文将围绕商业秘密价值性的认定原则，结合最新司法实践，系统解析价值性的法律内涵、认定标准及发展趋势。

一、价值性要件的法律定位与内涵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在法律体系中经历了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从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到2019年修订后的“具有商业价值”，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对价值性要件的深刻理解与科学优化。

1. 价值性的法律演进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这一规定将“商业价值”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摒弃了之前“经济利益”与“实用性”并列表述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389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要件的内涵：“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这一解读拓宽了价值性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实际产生的价值，也涵盖潜在的价值。

2. 价值性的多层次内涵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从多个维度进行理解：

• 现实价值与潜在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已经实际产生的商业价值，还包括尚未实现但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潜在价值。
• 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既能直接为企业带来利润，也能通过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等方式间接创造价值。
• 积极价值与防御价值：既包括积极创造收益的价值，也包括避免价值减损或成本付出的防御性价值。

二、价值性认定的核心标准

司法实践中，法院逐渐形成了一套判断价值性的核心标准体系，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

1. 现实商业价值的认定

现实商业价值是指信息已经为权利人带来实际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认定现实价值时，法院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 直接创收能力：信息是否能直接产生经济利益，如技术许可使用费、独家产品销售收益等。例如，某一技术方案被用于生产特定产品并实现销售利润，该技术方案即具有现实商业价值。 市场竞争力提升：信息是否显著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如客户名单、营销策略等经营信息，若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交易机会，则认定具有价值性。

2. 潜在商业价值的认定

潜在商业价值是价值性认定中的难点，也是司法实践发展的重点方向。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确立了潜在价值的认定标准。

潜在价值的具体形态

潜在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 阶段性成果的价值：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即使尚未投入实际使用，也可能具有商业价值。在“香兰素”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业秘密的价值既包括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其带来的价值增长，也包括使用该商业秘密为其避免的价值减损或者成本付出。”
• 失败经验的价值：即使是失败的技术路径或实验数据，因其能够帮助权利人节省研发成本，避免重复错误，也被认为具有潜在价值。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刑终2568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明确表示：“包括实验数据、阶段性研发成果，甚至失败的技术路径（即被验证不可行），均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可以使权利人节省研发成本，避免再次受挫，获得竞争上的优势。”
• 未来可实现的预期价值：信息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转化为实际利益的价值。如标底降幅在开标前虽未产生实际收益，但可能带来中标机会，因此具有潜在价值。

潜在价值的认定要素

法院在认定潜在价值时，通常会综合考虑以下要素： 表：潜在商业价值认定的关键要素分析

认定要素​	具体内涵​	典型案例​
成本节省功能​	能帮助他人避免重复研发或试错成本	实验失败数据案
竞争优势潜力​	可能在未来创造竞争优势	标底降幅案
市场应用前景​	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应用可能性	阶段性技术成果案
创新基础价值​	作为后续创新的基础或跳板	研发记录与数据案

3. 价值性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价值性认定既包括定性分析，也包括定量评估： 定性分析：判断信息是否具有价值属性，不要求精确计算价值大小。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1687号民事判决中指出：“有关信息对于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具有实用性，能够降低工作成本、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增强竞争优势。”这种实用性即可作为价值性的定性标准。 定量评估：当涉及损害赔偿计算时，需对价值进行量化。评估因素包括研发投入、市场价值、许可费用等。值得注意的是，价值性只是一种定性要求，而非定量要求。无论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极为有限的利益，都不影响价值性的认定。

三、特殊情形下价值性的认定规则

1. 阶段性成果的价值性认定

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即使尚未最终完成，也可能具有商业价值。法院在认定阶段性成果的价值性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成果的完整性程度：阶段性成果是否包含相对完整的技术方案或经营信息。在猿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学员信息系统即使尚未完全开发完成，但其已形成的部分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后续开发可行性：阶段性成果是否具备继续开发的可行性和预期价值。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符合法定条件的，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具有商业价值。

2. 客户信息的价值性认定

客户信息作为典型的经营信息，其价值性认定有其特殊性。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2)京73民终11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阐述了客户信息价值性的认定标准： 规模效应：客户信息的数量规模是价值性的重要指标。猿力公司案中，法院特别指出“涉案学员信息涉及22190人次、12878名学员，数量规模巨大”，这一规模效应成为认定价值性的重要因素。 深度信息价值：包含客户特殊需求、交易习惯等深度信息的内容更具价值。单纯的客户名称、地址等基础信息可能不足以构成商业秘密，但加上交易习惯、偏好等深度信息后，价值性明显提升。 形成成本：企业为获取客户信息付出的成本也是价值性的体现。猿力公司案中，法院注意到公司为宣传推广其网络课程付出了一定成本，这些成本投入间接证明了信息的价值。

3. 标底、报价等投标信息的价值性认定

在招标投标场景中，标底、报价等信息的价值性认定具有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389号民事判决中确立了标底降幅价值性的认定规则： 竞争优势贡献度：标底降幅虽不一定是中标的决定性因素，但对竞标能力有重要贡献。法院认为：“在标书开封之前，竞标者的标底降幅能使其保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一旦中标就能给所有人带来经济利益。” 泄露后果的严重性：标底信息泄露将使竞标人丧失竞争优势，甚至处于不利境地。这种潜在的损害风险本身即体现了信息的价值。

四、价值性要件与其他要件的互动关系

价值性要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商业秘密的其他要件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1. 价值性与秘密性的关系

价值性与秘密性存在内在联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因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具有商业价值。”这一规定体现了秘密性是价值性基础的逻辑关系。 秘密性为价值性提供保障，而价值性则是秘密保护的意义所在。两者共同构成商业秘密保护的双重基石。

2. 价值性与保密措施的关系

价值性程度影响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判断。一般而言，信息价值越高，权利人越可能采取更严格的保密措施，法院也对保密措施的要求越高。 在保密措施合理性的判断中，信息价值是重要考量因素。权利人可以参照国家秘密的分类标准，根据商业秘密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级管理，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保密措施。

五、价值性认定的证据规则与举证责任

1. 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权利人应就其主张的商业秘密保密性提供初步证据，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在价值性要件方面，权利人需初步证明信息具有商业价值。

2. 证据类型与证明标准

价值性认定的常见证据包括： 直接证据：反映信息实际产生经济利益的合同、财务数据等。 间接证据：研发投入凭证、市场推广成本、专家评估报告等。在猿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在王某、网易信息公司、网易计算机公司未就此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猿力公司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认定涉案学员并非其一次性、偶然性的交易对象。”这体现了优势证据规则在价值性认定中的应用。

六、实务建议与展望

1. 企业保护策略

为加强商业秘密价值性的证明与保护，企业可采取以下策略： 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对商业秘密价值进行定期评估，确定保护等级和措施。 实施分级保护策略：根据信息价值大小，采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 完善证据保全体系：注意保存研发记录、投入凭证、市场反馈等证明价值性的证据材料。

2. 司法实践发展趋势

商业秘密价值性要件的认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范围不断扩大：从传统技术信息到经营信息、数据资产等新型商业秘密。 标准日趋灵活：从严格的现实价值要求到接受潜在价值、防御价值等多元价值形态。 认定更加科学：结合行业特点、市场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体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竞争平衡的司法理念。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认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司法实践领域。随着数字经济和新业态的涌现，价值性的内涵和外延还将不断丰富和扩展。企业和法律从业者需密切关注最新司法动态，准确把握价值性要件的认定标准，才能有效保护商业秘密这一企业核心资产。

“这批是品牌正品尾货，价格比专柜低一半，卖出去稳赚！”

听到这样的说法，不少商贸从业者都会心动。但最近浙江某服装店老板李某就因此栽了——他从供货商手中低价购入宣称“正品尾货”的知名品牌牛仔裤，销售不到3个月就被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

“我一直以为是正品尾货，怎么就成了刑事犯罪？”李某的困惑，道出了很多从业者的认知盲区。今天我们就彻底说清：“正品尾货”背后藏着哪些法律雷区？一旦被控假冒注册商标罪，该如何应对？
1、先厘清

什么是“假冒注册商标罪”？

不是“赔钱”这么简单

很多人以为商标侵权只是民事纠纷，大不了赔钱了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意味着，当“侵权”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从民事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面临牢狱之灾。司法实践中，满足以下两个核心条件，就可能触发刑事风险：

• “相同商标”+“同一种商品”：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在文字、图形、字母等核心要素上完全相同，或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误导公众；且用于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一致的商品上。比如把某品牌的logo原封不动印在同类服装上，即便宣称是“尾货”，也可能符合此条件。

• “情节严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或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且非法经营数额在3万元以上，都属于“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2、关键误区

“正品尾货”为啥会踩中刑事雷区？

很多从业者被“正品尾货”的说法误导，认为只要不是刻意造假就没事。但实际上，“尾货”的幌子下，藏着三种常见的刑事风险，必须高度警惕：

01. 假“尾货”：根本就是仿冒品，供货商蓄意欺诈

这是最常见的情况。供货商为了牟利，将仿冒的假冒商品包装成“工厂尾货”“专柜下架品”，用低价吸引采购者。这类商品的商标往往是伪造的，本身就是典型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采购者一旦销售，就会成为犯罪链条中的一环。

就像前文的李某，经调查发现，供货商所谓的“正品尾货”，其实是小作坊仿造的假货，商标是非法印制的，他的销售行为自然构成犯罪。

02. 真“尾货”但“侵权”：未经授权，即便正品也违法

少数情况下，商品确实是品牌代工厂生产的尾货，但品牌方并未授权销售。根据商标法规定，商标权人对商标的使用有独占权，未经许可销售带有其注册商标的商品，即便商品本身是正品，也可能构成商标侵权；若销售规模达到刑事标准，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共犯。

比如某代工厂将未交付品牌方的尾货私自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销售，即便商品质量与正品一致，也因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涉嫌违法。

03. “剪标尾货”藏风险：处理不当仍可能侵权

有些从业者会选择“剪标尾货”，认为把商标剪掉就没事。但如果剪标不彻底，残留的商标元素仍能被识别，或商品本身有明显的品牌特征（如独特版型、标志性图案），仍可能被认定为“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若销售规模达标，同样面临风险。

3、紧急应对

一旦被控假冒注册商标罪，该做什么？

如果突然收到警方传唤，或得知所售“尾货”涉嫌假冒，切勿慌乱，按以下四步处理，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01. 立即停止销售，固定证据：第一时间下架所有涉案商品，避免继续侵权扩大损失。同时整理与供货商的沟通记录（微信、邮件、合同等）、付款凭证、进货单据，证明自己的采购渠道和主观认知。

02. 主动配合调查，如实陈述：到案后如实向警方说明采购过程、对“尾货”的认知、销售情况，切勿隐瞒或伪造证据。如果确实不知道是假冒商品，需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如曾核实供货商资质、询问商品来源等）。

03. 及时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假冒注册商标罪属于刑事案件，专业性强，务必尽快委托擅长知识产权刑事辩护的律师。律师可协助梳理证据、申请取保候审、与检察机关沟通，为后续辩护奠定基础。

04. 积极退赃退赔，争取从轻处理：主动向商标权人退赔违法所得，争取获得对方的谅解书，在量刑时可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若能协助警方抓获供货商，还可能构成立功，进一步降低刑事处罚风险。

4、真实案例

不同应对方式，结局天差地别
案例一

张某在批发市场采购“品牌尾货”运动鞋销售，被查后涉案金额8万元。他立即停止销售，提供了与供货商的合同、付款记录，以及曾要求供货商提供品牌授权文件的聊天记录，证明自己已尽注意义务。律师结合证据提出“主观不明知”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认定其情节较轻，单处罚金5万元。
案例二

王某同样销售“尾货”假冒运动鞋，涉案金额10万元。被查后他销毁部分进货单据，拒绝配合调查，且无法说明供货商信息。法院认为其主观恶性较大，最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8万元。

两个案例的差距，就在于应对态度和证据留存，这也提醒大家：日常合规和危机应对同样重要。
5、防患于未然

采购“尾货”必做的4个风控动作

与其事后补救，不如事前防控。面对“尾货”采购需求，做好以下4点，从源头规避刑事风险：

01.查资质

供货商资质“三必核”：必须核实供货商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对应商品）、品牌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销售尾货的权限和期限）、商标注册证（若供货商为商标权人）。所有资质需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切勿相信“口头授权”。

02.签合同

明确责任“白纸黑字”：采购合同中必须注明“商品为合法授权的正品尾货，无商标侵权风险”，并约定若商品涉嫌假冒，供货商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刑事风险导致的损失）。这既是约束，也是后续维权的依据。

03.留痕迹

交易证据“全留存”：通过对公账户转账，备注“XX品牌尾货采购款”；留存送货单、入库单（需供货商盖章）；将与供货商关于“尾货来源、授权情况”的沟通记录截图存档，形成完整证据链。

04.守底线

低价诱惑“多警惕”：若“尾货”价格远低于正品市场价（如低于3折），大概率存在问题。此时即便供货商说得天花乱坠，也坚决不采购，避免因贪图小利陷入刑事风险。

最后强调：商标刑事犯罪的门槛并不高，“正品尾货”绝不是免责金牌。对于商贸从业者而言，“知法、合规、留证据”是保护自己的三道防线。一旦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才能让生意走得更稳、更远。

（本文作者：盈科王南海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泉州律所）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强，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企业壮大的核心基石。2025年9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2025年11月1日起实施），进一步规范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网络安全事件报告要求。如果没有依规报告，单位和个人都将受到处罚。本文将提示”什么情况下要报告、向谁报、何时报、报什么、如何预防“等关键问题。由于报告的时限性要求很强（最快要在1小时内报告），因此，各单位应提前建立好相应的内部管理机制。

什么是网络安全事件？

网络安全事件是指由于人为原因、网络遭受攻击、网络存在漏洞隐患、软硬件缺陷或故障、不可抗力等因素，对网络和信息系统或其中的数据和业务应用造成危害，对国家、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根据影响程度，分为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重大网络安全事件、较大网络安全事件、一般网络安全事件，部分判断标准如下表。

注：CII＝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后向谁报告？

何时报告？

1.报告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网络运营者承担网络安全事件报告义务。网络安全、系统运维服务合同中需要约定，运维主体要及时向网络运营者报告监测发现的网络安全事件，并协助其按照《办法》规定报告网络安全事件。社会组织和个人有权对所获悉的较大以上网络安全事件进行报告。

2.报告对象

属于较大以上网络安全事件的，按以下程序报告：

3、报告渠道

为了方便网络运营者快速、规范地提交报告, 网信部门设立了统一的“12387”网络安全事件报告接收平台。目前开放的报告渠道包括:

电话：12387；

网站：12387.cert.org.cn；

微信公众号：“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事件报告”；

微信小程序：“12387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平台”；

邮箱：12387@cert.org.cn；

传真：010-82992387。

报告什么内容？

首次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基本信息：单位名称、负责人、联系方式；

2.事件初判：时间、地点、类型、级别、影响、已采取措施；

3.勒索软件攻击事件需报告赎金金额、方式、日期；

4.进一步研判（可72小时内补报）：原因分析、溯源线索、后续措施、请求支援、现场保护情况等。

事件处置结束后30日内，应提交总结报告，包括原因、措施、危害、责任、整改、教训等。

没有依法报告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单位如何应对合规压力？

1.制度建设

（1）制定或修订《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分级标准、报告流程、责任人；

（2）建立内部SOP（标准操作程序），制定详细应急预案，准备标准化报告模板。

（3）建立事件总结机制，按要求在处置结束后30日内完成分析报告。

2.合同管理

（1）在与第三方服务商的合同中明确其事件监测与协助报告义务，约定违约责任。

（2） 建立供应商安全评估机制，将安全事件报告能力纳入评估指标；

（3）定期审查第三方安全状况，确保其持续符合要求。

3.技术准备

（1）部署监测与日志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定级与溯源；

（2）提前梳理系统清单，便于快速填报基本信息。

4.培训演练

（1）开展全员培训与应急演练，确保1~4小时内完成初判与报告；

（2）定期更新预案，适应法规与业务变化。

（3）建立演练评估机制，持续优化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

5.合规留存

（1）保留防护措施、演练记录、报告过程等证据，以备尽职免责主张。

（2） 建立完整的审计日志记录体系，或实施报告过程全流程记录，避免未报、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情况；

   《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制度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各单位应把握2025年11月1日前的窗口期，尽快完成制度梳理、流程优化与人员培训，将合规要求转化为常态化管理实践，既防范法律风险，也提升整体安全治理水平。

（本文作者：盈科廖江涛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成都律所）

2025年10月28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网络安全法》完成自2017年施行以来的首次重大修订, 并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是对本次修订要点的梳理与评析。

修订概览

本次修订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网络安全治理从“安全优先”的单一导向，转变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协同并重，构建“发展导向型安全规制”框架。修订后的法律既衔接已有法规形成覆盖网络、数据、AI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又增设AI条款以支持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最终实现“以安全促发展、以发展强安全”的良性循环。核心修订条款如下：

01、强调党的领导和国家安全观

首次在网络安全基础法律中明确写入“党的领导”，强化了网络安全的政治属性和国家战略导向，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立法宗旨，体现了从“安全优先”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思路转变，为后续网络安全管理、技术发展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法条内容】第三条 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02、人工智能治理入法

我国首次在基础法律层面确立人工智能治理的顶层设计，填补了AI领域法律空白。明确“支持研发”与“加强监管”双轨并行，既鼓励创新，又防范AI滥用风险（如虚假信息、算法歧视）。为后续制定AI伦理规范、安全评估等细则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法条内容】第二十条 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

03、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衔接

通过“引致条款”实现多法协同，避免《网络安全法》与后续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等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上产生适用冲突。修订后第七十一条将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统一指引至《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处理，确保了法律责任的一致性与严厉性（如高额罚款、信用惩戒等）。企业需同步遵循《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构建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体系。

【法条内容】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04、加重处罚力度：法律责任全面升级

处罚力度空前，合规成本激增：修订后《网络安全法》的罚款金额全面提升，不仅提高罚款下限，上限也大幅提升至千万元级别。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合规不再仅是技术或管理问题,而已成为直接影响企业存续的核心法律风险。企业必须将合规投入视为保护自身价值的必要成本。

引入”双罚制”，问责到人：多项罚则明确规定，在对单位处以罚款的同时，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这促使企业高管乃至对应负责员工均必须将网络安全合规提升至战略高度，视为个人的履职红线。

具体修订对比表如下：

违法行为类型	修订前	修订后
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一般运营者）	警告、改正；拒不改正或导致后果的处1万–10万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5万罚款	可直接罚款1万–5万；拒不改正或导致后果的处5万–50万，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10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0万–1000万并对责任人员处5万–100万
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	警告、改正；拒不改正或导致后果的处10万–100万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1–10万罚款	可直接罚款5万–10万；拒不改正或导致后果的处10万–100万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10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0万–1000万并对责任人员处5万–100万
销售或提供未经安全认证的设备	无明确罚则	没收违法所得；处2万–10万或违法所得1–5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执照
违规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或发布安全信息	警告、改正；情节严重的处1万–10万，关闭网站，对责任人员处5000-5万罚款	可直接罚款1万–10万；情节严重的处10万–100万，并可关闭网站或应用程序，对责任人员处1-10万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0万–1000万并对责任人员处5万–100万
未处置违法信息或未报告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10万–50万，关闭网站，对责任人员处1-10万罚款	通报、可直接罚款5万–50万；情节严重的处50万–200万并对责任人员处5-20万罚款，并可关闭网站或应用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00万–1000万并对责任人员处20万–100万

企业合规行动建议

01、构建“三位一体”的合规防护架构

此架构是合规管理的基石，强调组织、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联动。

1）组织保障为核心：设立跨部门的合规协同团队，明确AI合规负责人（如需）与网络安全负责人的职责接口。确保法务、合规、技术与业务部门沟通顺畅，并建立重大合规事项可直达决策层的汇报机制。

2）制度建设为基础：系统性地制定与更新内部合规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安全责任制管理办法》《数据分类分级指南》《AI训练数据合法性审查规程》及《算法安全评估细则》等。同时，审视并修订与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的协议，确保无关键遗漏。

3）技术支撑为抓手：部署与AI业务场景适配的技术防护工具，如数据加密系统、算法漏洞扫描工具和智能监测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实现风险实时感知与管控，并提升合规效率，实现“以技术防风险”。

02、聚焦高风险领域的场景化合规指引

针对法律重点规制的高风险领域，须编制具象化的操作指引，将合规要求融入业务流程。

1）AI业务领域：建立全流程合规机制。事前严控数据源头，审查训练数据合法性，完成授权与匿名化处理；事中定期（如每季度）开展算法安全评估，重点防范特定场景的歧视风险；事后严格执行AI安全事件报告制度。

2）数据跨境领域：遵循“评估/备案-监测”的管理闭环。准确判断数据属性（是否属于重要数据或核心数据），依法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的安全评估或完成标准合同备案，并对出境活动进行持续监测。

3）关键设备管理领域：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采购时的安全认证查验，到使用中的定期安全检测，直至报废前的数据彻底清除，严防设备流转导致的数据泄露。

03、建立长效运营与闭环保障机制

确保合规体系持续有效运行，并能应对动态变化的监管环境。

1）常态化培训与考核：开展分层分类的合规教育，对全员进行基础培训，对核心团队（如AI研发、数据处理）加强专项考核，确保合规意识与技能入脑入心。

2）定期化审计与核查：对照最新法律法规（如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开展合规差距审计，并按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等要求定期完成专项审计。可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并落实问题整改，形成管理闭环。

3）体系化应急响应：完善AI安全事件等专项应急处置预案，明确流程，并定期组织演练，以检验与提升团队的实战响应能力。

4）全程化合规证据留存：建立统一的合规记录制度，要求在日常运营中全面、及时地生成并保存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各项记录、日志与文件，做到全程留痕，为应对审计与监管调查提供有力证据。

综上，本次修订标志着中国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监管进入了“严监管、高罚则、强衔接”的新阶段。对企业而言，被动应付监管要求的时代已经终结，主动将合规内化为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才是新阶段下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

（本文作者：盈科廖江涛、张乔叶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成都律所）

商业宣传是市场经济主体开展经营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商业宣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虚假宣传在市场环境中出现，不仅违反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且形式多样，给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以及市场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虚假宣传的认定

（一）虚假宣传的特征与表现

1.1虚假宣传的行为构成要件

虚假宣传行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内容：行为主体为经营者。根据我国制定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经营者既可以是从事商品服务经营的法人，也可以是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主观心理为故意。在虚假宣传行为产生过程中参与主体的经营者主观心理状态必然是故意的，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该经营者会采取超出商品与服务本身质量范围的虚假宣传行为，导致消费者群体对其产生误导消费；侵犯客体为复杂客体。在市场中出现的各种虚假宣传行为，其实际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虚假宣传行为侵犯了市场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行为还会严重侵害市场的正常广告秩序。

1.2法律上的判定标准

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的目的是保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不正当竞争解释》）第十七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进行认定。”具有明显夸张行为的商品的推广不足以构成对消费者的误解，也不是误导性的虚假宣传，此为法定判断引人误解的一般标准。《不正当竞争解释》第十七条第1款就实践中认定虚假宣传行为的几种特殊情形作了列举性规定: （一）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二）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三）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可知，虚假宣传的本质属性是引人误解，通常具有引人误解的目的或者后果。

虚假宣传行为及危害

（一）虚假宣传行为的形式

1.常见的虚假宣传形式

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提到的虚假宣传主要是指虚假或误导性的商业宣传。虚假宣传是一种宣传活动，通过虚假陈述或其他诱导手段不符合其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情况。

一是欺骗型虚假宣传，即虚假的商业宣传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和捏造事实的过程中进行的商业宣传。具体包括：1.商品或服务本身不存在，是虚构的。2.对商品本身的属性等特点作虚假的宣传。3.利用诸如捏造，伪造或无法核实的科学成就，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等信息进行宣传。

二是误导性的虚假宣传，即商业宣传对消费者造成的误解。误导性虚假宣传的内容难以区分真假，程度不同。因而，传统的虚假宣传行为主要是通过广告以及其他媒体作为传播载体，散播对公众具有误导性的信息，进而达到让消费者进行相关消费的目的。

2.市场竞争中的虚假宣传形式

随着新兴产业链的崛起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中的虚假宣传行为与传统虚假宣传行为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将影响到第三方主体即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受到损害的因果关系与传统虚假宣传行为中其他经营者受到损害的因果关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在传统虚假宣传行为中，由于误导了消费者，从而影响了其他经营者的销量，进而使其他经营者遭受了损害。

由于不同于实体店的消费模式，在网络平台中无法实体了解产品的性能，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则更多依赖店铺信誉度和在电商平台页面的排序来选择商品，决定其是否购买该商品。比如，刷单行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商铺信誉度提升到商家满意的水平，促使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依靠虚假交易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刷流量行为，巧妙地利用了消费者的从众心理，隐瞒了事实，采取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虚假交易行为，导致消费者进入到商家误导的经营模式中，也符合了虚假宣传的形式之一。

（三）虚假宣传行为的危害

虚假宣传行为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内容：1.破坏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经营者不顾消费者用户的利益对商品与服务进行虚假包装宣传，从而刺激理性消费者进行消费购买，会引起整个市场秩序变得更加混乱。2.浪费社会资源。虚假宣传行为会导致更多正常消费用户选择质次价高的商品，会导致更多合格商品和服务出现闲置现象，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3.侵犯消费者与其他经营者利益。虚假宣传行为会直接侵犯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间接导致同行业竞争经营者利益的损害。

完善虚假宣传行为规则建议

（一）加强道德建设

市场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经营者的道德建设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全体经营管理者的道德水平，确保它们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做到诚实守信，杜绝出现各种虚假宣传行为，损害市场消费者用户的合法权益。

（二）加大执法力度

针对当前我国制定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违法经营者处罚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需进一步优化改善具体实施细则，科学细化市场虚假宣传行为的不同条款内容，加大对经营者虚假宣传行为的执法力度，依法采取有效惩罚措施。

（三）转变监管模式

行政机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不同行业协会监督管理作用，通过加强与各行各业协会组织的沟通联系，指导他们通过实践活动影响本行业领域的经营者日常行为，避免经营者出现虚假宣传行为。

（本文作者：盈科彭小静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成都律所）

导言

对于著作权侵权案件，除了常规的文字作品、摄影作品、音乐作品、视听作品侵权等案件外，时常还会遇到一类特殊案件，即实用艺术品侵权案件。对于实用艺术品，由于其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且很多时候实用功能部分与艺术设计部分往往是一个整体，而著作权并不保护实用功能，这导致对于实用艺术品的侵权认定变得复杂。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及笔者办案经验对实用艺术品的侵权认定进行阐述。

一、实用艺术品的概念

实用艺术品，是指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物品，如家具、杯子、背包等，这类物品及其各组成部分本身具有其实用功能与价值，但同时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又会对其进行一定的艺术设计使之具有一定的美感，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同时也具备艺术美感。

对于实用艺术品，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将其作为一类单独的作品进行明确保护，但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其满足作品要求时进行著作权保护并无太大争议，而关键在于其是否构成作品的认定。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由于实用艺术品本身属于一种由线条、颜色、图案等构成的立体造型，与美术作品的保护客体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因此，司法实践中对于满足条件的实用艺术品一般都是通过美术作品进行保护，对于此类构成美术作品的实用艺术品一般称为实用艺术作品。

二、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侵权案件

在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侵权案件中，首要问题就是实用艺术品是否构成作品的认定，即并非所有实用艺术品都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只有当其构成实用艺术作品时才能进一步进行侵权认定，主张著作权侵权。1、实用艺术作品的认定

对于实用艺术作品，根据司法实践的情况，应满足以下条件：

1）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能够相互独立

对于实用艺术作品，艺术美感能够独立于实用功能存在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很多案件主要争议点。

如(2024)粤0192民初3249号案件中涉及宠物背包，即经常用来带猫咪外出的具有透明半球形和透气孔的宠物背包，在该案件中原告主张被告的太空宠物包构成侵权，法院认定“案涉宠物包系用于携带宠物的工具用品，其提手、拉链、包体、面料等的选择与设计系为实现背包本身的实用功能，该部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除去背包本身的实用功能部分以外，其突出设计即背包正面半球形的玻璃罩及背包正面底部和侧面上部的三个透气孔。而该突出设计是为了实现既便于观察宠物、也可以让宠物看到外界环境，同时满足宠物透气的实用功能。上述设计与其实用功能无法相互独立。”最终法院认为该宠物包立体造型不构成作品进而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同样的，在(2021)粤73民终4650号“迷你甲虫包”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美感与功能可否分割也成为争议焦点，法院认为“涉案‘迷你甲虫包’具有艺术美感的部分主要在于包正面三条车缝线、向外鼓起类似甲壳虫背部的形状设计，同时背包的实用功能体现在收纳物品时可向外鼓起，达到扩充收纳的目的。如果涉案‘迷你甲虫包’造型正面不使用三条车缝线、向外鼓起类似甲壳虫背部的设计，则达不到扩充收纳的目的，即涉案‘迷你甲虫包’造型的艺术美感与实用功能是不能相互独立，其艺术美感无法与扩充收纳的实用功能相分离。”最终法院认为该迷你甲虫包不构成作品。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061号“唐韵衣帽间家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157号）中，就实用功能是否能与艺术美感分离的问题，法院认为“该家具的艺术美感主要体现在板材花色纹路、金属配件搭配、中式对称等设计上，通过在中式风格的基础上加入现代元素，产生古典与现代双重审美效果。改动‘唐韵衣帽间家具’的板材花色纹路、金属配件搭配、中式对称等造型设计，其作为衣帽间家具放置、陈列衣物的实用功能并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唐韵衣帽间家具’的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能够进行分离并独立存在。”最终法院认为该“唐韵衣帽间家具”可以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基于上述三个案例，可以看到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是否能够分离是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常见的核心争点。无论是权利人还是被控侵权一方，在此类案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识别产品中实现功能的部分、具有艺术设计的部分，并区分具有艺术设计的部分能否与实用功能进行分割。

那么如何判断艺术美感是否能与实用功能相互独立，基于相关案例及笔者的办案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使用否定假设法，即如果不使用或改变该具有艺术美感的部分，其实用功能还能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那么该艺术美感与实用功能就是相互独立的；若不能实现，则二者就是不能分割的。

以上述案例为例，不使用半球形的玻璃罩及3个透气孔的情况下，无法实现观察宠物及宠物透气的实用功能，故而不能独立；不使用该权利产品的板材花色纹路、金属配件搭配、中式对称等设计的情况下，衣柜的实用功能依然可以实现，不会受到影响，故而该艺术设计部分的艺术美感和实用功能可以相互独立。

2）艺术设计具有独创性，达到一定水准的创作高度

在判断具有艺术设计的部分能够与实用功能进行独立的情况下，并不能当然得出该实用艺术品构成实用艺术作品，需要进一步判断该艺术设计是否具有独创性，包括该艺术设计部分是否为权利人自行设计、具有区别于已有作品的可识别差异、该设计能够体现作者独特的选择、取舍、安排、布局或设计，达到最低限度的创作高度。

综上所述，当实用艺术品的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相互独立且艺术设计具有独创性，达到一定水准的创作高度时，该实用艺术品构成实用艺术作品，可以作为美术作品获得著作权法保护。2、实用艺术作品的侵权认定

在认定构成实用艺术作品后，进一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时，则与一般作品侵权认定相同，需符合“接触+实质性相似”条件，需判断被控侵权方是否有接触条件或接触可能性以及被控侵权产品与权利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此处不进行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应着重考虑前述具有美感的艺术设计部分是否构成相似。

三、办案有感

在笔者代理的一起涉及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同样也涉及一款背包，在收到案卷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后，笔者迅速锁定诉讼策略主张该背包相关设计元素均为实现功能的设计，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不能相互独立，并通过检索在先设计向法院提供相关设计（元素）为在先常见设计、为包包公有领域常用设计元素的证据，同时主张相关设计不具有独创性未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进而主张该背包不构成美术作品，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在该案件中，笔者的主张得到法院的采纳。

作为权利人，为充分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在实用艺术品产品进入市场之前进行知识产权布局时应对该实用艺术品的属性有充分认知，对实用功能部分与艺术设计部分进行识别与区分，并判断艺术设计部分是否能够与实用功能独立且具备独创性，若不能区分或独创性较低，判断下来难以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的，应及时布局外观设计专利，避免在无法作为美术作品保护时也没有专利保护而难以维权。在遇到侵权行为时，亦应提前分析应该采用哪种权利进行维权，避免被动。

作为被控侵权方，在实用艺术品类产品被主张著作权侵权时，理性分析该实用艺术品是否构成作品，若保存有清晰设计过程的，也可向法院提供自身设计来源作为证据，从保护客体、设计来源、比对等各方面积极抗辩。

（本文作者：盈科刘璐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