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复杂且争议频发的环节。它不仅是填平权利人损失、剥夺侵权人获利的工具，更是彰显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市场竞争秩序的标尺。我国法律体系为商业秘密损害赔偿提供了多层次、递进式的计算方法，并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一套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裁判规则。本文将系统梳理损害赔偿计算的一般方法、特殊情形处理、许可费参照规则及关键证据运用，为权利主张与司法裁量提供清晰指引。

一、损害赔偿计算的基本原则与顺序

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的确定，遵循 “填平原则”​ 为主，兼顾 “惩罚与威慑”​ 功能的理念。其计算并非任意选择，而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遵循法定的顺序与逻辑。

计算方法的法定顺序

1. 权利人实际损失优先：首先尝试计算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这是最符合填平原则的计算方式。
2. 侵权人获利作为替代：当实际损失难以精确计算时，转而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赔偿依据。
3. 参照许可费合理倍数：前述两项均难以确定，但有许可使用费可参照的，可参照该费用的合理倍数确定。
4. 法定赔偿（司法酌定）：在以上方法均无法适用时，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在法定限额内（最高五百万元）酌情确定赔偿数额。2019年修法后，对于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者，可适用 “惩罚性赔偿”​ ，最高可达前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五倍。

这一顺序体现了立法和司法对 “损失填平”​ 这一核心目标的追求，以及在实际操作中 “务实可行”​ 的考量。

二、具体计算方法及其司法适用

（一）实际损失的计算：因果关系与证明难点

实际损失是指，若无侵权行为发生，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本应获得的经济利益，因侵权行为而减少或丧失的部分。

计算维度包括：

• 销售损失：因侵权产品/服务挤占市场导致权利人销量下降或价格侵蚀带来的利润损失。计算公式可为：减少的销量 × 权利人的单位利润。
• 利润损失：权利人被迫降价销售导致的单位利润减少。
• 成本增加：为应对侵权、挽回市场而额外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强化营销、进行反不正当竞争调查的费用等。

核心难点与对策：

• 因果关系证明：销量下降可能由市场环境、自身经营等多种因素导致，需有力证据证明侵权行为是损失的主因。可借助市场分析报告、同期数据对比、客户转移证据等构建因果链。
• 损失数额的精确性：商业秘密侵权往往影响长期竞争优势，远期损失难以量化。权利人需提供详尽的财务数据、预决算报告、历史增长率等，作为计算基础。

（二）侵权人获利的计算：基于侵权人财务资料的审计

当实际损失难以计算时，可将侵权人的侵权获利推定为权利人的损失。此方法将举证焦点部分转移至侵权人。

获利计算的基础：侵权产品的销售量 × 侵权产品的单位利润。

• 销售量：可通过查获的合同、发票、出货单、财务账册、报关单、电商平台数据等认定。
• 单位利润：通常采用 “营业利润”​ （销售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对于以侵权为业的恶意侵权者，有时可考虑采用 “销售利润”​ （仅减去营业成本和税金），以体现惩戒。

侵权人的举证妨碍后果：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在权利人初步举证侵权获利后，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若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不提供真实资料，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这极大地缓解了权利人的举证困难。

（三）特殊情形：商业秘密因侵权而公开的价值损失计算

这是损害最严重的情形。一旦商业秘密因侵权行为彻底公开，成为公知信息，其作为秘密的全部商业价值便永久丧失。此时的赔偿，实质上是对 “商业秘密本身商业价值”​ 的赔偿。

商业价值的评估因素：

1. 研究开发成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投入。
2. 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既往利用该秘密已获取的现实收益。
3. 可得利益：未来预期可获得的收益，需基于可靠的商业计划或历史数据。
4. 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即该技术或信息的市场领先期或生命周期。
5. 市场价值与转让价值：同类技术的许可或转让价格参考。

此时，可能需要借助资产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成本法等专业方法进行评估。

（四）参照许可费合理倍数：市场化标准的引入

此方法借鉴了专利侵权赔偿的计算思路，将商业秘密视作可许可的资产，以其市场交易价值为基准确定赔偿。

“合理倍数”的考量因素（核心审查要点）：

• 许可费本身的合理性：审查许可合同是否真实履行、许可费是否实际支付、许可人与被许可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规避虚假许可。
• 许可条件与侵权情节的对比：
  • 许可性质：是独占、排他还是普通许可？侵权相当于“强制许可”，其价值通常高于普通许可费。
  • 许可范围与时间：侵权行为的范围（地域、领域）和持续时间。
  • 侵权行为的情节：主观恶意、侵权规模、后果严重程度。恶性侵权，倍数应更高。
• 行业通常标准：同类技术或信息的市场许可费率。

此方法的关键在于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市场化参照，避免赔偿数额的随意性。

表：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对比与适用要点

计算方法​	适用顺序​	核心公式/依据​	证据收集重点​	主要挑战​
实际损失​	第一顺位	销量损失×单位利润 + 价格侵蚀损失 + 合理成本增加	自身销量/价格变动数据、财务报告、市场分析报告、与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证据。	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明；损失额的精确计算；多重因素导致损失的剥离。
侵权获利​	第二顺位（替代）	侵权销量×侵权单位利润（通常按营业利润计）	侵权方的合同、发票、账册、宣传资料、网站数据、平台销售记录；申请法院证据保全或调查令。	侵权人财务资料难以获取；利润率的合理确定；剔除与侵权无关的利润。
秘密公开的价值损失​	实际损失的特殊情形	商业秘密的整体商业价值（研发成本、收益、预期利益、竞争优势期等）	研发投入凭证、资产评估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证明竞争优势期的证据。	价值的科学评估；未来收益预测的合理性。
许可费合理倍数​	第三顺位（参照）	可比许可使用费 × 合理倍数（通常1-3倍，恶性侵权更高）	既往的许可合同及履行凭证、行业许可费率标准、专家证言。	找到真实、可比的许可费标准；“合理倍数”的裁量因素复杂。

三、确定赔偿数额的关键证据与运用策略

赔偿数额的确定高度依赖证据。权利人应围绕所选计算方法，系统性地组织证据链。

权利人应重点收集的证据：

1. 证明自身损失的证据：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纳税记录、销量与价格变动明细、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票据（律师费、鉴定费、差旅费）。
2. 证明侵权人获利的证据：
   • 侵权人自行披露的信息：上市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宣传册、官网、新闻稿中关于销量、产能、市场地位的描述。
   • 第三方平台数据：电商平台销售数据、行业分析报告、海关出口数据等。
   • 财务资料：通过证据保全或法院调查令获取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销售合同、进出货单。
   • 系统数据：ERP、CRM等设备系统中存储的交易记录。

证据运用的司法规则：

根据司法解释，侵权人及第三方资料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侵权人自己公开的经营信息、第三方平台的统计数据、评估报告、政府部门记录等，除明显不合常理或侵权人能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外，人民法院可以采纳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这赋予了权利人利用公开信息和优势证据规则的有力武器。

四、实务建议与策略选择

1. 诉讼前的证据布局：在可能发生纠纷前，即有意识地保存和整理能证明商业秘密价值（研发记录、成本核算）和自身市场地位（财务报表、销售数据）的证据。
2. 计算方法的策略选择：起诉时，可同时主张多种计算方法，并排列优先顺序。在庭审中，根据举证情况，重点论证最有利、证据最扎实的一种。
3. 积极运用举证规则：充分利用“举证责任转移”和“举证妨碍”规则。当初步证明侵权获利存在时，积极申请法院责令侵权人提供其掌握的财务账册等证据，若其拒不提供，则主张依己方证据和主张确定赔偿额。
4. 引入专业支持：对于损失评估、价值鉴定、财务审计、行业许可费率等专业问题，可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或行业专家出具专业意见，增强说服力。

结语

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是一个融合了法律逻辑、经济分析与证据技术的复杂过程。从“实际损失”到“侵权获利”，再到“许可费倍数”与“法定赔偿”，法律提供了多层次的路径，其核心精神在于：力求反映权利的真实损害，不让侵权者因违法而获利。成功的索赔主张，依赖于对计算方法的深刻理解、对证据规则的娴熟运用，以及在诉讼中构建一个严谨、有说服力的赔偿论证体系。随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和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规则的灵活运用，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将获得更有力的损害赔偿救济，这无疑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水平，营造尊重创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当侵权行为被认定成立后，权利人除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外，一项关键且彻底的救济请求往往是要求返还或销毁侵权物品。这直接指向了侵权行为的物质载体与信息存留状态，旨在从物理上彻底消除侵权影响、防止损害持续或复发。我国司法实践对此确立了 “一般准许，例外审慎”​ 的裁判原则，即在原则上支持权利人的此类请求，但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执行可能性等更高价值的考量，设置了必要的例外情形。本文将系统剖析侵权物品处置请求的司法审查标准、法理逻辑及实务操作。

一、处置请求的法律性质与功能定位

要求返还或销毁侵权载体、清除商业秘密信息，本质上属于 “恢复原状”​ 或 “排除妨害”​ 性质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在商业秘密领域的特殊体现。其核心功能在于：

1. 彻底消除侵权状态：相较于“停止侵权”禁令主要约束未来行为，销毁或返还是对既成侵权事实及其物质后果的直接清除，更具彻底性。
2. 预防损害再次发生：通过物理上消灭承载商业秘密的侵权载体（如图纸、样品、设备、存储介质），从根本上杜绝侵权人再次使用、披露或允许他人使用的可能性。
3. 彰显法律惩戒与救济力度：销毁侵权物品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是对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也是对权利人权利状态的权威性恢复。

二、司法裁判的一般原则：对权利人救济的倾斜支持

基于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即难以完全收回的特性，以及防止“二次侵权”的迫切需求，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确立了支持权利人处置请求的一般原则。原告请求返还或销毁商业秘密载体，清除其所控制的商业秘密信息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予以准许。

这一原则的法理基础在于：

• 物权请求权的延伸：商业秘密虽为无形财产，但其载体具有物理形态。权利人对记载其秘密的载体享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侵权人无权占有。返还请求权类似于物权上的原物返还。
• 侵权责任的内在要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责任。销毁侵权载体是“恢复原状”或“消除危险”在商业秘密侵权中的具体化。
• 效率与周延的救济：在确认侵权后，判决销毁是阻止损害扩大的最直接、有效方式，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免去了权利人后续申请强制执行禁令的繁琐。

实践中，可被判决返还或销毁的“载体”范围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含有商业秘密的文件、图纸、手册、软件代码、U盘、硬盘、芯片，以及使用商业秘密直接生产的侵权产品、模具、专用设备，甚至包含商业秘密的半成品、原材料等。

三、例外情形的审慎裁量：基于多元价值的平衡

尽管有一般原则，但司法并非机械地支持所有销毁请求。法律设置例外条款，体现了在保护个体商业秘密权益时，对社会公共利益、执行现实可能性及防止权利滥用等更高位阶价值的综合考量。

（一）例外情形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这是否决销毁请求最重要、最审慎的理由。当销毁行为可能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根本福祉造成显著损害时，个人权利的保护需适度退让。

典型场景包括：

1. 涉及重大公共安全或健康的产品：如侵权载体是用于生产救命药品的关键设备或原料，立即销毁可能导致药品供应中断，危及公共健康。法院可能判令在找到替代方案或过渡期后，再行处置或采取其他措施。
2. 承载重要公共功能的唯一设施：如侵权设备是某地区关键基础设施（如环保处理、应急供电）的核心组成部分，且无立即替代品，销毁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3. 可能引发严重环境或安全风险的处置：销毁过程本身（如化学品的销毁）可能产生严重污染或危险，需在满足严格环保与安全标准下进行，否则法院可能要求采用封存、技术消除等替代方式。

在此类情形下，法院的审查极为严格，要求被告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重大”且“直接”的公共利益损害风险，而非泛泛而谈的经济损失。

（二）例外情形二：销毁不具有可执行性

此例外关注判决的现实履行问题，旨在避免作出无法执行或执行成本畸高的“空判”。

具体表现有：

1. 载体已灭失或无法区分：侵权载体已毁损、丢失，或已与合法材料、设备完全混合无法分离。例如，商业秘密信息已嵌入一个庞大软件系统的部分模块，且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单独清除。
2. 载体为不可替代的通用工具或基础资料：例如，用于侵权的是一台价值高昂的通用型精密仪器，或一套通用的行业标准数据库，其本身并非侵权产物，只是被用于侵权活动。销毁将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且与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不相称。法院可能判令删除特定侵权信息或采取技术隔离措施。
3. 信息已扩散至无法物理清除的境地：如商业秘密已通过网络传播至大量不明第三人，或已被侵权人员工深度掌握并记忆（“载于大脑”），物理销毁载体已无法实现“清除信息”的目的。此时，重点可能转向追究赔偿责任和发出行为禁令。

四、司法实践中的审查要点与替代方案

在审理此类请求时，法院通常会进行以下层面的审查，并可能寻求替代方案：

表：侵权物品处置请求的司法审查与替代方案

审查层面​	关键问题​	证据与考量​	可能的替代方案​
必要性​	销毁是否为防止侵权复发的必要手段？	侵权载体的性质、信息复制的可能性、侵权人的诚信记录。	返还给权利人；技术性删除/擦除信息，载体由侵权人保留作非侵权用途。
相称性​	销毁造成的损失与救济目的是否相称？	载体价值、对侵权人生产经营的影响、侵权恶意程度。	有偿转让给权利人；去除侵权功能/模块后允许继续使用。
公共利益影响​	是否损害重大公共利益？	对公共安全、健康、环境、重大科研项目的潜在冲击。	暂缓执行直至找到替代方案；委托第三方托管；判令支付高额使用费直至秘密公开。
可执行性​	判决是否可实际履行？	载体是否特定、可区分、可物理处置；技术上的可行性。	司法监督下的处置；详细的行为描述（如具体删除哪些文件、格式化哪些硬盘）。

五、对诉讼双方的行动建议

对权利人（原告）：

1. 明确具体请求：在诉讼请求中应尽可能具体地描述要求返还或销毁的载体（如列出清单、指明特征），而非笼统表述。
2. 论证必要性与合理性：提交证据证明这些载体系侵权直接产物或主要用于侵权，且返还或销毁是防止侵权所必需。
3. 预判并回应例外情形：提前评估被告可能以“公共利益”或“不可执行”为由抗辩，并准备反驳证据或提出可行的替代处置方案（如技术消除）。

对被控侵权人（被告）：

1. 积极抗辩与举证：如确实存在例外情形，应主动收集并提交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销毁将损害重大公共利益或事实上无法执行。
2. 主动提出替代方案：即使侵权成立，也可向法庭提出更合理、损害更小的替代处置方案（如支付合理费用购买载体、彻底删除信息等），以争取更有利的判决。
3. 区分载体性质：明确涉案载体哪些是专用于侵权的，哪些是通用工具被不当利用，就后者主张不应销毁。

结语

商业秘密侵权物品的处置，绝非简单的“一毁了之”。它深刻体现了现代知识产权司法在保护私权、惩戒侵权、兼顾公益、务实执行之间进行的精密权衡。从“一般准许”中，我们看到了法律对商业秘密这一特殊财产权给予的强有力、立体化的救济；从“例外审慎”中，我们则看到了司法智慧对极端情况下利益冲突的理性调和。这一规则的适用，要求法官不仅是法律条文的适用者，更是社会利益的衡平者和可行方案的探索者。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理解这一规则的双重面向，有助于在维权或应诉时提出更精准、更具说服力的诉求与抗辩，最终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个案正义与实质公平。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当侵权行为被确认成立，停止侵害是权利人寻求的首要且最为核心的民事救济方式。与财产损害赔偿的“向后看”（填补已发生损失）不同，停止侵权责任是“向前看”的，旨在制止持续的侵害状态，防范未来的损害发生。其核心争议与司法难点，往往聚焦于停止侵权责任的时间边界——侵权人需要停止到何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确立了原则与例外相结合的裁判规则，体现了商业秘密保护中复杂精妙的利益平衡艺术。本文将系统解析停止侵权责任适用的法理基础、一般规则、例外情形及其司法裁量考量。

一、司法理念：在保护专有与促进竞争之间寻求平衡

停止侵权责任在商业秘密案件中的适用，并非简单的“侵权即永久禁止”，而是深植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根本宗旨。其司法理念在于平衡两组核心利益：

1. 保护权利人的投资与竞争优势：商业秘密是权利人投入资源获得的竞争优势载体，法律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禁令救济，使其免受持续性不法侵害，从而激励创新与投资。
2. 维护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公共利益：商业秘密保护不应异化为对技术或信息的永久垄断。一旦秘密因权利人的公开、技术的自然更迭或其他合法原因进入公知领域，其保护的基础即告丧失，公共利益要求相关信息能被社会自由利用。

因此，停止侵权责任的期限设定，本质上是司法在个案中对“权利人竞争优势的剩余保护期”进行界定与度量。

二、一般规则：停止至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时

根据司法解释确立的一般原则，判决停止侵权的持续时间，原则上应持续到该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时为止”。此规则的法理逻辑在于：

• 与保护客体同始终：商业秘密权的存续以其“秘密性”为前提。一旦商业秘密因任何原因（如权利人自行公开、第三方独立发现并公开、侵权行为导致大规模扩散等）进入公知领域，成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其作为法定权益的保护基础便不复存在。此时，再判令被告停止使用已属公知的信息，缺乏法律依据，也妨碍了信息的正当传播与利用。
• “公众所知悉”的认定：此处的“公众所知悉”是一个法律事实判断，指该商业秘密的核心、实质性内容已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得，而不仅限于少数人知晓。在诉讼中，这通常需要被告举证证明，或由法院结合案件事实（如相关信息已在公开出版物发表、已成为行业通用技术等）予以认定。

此一般规则确立了停止侵权责任的最长可能期限，在逻辑上清晰严谨，符合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法理。

三、例外规则：基于“比例原则”的合理限缩

然而，司法的复杂性在于，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可能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因此，司法解释同时规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外条款：“判决停止侵权的持续时间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在依法保护原告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合理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侵权行为。”

这是中国商业秘密司法保护走向精细化与合理化的标志性规则。其引入的“合理性”审查与“附期限/范围禁令”，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1. 禁止权利滥用与比例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判令被告永久停止使用（即持续到秘密公开），可能造成被告付出的代价（如关闭生产线、解雇员工、巨大投资浪费）与权利人所受侵害、或与侵权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显著不成比例。特别是在被告主观恶意不大、侵权行为对秘密公开的“贡献”有限，而永久禁令将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时，需适用比例原则进行调和。
2. 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扩散”特性：与有形财产不同，信息一旦被知悉便难以从人脑中“擦除”。当被告员工已掌握该商业秘密，简单的行为禁令可能无法实际执行，或会不当限制员工的劳动就业权。此时，法院可能转而判决被告支付合理的许可费（即“替代履行”），或对禁令范围进行限缩。
3. 促进诉讼经济与纠纷解决：附期限的禁令为双方提供了更灵活的和解与未来合作的弹性空间，避免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有利于实质化解纠纷。

四、司法裁量的核心考量因素

在判断是否启动例外规则，以及如何确定“合理期限或范围”时，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进行精细化的利益衡量：

表：确定停止侵权合理期限/范围的司法考量因素

考量维度​	具体因素​	对期限/范围的影响​
商业秘密自身属性​	技术信息的生命周期、更新迭代速度	生命周期短、迭代快的（如软件算法），判令较短期限可能更合理。
	商业秘密的价值与保密程度	核心机密、采取严密保护措施的，倾向于更严格保护。
侵权行为情节​	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故意或重大过失）	恶意侵权、盗取、利诱等恶劣情节，倾向于适用更长期限或更广范围的禁令。
	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与规模	长期、大规模侵权，对权利人市场侵蚀严重的，禁令应更严厉。
	侵权行为导致秘密公开的风险与程度	若侵权已导致秘密实质性公开，需重新评估禁令的必要性。
原被告双方利益​	停止侵权对被告造成的损害（如投资浪费、员工安置）	若执行永久禁令将造成巨大且不成比例的社会成本损失，可能缩短期限或变通方式。
	权利人的损失是否可通过赔偿充分弥补	若损失易于计算且可赔偿，且禁令对被告影响巨大，可能考虑以赔偿替代部分禁令。
	原告是否怠于行使权利（如“权利懈怠”）	原告明知侵权而长期不起诉，可能影响其获得长期禁令的正当性。
公共利益​	是否涉及公共健康、安全等重大利益	如涉及通用药品生产工艺等，可能限制禁令范围以保障公共供应。
	是否严重限制正当竞争与人才流动	避免禁令不当限制前雇员的择业自由和行业正常竞争。

五、实务中的责任承担具体形式

基于上述考量，法院判令的停止侵权责任可能呈现多种具体形态，体现了从“绝对禁止”到“附条件许可”的梯度：

1. 永久禁令（至秘密公开时）：适用于恶意侵权、秘密价值高且未扩散、侵权行为是秘密公开主因的情形。这是最严厉的责任形式。
2. 附期限禁令：判决被告在特定期限内（如2年、5年）停止使用。该期限的确定，通常参考原告因侵权丧失的竞争优势领先时间，或该领域技术的平均更新周期。期限届满后，无论秘密是否公开，被告均可使用。
3. 附范围/方式禁令：限制被告使用的范围（如仅限在特定产品线或地域市场禁止使用）或方式（如允许被告在支付合理使用费后继续使用），而非一概禁止。
4. 替代性赔偿（支付许可费）：在判令停止侵权已不具可行性或显失公平时，法院可判令被告支付合理的许可使用费以替代停止侵权。这实质上是将侵权行为“合法化”，但要求侵权人付出对价。

六、对诉讼参与方的策略启示

对权利人（原告）：

• 诉前评估：理性评估商业秘密的剩余生命周期和竞争优势期，提出合乎比例、具有说服力的禁令期限请求，而非一律追求“永久”。
• 证据准备：不仅要证明侵权成立，还需准备证据证明商业秘密的长期价值、侵权行为造成的持续性损害风险，以及被告的主观恶意，以支持长期禁令的请求。
• 灵活应对：在诉讼中，可将附期限禁令或“禁令+赔偿”的组合方案作为谈判或诉讼的备选策略，以更高效地实现商业目的。

对被控侵权人（被告）：

• 积极举证：在侵权可能成立的情况下，积极举证证明永久禁令的“明显不合理”性，例如提供证据证明技术已过时、自身投入巨大、禁令将造成严重社会资源浪费等。
• 提出合理替代方案：主动向法庭提出附期限、附范围或支付许可费等替代性责任承担方案，并论证其合理性。
• 利用“洁净室”等抗辩：如主张其后续开发已与侵权信息隔离（通过“洁净室”程序），请求将禁令范围限定于特定的侵权产品或版本。

结语

停止侵权责任在商业秘密案件中的适用，已从简单的“侵权即禁止”模式，演进为一项高度精细化、个案化的司法衡平艺术。其核心在于，法院不再仅是侵权事实的裁判者，更是市场竞争秩序与各方利益冲突的调节者。在恪守保护商业秘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合理性”检验与多元化的责任形式，司法实践正努力在“保护创新者回报”与“防止权利滥用、促进知识扩散”之间，寻找到一条更加公正、高效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路径。这一进程，对企业的合规经营、诉讼策略乃至创新生态的构建，均具有深远的影响。

摘要：

餐饮、教育等行业主体开展特许经营（招商加盟）业务时，是否需要在第35 类“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项目注册核心商标是行业关键疑问。司法裁判层面，对特许人发展加盟商过程中商标使用行为是否落入该服务范畴，存在构成相同服务、类似服务及不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三种裁判观点。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该服务特指为他人特许经营提供的辅助性服务，不含特许人自身开展特许经营行为。考虑到司法裁判尺度差异及商标抢注、商业架构复杂带来的风险，建议特许人完成核心商标于该类别上的注册布局，筑牢品牌保护防线。

关键词：特许经营、商标布局、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商标布局上，餐饮行业的核心服务类别可能涉及第29类、第30类，以及第43类，而教育行业的核心服务类别一般为第41类。在实务中，此类主体若计划开展招商加盟（特许经营）业务，是否必要在第35类第3502群组“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项目上申请注册商标，这一问题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亦是特许人在商标布局中的关键疑问。

二、司法裁判规则梳理

特许人自行开展特许经营业务，在发展加盟商过程中使用商标的行为，是否落入第35类“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范畴，司法机关对此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相关争议至今尚未形成定论。

（一）认定属于“相同”服务的案例

在“卡乐仕”案中，北京市卡乐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是第35类第7396382号“卡乐仕”商标的权利人，该商标核定的服务项目包含“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等。北京卡乐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是第37类“卡乐仕”商标的被许可人，商标核定服务范围为车辆保养和修理、汽车清洗等汽车服务。原告主张，被告以特许经营模式招商加盟的行为，侵犯了其第35类商标专用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其裁判核心观点为：被告在网站宣传中使用“卡乐仕汽车生活空间连锁机构”“卡乐仕加盟连锁网”等标识，意在推广自身的商业特许经营活动，明确自身特许经营机构属性，展示加盟优势与级别并招募加盟商，该商标使用行为指向的服务是“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而非其第37类商标核定的汽车清洗、美容等服务。¹ 该案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具体可参考以下论述。

在“钱大妈”案中，原告广州市钱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持有第12922347号“钱大妈”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类别为第35类，服务项目涵盖广告宣传、商业信息、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等。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告在里脊肉、油菜等生鲜商品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钱大妈”，与原告第8970330号注册商标核定的肉、蔬菜等商品构成相同商品；被告在生鲜超市招商加盟服务中使用被诉侵权标识，与原告第12922347号注册商标核定的“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构成相同服务。²

在“蜜雪冰城”案中，原告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第35类多件“蜜雪冰城”注册商标，核定服务包含“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被告内蒙古蜜念雪商贸有限公司等主体特许他人使用其经营资源并提供管理服务，法院认定该行为所指向的服务，与原告第35类商标核定的“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属于相同服务。最终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构成商标侵权，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³

（二）认定构成“类似”服务的案例

2014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30号指导性案例—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该案中，原告杭州小拇指公司持有第6573882号“小拇指”文字注册商标，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5类，包含“连锁店的经营管理（工商管理辅助）”“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等。被告天津小拇指公司、天津华商公司在从事汽车维修服务及通过网站开展招商加盟活动的过程中，使用了与涉案商标近似的标识。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通过网站进行招商加盟的商业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属于在与原告第6573882号注册商标核定服务相类似的服务上使用近似商标。该行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⁴

（三）认定不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的案例

部分司法裁判观点与前述案件截然相反，其核心逻辑为：第35类“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特指为他人的特许经营活动提供的商业管理服务，而非特许人自身开展的特许经营活动。特许经营的本质是特许人将其拥有的注册商标等经营资源，通过合同形式许可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特许费用，该行为属于商业模式范畴，与为他人提供的“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存在本质区别。

以“卡乐仕”案二审判决为例，二审法院认为，卡乐仕服务公司在网站宣传中使用“卡乐仕”标识，是为了展示自身直接从事的商业特许经营活动，属于对其第37类“汽车清洗、汽车美容”核定服务商标的合法使用，而非在第35类“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上的商标使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予以改判。⁵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指引和说明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12月7日发布实施的《关于第35类服务商标申请注册与使用的指引》中指出：特许经营相关服务，是指为他人的特许经营行为提供的商业管理等服务，不包括特许人进行的特许经营行为本身。“特许经营”与“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概念不同。

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注、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所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许可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

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是指为上述他人的特许经营提供咨询、调查等辅助性服务，旨在为他人的经营活动提供商业性管理等帮助。具体包括“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辅助、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咨询、特许经营商业事务管理、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四项。从事特许经营相关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为他人的特许经营行为提供商业咨询、调查、管理等服务的主体。

四、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指引，餐厅、教育培训等行业的特许人，在自身业务中使用商标发展加盟商、授权加盟商使用商标的行为，并不属于在第35类“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上使用商标。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有部分法院认定该类行为与第35类核定服务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裁判尺度的差异给特许人带来了法律风险。

此外，在复杂的商业架构中，若特许人通过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统一开展招商加盟及加盟商管理业务，且在该过程中突出使用商标，则该商标使用行为是否落入第35类服务范畴，更容易引发争议。同时，若核心商标的第35类被他人抢注，抢注人在为第三方提供特许经营的管理服务时使用该商标，可能也会弱化特许人核心商标的显著性与识别性，进而损害特许人的品牌权益。

综上，为有效规避商标侵权风险与品牌混淆风险，笔者建议特许人在开展招商加盟业务时，将核心商标标识在第35类“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项目上进行布局注册，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商标保护体系。

（本文作者：盈科秘如凯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北京律所）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4日作出（2025）最高法知民辖终250号、251号、25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浙02知民初42、43、44号民事裁定，驳回宁波Z公司的起诉。

本案由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王承恩、王华永；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许小静组成的仲裁案件代理团队，会同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诉讼案件代理团队兰才明、潘月律师共同处理。

出庭律师为：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王华永，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兰才明。

关键词：专利权权属纠纷；仲裁条款；

主管权；管辖权；可仲裁性

裁判要点

1.当事人在技术合作类合同中明确约定仲裁条款，专利权权属争议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合作内容直接相关的，该争议属于仲裁条款涵盖范围。

2.专利权权属纠纷属于财产权益纠纷范畴，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

3.主管权是确定管辖权的前提，人民法院应先审查案件是否属于司法主管范围，再审查管辖权问题；仲裁机构已对同一争议进行实质性审理的，人民法院应排除司法主管，驳回起诉。

基本案情

深圳X公司与宁波Z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 《补充协议》《共同保密合同》，约定双方联合开发特定技术产品。协议明确了合作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另外，《合作开发协议》第14. 2条“有关本合同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秉承善意友好协商解决。若三十（30）日内协商不成，双方均同意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适用提交时该仲裁委生效并适用的最新仲裁规则进行裁决。”与《共同保密合同》第十四条“任何由于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应受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专属管辖，并以上海为仲裁地点”，均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

深圳X公司相关技术申请发明专利并获得授权。宁波Z公司主张其拥有案涉专利的技术秘密，深圳X公司在合作过程中不正当获取该技术秘密并申请专利，既侵害其技术秘密又违反协议约定，遂于2025 年 6 月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为涉案专利权权利人，并判令深圳X公司配合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深圳X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宁波中院经审查，并于2025 年 9 月 9 日作出的民事裁定，认为本案系专利权权属纠纷，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法院在审查时，一般只需要有初步证据证明被告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本案中，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是否系《合作开发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关系到一审法院能否受理本案，因此应当对此进行审查。但鉴于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复杂，其是否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尚待实体审理，且并非毫无争议。若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属于《合作开发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则应适用《合作开发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并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若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并非履行合同产生的技术，则属于深圳X公司擅自申请专利，显然属于侵权行为。在宁波Z公司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行为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深圳X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不成立，应予驳回。

深圳X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为：（一）本案属于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而非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可以仲裁的事项。（二）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第4. 1条约定，涉案专利不论是新技术还是各方原有技术，均为 《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技术范畴。宁波Z公司在本案起诉状以及2024年11月29日致深圳X公司的《律师函》中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确。（三）一审法院混淆主管权与管辖权概念，法律适用错误。仲裁与诉讼具有绝对排他性，其所涉及的主管权异议属于程序异议，必须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予以实质解决。（四）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双方就涉案技术成果归属的争议，并进入实质审理阶段，法院审理本案将导致“一事两审”的程序冲突。（五）即使本案由法院主管，一审法院亦无管辖权。本案的被告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若认为本案纠纷不属于可仲裁事项范围，也应移送至深圳中院管辖。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一、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二、驳回宁波Z公司的起诉。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争议是否为《合作开发协议》《共同保密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所涵盖以及本案是否应由人民法院主管。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

本案中，第一，《合作开发协议》与《共同保密合同》均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双方当事人对于仲裁条款的效力没有异议。而且， 《合作开发协议》和《共同保密合同》对合同双方合作开发所产生的新的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合同双方的保密信息和保密信息中任何形式的知识产权的归属，也进行了约定。第二，根据宁波Z公司在本案起诉时的主张以及《律师函》，宁波Z公司认为深圳X公司将涉案技术申请专利并公开的行为违反了《合作开发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专利权权属纠纷属于财产纠纷，并非仲裁法规定的不可仲裁的争议。第三，宁波Z公司主张深圳X公司擅自将宁波Z公司已有的技术方案申请专利，相关争议也涉及《共同保密合同》 《合作开发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关保密约定的审查，《共同保密合同》第十条与本案争议密切相关，第十四条约定了“任何由于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应受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专属管辖，并以上海为仲裁地点”。第四，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仲裁案所涉及的争议与本案争议密切相关，且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经实质性地开展了有关工作，包括委托鉴定。综上，深圳X公司关于驳回宁波Z公司起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若有新证据证明或者仲裁裁决认为本案争议内容不属于涉案合同约定应通过仲裁解决的双方争议的，宁波Z公司仍可以另行起诉。

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故对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不再评述。

综上，深圳X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关于技术合作开发合同双方约定仲裁管辖，一方依合同约定提起仲裁，在仲裁受理管辖期间，另一方又以专利权侵权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驳回管辖权异议，认定人民法院对专利权权属争议及侵权纠纷享有管辖权。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法院裁定，并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该三个裁定，对专利权权属争议案件的管辖权之争有了定论。

在此之前，涉及此类情形的纠纷，从未有生效的判决或裁定案例，检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仅能检索到（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 111 号判例，但是该案是在仲裁裁决不归属仲裁管辖的情形下，双方对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管辖权争议，且该案涉及侵权的相关事实与本案也有不同之处。2025年 9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完成修订，对可仲裁性、仲裁与诉讼的衔接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使该三份裁定在新法背景下更显示范价值。因此，该三份裁定不仅填补了类案裁判空白，更对专利权权属与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仲裁受理期间法院管辖权的认定，以及仲裁与法院之间主管权冲突的解决均有指导性的典型意义。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条、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救济旨在实现三个目标：停止侵害现状、补偿经济损失、消除侵权载体。然而，由于商业秘密权与姓名权、名誉权等传统人格权在受损客体上存在本质区别，其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展现出鲜明的财产性特征。

一、 核心民事责任：三位一体的救济体系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主要由以下三个维度构成：

1. 停止侵权（禁止性救济）

这是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核心手段。具体表现为：

• 禁止继续使用： 被告必须立即停止在生产经营中使用涉案商业秘密。
• 禁止披露与许可： 被告不得将掌握的机密信息向任何第三方公开，亦不得授权他人使用。
• 期限限制： 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通常持续至该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即秘密性消失）为止。

2. 赔偿损失（补偿性救济）

赔偿数额的确定通常遵循“填平原则”，即补偿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 计算方式： 优先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计算；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计算。
• 惩罚性赔偿： 对于故意侵犯商业秘密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法院可依法判决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3. 销毁或返还载体（清除性救济）

为了从源头上斩断侵权可能，法院可判令被告：

• 销毁载体： 销毁含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源代码、实验记录或电子存储设备。
• 返还物品： 将获取的涉及机密的实物、样品或原始文件返还给权利人。

二、 责任限制：为何“赔礼道歉”一般不予支持？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原告常习惯性地提出“赔礼道歉”的诉请。但在商业秘密纠纷中，法院对此类主张通常持审慎甚至否定态度。

法律逻辑分析：

• 人格权 vs. 财产权： 赔礼道歉主要适用于侵犯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等人格权的案件，其目的是修复受损的人格尊严。而商业秘密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财产利益。
• 商誉损害的缺失： 秘密信息的泄露通常导致的是原告竞争优势的削弱和市场份额的损失（经济损失），而非对原告商业信誉（即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评价）的负面冲击。
• 司法原则： 除非原告能够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伴随着诋毁商誉、虚假宣传等足以造成原告社会评价降低的情形，否则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性与必要性。

三、 总结与建议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民事责任承担重在“纠偏”与“获偿”。

• 对权利人而言： 应当将诉讼重心放在损失数额的精细化举证以及申请行为保全（及早停止侵权）上，而非纠结于人格化、形式化的道歉。
• 对被告而言： 重点在于证明侵权行为的范围及关联载体的性质，争取在合理的损失范围内承担责任，并积极配合载体销毁以终结责任期限。

在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往往处于企业竞争利益与人才流动自由的交汇点。其中最核心的争议之一，在于如何区分**“单位的商业秘密”与“员工个人的知识、经验与技能”**。承认并保护员工的生存权利，不仅是法律正义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必然要求。

一、 生存权利：员工劳动能力的法律属性

员工在长期执业过程中所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与技能（通常被称为“一般信息、经验和技能”），是其作为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其谋求生计的生存基础性要素。

从法理上讲，这些要素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如果法律过度扩张商业秘密的范围，将员工在工作中习得的一切职业技能都归为企业财产，无异于剥夺了劳动者离开原单位后的生存空间，从而造成“实质上的身份依附”。

二、 司法审查中的区分原则

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法院通常遵循“分类审查、动态平衡”的原则，重点关注以下两个层面：

1. 甄别属性：商业秘密与一般技能的界限

并非所有在职期间获取的信息都构成商业秘密。判定员工积累的知识、经验、技能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必须严格按照商业秘密的法定三要素（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措施）进行个案审查。

• 一般技能（生存权范畴）： 指该行业从业人员普遍掌握的专业常识、操作惯例、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以及员工通过重复劳动形成的“肌肉记忆”或职业直觉。
• 商业秘密（企业权利范畴）： 指单位投入研发成本形成的独特技术方案、深层客户需求细节、未公开的成本结构等具有显著识别性和排他性的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

2. 行为定性：保密义务的违反与否

一旦认定某些特定知识或信息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员工的权利边界便清晰可见：

• 合法的技能迁移： 员工离职后利用自身的职业履历、一般性行业知识在新单位入职，属于合法的生存权利行使。
• 违法的秘密披露： 若员工违反保密协议或单位保密要求，擅自披露、使用或允许新单位使用原单位具有秘密性的核心参数、图纸或特定客户深度信息，则构成侵权。

三、 实务操作中的审查要点

在具体案件审查中，法院通常会注意以下细节以确保判决的公正：

（1） 动态确定原则

员工在职期间掌握的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不能仅凭单位的主张。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语境，审查该信息是否已被行业公知，以及单位是否采取了与其价值相适应的保密措施。

（2） 违约与侵权的界限

即使员工负有保密义务，该义务也不应涵盖其凭借天赋和职业经历自然习得的一般技能。如果单位试图通过保密协议无限扩大商业秘密范围，法律应当作出限缩性解释，优先保护员工的劳动权与生存权。

四、 结语

保护商业秘密是为了鼓励创新，而保护员工的生存权利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的劳动秩序。

• 对企业而言： 应当通过清晰的制度建设，明确划定核心机密与一般工作经验的界限，避免因权利主张泛化而导致人才流失或法律诉讼。
• 对员工而言： 在利用自身技能谋求更好生活的同时，必须严守职业操守，不得跨越“不当使用他人秘密”的法律红线。

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中，尤其涉及“客户名单”的争夺时，被告常用的一项核心抗辩理由便是**“个人信赖”（Personal Trust/Individual Reliance）**。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平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与人才合理流动、客户选择权之间的关系。

以下将从“个人信赖”抗辩的法理基础、适用条件及限制因素三个维度进行深度解析。

一、 什么是“个人信赖”抗辩？

“个人信赖”抗辩是指：在侵犯客户信息纠纷中，如果被告（原员工）能够证明客户是基于对员工个人技能、特质或长期建立的特定信用而与原单位进行交易，且在员工离职后，客户是出自真实意愿选择追随该员工或其新单位，则法院通常认定该员工未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

这一抗辩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将客户的“自主选择权”置于原单位的“信息垄断权”之上。

二、 适用“个人信赖”抗辩的三大核心要点

在司法实践中，援引该条款必须同时满足行业属性、来源属性和意愿属性三个层面的要求：

1. 行业特质：强调个人技能的专业领域

“个人信赖”并非普适于所有行业，它主要集中于高智力、高技能、强交互的服务型行业。

• 典型行业： 医疗诊疗、法律服务、高端艺术培训、资深理财顾问、专业咨询等。
• 判断标准： 客户在选择服务时，是否高度依赖于特定从业者的个人专业水准，而非单位的标准化流程。

2. 溯源分析：交易机会的实质贡献者

这是判定“个人信赖”是否成立的逻辑终点。法院会严格区分客户资源的“归属权”：

• 属于个人信赖的情形： 客户是追随该员工个人而来，或者交易的达成主要取决于员工不可替代的个人魅力或专业声望。
• 属于单位成果的情形（不适用抗辩）： 如果员工是利用原告提供的物质条件（如昂贵的实验设备）、商业信誉（如百年老店的品牌效应）或交易平台（如单位分配的潜在客户库）才获得交易机会的，则该客户资源应归属于单位，员工离职带走即构成侵权。

3. 结果验证：客户的自愿追随性

员工离职后，客户转向新单位必须具备真实、自愿的属性。

• 举证责任： 被告通常需要提交客户证言、新签合同说明或往来函电，证明客户在知晓员工变动后，主动且自愿地选择了后续合作。
• 排除情形： 如果员工通过诋毁原单位、误导客户（让客户误以为单位已倒闭）或利用离职前掌握的非公开底价进行恶意竞争，则不能认定为“自愿”。

三、 司法实践中的审慎态度

尽管“个人信赖”是一项法定的抗辩事由，但法院在审查时往往较为谨慎，以防止其成为员工随意窃取公司客户资源的“避风港”。

考量因素	倾向于“个人信赖”	倾向于“单位资源”
获客成本	员工通过个人社交圈或过往名声获客	公司投入大量广告及市场开拓费用
服务深度	需员工长期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方案	流程化、标准化的产品销售或服务
客户粘性	客户只认准特定专家，专家走则客户流失	客户认准品牌，服务人员更换不影响交易

四、 总结与建议

“个人信赖”抗辩在保护劳动者择业自由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 对于企业而言： 应通过完善《竞业限制协议》、建立客户资源管理系统（CRM）以及强化团队协作模式，弱化单个员工对客户的“绝对控制力”。
• 对于离职员工而言： 在援引此抗辩时，应重点搜集客户基于个人技能达成交易的证据，并确保后续接触行为的合规性，避免使用从原单位带出的经营敏感信息（如成本价格、特定深度偏好表）。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抗辩体系中，“反向工程”因其兼具技术探索的合法性与侵权伪装的潜在性，成为最具技术复杂性和法律争议性的抗辩事由之一。它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法律明确认可的、通过自身智力劳动剖析公知产品以获取知识的正当手段；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掩盖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的“合法外衣”。本文将深入剖析反向工程抗辩的法律性质、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司法审查标准及其核心法律边界，为司法实践与技术合规提供系统指引。

一、反向工程的法律定位与双重法律效果

（一）法律定位：基于公知产品的独立分析权

反向工程的法律基础，源于对公共领域资源利用权与促进技术信息自由流动的公共政策的认可。当一项产品通过公开市场合法售出后，其物理载体本身即进入流通领域。购买者在不违反其他法律（如专利权、著作权）的前提下，有权对该产品进行观察、测试、分析乃至拆解，以了解其设计、功能与工作原理。因此，反向工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创造性学习活动，是自由竞争与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二）双重法律效果：抗辩与不“去密”

1. 抗辩效果：成功主张反向工程，是对抗侵权指控的完全抗辩。一旦成立，即便被告最终获得的技术信息与原告商业秘密“实质相同”，其行为也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禁止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侵权指控的基础将被根本性瓦解。
2. 不“去密”效果：反向工程是特定主体（即实施反向工程者）的个人免责事由，并不导致原告的商业秘密自动丧失其“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法律属性。换言之，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相对的和情境性的。对于通过巨大努力成功实施反向工程的特定竞争者而言，该秘密已不复存在；但对于行业内的其他人员和公众而言，该信息仍可能因难以通过反向工程获得而保持秘密状态。原告仍可对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者主张权利。

二、反向工程抗辩的完整构成要件与证明责任

为赢得此项抗辩，被告需承担繁重的举证责任，其证明需覆盖从产品来源到分析结果的全过程，形成一个完整、可信、无瑕疵的证据链。

（一）前提要件：合法获得产品

被告必须首先证明其分析的产品来源合法。这是反向工程正当性的起点。

• 证明方式：提供合法购买凭证，如发票、购买合同、付款记录等。
• 关键点：购买行为应发生在公开市场，且产品应是通过正当销售渠道获得的最终商品，而非通过欺诈、盗窃或违反保密义务获得的原型、样品或内部测试品。

（二）核心要件：独立的技术分析过程

这是反向工程的实质所在，被告需还原其通过自身技术能力破解产品信息的过程。

• 过程记录：提供详细的反向工程工作日志、实验记录、拆解录像、测绘数据、分析报告等。这些记录应能体现时间上的连续性、技术步骤的合理性与逻辑上的递进性。
• 技术手段：证明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工具和方法是行业通用的或合理的，而非依赖于通过不正当手段提前获知的“捷径”（如内部图纸、核心算法）。
• 资源投入证明：提供人员工时记录、设备使用记录、委托外部专业机构分析的合同等，以佐证其为此投入了实质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符合反向工程通常具有相当难度的客观事实。

（三）结果要件：获得信息与产品的关联性

被告需最终证明，其主张的、与被控侵权信息对应的技术信息，确实是从该特定产品中通过所述反向工程过程直接分析得出，而非源自其他非法渠道。

三、司法审查的核心焦点与认定难点

法庭对反向工程抗辩的审查极为审慎，其本质是判断被告主张的独立分析过程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污染源”。审查聚焦于以下几点：

1. 证据的“同时性”与可信度：法庭高度警惕事后编造的可能性。带有客观时间戳的记录（如实验仪器自动生成的数据日志、第三方见证的公证录像）的证明力远高于诉讼发生后整理的书面说明。
2. 技术路径的“合理性”与“经济性”：被告所描述的反向工程路径，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且合理？其投入的成本和时间，与所声称的分析成果是否匹配？一个声称通过简单、低成本手段就破解了行业公认高难度技术的“反向工程”，其可信度会备受质疑。
3. “分析结果”与“秘密点”的映射关系：法庭会仔细比对被告声称通过反向工程获得的信息，与原告商业秘密的“秘密点”（即区别于公知技术的核心信息）是否精确对应。如果两者在非常规、非必要的设计选择上高度一致，而被告的工程记录却无法合理解释如何分析出这些特定细节，则其主张难以被采信。

表：反向工程抗辩的司法审查维度与证据要求

审查维度​	核心问题​	被告理想证据示例​	可能导致抗辩失败的情形​
产品来源合法性​	产品是否从公开市场合法购得？	清晰的购买发票、合同、物流单。	无法提供购买凭证；产品来源不明或涉嫌不正当。
分析过程真实性​	是否真实进行了独立、完整的分析？	带时间戳的连续实验日志、拆解录像公证、原始测绘数据文件。	过程记录零散、跳跃、有明显事后补造痕迹；声称的分析时间/成本严重低于行业常识。
技术路径合理性​	所述分析方法是否技术上行得通？	详细的技术路线图、所用专业工具的说明、与行业通用方法一致的论证。	技术路径描述模糊或违反基本科学原理；方法过于简单却声称破解了复杂技术。
信息获取因果性​	被控信息是否确由分析该产品得出？	分析报告明确展示从原始数据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信息与产品特征的直接对应关系。	分析结果直接指向原告“秘密点”，却无中间分析步骤；获得的信息超出产品物理结构所能揭示的范围。

四、抗辩的禁区与法律边界

反向工程的合法性存在明确边界，逾越即构成侵权。用户材料中强调的两点，是实践中最高发的“抗辩无效”情形。

（一）禁止“先偷后拆”：反向工程必须“清白”

法律坚决否定 “欺诈性反向工程”​ 。如果被告先通过盗窃、贿赂、违约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商业秘密的实质性内容，然后再对产品进行所谓的“反向工程”以制造合法性假象，其抗辩将不被支持。此时，反向工程只是一个“表演”，真正的信息来源早已被“污染”。法庭会通过审查接触商业秘密的可能性、反向工程记录的真实性、以及信息获取的异常“高效性”来揭露此类行为。

（二）遵守特殊领域的法定禁止

基于特别的公共政策考虑（如保护人身安全、国家安全、或激励特定领域创新），法律、行政法规可能明确禁止对某些特定产品进行反向工程。

• 典型领域：
  • 计算机软件：虽然通常允许反向工程以实现兼容性（受合理使用限制），但绕过技术保护措施可能违反《著作权法》或相关行政法规。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我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对商业目的的复制行为有严格限制。
  • 加密技术：涉及国家密码管理规定的产品。
• 法律后果：在此类领域，即便被告完成了事实上的分析，其行为本身因违法而不构成合法抗辩。

五、对市场主体的实践启示

对潜在被告（研发机构/竞争对手）：

• 合规操作，全程留痕：若计划进行反向工程，必须从合法采购开始，并立即启动严格的文档化管理，客观、连续地记录每一步操作、每一个发现。
• 隔离信息，防止“污染”：确保进行反向工程的团队从未且不应接触任何可能源自竞争对手的内部秘密信息，建立信息防火墙。
• 敬畏法律禁区：充分了解自身行业是否存在反向工程的特殊法律限制，避免踏入法定禁区。

对商业秘密权利人：

• 强化技术保护：在设计产品时，可以采用物理封装、芯片加密、代码混淆等技术手段，合理增加反向工程的难度和成本，这不违反法律，且是有效的自我保护。
• 在诉讼中积极证伪：当被告提出反向工程抗辩时，应重点攻击其证据链的薄弱环节，质疑其过程的真实性、成本与成果的匹配度，并积极调查其人员是否存在接触己方秘密的前置可能。
• 明确“秘密点”：清晰界定并证明自身商业秘密中真正具有非显而易见性和价值的部分，使法庭能更敏锐地判断被告所谓“分析结果”的真实来源。

结语

反向工程抗辩的司法认定，是一场在 “鼓励技术学习与创新扩散”​ 与 “保护正当智力成果与投资”​ 之间的精妙平衡。它要求法官穿透技术面纱，洞察信息流转的真实路径。法律在原则上拥抱通过自身智慧破解自然奥秘的自由，但绝不容忍以此为饰的行窃之举。对于企业而言，理解反向工程的合法边界并规范相关活动，是其研发自由与法律安全的重要保障；对于权利人而言，认识反向工程的法律效果并采取合理防护，则是构筑商业秘密堡垒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规则的审慎适用，最终服务于营造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有序的创新竞争环境。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自行开发研制”是被告最为常见且最具实质性的抗辩理由之一。这一主张若被法庭采纳，将直接切断原告指控的侵权因果关系，使被告免于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成功主张“自行开发研制”绝非易事，其核心在于能否提供完整、可信、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以证明被控信息源于被告独立的智力劳动，而非源自原告的商业秘密。本文旨在系统解析该抗辩的法理内涵、证明责任、司法审查要点及双方的攻防策略。

一、抗辩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定位：切断因果联系的“盾牌”

“自行开发研制”抗辩的法理基础在于，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旨在禁止不正当的窃取与盗用，而非垄断知识本身。法律保护的是信息的秘密状态及权利人为之付出的投资与努力，但并不禁止他人通过独立研究、反向工程等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或类似的信息。因此，当被告能够证明其信息来源于自身独立的创造活动时，即使该信息与原告的商业秘密在客观上“实质相同”，也不构成侵权。

从诉讼策略上看，该抗辩属于积极的抗辩事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确立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当原告初步证明“接触+实质相同”后，被告若主张信息源于自行开发，则必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该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被设定为高度盖然性，即被告提供的证据需使法庭确信，其独立开发的可能性远高于抄袭原告的可能性。

二、证明体系的构建：从创意萌芽到成果落地的完整证据链

法庭对“自行开发研制”的审查是全面且严苛的，其本质是对一个独立研发过程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司法验真。被告需构建一个涵盖研发全周期的证据体系，以还原从创意产生到最终成果形成的完整轨迹。

1. 研发立项与构思阶段的证据

此阶段证据旨在证明研发项目的合法起源与独立创意。

• 项目立项文件：正式的立项报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内部的审批决策记录等，其中应明确项目的背景、目标、技术路线、预算与人员安排，且形成时间应早于或至少不晚于被控侵权时间点。
• 创意来源记录：证明技术灵感或商业构思来源于公开文献（如学术论文、专利公报、行业报告）、市场需求分析、技术发展趋势研判等，而非原告的秘密信息。相关检索记录、阅读笔记、市场调研报告等均可作为证据。

2. 研发过程与中间成果的证据

这是证据链的核心环节，旨在动态展现研发的连续性与真实性。

• 过程文档：详细的设计草图、实验方案、代码提交日志（如Git记录）、测试报告、项目周报/月报、阶段性评审会议纪要等。这些文档应体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和逻辑上的递进性，并包含试错、调整、改进的具体记录。
• 人员与物资投入证明：研发团队的成员构成、专业背景、薪酬记录；采购原材料、设备、软件工具的合同与票据；外部协作或咨询的协议等。这些证据佐证了研发活动需要且实际发生了相应成本。

3. 最终成果形成与确权的证据

此部分证据旨在将研发过程与最终被控信息直接关联。

• 最终技术文件/经营方案：完整的设计图纸、技术规格书、源代码、客户数据库结构文档等。
• 成果验证记录：产品测试验收报告、客户试用反馈、第三方检测认证报告等。
• 知识产权申报材料：就相关成果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软件著作权登记资料等，其申请日具有重要法律意义。

4. 辅助性证据与环境证据

这些证据虽不直接证明开发内容，但能增强整个证据链的可信度。

• 环境隔离证据：证明被告的研发场所、网络环境、资料管理系统与原告不存在物理或电子上的交集，无从接触原告秘密。
• 在先技术能力证明：被告在涉诉技术或经营领域已有的技术积累、发表的文章、获得的奖项、过往的成功项目案例等，用以证明其具备独立开发的能力。

表：“自行开发研制”抗辩的核心证据体系与审查要点

证据类别​	核心证据示例​	司法审查要点​	常见缺陷​
立项与构思​	立项报告、创意笔记、市场调研	时间早于接触点；内容显示独立来源；决策程序真实	文件倒签；内容空泛，无具体技术构思
过程记录​	实验记录、设计草图、代码提交日志、会议纪要	连续性、逻辑性；包含试错与改进；与最终成果的对应关系	记录零散、跳跃；为诉讼临时补制，缺乏 contemporaneity（当时性）
最终成果​	设计图纸、源代码、完整方案文档	与过程记录的承接；自身形成的完整性	成果突然出现，缺乏前期铺垫
佐证与环境​	人员薪资记录、采购合同、专利申请书、能力证明	佐证研发活动的真实性；证明无接触条件与具备开发能力	投入与宣称的研发规模不匹配；无法解释与原告成果高度相似

三、司法实践中的审查焦点与认定难点

法院在审查“自行开发研制”抗辩时，目光往返于证据的表面形式与实质内容之间，聚焦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 证据的“当时性”与可信度：法院高度警惕为应对诉讼而事后编造、补记证据的可能性。带有准确时间戳的电子记录（如邮件、代码管理系统日志）、第三方形成的客观记录（如测试机构报告、发票）的证明力远高于孤立的、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书面说明。
2. 研发过程的“逻辑合理性”：证据链是否能呈现出一个符合技术或商业规律的、连贯的研发故事？从问题提出、方案设计、试验验证到最终定型，每一步是否有合理解释和证据支持？是否存在违背常理的“技术飞跃”？
3. 与“接触+实质相同”的对抗：在原告已证明被告有接触秘密的高度可能且信息实质相同时，被告的独立研发故事需要足够强大以推翻这一推定。如果两个独立研发路径最终产生的成果在非公知的、个性化的细节上也高度一致，其概率极低，法院将倾向于不采信独立研发主张。
4. 对公知技术的利用与再创新边界：被告可以基于公知技术进行开发，但如果其最终方案与原告商业秘密的“秘密点”（即与公知技术的区别特征）重合，则仍需解释该重合部分是自身独立研发的必然结果，还是源于对原告秘密的利用。

四、对诉讼双方的策略启示

对被告（主张自行开发者）：

• 日常管理重于临时补救：建立规范、完整的研发管理制度，强制要求留存全流程、带时间戳的研发记录，是应对未来潜在诉讼最坚实的防线。
• 证据组织需成体系：应围绕一条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时间线来组织证据，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集群，而非堆砌零散文件。
• 积极引入专家辅助：对于复杂技术问题，应聘请技术专家辅助人，向法庭清晰解释自身研发路径的技术合理性与独立性。

对原告（商业秘密权利人）：

• 攻击证据链的薄弱环节：重点审查被告证据的“当时性”，寻找是否存在时间矛盾、逻辑断裂、事后补制的痕迹。质疑其研发路径能否合理解释与己方秘密高度相似的结果。
• 强化“接触”证据：尽可能具体化被告接触商业秘密的渠道、时间和内容，压缩被告所谓“独立研发”在时间上和可能性上的空间。
• 精准界定“秘密点”：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聚焦于最核心、最具独创性且非公知的“秘密点”上，并证明被告产品/方案恰恰复制了这些点，而非公知部分。

结语

“自行开发研制”抗辩的认定，是一场关于创新过程真实性的司法审计。其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被告能否在日常经营中践行规范、透明的研发管理，并能在诉讼中呈现出一条无懈可击的、自主创新的时间轨迹。对于企业而言，完善内部知识产权与研发过程管理制度，已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保障，更是应对潜在法律风险的战略资产。对于司法而言，审慎而精细地审查此类抗辩，既是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引导市场主体进行诚实创新、净化竞争环境的重要途径。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一抗辩规则的深入理解与运用，对企业和法律从业者都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