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技术事实的认定往往依赖于专业、客观的技术鉴定。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直接关系到“不为公众所知悉”及“实质性相同”两大核心要件的司法判断。然而，司法实践表明，简单依赖传统查新报告或机械套用专利侵权比对方法，均可能导致鉴定结论偏离商业秘密保护的本质。本文旨在系统阐述符合商业秘密法律特性的技术鉴定方法论，明确其核心原则、具体路径及其在诉讼中的恰当角色。

一、引言：商业秘密技术鉴定的特殊性

与专利侵权判定不同，商业秘密的技术鉴定具有其独特的逻辑与目标。专利保护的是公开换垄断的“权利要求”，其比对遵循“全面覆盖”或“等同替换”的逐特征分析法。而商业秘密保护的是未公开的秘密信息本身，其价值在于信息的非公知性及其带来的竞争优势。因此，技术鉴定必须围绕商业秘密的这一根本属性展开，其目标不是判定是否落入某个权利范围，而是判断信息的“秘密状态”以及被控信息是否源于该秘密。

二、秘密性鉴定：超越“查新报告”的多维动态分析

“不为公众所知悉”是商业秘密的根基。鉴定机构在对此要件提供意见时，必须摒弃单一的文献检索思维，进行立体化、动态化的技术分析。

（一）鉴定基准：所属领域相关人员的认知水平

法律标准指向“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这意味着鉴定专家必须具备该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以其视角评估信息的获取难度，而非以本领域顶尖专家或外行的眼光来判断。

（二）多维分析路径：不只是“有没有文献记载”

1. 是否为一般常识或行业惯例：
   • 分析内容：审查涉案信息是否属于该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公知技术规范、普遍采用的常规设计或工艺参数。
   • 方法：比对行业标准、通用教科书、基础手册、长期广泛使用的工程实践。即使某些参数组合未在单篇文献中公开，但若其组合方式是本领域解决某一常规问题的必然选择或通用路径，亦可能被视为行业惯例。
2. 是否可通过观察产品直接获得（反向工程的难易度）：
   • 分析内容：对于涉及产品的技术秘密（如机械结构、材料配方、电路设计），评估相关公众（包括竞争对手）通过合法购买产品，进行观察、测量、拆卸、分析等反向工程手段，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获得该信息的可能性与成本。
   • 方法：
     • 物理/化学分析：评估通过显微镜、光谱仪、色谱仪等常规分析手段能否直接测知。
     • 解构与测试：评估拆卸产品的难度，以及拆卸后通过功能测试、逻辑分析能否推导出内部设计原理或核心算法。
     • 关键结论：如果反向工程“容易”（即无需付出不合理的時間、成本或技术努力），则该信息可能被视为“容易获得”。反之，如果需付出巨大代价或非凡技巧，则有助于证明其秘密性。
3. 是否无需付出一定代价而容易从其他公开渠道获得：
   • 分析内容：除反向工程外，信息是否可通过公开文献检索、数据库查询、参加会议展览、公开演讲等普通途径轻易获得。
   • 方法：进行全面的科技查新，但鉴定意见不能止步于“未检出相同文献”。需进一步分析：
     • 检索策略的全面性与合理性（数据库选择、关键词构建）。
     • 检出的相近文献与涉案信息的实质区别。即使未找到完全相同的信息，若其是公知要素的简单组合或常规推导，仍可能被视为“容易获得”。
     • 信息是否隐含在公开资料中，需本领域人员通过简单推理即可获得。

（三）鉴定报告的深度要求

一份负责任的秘密性鉴定报告，不应仅是“经检索，未见公开报道”的结论。它必须包含：

• 对检索范围和方法的详细说明。
• 对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分析。
• 明确阐述涉案信息与公知信息的区别点及其非显而易见性。
• 对反向工程难易度的评估（如适用）。
• 最终结论应基于上述多维度分析的综合判断。

三、同一性（实质性相同）鉴定：整体比对与功能分析

在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比对中，核心是判断两者是否“相同或实质性相同”。此处的比对逻辑显著区别于专利侵权判定。

（一）比对对象：以“秘密点”或其组合为核心

鉴定必须紧紧围绕原告主张的技术秘密点进行。这些秘密点可能是：

• 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 技术方案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关键部分、参数、步骤、算法、结构关系。
• 若干公知技术的特定组合方式，该组合本身产生了非显而易见的效果。 鉴定机构需首先理解和固定这些秘密点，然后以此为准进行比对。

（二）比对方法：摒弃“逐项特征拆解”，采用“整体构思与功能效果”分析

专利侵权比对采用“技术特征逐一分解比对法”，而商业秘密比对更强调整体性、实质性和功能性。

1. 整体比对原则：关注被诉信息是否采用了原告秘密点的整体构思、设计思路和核心逻辑。即使某些非核心的、次要的实现方式有所差异，只要其核心部分、关键步骤或独特效果与秘密点一致，仍可能构成实质性相同。
   • 示例：一套化工生产工艺的秘密点在于特定温度、压力序列与催化剂种类的组合所产生的独特反应效率。被诉工艺可能在某个辅助设备上有差别，但核心的温度压力控制曲线和催化剂选择完全相同，即可能构成实质性相同。
2. 功能-效果比对：比对两者是否实现了相同的技术功能、达到了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技术/经济效果。如果被诉信息通过实质上相同的手段解决了相同的技术问题，获得了相同的优势，这是认定实质性相同的强力指标。
3. 差异点的非实质性分析：对于存在的差异，需分析该差异：
   • 是否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想到的等效替换或常规选择。
   • 是否属于为规避侵权而进行的表面化、无关紧要的修改。
   • 该差异是否对技术方案的核心功能、关键性能或最终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不同于专利比对的深层原因

1. 保护客体不同：专利保护的是公开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技术方案范围；商业秘密保护的是未公开的、具体的信息内容本身。前者有明确边界，后者更关注信息实质是否被挪用。
2. 侵权逻辑不同：专利侵权可能源于独立研发的巧合；商业秘密侵权则必然源于非法获取或违反保密义务。因此，比对更侧重于发现“模仿”的痕迹，而非“落入范围”的判断。

四、鉴定意见的司法定位与审查

技术鉴定意见是重要的证据，但非“科学判决”。法官对其负有全面审查职责：

1. 程序审查：鉴定机构与人员的资质、委托程序、检材移交与确认是否符合规定。
2. 实质审查：
   • 是否回答了正确的法律问题：鉴定意见是否围绕“不为公众所知悉”和“实质性相同”的法律标准展开分析，而非自行创设标准。
   • 方法论是否科学：秘密性分析是否多维，比对方法是否合理，推理过程是否逻辑严密。
   • 结论是否明确：意见应给出清晰的结论，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3. 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法官需将鉴定意见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电子数据、文档资料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特别是要听取双方聘请的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意见，最终独立作出法律认定。

结语

科学、严谨的技术鉴定是商业秘密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石。一套符合法律要求的鉴定方法论，要求鉴定工作必须深刻理解商业秘密“非公知性”与“价值性”的本质，在秘密性分析上采取动态、多维的视角，超越简单的文献查新；在同一性比对中，坚持整体构思与功能效果分析，避免陷入专利侵权比对的机械化窠臼。唯有如此，鉴定意见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专家辅助”的作用，为法庭厘清复杂的技术事实，为公正裁判提供坚实可靠的专业支撑，从而精准地划定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与秩序。对于诉讼参与方而言，深入理解并善用这一方法论，是在商业秘密攻防战中赢得主动的关键。

在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的审理中，当案件事实涉及高度专业的技术或复杂信息比对时，司法鉴定往往成为查明客观事实、破解专业难题的关键环节。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形式，为法官理解专业问题、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司法鉴定并非万能，其委托、质证与采信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并最终服务于法庭的独立判断。本文将系统解析商业秘密案件中司法鉴定的核心内容、各内容项的功能，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审查与适用规则。

一、司法鉴定在商业秘密诉讼中的定位与启动原则

司法鉴定在商业秘密案件中扮演着 “技术事实的查明助手”​ 角色，而非“案件裁判的决策者”。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助专业机构和人员的专门知识，对当事人争议的特定技术性或专业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并提供专家意见，以弥补法官在专业知识上的局限性。

启动原则：

1. 必要性原则：并非所有商业秘密案件都需要鉴定。只有当争议事实确属专门性问题，且该问题的认定对案件结果具有实质性影响，通过当事人举证、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等其他方式仍难以查明时，方可启动。
2. 中立性原则：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必须保持中立，与案件当事人无利害关系。
3. 关联性原则：鉴定事项必须与案件待证事实直接相关，范围应明确具体，避免进行与裁判无关的宽泛“评价”。

二、司法鉴定的核心内容及其功能解析

商业秘密案件中的司法鉴定主要围绕秘密性、同一性和技术可行性三大核心争议展开。

（一）对“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的鉴定

这是认定商业秘密是否成立的首要门槛。

• 鉴定内容：判断原告主张的特定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是否已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得。
• 鉴定方法：
  • 技术查新：鉴定机构在国内外公开的专利文献、学术期刊、技术手册、产品样本、标准数据库等公开渠道进行系统性检索。
  • 对比分析：将检索到的公知信息与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秘密点”（即具体的技术特征、参数、组合或经营信息的深度内容）进行逐一比对。
  • 出具结论：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说明经检索，原告主张的信息整体或核心部分是否已在公开文献中被披露，或是否可通过分析公开产品直接获得。
• 功能与局限：
  • 功能：提供关于信息非公知性的专业检索和分析报告，是法院判断“秘密性”的重要参考依据。
  • 局限：鉴定结论“不为公众所知悉”不等于法律上的“秘密性”成立，还需结合保密措施等其他要件综合判断。同时，检索范围无法穷尽所有非公开信息（如未发表的论文、企业内部资料）。

（二）对“信息同一性”（异同对比）的鉴定

这是认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核心技术环节。

• 鉴定内容：比对“被诉侵权的信息”与“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是否相同或实质性相似。
• 比对层次：
  1. 形式比对：直接对比源代码文本、图纸线条、客户名单条目等是否相同或高度相似。
  2. 结构/逻辑比对：当形式被修改时，分析深层的技术架构、算法逻辑、工艺流程、数据关系是否一致。例如，对比两款软件的功能模块调用关系、核心处理流程。
  3. 功能/效果比对：判断两者是否实现相同的技术功能、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或商业目的。
•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鉴定意见不仅需指出异同，更关键的是分析“不同之处”是否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想到的常规替换、简单修改或显而易见的变化。如果不是，则可能构成“实质性相似”。
• 功能：为法院适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定规则提供核心的专业事实基础。一份认定构成实质性相似的鉴定意见，将导致举证责任向被告转移。

（三）对“技术可行性”或“抗辩真实性”的鉴定

此类鉴定通常由原告申请，旨在击穿被告的合法性抗辩。

• 典型场景：被告抗辩称其使用的是公知技术或自行研发的技术，并提供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如一套生产工艺流程图）。原告对此强烈质疑，认为按照被告提供的技术根本无法生产出与被诉侵权产品相同质量、性能的产品，或无法达到被告宣称的效果。
• 鉴定内容：依据被告提供的技术资料，在实验室或模拟条件下，进行可重复的试验验证，判断该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可行性，以及其产出结果（产品性能、指标等）是否与被告的实际产品相符。
• 功能：这是极具攻击性的鉴定。如果鉴定结论为“不可行”或“结果不符”，将直接、有力地反驳被告的技术来源抗辩，极大增强原告关于被告实际使用了其商业秘密的主张的证明力，甚至可能揭示被告存在伪造证据、隐瞒真实技术来源的行为。

（四）其他内容的鉴定

此为兜底条款，实践中可能包括：

• 商业秘密商业价值的评估：尤其在因侵权导致秘密公开时，对商业秘密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作为确定赔偿额的参考。
• 研发成本鉴定：对原告主张的为开发商业秘密所投入的成本进行审计和认定。
• 损失或获利审计：对侵权导致的损失或侵权获利进行会计审计（严格而言，这属于专项审计，但常被纳入广义的鉴定范畴）。

三、司法实践中的审查要点与采信规则

鉴定意见必须经过法庭质证，并由法院依法审查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1. 对鉴定程序的审查：
   • 委托程序是否合法：是否由法院依法委托或当事人协商一致委托。
   • 鉴定机构及人员资质：是否具备解决相关专业问题的法定资质和能力。
   • 检材的移交与固定：提交鉴定的材料（商业秘密载体、被诉侵权信息载体）是否经过法庭确认和双方质证，确保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关联性。
2. 对鉴定方法和依据的审查：
   • 检索数据库或实验方法是否科学、全面。
   • 对比分析方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惯例。
   • 推理过程是否逻辑严谨，结论是否明确，且与委托事项相对应。
3. 当事人质证与专家辅助人的运用：
   • 双方均有权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并可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辅助人）​ 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专业质询意见。
   • 专家辅助人可以指出鉴定方法的不当、检材的问题、推理逻辑的漏洞等，帮助法官更全面地审视鉴定意见的可靠性。
4. 法院的最终裁量：
   • 鉴定意见仅为证据之一种，法官应结合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 法官有权决定是否采信鉴定意见的全部或部分，也有权在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或与其他证据严重矛盾时不予采信。
   • 对于“秘密性”和“侵权”的最终法律认定，其权力和责任始终在于人民法院，而非鉴定机构。

结语

司法鉴定是贯穿商业秘密案件审理的一把“技术钥匙”，它能够开启理解复杂专业事实的大门。围绕“秘密性”、“同一性”和“抗辩真实性”三大核心的鉴定内容，构成了支撑侵权认定与责任判定的关键事实支柱。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鉴定是辅助，裁判在法庭。一个公正、科学的鉴定程序，结合有效的法庭质证和法官独立的司法审查，才能确保技术事实的查明既专业又公正，最终服务于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根本目的——在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平竞争之间实现精妙的平衡。对于诉讼参与方而言，精通鉴定规则的运用与对抗，已成为打赢商业秘密诉讼的必修课。

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确定损害赔偿数额长期存在“举证难、赔偿低”的困境。权利人往往难以获取侵权人掌握的财务账簿等关键证据，导致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无法准确计算。针对这一难题，我国司法实践逐步确立了以证据披露制度和举证妨碍制度为核心的双轮驱动机制，通过平衡双方举证能力，为精准确定赔偿数额提供了强有力的程序保障。

一、制度价值与法律渊源

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制度的设立，旨在解决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见的证据偏在问题。侵权产品的销售数量、利润等关键证据通常由侵权人掌握，权利人难以获取。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权利人即使胜诉，也可能因举证不足而无法获得充分赔偿。

从法律渊源看，多项知识产权法律已明确规定这一制度。2013年《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率先规定，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时，法院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侵权人不提供的，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证据判定赔偿数额。随后，《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在修订中也引入了类似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司法文件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制度。《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细化了操作规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

二、适用条件与程序规则

（一）适用前提

证据披露制度的启动需满足严格的前提条件：

1. 权利人已尽力举证：权利人需先履行初步举证义务，证明侵权行为存在以及损害赔偿请求的合理性。例如，在“益禾堂”商标侵权案中，权利人通过现场取证、市场监督投诉等方式获得了加盟合同、收据等大量初步证据。
2. 关键证据由侵权人掌握：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关键证据确实为侵权人所控制。这些证据包括反映侵权产品销量、价格、利润的财务账簿、销售记录等。
3. 因果关系：申请披露的证据与损害赔偿计算之间需有直接关联性。

（二）程序规则

在程序操作上，法院需遵循以下步骤：

1. 权利人申请：权利人应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明确要求披露证据的具体内容、范围及理由。
2. 法院审查：法院需审查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包括证据是否由对方控制、是否与案件有关联等。
3. 责令披露：审查通过后，法院以“证据披露令”或“通知书”形式责令侵权人提供相关证据。实践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出具“责令提交证据通知书”，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则采用“证据出示令”。
4. 侵权人回应：侵权人应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证据材料。

三、法律后果与认定规则

当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或提供虚假证据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院可据此作出不利于侵权人的推定。

（一）举证妨碍的认定

构成举证妨碍的情形包括：

• 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
• 提供虚假、不完整的证据；
• 毁灭、隐匿证据。

在“丽枫公司诉云龙丽沨酒店”案中，被告在法院要求其就开票信息进一步说明并补充证据后，仅出具《情况说明》称没有内部账册，未能提交实质证据，被认定为构成举证妨碍。

（二）赔偿数额的认定规则

一旦侵权人构成举证妨碍，法院可采取以下方式确定赔偿数额：

1. 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证据：法院可采纳权利人提供的证据及赔偿计算方式。在“益禾堂”案中，二审法院支持了权利人主张的较高赔偿额。
2. 作出不利于侵权人的推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方当事人主张证据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法院可支持该主张。
3. 在法定限额以上酌定赔偿：有证据证明损失或获利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法院可在法定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

表：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流程与效果

阶段​	主体​	关键动作​	可能结果​
初步举证​	权利人	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和赔偿诉求	法院审查是否启动证据披露
证据披露​	法院	审查并作出证据披露裁定	责令侵权人提供相关证据
侵权人回应​	侵权人	提供、拒绝提供或虚假提供证据	决定是否构成举证妨碍
法律后果​	法院	根据情况认定举证妨碍及赔偿额	参考权利人主张、作出不利推定、提高赔偿额
制裁措施​	法院	对妨碍诉讼行为采取强制措施	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

四、实践挑战与完善方向

尽管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制度在破解“赔偿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实践中的难题

1. 审查标准不明确：对于何为“已尽力举证”、如何判断“无正当理由”等，缺乏统一标准。
2. 赔偿数额计算复杂：知识产权贡献率难以准确划分。侵权产品利润可能来自商标、专利、营销等多种因素，如何区分知识产权具体贡献比例是一大难题。
3. 涉密证据保护：侵权人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证据。

（二）制度完善方向

针对上述挑战，司法实践正在积极探索解决方案：

1. 细化审查标准：通过典型案例引导，细化“已尽力举证”的认定标准，降低权利人启动证据披露程序的门槛。
2. 探索知识产权贡献率评估方法：通过行业惯例、专家评估等方式，合理确定知识产权在侵权获利中的贡献比例。
3. 完善涉密证据保护机制：对确属商业秘密的证据，采取不公开审理、限制查阅范围、要求签署保密承诺等措施，平衡保护与披露。
4. 强化法律后果：对构成举证妨碍的侵权人，除推定权利人主张成立外，还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追究法律责任，包括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典型案件与启示

近年来，多地法院在适用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制度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涌现出一批典型案件。

在“丽枫公司诉云龙丽沨酒店、鲁商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全额支持了权利人50万元的赔偿请求。

在“益禾堂”商标侵权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因被告一诺公司拒不提交财务资料，认定其构成举证妨碍，将赔偿额从一审的3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

这些案例表明，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制度已成为解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难题的有力工具。对权利人而言，应提高证据意识，在诉讼中积极运用这一制度；对侵权人而言，应履行证据提供义务，避免因举证妨碍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对法院而言，需精准适用制度，在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诉讼公平之间取得平衡。

结语

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制度通过合理转移举证责任，有效缓解了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证据偏在”问题，是落实知识产权“严格保护”政策的重要程序保障。随着相关规则的细化和完善，这一制度将在提高侵权成本、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激励创新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未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司法实践的深化，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将更加规范、统一，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加有力的程序支撑。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权利人（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维护自身权益，不可避免地需要投入相当的资源与成本。这部分支出，虽非商业秘密被侵害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失，但却是因侵权行为直接引发的、为寻求司法救济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国法律明确，原告主张的合理开支可以在确定的损害赔偿额外，另行判令由侵权人（被告）承担。这一规则旨在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避免其陷入“赢了官司却赔了钱”的困境，从而实质性地强化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本文旨在系统解析合理开支的范围、司法审查标准及举证要点，为当事人有效主张权利与法院精准裁判提供指引。

一、合理开支的法律性质与制度功能

合理开支，在性质上属于 “维权成本”​ 或 “制止侵权的费用”​ 。它与作为计算惩罚性赔偿基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有本质区别：后者旨在填平因侵权导致的直接财产减损或不法获利，而前者旨在补偿权利人为终止不法状态、寻求公力救济而付出的必要成本。

其制度功能体现在：

1. 填平维权成本：使权利人的权利状态尽可能恢复到侵权发生前，实现完全补偿。
2. 激励主动维权：通过转移维权成本，鼓励权利人对侵权行为采取积极的法律行动，而非无奈忍让。
3. 加大侵权代价：增加侵权人的违法成本，使其不仅需赔偿侵权造成的损失，还需负担对方的维权支出，形成更强的行为阻却效应。

二、合理开支的具体范围与认定要点

法律与司法实践明确了合理开支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每类费用的认定均有其特定的审查逻辑。

（一）公证费、档案查询费与材料印制费

此类费用具有证据固定与准备的性质，是启动诉讼和证明事实的基础。

• 公证费：为证据保全（如网页公证、现场购买侵权产品公证）支付的费用。法院一般会审查公证事项与本案关联性及必要性。为证明侵权行为（如侵权网站内容、销售行为）而进行的公证，通常被支持。
• 档案查询费与材料印制费：为调查被告主体信息、工商档案、财产状况或准备起诉材料、证据副本所产生的费用。审查重点是必要性与合理性，如过度打印、非必要的查询费用可能被核减。

（二）调查取证及出庭相关的差旅费、食宿费、误工费

此类费用具有行为性支出的特点，直接服务于维权活动。

• 调查取证费用：为发现、跟踪侵权行为，前往侵权地、展会等场所产生的交通、住宿、餐饮费用。需提供相应票据，并说明行程与取证目的的关联。
• 出庭费用：当事人或其必要的工作人员（如法务、技术专家）为参加庭审、证据交换等诉讼活动产生的差旅费用。权利人本人或必要员工的合理误工损失，在有充分证据（如收入证明、扣发工资凭证）的情况下，也可能获得支持。

（三）翻译费

在案件涉及外文证据材料时，聘请专业翻译机构进行翻译的费用。法院会审查翻译的必要性（是否为案件关键证据）及收费标准的合理性。

（四）律师代理费

这是合理开支中占比最高、争议最多的部分。法院并非当然支持全部律师费，而是进行严格的合理性审查。

表：律师代理费合理性审查的核心因素

审查因素​	具体内涵与审查要点​	对原告的举证建议​
案件性质与难易程度​	案件涉及的技术或法律问题是否复杂？争议标的是否巨大？审理周期是否漫长？	提供案件涉及复杂技术鉴定的资料、法律争议焦点的分析、诉讼时长证明等。
律师付出的必要劳动​	律师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如证据收集与整理、法律文书撰写、庭审次数与时长、跨地域办案情况等。	提供详细的工作量清单、沟通记录、法律文书稿本、差旅记录等。
律师费是否实际支出​	费用是否真实发生并支付。这是支持请求的前提。	提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正规发票、银行转账凭证等。
正常的收费标准​	参考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并结合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合同约定进行审查。对于风险代理，其最终收费是否畸高。	提供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说明收费方式（计时、计件、风险代理）及计算依据。对于明显超出指导标准的部分，需提供特别合理的理由（如案件极端复杂、律师享有特殊专业声誉等）。

三、司法审查的总体原则与方法

法院在确定是否支持以及支持多少合理开支时，遵循一套综合性的审查原则：

1. 实际发生原则：费用必须确已实际支出。这是最基础的要求，通常需要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
2. 必要性原则：费用支出是维权所必需的。对于可花可不花的费用，或者明显过度、奢侈的支出（如不必要的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法院将不予支持或予以核减。
3. 关联性原则：费用必须与本案的维权行为直接相关。为其他案件或目的支出的费用不能计入。
4. 合理性原则：费用的数额应当在合理范围内。这需要结合当地经济水平、行业惯例、案件具体情况来判断。例如，在本地有合格律师的情况下，坚持聘请遥远外地收费极高的律师，其差旅费和部分律师费可能被认定为不合理。

特殊情形下的推定支持：司法实践也展现了灵活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原告虽未能提交发票等证据证明其维权支出，但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能够推定该项支出确已发生且系维权必要的，可以计入合理费用范围。”​ 例如，原告为个人，其确因出庭产生了长途交通，虽遗失车票，但结合庭审笔录、行程信息等，法院可推定交通费已发生并予以酌情支持。

四、实务建议与证据组织策略

对权利人（原告）：

1. 树立成本意识，规范支出流程：从决定维权开始，即应有意识地规范管理所有维权支出，妥善保管每一笔费用的合同、票据、付款记录。
2. 分类整理，形成证据链：在诉讼中，应按照费用类别（公证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分别编制清单，并附上所有原始凭证或复印件。对于律师费，除合同发票外，建议提供一份律师工作量及成果说明，以直观展示律师劳动的复杂性与必要性。
3. 主张合理，避免夸大：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合理开支数额应基于实际、必要且合理的计算。过高的、缺乏依据的主张反而可能影响法官对原告诚信度的判断。
4. 积极应对质疑：准备好向法庭解释每一项重大开支（特别是高额律师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据。

对被诉侵权人（被告）：

1. 审查费用关联性与必要性：重点质证原告的各项开支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以及是否存在不必要或过度消费的情形。
2. 质疑费用的合理性：特别是针对律师费，可以比对当地的律师收费指导标准，质疑其收费是否畸高、风险代理比例是否合理、工作量是否虚增等。
3. 提出替代性计算方式：如果认为原告律师费过高，可以主动向法庭提出参照指导标准计算的合理金额建议。

结语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合理开支”的独立支持规则，是我国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它通过将维权成本转移至违法者，切实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门槛，增强了法律救济的实效性。然而，这项规则并非“空白支票”，法院通过严格的“三性”（关联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在支持正当维权成本的同时，也有效防止了权利滥用和费用的不当膨胀。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理解这一规则并规范管理维权过程中的费用支出，不仅是在潜在诉讼中确保成本得以弥补的前提，更是其整体合规与风险管理能力的体现。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对合理开支，尤其是律师费合理性的审查标准将日益精细和统一，从而在保护创新与维护诉讼公平之间达成更佳的平衡。

在商业秘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框架中，“情节严重”与“故意”共同构成了加重赔偿责任的二元核心要件。如果说“故意”侧重于评价侵权人的主观恶性，那么“情节严重”则着眼于侵权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二者共同决定了是否需要在填平损失的基础上，施以额外的惩罚性制裁。准确认定“情节严重”，是防止惩罚性赔偿滥用、确保“罚当其过”的关键。

一、“情节严重”要件的制度功能与认定原则

“情节严重”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客观要件，其制度功能在于筛选出那些超越了普通侵权、对社会经济秩序和创新环境造成显著破坏或威胁的行为，从而证明适用超出补偿范围的惩罚是正当且必要的。

在认定原则上，法院需遵循 “全面评价、主客观相结合、比例协调”​ 的准则：

• 全面评价原则：必须综合考察侵权行为本身、损害后果、侵权人态度等多方面情节，避免以偏概全。
• 主客观相结合：虽然“情节严重”是客观要件，但其认定需与“故意”这一主观要件相互印证。恶性主观故意下的行为，其客观情节的严重性往往更容易被确认和强化评价。
• 比例协调原则：情节严重的程度，应直接影响到惩罚倍数的最终确定，确保制裁力度与侵权行为的恶性相匹配。

二、认定“情节严重”的综合考量因素体系

司法解释确立了“综合考量”的基本方法，以下因素构成评价行为危害性的多维坐标系：

1. 侵权行为的手段：手段的违法性与恶劣性直接体现情节严重程度。例如，使用盗窃、贿赂、电子侵入等不法手段，相较于违反保密义务的使用，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更大。
2. 侵权行为的次数与持续时间：单次侵权与多次、持续侵权有本质区别。长期、反复侵权表明侵权人藐视法律、以侵权为业的倾向，危害具有持续性。
3. 侵权行为的性质：是单纯的非法使用，还是兼具非法获取与披露？是个人行为，还是有组织的公司行为？不同性质的行为对商业秘密控制力的破坏程度不同。
4. 侵权的地域范围与规模：侵权行为覆盖全国市场还是局部区域；侵权产品的产量、销售额巨大还是较小。范围越广、规模越大，对权利人市场份额的侵蚀和对竞争秩序的破坏越严重。
5. 侵权造成的后果：这是衡量情节的核心。后果包括权利人的实际经济损失（如巨额利润流失）、竞争优势的丧失（如导致商业秘密公开）、商誉损害，以及对行业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
6. 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诉讼是侵权行为的延续观察窗口。在诉讼中伪造证据、隐匿账册、拒不执行保全裁定等行为，不仅妨碍司法，更强化了其侵权的主观恶意和对法律秩序的漠视。

三、可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解析

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法律及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了若干可直接或初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为裁判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引。

（一）基于侵权历史与惯常性：彰显漠视法律与重复恶意

此类情形关注侵权人的前科与行为模式，体现其再犯可能性和较低的守法意愿。

情形​	法律内涵与认定要点​	证据与审查重点​
① 屡教不改：再次侵权​	此前曾因侵犯商业秘密受到行政处罚或民事判决，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行为。这直接表明侵权人毫无悔改之意，主观恶意深重，守法意识淡薄。	需提供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法院判决书等，并证明本次侵权行为在性质、对象或手段上与之前具有同一性或高度相似性。
② 以侵权为业​	将侵犯商业秘密作为其主要经营活动或主要利润来源。这表明侵权具有商业策略性和组织性，危害性远大于偶发侵权。	审查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线是否建立在侵权信息之上；营业收入中侵权贡献的占比；公司设立目的与侵权行为的关联性。

（二）基于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妨碍司法与加重过错

此类情形将侵权行为在司法程序中的延伸表现，作为评价其严重性的重要依据。

情形​	法律内涵与认定要点​	证据与审查重点​
③ 伪造、毁坏或隐匿侵权证据​	在诉讼中故意制造虚假证据，或销毁、隐藏能够证明侵权事实的关键证据。此行为直接破坏司法公正，挑战司法权威，并意图掩盖更严重的侵权事实。	通过证据比对、鉴定、对方当事人自认或法院调查发现证据矛盾、缺失或人为毁损的痕迹。
④ 拒不履行保全裁定​	人民法院为制止侵权行为、防止损失扩大作出行为保全裁定后，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这表明侵权人对司法命令的公开藐视，且放任损害后果持续扩大。	审查保全裁定的送达与生效情况，权利人提供的侵权人违反保全裁定的证据（如继续生产、销售的证据）。

（三）基于损害后果的极端严重性：量化与质化的重大危害

此类情形直接以侵权行为的客观危害结果作为“情节严重”的标尺。

情形​	法律内涵与认定要点​	证据与审查重点​
⑤ 侵权获利或权利人受损巨大​	侵权所获利润或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达到“巨大”程度。这是“情节严重”最直观的量化体现之一。具体数额标准可参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特点及司法先例。	通过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市场分析报告等，证明侵权销售额、利润额或权利人市场份额损失、价格侵蚀、成本增加等达到显著规模。
⑥ 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人身健康​	侵权行为超越私权范畴，波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安全或消费者健康。例如，侵犯涉及国防科技、重大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商业秘密。	需要证据证明所涉商业秘密的应用领域具有特殊性，且侵权行为可能导致重大风险或已造成现实危害。

（四）兜底条款：司法裁量的灵活空间

“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赋予法官针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恶性侵权手段进行评价的权力。例如，系统性挖角核心团队、利用侵权获取商业秘密并以此要挟权利人、侵权行为导致权利人经营陷入严重困难甚至破产等，均可根据具体案情纳入此范围。

四、司法认定中的难点与策略

（一）认定难点

1. “巨大”的量化标准：对于获利或损失“巨大”，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绝对数额标准，需结合地区、行业、个案具体判断，易引发争议。
2. “以侵权为业”的证明：需要穿透公司表面业务，证明其盈利模式实质性依赖侵权，举证要求较高。
3. 多情节竞合时的评价：当同一案件中存在多个严重情节时，如何综合评价其总体严重程度，并映射到1-5倍的具体倍数选择上，需要精细裁量。

（二）诉讼策略建议

• 对权利人：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应系统梳理证据，不仅要证明“故意”，更要着力构建证明“情节严重”的证据链。特别关注侵权规模证据的收集（如电商平台销售数据、海关出口记录）、侵权人过往处罚记录的查询，以及在诉讼中及时固定对方不诚信诉讼行为的证据。
• 对被诉侵权人：如被控情节严重，应针对指控的具体情形进行有效抗辩。例如，对“获利巨大”的指控，可提出成本扣除、市场份额分摊等计算异议；对“以侵权为业”的指控，可证明自身具有合法研发能力与独立产品线。

结语

商业秘密侵权“情节严重”要件的认定，是从客观危害性维度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划定了一道实质门槛。它要求司法裁判者不仅关注侵权行为本身，更须审视其波及范围、持续状态、损害体量以及对法律秩序的冲击程度。通过将“情节严重”类型化为可识别、可证明的具体情形，法律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明确的行为预期与风险警示：那些系统性的、顽固的、造成巨大损害或危及公共利益的恶意侵权行为，将面临远超出补偿范围的严厉经济制裁。这不仅是加大对商业秘密保护力度的需要，更是构建诚信、公平、可预期的创新竞争生态的基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情节严重”情形的认定标准，将是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立法目的的关键所在。

在专利确权及维权的过程中，权利要求中的名词﹑符号﹑语句存在不同意义时，如何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本文将本律实际经办的相关案例，为大家剖析并解读现实情境中的解决思路。

基本案情：蓝牙耳机专利侵权案

（一）委托前基本情况
当初经朋友介绍，接下了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蓝牙耳机的维权案，代理人上门去了解研发过程，权利人告知：该公司的最初研发的第一代产品便立即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中，承载板（充电仓最下面的黑色电路板5）及安装板（塑料板7）两端均设置“缺口”（请参考说明书附图的图1），设置的“缺口”方便搭接块510通过（该“通过”语义为“穿过”， 如，火车通过隧道），用胶水将通过缺口的搭接块510粘接于内底仓的侧壁上，以方便吸合位于耳机手柄上的另一磁铁，两个磁铁相互吸合实现耳机“搭接”于充电仓中（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冰箱门也是通过搭接块（磁铁）实现与箱体的“搭接”），而且，内顶仓及内底仓因为需要“托举”“安放”第一连接块及第二连接块才不得已设置的，不然，产品内部的结构不需要这种多层的汉堡式结构，企业也要节省材料成本。

后在产品上线时，通过（“穿过”）该“缺口”中的搭接块510由于胶水性能不佳，经常发生搭接块510从缺口中掉落的产品质量事故，于是，研发人员对技术方案进行改进，将塑料板7的“缺口”消除，在该消除的“缺口”位置设置托碗式凹槽，将搭接块510设置于该凹槽中，以防止搭接块510发生再次掉落的品质事故，形成了现在市场上的第二代产品。

（二）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条：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4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原告要求以独立权利要求1来主张权利，权利要求1如下：

1.一种半开放式无线耳机充电仓，包括充电仓(1)和仓盖(2)，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仓(1)内部底端通过一组搭接块(510)设有承载板(5)，且承载板(5)顶部设有安装板(7)，所述安装板(7)顶部设有充电包(8)，且充电包(8)顶部设有隔板(9)，所述充电仓(1)内部位于隔板(9)顶部通过第二连接块(1110)设有内底仓(10)，且内底仓(10)两侧设有边壳(11)，所述充电仓(1)底部贯穿设有充电头(6)，所述内底仓(10)与边壳(11)相连接部分设有容纳槽(4)，且两个容纳槽(4)的相反的一侧皆设有卡口(3)，所述仓盖(2)底部内部通过第一连接块(210)设有内顶仓(12)，所述容纳槽(4)内部设有无线耳机本体(13)故，有必要对权利要求1的各技术特征进行拆解，经一审及二审，对其它的技术特征双方无争议，但，人民法院及对方当事人对于权利要求1中的“通过”的语义存在重大分歧。

焦点难点：如何理解一词多义的“通过”？

2009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0次会议通过，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

“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于权利要求，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特别界定。

以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

即，工具书可用于解释权利要求含义：

故，从说明书附图的图1及现代汉语词典的来确定“通过”是何意义。

在现代新华词典中，“通”至少有11种解释，包括：

语义1，“没有阻碍，可以穿过”，例如：通车，水渠通水了；

语义2，“懂得”“了解”，例如：精通日语等等

而在学生用现代汉语实用词典中（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第927页关于“通过”的解释如下：

语义1（动词），“从一端或一侧到另一端或另一侧”，穿过，例如：通过大桥，通过大门；

语义2（动词），议案等经过法定人数的同意而成立，例如：议案已通过；

语义3（介词），以人或事情为媒介或手段而达到某种目的，例如：通过中间人传达意见；通过教学传授知识，通过努力考上清华大学，离婚夫妇通过孩子重建复合家庭等等。

语义4（动词）：征求有关的人或组织的同意或核准，例如：此事要通过组织部门批准。

由此可知，“通过”一词多义，可为动词“穿过”；也可为介词。

当为介词时，首先，“通过**”中的“**”可以是：不具有物理上的直接媒介，如“通过努力考上清华大学”中的“努力”并不具有物理上的直接媒介。

其次，“通过**”中的“**”即使具有物理上的媒介，也可以是非直接的，可移动的物体，还可以是因为媒介的存在才需要下一步行为，例如：“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足球比赛”，“人民法院通过双方调解书了结案件”。

另，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的第4条：

“第四条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中的语法、文字、标点、图形、符号等存有歧义，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可以得出唯一理解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唯一理解予以认定。”

故，在本涉案专利中，具有“通过”的技术特征的唯一理解如下：

第一，“所述充电仓(1)内部底端通过一组搭接块(510)设有承载板(5)，”权利人主张如下：该“通过”为动词“穿过”，意指：所述充电仓(1)内部底端，穿过一组搭接块(510)，设有承载板(5)。有图为证：

第二，所述充电仓(1)内部位于隔板(9)顶部通过第二连接块(1110)设有内底仓(10)，权利人主张如下：该“通过”为“介词”，意指：所述充电仓(1)内部位于隔板(9)顶部，以第二连接块(1110)为媒介，才需要设有内底仓(10)。

第三，所述仓盖(2)底部内部通过第一连接块(210)设有内顶仓(12)，权利人主张如下：该“通过”为“介词”，意指：所述仓盖(2)底部内部，以第一连接块(210)为媒介，才需要设有内顶仓(12)。以上第二及第三的权利人主张，有图为证：

结语

综上：民事诉讼法将专利案与可能判无期及死刑的案件一审管辖法院列为中级人民法院，就是考虑技术方案的研判过于艰难，决不仅仅是权利要求书中的几行文字的表意，而是集合了技术原创﹑文学﹑法官的卓越的审判经验及人生智慧的综合，汉语中的“通过”一词多义，确权时，不能仅从权利要求1中的几行连小学生都认识的汉字表面意义出发，也不能抛开字典，从长期形成的狭隘单一思维出发：认为“通过”必须指向：“直接地﹑固定地连接于两个实体”，应从权利人的合理陈述，涉案专利的包括说明书附图的专利文献全文及保护实打实的创新出发，选择汉语中“通过”具体是何种语义。

（本文作者：盈科孙利华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商业秘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走向强保护时代的标志性立法进步。该制度旨在通过对恶意侵权人施以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实现惩罚、威慑与预防的功能。其适用以行为人 “故意”​ 且 “情节严重”​ 为前提，其中，“故意”作为主观要件，是启动惩罚性赔偿的“第一道阀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故意”，避免主观臆断，成为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关键。本文基于司法指引与判例研究，系统梳理“故意”认定的审查思路、典型情形及证明路径。

一、“故意”要件的制度定位与审查原则

惩罚性赔偿中的“故意”，是指侵权人明知其行为将侵犯他人商业秘密，却仍然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其认定不仅关乎赔偿数额的倍增，更体现了法律对背信弃义、恶性竞争行为的强烈否定评价。

在审查原则上，应遵循 “主客观相统一”​ 的方法：

• 客观行为推知主观心态：“故意”作为内心状态，难以直接证明，需通过侵权人的外在行为、身份关系、客观情节等间接证据进行综合推断。
• 综合因素整体判断：需摒弃单一标准，将多项关联因素置于具体案情中统筹考量，形成内心确信。
• 初步推定与反证结合：对于某些特定、明显的情形，可初步推定其具有故意，但同时允许侵权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二、认定“故意”的综合考量因素体系

认定侵权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法院通常会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审查框架，综合考察以下核心因素：

1. 侵权人与权利人的关系：这是判断“明知”可能性的基础。关系越密切、信任程度越高，侵权人知悉并违反保密义务的意图就越明显。例如，前雇员、现合作伙伴相较于普通竞争者，其“故意”更容易被认定。
2. 侵权行为的手段与情节：手段的违法性与恶劣程度直接反映主观恶性。使用盗窃、贿赂、电子侵入等非法手段，相较于通过反向工程等合法途径后的不当使用，其故意更为直接和明显。
3. 侵权人的从业经验与认知水平：具有相关行业长期从业经验或较高专业地位的主体，理应对行业惯例、信息属性（是否可能构成商业秘密）有更清晰的认知，其辩称“不知”或“无意”的难度更大。
4. 权利人的保护记录与侵权人对此的知晓情况：如果权利人曾明确发出侵权警告或通知，侵权人在知悉其行为可能侵权后仍继续实施，则构成“故意”的强有力证据。
5. 其他关联情节：如侵权规模、持续时间、是否以侵权为业、事后是否采取掩盖或毁灭证据的行为等，均可作为辅助判断因素。

三、可初步认定“故意”的典型情形分析

基于上述考量因素，司法实践中已形成若干可以初步推定侵权人具有“故意”的典型情形，极大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一）基于特殊身份与信赖关系的故意

此类情形中，侵权人因与权利人存在特定法律关系而负有更高的忠实与注意义务，其违反义务的行为本身即强烈暗示其主观故意。

情形​	法律逻辑与认定要点​	典型案例特征​
① 内部核心人员侵权​	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等，作为公司经营决策的核心，对公司核心资产（包括商业秘密）负有最高的忠实勤勉义务。其本人或通过其控制的实体实施侵权，可直接推定其明知信息属性及行为性质。	公司创始人/高管离职后，设立或加入新公司使用原公司核心技术或客户资源。
② 存在信赖关系的关联方侵权​	基于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侵权人不仅接触了商业秘密，更因此建立了特定的信赖关系。违反此信赖，利用职务或合作之便获取、使用秘密，主观过错显著。	前员工、前代理商、被许可方违反保密约定，将商业秘密用于自营业务或披露给第三方。

（二）基于业务往来与接触机会的故意

在商业磋商或履行合同过程中接触商业秘密后实施的侵权，违背了商业交往中的诚信原则。

情形​	法律逻辑与认定要点​	典型案例特征​
③ 磋商或业务往来中侵权​	为达成合同进行磋商或已有业务往来，权利人基于缔约信赖或履行需要披露了商业秘密。侵权人在此过程中接触并知悉后，未经许可自行使用或披露，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违反。	在并购尽调、项目合作洽谈中获取对方技术方案后，单方面终止合作并自行实施该方案。

（三）基于手段违法性与恶劣情节的故意

侵权手段本身的性质，是判断主观恶性最直接的依据。

情形​	法律逻辑与认定要点​	典型案例特征​
④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	直接采用法律明令禁止的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这些手段本身即为违法，行为人实施时对其行为的侵权性质具有明确的认知，故意状态最为明显。	雇佣黑客侵入竞争对手服务器窃取数据；贿赂对方员工拷贝技术资料。

（四）基于无视权利警告的持续性故意

权利人的警告使侵权人从“可能不知”的状态转为“明确知晓”，其后的持续行为构成直接的故意。

情形​	法律逻辑与认定要点​	典型案例特征​
⑤ 警告后仍不停止​	经权利人通过律师函、警告信、诉讼通知等方式明确主张权利、指出侵权行为后，侵权人仍未停止侵权。这排除了“善意侵权”或“无意侵权”的可能性，表明其主观上具有漠视他人权利的恶意。	收到侵权警告函后，仅对产品进行非实质性修改或换名继续销售。

（五）其他可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此为兜底条款，赋予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的空间。例如：

• 行业“挖角”：系统性、有针对性地招募权利人掌握核心技术或核心客户资源的整个团队。
• 伪造或毁灭证据：在诉讼或调查过程中，故意伪造研发记录、销毁财务账册或电子数据，意图掩盖侵权行为。
• 重复侵权：曾因侵犯权利人或其他主体的商业秘密受到处罚或判决后，再次实施同类侵权行为。

四、司法认定中的证明策略与抗辩要点

（一）权利人的举证策略

权利人应围绕上述典型情形，系统组织证据链：

1. 证明关系证据：劳动合同、合作协议、保密协议、往来邮件、会议纪要等，证明存在特殊关系或业务接触。
2. 证明接触与知悉证据：系统访问日志、文件传输记录、涉密信息分发清单等，证明侵权人确已接触商业秘密。
3. 证明手段与警告证据：监控录像、通话录音、电子数据鉴定报告（证明侵入）、律师函及快递凭证、警告邮件及已读回执等。
4. 证明持续侵权证据：警告前后的持续销售记录、产品对比分析报告等。

（二）侵权人的抗辩空间

即使存在上述初步推定情形，侵权人仍可通过反证进行抗辩，例如：

• 证明信息来源于公有领域或独立研发：提供完整的独立开发记录、反向工程过程证据等。
• 证明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但仍无法知晓：在特定情形下（如从第三方善意受让），需证明已支付合理对价且对侵权不知情。
• 证明在收到警告后已立即停止侵权并采取补救措施：如下架产品、删除数据、与权利人协商解决等。

结语

商业秘密惩罚性赔偿中“故意”要件的认定，是一个从客观行为反推主观心态的严谨司法过程。法律列举的典型情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指引，旨在精准打击那些违背商业伦理、破坏创新环境的恶意侵权行为。对于权利人而言，在维权过程中有意识地固定能证明侵权人主观状态的证据，对于最终获得惩罚性赔偿至关重要。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明晰这些“红线”情形，则意味着必须恪守诚信，通过合法创新参与竞争，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故意”认定的规则将更加精细化，从而推动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市场秩序。

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中，法定赔偿制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兜底”与“衡平”角色。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与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均因证据所限而“难以确定”时，这一制度提供了司法裁量空间，旨在避免侵权人因权利人举证困难而逃脱责任。然而，法定赔偿的适用绝非“酌情估堆”的简单过程，而是建立在严格程序、精细分析与充分说理基础上的严肃司法行为。

一、法定赔偿的制度定位：补充性与裁量性

法定赔偿，是指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均难以确定，也无合理许可费可供参照时，由人民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幅度内，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制度。在商业秘密领域，其制度价值体现在：

1. 救济功能的终局保障：在证据偏在、损失无形等现实困境下，确保权利人不因举证不能而完全丧失获赔机会，是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填平损害的最后手段。
2. 诉讼经济的现实选择：避免了在极端复杂、成本高昂的审计、评估程序中消耗过多司法与当事人资源，提升纠纷解决效率。
3. 司法导向的彰显：赔偿数额的酌定过程，直观体现了司法对侵权行为性质、情节及后果的评价，对市场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引和规范作用。

核心原则是“补充适用”：法定赔偿是位于“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倍数”之后的第四顺位选择，其启动前提是前几种计算方式“难以确定”，而非“计算困难”或“当事人主张”。这一定位决定了其适用必须保持谦抑与审慎。

二、精细化裁量的考量因素体系

商业秘密侵权法定赔偿的酌定，绝非法官的自由心证，而必须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明定的因素，进行系统化、可视化的分析论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的考量因素体系。

（一）权利客体因素：评估被侵害商业秘密的价值基础

此类因素聚焦于商业秘密自身，旨在评估其遭受侵害的“静态价值”与“潜在损害”。

考量因素​	具体内涵与审查要点​	当事人举证指引​
商业秘密的性质​	是技术信息（如配方、工艺）还是经营信息（如客户名单、采购价格）？技术秘密通常研发投入大、保护周期长，价值可能更高。	权利人应提交技术交底书、实验记录、客户名单构成复杂性的说明等，证明其属于核心信息。
商业价值​	该秘密能为权利人带来或可能带来的现实与预期经济利益。	提供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利润率数据、资产评估报告、吸引投资的商业计划书等。
研究开发成本​	为获取该秘密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成本。	提供研发立项文件、人员工资记录、设备采购凭证、外包服务合同及付款记录等。
创新程度​	相较于公知信息的难易程度和进步性。创新程度越高，其独占价值越大。	提供技术查新报告、与原有技术的对比分析、获得的科技奖励或鉴定意见等。
能带来的竞争优势​	该秘密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排他性优势及其可持续时间。	提供证明市场份额领先、产品定价权、客户粘性高、技术门槛等证据。

（二）侵权行为因素：评估侵权行为的可责性程度

此类因素聚焦于侵权方，旨在衡量侵权行为本身的恶性程度及其造成的“动态后果”。

考量因素​	具体内涵与审查要点​	当事人举证指引​
侵权人的主观过错​	是故意（明知故犯、恶意挖角）还是重大过失。故意侵权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也是提高法定赔偿额的关键。	权利人可举证侵权人曾为员工、签订保密协议、收到律师警告函、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等证据。
侵权行为的性质​	是非法获取、披露还是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是初次侵权还是重复侵权？是个人行为还是企业有组织行为？	举证侵权行为的实施手段、范围、侵权产品与秘密的同一性鉴定意见等。
侵权情节​	包括侵权规模（产量、销售额）、持续时间、地域范围、是否以侵权为业、侵权手段是否恶劣（如利诱、胁迫）等。	通过公证书、市场调查、侵权人宣传材料、网站信息、行政处罚决定等证明侵权规模与范围。
侵权后果​	对权利人造成的实际影响，如市场份额流失、价格体系破坏、商誉损害、研发投入沉没、导致秘密公开等。	提供自身销量下滑数据、客户流失名单、为应对侵权增加的维权成本票据等。

三、实现精细化裁量的程序与说理路径

法定赔偿的“精细化”目标，必须通过严谨的诉讼程序和充分的法律文书说理来实现。

1. 强化庭审调查与质证：法院应主动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围绕上述各项考量因素进行举证、质证。例如，明确要求原告就“研发成本”提供证据清单，要求被告就其“主观状态”和“经营规模”进行说明。将赔偿额的确定基础从“法官后台酌定”推向“庭审公开论证”。
2. 构建“因素-事实-证据”的论证链条：在裁判文书中，必须改变“综合考虑，酌情确定X万元”的笼统表述。应采用如下论证结构：
   • 分项列明：逐一列明经庭审查明的、与各项考量因素相关的事实。
   • 证据印证：阐明认定每项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及其证明力。
   • 关联分析：分析该项因素对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的可能影响方向与程度。例如，“鉴于涉案技术秘密创新程度高（有鉴定报告为证），其市场领先期预计较长，侵权行为侵蚀了权利人的预期利益。”
   • 综合权衡：最终说明各项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导向所判定的具体数额。可以明确某些因素是提高赔偿额的主要权重（如恶意侵权、造成秘密公开），某些是次要权重。

四、法定赔偿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制

为防止法定赔偿制度的滥用，避免其架空更精确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司法实践必须严格把握其适用边界。

1. “难以确定”的严格解释：“难以确定”不等于“计算复杂”或“当事人未充分举证”。法院负有释明与引导举证的责任。当原告主张以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计算时，法院应首先审查是否存在计算的基础事实和可能性，并指导当事人就相关财务数据、审计可行性等进行举证。仅当穷尽举证手段和调查途径后，损失或获利仍处于真伪不明或无法计算状态时，方可启动法定赔偿。
2. “基本查清”时的排除适用：如果根据现有证据和证据规则（如举证妨碍规则），能够对损失或获利数额形成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或基数，则应当依据该基础进行确定，而非转而适用法定赔偿。例如，能确定侵权产品的销量，虽利润率有争议，可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等作出认定。
3. 禁止权利人的程序投机：明确禁止权利人“用尽精确计算方法后反悔”的策略。特别是，当原告申请对被告财务账册进行审计，且审计得以进行并得出一定结论后，其又主张审计结果不可信而要求适用法定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这旨在维护诉讼程序的严肃性，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

结语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法定赔偿，是司法智慧与裁量艺术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要义在于，以程序上的“精细化”保障实体上的“合理化”。通过将模糊的“酌情”转化为对一系列法定因素的公开调查、充分辩论与清晰说理，法定赔偿的裁量过程得以从“黑箱”走向“透明”，其结果也更能获得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认同。对法官而言，这意味着更重的审理负担和更高的说理要求；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而言，这意味着赔偿请求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和严谨的论证基础上。唯有如此，法定赔偿制度才能在保护创新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达成精妙平衡，真正成为商业秘密保护的“最后一道正义防线”，而非“最容易的模糊出路”。

在服装行业，“快时尚”“高频上新”的行业特性，让知识产权风险如影随形。很多企业把重心放在设计、生产和销售上，却忽视了知识产权的布局与防护，往往等到纠纷找上门才追悔莫及。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服装行业典型判例，本文梳理了服装企业最易踩中的6大知识产权风险，帮你提前规避、守住经营成果。（以下简称“《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商标风险：

最易踩雷的“品牌生命线”危机

商标是服装企业的核心标识，从品牌名称、logo到产品吊牌、包装袋，都可能涉及商标风险，常见场景有3类：

“傍名牌”侵权：低成本引流的致命陷阱

为了快速打开市场，有些企业会刻意使用与知名品牌近似的名称、logo，比如把“梦特娇”改成“梦特娇·梅蒸”，模仿知名品牌的花瓣图形商标仅略作修改，这种行为已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博内特里公司诉上海梅蒸公司案中，被告因使用近似商标及包装装潢，被判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更隐蔽的是，将知名品牌名称作为企业字号注册，再在产品上突出使用，也可能构成侵权。

商标布局滞后：爆款变“侵权款”

很多企业习惯先推出产品抢占市场，再申请商标，却不知服装款式的流行周期极短，若在申请商标前产品已公开销售，可能因“在先使用”丧失显著性，导致商标申请被驳回；更严重的是，若此时被他人抢先注册相同或近似商标，企业反而会陷入侵权困境，要么更换品牌重新推广，要么支付高额许可费。

品类覆盖不全：拓展业务时触礁

有些企业仅在“服装”品类注册了商标，后续拓展配饰（如帽子、围巾）、鞋履、箱包等关联品类时，却发现商标已被他人抢注，要么无法使用原有品牌名，要么面临侵权索赔，错失品牌延伸的机会。

二、外观设计专利风险：

原创设计的“抄袭魔咒”

服装的款式、版型、色彩搭配等原创设计，依赖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但很多企业存在“重设计、轻专利”的误区，风险集中在两点：

● 先公开后申请：专利成“废纸”  

服装行业时效性极强，一款款式可能只流行一季。有些企业为了赶旺季，先将新款服装公开销售或参加展会，再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但根据《专利法》规定，外观设计专利需具备“新颖性”，若在申请前已公开，将无法获得授权，即使侥幸授权也可能被宣告无效，原创设计毫无保护可言。

● 抄袭与被抄袭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原创企业若未及时申请专利，爆款设计极易被同行模仿，维权时因缺乏权利基础难以胜诉；另一方面，有些企业在设计时未做侵权检索，无意间抄袭了他人已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比如某企业的连衣裙版型与他人专利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无实质性差异，被判定侵权，不仅要停止销售，还要赔偿巨额损失。

三、版权风险：

图案、文案背后的“隐形陷阱”

服装上的印花图案、刺绣纹样、宣传文案、产品画册等，都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保护，这类风险常被企业忽视：

● 图案抄袭：付费素材也可能踩坑  

很多企业为了节省设计成本，直接从网上下载印花图案用于服装生产，或委托设计工作室创作却未明确版权归属。若使用的图案是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即使支付了素材费，未获得版权方许可仍构成侵权。比如美国设计师Tuesday Bassen曾控诉Zara抄袭其原创图案，引发行业广泛关注，Zara最终不得不下架侵权产品并赔偿损失。

● 实用艺术品认定争议：成衣版权保护的模糊地带  

服装成衣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品，目前法律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若企业的高端定制服装具备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却未通过版权登记等方式固定权利证据，当遭遇抄袭时，可能因无法证明作品属性而难以获得充分保护。

四、商业秘密风险：

员工离职带飞的“核心资源”

服装企业的客户名单、供应商信息、设计手稿、生产工艺、定价策略等，都属于商业秘密，这类风险主要源于内部管理漏洞：
员工离职泄密，最常见的“致命伤”

设计人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离职后，利用原企业的商业秘密谋取利益，是服装行业的高发风险。比如设计师离职后携带原创设计手稿入职竞品企业，直接生产相似产品；销售人员带走核心客户名单，引导客户与新东家合作，这些行为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会给原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从历年案例来看，服装配饰领域因科技含量低、利润高，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重灾区。保密措施缺失，商业秘密“不保密”

有些企业未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设计手稿随意摆放、核心数据未加密、未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即使商业秘密被泄露，也因无法证明“已采取保密措施”，难以获得法律保护。

五、不正当竞争风险：

市场竞争中的“灰色地带”

除了上述风险，服装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还可能因不正当竞争行为陷入纠纷：

● 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混淆消费者的“障眼法”  

模仿知名服装的吊牌设计、包装袋样式、店面装修风格，让消费者误以为是知名品牌的产品，这种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需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

● 商业诋毁：恶意竞争的“双刃剑”  

为了抢占市场，有些企业会在宣传中恶意诋毁竞争对手，比如散布“某品牌服装质量不合格”“某品牌设计抄袭”等虚假信息，这种行为不仅侵犯对方的商誉，还可能面临高额赔偿。

六、供应链风险：

上游“埋雷”，下游“背锅”

服装企业的供应链环节也暗藏知识产权风险，很多企业容易忽视：

● 代工厂侵权牵连品牌方  

若代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侵权的面料、辅料（如带有侵权商标的纽扣、拉链），或擅自超量生产并私自销售品牌产品，品牌方可能因“共同侵权”被牵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面料/辅料供应商侵权传导  

采购的面料图案、辅料设计若涉及侵权，生产出的服装成品也会构成侵权，即使企业不知情，也需承担停止销售的责任，已售产品的利润可能被追回，还可能面临赔偿。
避坑指南服装企业知产防护3个关键动作

提前布局：把权利“装进口袋” 

新品设计完成后，先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再公开销售；品牌名称、logo尽早在服装、配饰、鞋履等关联品类注册商标；原创图案、文案及时进行版权登记，构建“商标+专利+版权”的立体保护体系。

内部管控：筑牢商业秘密“防火墙” 

与核心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对设计手稿、客户名单等核心资料进行加密管理；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定期开展知识产权培训。

风险排查：避免“踩坑”与“背锅” 

采购面料、辅料时，要求供应商提供知识产权权属证明；与代工厂签订规范的合作协议，明确知识产权责任；定期对自身产品、门店宣传进行侵权检索，及时发现并规避风险。知识产权才是服企的“核心竞争力”

在服装行业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原创设计和品牌价值已成为企业立足的关键，而知识产权正是保护原创、捍卫品牌的“利器”。与其事后维权耗费巨资，不如事前布局筑牢防线。

如果你的企业在设计、生产、销售过程中遇到知识产权相关疑问，建议及时咨询专业知识产权律师，让专业力量帮你规避风险、守护经营成果。

（本文作者：盈科王南海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泉州律所）

一场跨越数年的专利权属与侵权纠纷终于尘埃落定：B方利用合作过程，获取A方专利技术并申请多件专利。在获得专利授权后反而起诉A方产品侵权。A方奋起反诉，将B方申请的一件专利宣告无效，对另一件专利通过专利权属纠纷收归已有，起诉B方侵权也获法院支持。

让我们共同对这场“专利劫”进行反思。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2021年4月7日，注定成为后续一系列专利纠纷的起点。这一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时受理了多项与XX器相关的专利申请：A方提交了“PA1”、“PA2”、“PA3”三件专利申请；B方则提交了“PB1”外观设计专利和“PB2”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当时，A方与B方仍处于合作沟通阶段，A方不断将产品的测试效果、产品视频发送给B方，B方也向A方寄送产品配件、提出改进需求，双方围绕产品研发保持着密切联系。

【起营竖寨，暗流涌动】

2021年9月17日，B方申请的PB1号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公告；同年10月29日，B方申请的PB2号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专利权人登记为B方；而A方的三项专利也陆续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间获得授权。

随着专利授权的落地，双方围绕专利归属与使用的潜在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风起云涌，事实惊诧】

2022年4月，B方基于已授权的PB1号外观设计专利，向新疆第八师石河子市知识产权局提出请求，主张A方的产品构成专利侵权，要求相关部门进行裁决处理。

这一行为引起了A方的警觉，其随即展开调查，才发现B方未经A方允许，单独申请了PB1号外观专利和PB2号实用新型专利，而这两项专利所涉技术方案，与A方此前研发并沟通的XX器技术高度相关。

【愤然反击，釜底抽薪】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A方于2022年4月1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主张B方PB1号外观设计专利与自己在先创作的作品构成权利冲突，不符合专利法相关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理查明，A方对涉案专利相关设计享有在先著作权，创作完成时间早于B方专利申请日，且B方在申请专利前已通过微信聊天等方式接触过A方的设计方案，其专利设计与A方的在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2022年9月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58019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B方PB1号外观设计专利权全部无效。

专利被宣告无效后，B方于2023年3月向新疆第八师石河子市知识产权局提出撤回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该局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相关规定，认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B方的撤案请求符合法律规定，遂作出兵石知法处字[2022]2号决定书，撤销该案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拨乱反正，权属归位】

然而，纠纷并未就此终结。A方认为，PB2号专利的核心技术方案由A方独立研发，相关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均形成于专利申请日之前，且与A方已授权的三项专利技术存在高度关联性，B方未对该专利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该专利的专利权人及发明人理应是A方。为此，A方启动专利权权属纠纷之诉，将B方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专利归A方所有，并要求对方支付维权合理开支。

案件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法院查明，A方提交的电脑存储文件、微信聊天记录、技术咨询意见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案涉专利技术方案与A方在先研发的技术方案相同，且A方为专利技术的实质性创新作出了主要贡献。2024年6月26日，一审法院判决确认PB2号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及发明人均为A方；并裁决B方应向A方支付合理开支。

B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4年10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明确该专利归属A方，并确认B方应当承担A方支出的合理开支。

【尘土各归，自食其果】

与此同时，A方基于自身合法拥有的“PA1”、“PA3”、“PA2”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发现B方生产、销售的产品，其技术特征与上述三项专利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特征完全一致。为此，A方分别向法院提起三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之诉，要求B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库存产品及专用模具，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B方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落入专利保护范围的侵权产品，构成专利侵权；B方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未能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B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主张案涉专利属于现有技术、一审判赔数额过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B方提交的现有技术证据与案涉专利技术特征存在实质性差异，其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侵权行为性质、情节、销售规模等因素确定的赔偿数额合理。

2025年12月，二审法院对三案分别作出判决，驳回全部上诉，维持原判。

【后续不定，执行难期】

历经数年，这场围绕专利权属与侵权的系列纠纷司法判定尘埃落定。A方通过合法途径，名义上维护了自身的知识产权权益，确认了核心专利的归属，制止了侵权行为，彰显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也为市场主体规范专利申请与使用行为敲响了警钟。

但后续赔偿额度是否能执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知识产权保护，任重道远（结束）。

（本文作者：盈科李兆岭、张显益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北京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