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救济旨在实现三个目标：停止侵害现状、补偿经济损失、消除侵权载体。然而，由于商业秘密权与姓名权、名誉权等传统人格权在受损客体上存在本质区别，其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展现出鲜明的财产性特征。

一、 核心民事责任：三位一体的救济体系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主要由以下三个维度构成：

1. 停止侵权（禁止性救济）

这是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核心手段。具体表现为：

• 禁止继续使用： 被告必须立即停止在生产经营中使用涉案商业秘密。
• 禁止披露与许可： 被告不得将掌握的机密信息向任何第三方公开，亦不得授权他人使用。
• 期限限制： 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通常持续至该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即秘密性消失）为止。

2. 赔偿损失（补偿性救济）

赔偿数额的确定通常遵循“填平原则”，即补偿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 计算方式： 优先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计算；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计算。
• 惩罚性赔偿： 对于故意侵犯商业秘密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法院可依法判决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3. 销毁或返还载体（清除性救济）

为了从源头上斩断侵权可能，法院可判令被告：

• 销毁载体： 销毁含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源代码、实验记录或电子存储设备。
• 返还物品： 将获取的涉及机密的实物、样品或原始文件返还给权利人。

二、 责任限制：为何“赔礼道歉”一般不予支持？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原告常习惯性地提出“赔礼道歉”的诉请。但在商业秘密纠纷中，法院对此类主张通常持审慎甚至否定态度。

法律逻辑分析：

• 人格权 vs. 财产权： 赔礼道歉主要适用于侵犯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等人格权的案件，其目的是修复受损的人格尊严。而商业秘密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财产利益。
• 商誉损害的缺失： 秘密信息的泄露通常导致的是原告竞争优势的削弱和市场份额的损失（经济损失），而非对原告商业信誉（即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评价）的负面冲击。
• 司法原则： 除非原告能够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伴随着诋毁商誉、虚假宣传等足以造成原告社会评价降低的情形，否则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性与必要性。

三、 总结与建议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民事责任承担重在“纠偏”与“获偿”。

• 对权利人而言： 应当将诉讼重心放在损失数额的精细化举证以及申请行为保全（及早停止侵权）上，而非纠结于人格化、形式化的道歉。
• 对被告而言： 重点在于证明侵权行为的范围及关联载体的性质，争取在合理的损失范围内承担责任，并积极配合载体销毁以终结责任期限。

在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往往处于企业竞争利益与人才流动自由的交汇点。其中最核心的争议之一，在于如何区分**“单位的商业秘密”与“员工个人的知识、经验与技能”**。承认并保护员工的生存权利，不仅是法律正义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必然要求。

一、 生存权利：员工劳动能力的法律属性

员工在长期执业过程中所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与技能（通常被称为“一般信息、经验和技能”），是其作为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其谋求生计的生存基础性要素。

从法理上讲，这些要素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如果法律过度扩张商业秘密的范围，将员工在工作中习得的一切职业技能都归为企业财产，无异于剥夺了劳动者离开原单位后的生存空间，从而造成“实质上的身份依附”。

二、 司法审查中的区分原则

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法院通常遵循“分类审查、动态平衡”的原则，重点关注以下两个层面：

1. 甄别属性：商业秘密与一般技能的界限

并非所有在职期间获取的信息都构成商业秘密。判定员工积累的知识、经验、技能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必须严格按照商业秘密的法定三要素（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措施）进行个案审查。

• 一般技能（生存权范畴）： 指该行业从业人员普遍掌握的专业常识、操作惯例、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以及员工通过重复劳动形成的“肌肉记忆”或职业直觉。
• 商业秘密（企业权利范畴）： 指单位投入研发成本形成的独特技术方案、深层客户需求细节、未公开的成本结构等具有显著识别性和排他性的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

2. 行为定性：保密义务的违反与否

一旦认定某些特定知识或信息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员工的权利边界便清晰可见：

• 合法的技能迁移： 员工离职后利用自身的职业履历、一般性行业知识在新单位入职，属于合法的生存权利行使。
• 违法的秘密披露： 若员工违反保密协议或单位保密要求，擅自披露、使用或允许新单位使用原单位具有秘密性的核心参数、图纸或特定客户深度信息，则构成侵权。

三、 实务操作中的审查要点

在具体案件审查中，法院通常会注意以下细节以确保判决的公正：

（1） 动态确定原则

员工在职期间掌握的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不能仅凭单位的主张。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语境，审查该信息是否已被行业公知，以及单位是否采取了与其价值相适应的保密措施。

（2） 违约与侵权的界限

即使员工负有保密义务，该义务也不应涵盖其凭借天赋和职业经历自然习得的一般技能。如果单位试图通过保密协议无限扩大商业秘密范围，法律应当作出限缩性解释，优先保护员工的劳动权与生存权。

四、 结语

保护商业秘密是为了鼓励创新，而保护员工的生存权利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的劳动秩序。

• 对企业而言： 应当通过清晰的制度建设，明确划定核心机密与一般工作经验的界限，避免因权利主张泛化而导致人才流失或法律诉讼。
• 对员工而言： 在利用自身技能谋求更好生活的同时，必须严守职业操守，不得跨越“不当使用他人秘密”的法律红线。

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中，尤其涉及“客户名单”的争夺时，被告常用的一项核心抗辩理由便是**“个人信赖”（Personal Trust/Individual Reliance）**。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平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与人才合理流动、客户选择权之间的关系。

以下将从“个人信赖”抗辩的法理基础、适用条件及限制因素三个维度进行深度解析。

一、 什么是“个人信赖”抗辩？

“个人信赖”抗辩是指：在侵犯客户信息纠纷中，如果被告（原员工）能够证明客户是基于对员工个人技能、特质或长期建立的特定信用而与原单位进行交易，且在员工离职后，客户是出自真实意愿选择追随该员工或其新单位，则法院通常认定该员工未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

这一抗辩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将客户的“自主选择权”置于原单位的“信息垄断权”之上。

二、 适用“个人信赖”抗辩的三大核心要点

在司法实践中，援引该条款必须同时满足行业属性、来源属性和意愿属性三个层面的要求：

1. 行业特质：强调个人技能的专业领域

“个人信赖”并非普适于所有行业，它主要集中于高智力、高技能、强交互的服务型行业。

• 典型行业： 医疗诊疗、法律服务、高端艺术培训、资深理财顾问、专业咨询等。
• 判断标准： 客户在选择服务时，是否高度依赖于特定从业者的个人专业水准，而非单位的标准化流程。

2. 溯源分析：交易机会的实质贡献者

这是判定“个人信赖”是否成立的逻辑终点。法院会严格区分客户资源的“归属权”：

• 属于个人信赖的情形： 客户是追随该员工个人而来，或者交易的达成主要取决于员工不可替代的个人魅力或专业声望。
• 属于单位成果的情形（不适用抗辩）： 如果员工是利用原告提供的物质条件（如昂贵的实验设备）、商业信誉（如百年老店的品牌效应）或交易平台（如单位分配的潜在客户库）才获得交易机会的，则该客户资源应归属于单位，员工离职带走即构成侵权。

3. 结果验证：客户的自愿追随性

员工离职后，客户转向新单位必须具备真实、自愿的属性。

• 举证责任： 被告通常需要提交客户证言、新签合同说明或往来函电，证明客户在知晓员工变动后，主动且自愿地选择了后续合作。
• 排除情形： 如果员工通过诋毁原单位、误导客户（让客户误以为单位已倒闭）或利用离职前掌握的非公开底价进行恶意竞争，则不能认定为“自愿”。

三、 司法实践中的审慎态度

尽管“个人信赖”是一项法定的抗辩事由，但法院在审查时往往较为谨慎，以防止其成为员工随意窃取公司客户资源的“避风港”。

考量因素	倾向于“个人信赖”	倾向于“单位资源”
获客成本	员工通过个人社交圈或过往名声获客	公司投入大量广告及市场开拓费用
服务深度	需员工长期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方案	流程化、标准化的产品销售或服务
客户粘性	客户只认准特定专家，专家走则客户流失	客户认准品牌，服务人员更换不影响交易

四、 总结与建议

“个人信赖”抗辩在保护劳动者择业自由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 对于企业而言： 应通过完善《竞业限制协议》、建立客户资源管理系统（CRM）以及强化团队协作模式，弱化单个员工对客户的“绝对控制力”。
• 对于离职员工而言： 在援引此抗辩时，应重点搜集客户基于个人技能达成交易的证据，并确保后续接触行为的合规性，避免使用从原单位带出的经营敏感信息（如成本价格、特定深度偏好表）。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抗辩体系中，“反向工程”因其兼具技术探索的合法性与侵权伪装的潜在性，成为最具技术复杂性和法律争议性的抗辩事由之一。它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法律明确认可的、通过自身智力劳动剖析公知产品以获取知识的正当手段；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掩盖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的“合法外衣”。本文将深入剖析反向工程抗辩的法律性质、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司法审查标准及其核心法律边界，为司法实践与技术合规提供系统指引。

一、反向工程的法律定位与双重法律效果

（一）法律定位：基于公知产品的独立分析权

反向工程的法律基础，源于对公共领域资源利用权与促进技术信息自由流动的公共政策的认可。当一项产品通过公开市场合法售出后，其物理载体本身即进入流通领域。购买者在不违反其他法律（如专利权、著作权）的前提下，有权对该产品进行观察、测试、分析乃至拆解，以了解其设计、功能与工作原理。因此，反向工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创造性学习活动，是自由竞争与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二）双重法律效果：抗辩与不“去密”

1. 抗辩效果：成功主张反向工程，是对抗侵权指控的完全抗辩。一旦成立，即便被告最终获得的技术信息与原告商业秘密“实质相同”，其行为也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禁止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侵权指控的基础将被根本性瓦解。
2. 不“去密”效果：反向工程是特定主体（即实施反向工程者）的个人免责事由，并不导致原告的商业秘密自动丧失其“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法律属性。换言之，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相对的和情境性的。对于通过巨大努力成功实施反向工程的特定竞争者而言，该秘密已不复存在；但对于行业内的其他人员和公众而言，该信息仍可能因难以通过反向工程获得而保持秘密状态。原告仍可对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者主张权利。

二、反向工程抗辩的完整构成要件与证明责任

为赢得此项抗辩，被告需承担繁重的举证责任，其证明需覆盖从产品来源到分析结果的全过程，形成一个完整、可信、无瑕疵的证据链。

（一）前提要件：合法获得产品

被告必须首先证明其分析的产品来源合法。这是反向工程正当性的起点。

• 证明方式：提供合法购买凭证，如发票、购买合同、付款记录等。
• 关键点：购买行为应发生在公开市场，且产品应是通过正当销售渠道获得的最终商品，而非通过欺诈、盗窃或违反保密义务获得的原型、样品或内部测试品。

（二）核心要件：独立的技术分析过程

这是反向工程的实质所在，被告需还原其通过自身技术能力破解产品信息的过程。

• 过程记录：提供详细的反向工程工作日志、实验记录、拆解录像、测绘数据、分析报告等。这些记录应能体现时间上的连续性、技术步骤的合理性与逻辑上的递进性。
• 技术手段：证明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工具和方法是行业通用的或合理的，而非依赖于通过不正当手段提前获知的“捷径”（如内部图纸、核心算法）。
• 资源投入证明：提供人员工时记录、设备使用记录、委托外部专业机构分析的合同等，以佐证其为此投入了实质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符合反向工程通常具有相当难度的客观事实。

（三）结果要件：获得信息与产品的关联性

被告需最终证明，其主张的、与被控侵权信息对应的技术信息，确实是从该特定产品中通过所述反向工程过程直接分析得出，而非源自其他非法渠道。

三、司法审查的核心焦点与认定难点

法庭对反向工程抗辩的审查极为审慎，其本质是判断被告主张的独立分析过程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污染源”。审查聚焦于以下几点：

1. 证据的“同时性”与可信度：法庭高度警惕事后编造的可能性。带有客观时间戳的记录（如实验仪器自动生成的数据日志、第三方见证的公证录像）的证明力远高于诉讼发生后整理的书面说明。
2. 技术路径的“合理性”与“经济性”：被告所描述的反向工程路径，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且合理？其投入的成本和时间，与所声称的分析成果是否匹配？一个声称通过简单、低成本手段就破解了行业公认高难度技术的“反向工程”，其可信度会备受质疑。
3. “分析结果”与“秘密点”的映射关系：法庭会仔细比对被告声称通过反向工程获得的信息，与原告商业秘密的“秘密点”（即区别于公知技术的核心信息）是否精确对应。如果两者在非常规、非必要的设计选择上高度一致，而被告的工程记录却无法合理解释如何分析出这些特定细节，则其主张难以被采信。

表：反向工程抗辩的司法审查维度与证据要求

审查维度​	核心问题​	被告理想证据示例​	可能导致抗辩失败的情形​
产品来源合法性​	产品是否从公开市场合法购得？	清晰的购买发票、合同、物流单。	无法提供购买凭证；产品来源不明或涉嫌不正当。
分析过程真实性​	是否真实进行了独立、完整的分析？	带时间戳的连续实验日志、拆解录像公证、原始测绘数据文件。	过程记录零散、跳跃、有明显事后补造痕迹；声称的分析时间/成本严重低于行业常识。
技术路径合理性​	所述分析方法是否技术上行得通？	详细的技术路线图、所用专业工具的说明、与行业通用方法一致的论证。	技术路径描述模糊或违反基本科学原理；方法过于简单却声称破解了复杂技术。
信息获取因果性​	被控信息是否确由分析该产品得出？	分析报告明确展示从原始数据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信息与产品特征的直接对应关系。	分析结果直接指向原告“秘密点”，却无中间分析步骤；获得的信息超出产品物理结构所能揭示的范围。

四、抗辩的禁区与法律边界

反向工程的合法性存在明确边界，逾越即构成侵权。用户材料中强调的两点，是实践中最高发的“抗辩无效”情形。

（一）禁止“先偷后拆”：反向工程必须“清白”

法律坚决否定 “欺诈性反向工程”​ 。如果被告先通过盗窃、贿赂、违约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商业秘密的实质性内容，然后再对产品进行所谓的“反向工程”以制造合法性假象，其抗辩将不被支持。此时，反向工程只是一个“表演”，真正的信息来源早已被“污染”。法庭会通过审查接触商业秘密的可能性、反向工程记录的真实性、以及信息获取的异常“高效性”来揭露此类行为。

（二）遵守特殊领域的法定禁止

基于特别的公共政策考虑（如保护人身安全、国家安全、或激励特定领域创新），法律、行政法规可能明确禁止对某些特定产品进行反向工程。

• 典型领域：
  • 计算机软件：虽然通常允许反向工程以实现兼容性（受合理使用限制），但绕过技术保护措施可能违反《著作权法》或相关行政法规。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我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对商业目的的复制行为有严格限制。
  • 加密技术：涉及国家密码管理规定的产品。
• 法律后果：在此类领域，即便被告完成了事实上的分析，其行为本身因违法而不构成合法抗辩。

五、对市场主体的实践启示

对潜在被告（研发机构/竞争对手）：

• 合规操作，全程留痕：若计划进行反向工程，必须从合法采购开始，并立即启动严格的文档化管理，客观、连续地记录每一步操作、每一个发现。
• 隔离信息，防止“污染”：确保进行反向工程的团队从未且不应接触任何可能源自竞争对手的内部秘密信息，建立信息防火墙。
• 敬畏法律禁区：充分了解自身行业是否存在反向工程的特殊法律限制，避免踏入法定禁区。

对商业秘密权利人：

• 强化技术保护：在设计产品时，可以采用物理封装、芯片加密、代码混淆等技术手段，合理增加反向工程的难度和成本，这不违反法律，且是有效的自我保护。
• 在诉讼中积极证伪：当被告提出反向工程抗辩时，应重点攻击其证据链的薄弱环节，质疑其过程的真实性、成本与成果的匹配度，并积极调查其人员是否存在接触己方秘密的前置可能。
• 明确“秘密点”：清晰界定并证明自身商业秘密中真正具有非显而易见性和价值的部分，使法庭能更敏锐地判断被告所谓“分析结果”的真实来源。

结语

反向工程抗辩的司法认定，是一场在 “鼓励技术学习与创新扩散”​ 与 “保护正当智力成果与投资”​ 之间的精妙平衡。它要求法官穿透技术面纱，洞察信息流转的真实路径。法律在原则上拥抱通过自身智慧破解自然奥秘的自由，但绝不容忍以此为饰的行窃之举。对于企业而言，理解反向工程的合法边界并规范相关活动，是其研发自由与法律安全的重要保障；对于权利人而言，认识反向工程的法律效果并采取合理防护，则是构筑商业秘密堡垒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规则的审慎适用，最终服务于营造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有序的创新竞争环境。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自行开发研制”是被告最为常见且最具实质性的抗辩理由之一。这一主张若被法庭采纳，将直接切断原告指控的侵权因果关系，使被告免于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成功主张“自行开发研制”绝非易事，其核心在于能否提供完整、可信、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以证明被控信息源于被告独立的智力劳动，而非源自原告的商业秘密。本文旨在系统解析该抗辩的法理内涵、证明责任、司法审查要点及双方的攻防策略。

一、抗辩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定位：切断因果联系的“盾牌”

“自行开发研制”抗辩的法理基础在于，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旨在禁止不正当的窃取与盗用，而非垄断知识本身。法律保护的是信息的秘密状态及权利人为之付出的投资与努力，但并不禁止他人通过独立研究、反向工程等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或类似的信息。因此，当被告能够证明其信息来源于自身独立的创造活动时，即使该信息与原告的商业秘密在客观上“实质相同”，也不构成侵权。

从诉讼策略上看，该抗辩属于积极的抗辩事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确立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当原告初步证明“接触+实质相同”后，被告若主张信息源于自行开发，则必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该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被设定为高度盖然性，即被告提供的证据需使法庭确信，其独立开发的可能性远高于抄袭原告的可能性。

二、证明体系的构建：从创意萌芽到成果落地的完整证据链

法庭对“自行开发研制”的审查是全面且严苛的，其本质是对一个独立研发过程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司法验真。被告需构建一个涵盖研发全周期的证据体系，以还原从创意产生到最终成果形成的完整轨迹。

1. 研发立项与构思阶段的证据

此阶段证据旨在证明研发项目的合法起源与独立创意。

• 项目立项文件：正式的立项报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内部的审批决策记录等，其中应明确项目的背景、目标、技术路线、预算与人员安排，且形成时间应早于或至少不晚于被控侵权时间点。
• 创意来源记录：证明技术灵感或商业构思来源于公开文献（如学术论文、专利公报、行业报告）、市场需求分析、技术发展趋势研判等，而非原告的秘密信息。相关检索记录、阅读笔记、市场调研报告等均可作为证据。

2. 研发过程与中间成果的证据

这是证据链的核心环节，旨在动态展现研发的连续性与真实性。

• 过程文档：详细的设计草图、实验方案、代码提交日志（如Git记录）、测试报告、项目周报/月报、阶段性评审会议纪要等。这些文档应体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和逻辑上的递进性，并包含试错、调整、改进的具体记录。
• 人员与物资投入证明：研发团队的成员构成、专业背景、薪酬记录；采购原材料、设备、软件工具的合同与票据；外部协作或咨询的协议等。这些证据佐证了研发活动需要且实际发生了相应成本。

3. 最终成果形成与确权的证据

此部分证据旨在将研发过程与最终被控信息直接关联。

• 最终技术文件/经营方案：完整的设计图纸、技术规格书、源代码、客户数据库结构文档等。
• 成果验证记录：产品测试验收报告、客户试用反馈、第三方检测认证报告等。
• 知识产权申报材料：就相关成果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软件著作权登记资料等，其申请日具有重要法律意义。

4. 辅助性证据与环境证据

这些证据虽不直接证明开发内容，但能增强整个证据链的可信度。

• 环境隔离证据：证明被告的研发场所、网络环境、资料管理系统与原告不存在物理或电子上的交集，无从接触原告秘密。
• 在先技术能力证明：被告在涉诉技术或经营领域已有的技术积累、发表的文章、获得的奖项、过往的成功项目案例等，用以证明其具备独立开发的能力。

表：“自行开发研制”抗辩的核心证据体系与审查要点

证据类别​	核心证据示例​	司法审查要点​	常见缺陷​
立项与构思​	立项报告、创意笔记、市场调研	时间早于接触点；内容显示独立来源；决策程序真实	文件倒签；内容空泛，无具体技术构思
过程记录​	实验记录、设计草图、代码提交日志、会议纪要	连续性、逻辑性；包含试错与改进；与最终成果的对应关系	记录零散、跳跃；为诉讼临时补制，缺乏 contemporaneity（当时性）
最终成果​	设计图纸、源代码、完整方案文档	与过程记录的承接；自身形成的完整性	成果突然出现，缺乏前期铺垫
佐证与环境​	人员薪资记录、采购合同、专利申请书、能力证明	佐证研发活动的真实性；证明无接触条件与具备开发能力	投入与宣称的研发规模不匹配；无法解释与原告成果高度相似

三、司法实践中的审查焦点与认定难点

法院在审查“自行开发研制”抗辩时，目光往返于证据的表面形式与实质内容之间，聚焦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 证据的“当时性”与可信度：法院高度警惕为应对诉讼而事后编造、补记证据的可能性。带有准确时间戳的电子记录（如邮件、代码管理系统日志）、第三方形成的客观记录（如测试机构报告、发票）的证明力远高于孤立的、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书面说明。
2. 研发过程的“逻辑合理性”：证据链是否能呈现出一个符合技术或商业规律的、连贯的研发故事？从问题提出、方案设计、试验验证到最终定型，每一步是否有合理解释和证据支持？是否存在违背常理的“技术飞跃”？
3. 与“接触+实质相同”的对抗：在原告已证明被告有接触秘密的高度可能且信息实质相同时，被告的独立研发故事需要足够强大以推翻这一推定。如果两个独立研发路径最终产生的成果在非公知的、个性化的细节上也高度一致，其概率极低，法院将倾向于不采信独立研发主张。
4. 对公知技术的利用与再创新边界：被告可以基于公知技术进行开发，但如果其最终方案与原告商业秘密的“秘密点”（即与公知技术的区别特征）重合，则仍需解释该重合部分是自身独立研发的必然结果，还是源于对原告秘密的利用。

四、对诉讼双方的策略启示

对被告（主张自行开发者）：

• 日常管理重于临时补救：建立规范、完整的研发管理制度，强制要求留存全流程、带时间戳的研发记录，是应对未来潜在诉讼最坚实的防线。
• 证据组织需成体系：应围绕一条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时间线来组织证据，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集群，而非堆砌零散文件。
• 积极引入专家辅助：对于复杂技术问题，应聘请技术专家辅助人，向法庭清晰解释自身研发路径的技术合理性与独立性。

对原告（商业秘密权利人）：

• 攻击证据链的薄弱环节：重点审查被告证据的“当时性”，寻找是否存在时间矛盾、逻辑断裂、事后补制的痕迹。质疑其研发路径能否合理解释与己方秘密高度相似的结果。
• 强化“接触”证据：尽可能具体化被告接触商业秘密的渠道、时间和内容，压缩被告所谓“独立研发”在时间上和可能性上的空间。
• 精准界定“秘密点”：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聚焦于最核心、最具独创性且非公知的“秘密点”上，并证明被告产品/方案恰恰复制了这些点，而非公知部分。

结语

“自行开发研制”抗辩的认定，是一场关于创新过程真实性的司法审计。其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被告能否在日常经营中践行规范、透明的研发管理，并能在诉讼中呈现出一条无懈可击的、自主创新的时间轨迹。对于企业而言，完善内部知识产权与研发过程管理制度，已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保障，更是应对潜在法律风险的战略资产。对于司法而言，审慎而精细地审查此类抗辩，既是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引导市场主体进行诚实创新、净化竞争环境的重要途径。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一抗辩规则的深入理解与运用，对企业和法律从业者都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因其客体隐蔽、行为秘密的特性，长期面临权利人“举证难”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难题，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创新性地引入了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显著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门槛，成为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体系的枢纽性条款。本文旨在系统解析该规则的法理基础、适用条件、司法实践及对诉讼策略的深刻影响。

一、规则确立的背景与法理基础：对“举证难”的立法回应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传统举证责任分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权利人必须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非法获取、披露或使用行为。然而，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与侵权行为的隐蔽性，使得权利人往往只能证明自身拥有秘密且被告使用了相似信息，却难以获取被告实施具体侵权行为的直接证据（如窃取的录像、内部邮件）。

这种举证困境导致大量侵权行为无法得到有效追究，削弱了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基于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确立了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其法理基础在于：

1. 证据偏在：关键证据（如被告的技术来源、客户获取渠道）通常由被告掌握，权利人难以触及。
2. 公平原则：为平衡双方诉讼能力，在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使侵权行为具有高度可能性时，将证明责任转移至更接近证据的被告方。
3. 诉讼经济与效率：避免权利人因无法获取直接证据而败诉，鼓励被告就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有助于迅速查明事实。

二、举证责任转移的双层触发条件

举证责任转移并非自动适用，其启动需要满足法定的双层前提，由权利人（原告）首先履行。

第一层：基础性初步举证

原告必须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以下两点：

1. 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这指向保密性要件，原告需证明已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信息泄露，如签订保密协议、设定访问权限、进行物理隔离等。
2. 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这是一个较低门槛的证明要求，旨在让法庭相信侵权主张并非无端猜测，而是具备合理的可能性。

第二层：具体化初步证据（择一满足）

在满足第一层条件后，原告还需提供以下三类证据之一，以进一步具体化其侵权主张：

1. “接触+实质性相似”证据：
   • 接触可能性：证明被告有渠道或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例如，被告是原告的前员工、现员工、合作伙伴、供应商；或通过不正当手段（如黑客攻击、商业间谍）可能获取。
   • 信息同一性：证明被告使用的信息与原告的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这通常需要技术比对或经营信息比对报告，证明两者在核心内容上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 “披露/使用/风险”证据：
   • 证明商业秘密已经被被告披露（如出现在被告的宣传材料、招标文件中）、正在被使用（如用于生产产品、提供服务），或者存在迫近的、现实的被披露或使用的风险（如被告已做好生产准备、与第三方洽谈合作）。对于“风险”的证明，是预防性救济（如行为保全）的重要依据。
3. 其他表明侵权的证据：
   • 此为兜底条款，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例如，被告有大量异常行为（如短时间内技术能力突飞猛进、产品与原告高度雷同却无合理解释）、销毁证据的行为、或通过“挖角”方式获取了掌握秘密的整个团队等。

当原告完成上述双层举证后，举证责任即发生转移，被告必须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三、司法实践中的审查要点与裁判逻辑

在适用该规则时，法院的审查重点在于判断原告的初步证据是否已达到“合理表明”的程度，以及被告的反证是否足以推翻侵权推定。

表：举证责任转移的司法审查流程与要点

阶段​	举证方​	证明对象​	审查要点​	未达要求的后果​
初步举证阶段​	原告​	1. 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 2. 合理表明侵权发生（提供三类证据之一）。	1. 保密措施是否与商业秘密价值相适应； 2. “接触+相似”证据的关联性与强度； 3. 其他证据的证明力。	举证责任不转移，原告可能承担败诉风险。
责任转移后​	被告​	证明其行为合法，不存在侵权。	1. 独立研发的证据链是否完整； 2. 反向工程的过程与合法性； 3. 合法受让或许可的证据； 4. 信息来源于公知领域的证据。	如不能证明，则推定侵权成立。

典型案例中的适用

在一起涉及前员工的软件技术秘密纠纷中，原告证明了：1）对核心代码采取了加密与分级访问控制（保密措施）；2）被告作为前核心开发人员，完全有渠道接触源代码（接触可能）；3）经鉴定，被告在新公司开发的软件核心模块与原告代码构成实质性相似。法院据此认定举证责任转移。被告未能提供其独立开发的完整过程文档和原始代码版本，仅口头抗辩，最终被认定侵权成立。

四、被告的应对策略与反驳路径

当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后，其核心任务是证明被控信息有合法来源。主要抗辩路径包括：

1. 独立研发抗辩：提供完整的、可验证的研发记录，如项目立项文件、实验记录、不同版本的源代码/设计图纸、研发人员日志等，形成完整证据链。
2. 反向工程抗辩：证明是通过合法购买产品，通过公开、正当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而获得信息，并提供反向工程的过程记录与结果报告。
3. 合法受让或许可抗辩：提供有效的技术转让合同、许可协议及支付凭证等。
4. 公知信息抗辩：证明所使用的信息已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得，可提供公开的专利文献、技术论文、行业标准等。
5. 区别性抗辩（非实质性相同）：通过技术对比，详细阐述被控信息与原告商业秘密在技术手段、功能效果上的实质性区别。

五、对诉讼参与方的战略启示

对权利人（原告）：

• 诉前固证：系统化管理保密措施证据（制度、协议、记录）及技术/经营信息的形成证据。
• 精准主张：明确商业秘密的“秘密点”，并提供“接触+实质相同”的强关联证据。
• 善用程序：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被转移时，及时申请证据保全或行为保全（临时禁令）。

对被诉侵权人（被告）：

• 日常合规：建立规范的研发与信息管理制度，保留所有创新活动的原始记录。
• 积极应诉：一旦被诉，立即系统梳理并组织合法来源的证据，进行专业的技术对比分析。
• 审视原告证据：挑战原告初步证据的充分性，质疑其秘密点是否明确、保密措施是否合理、相似性比对是否科学。

结语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确立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是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重大进步，它通过程序规则的巧妙设计，实质性地矫正了诉讼中的力量失衡。该规则的有效运行，一方面激励权利人更有信心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另一方面也倒逼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更加注重创新来源的合法性与合规管理的规范性。对于司法者而言，精准把握“初步证据”与“合理表明”的尺度，审慎判断被告反证的效力，是确保该规则在强化保护与防止滥诉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未来，随着科技发展与商业模式创新，该规则在涉数据、算法等新型商业秘密案件中的适用，将持续考验司法的智慧。

“国外客户指定用这个商标，他们在当地有注册，咱们只管生产出口，国内没人管！”

不少外贸企业在承接境外订单时，都听过这样的说法。但福州某鞋企老板陈某最近就因此付出了代价——他按美国客户要求生产带有“四条杠”标识的花园鞋出口，却在报关时被海关查获。经查，该标识与阿迪达斯在国内注册的“三条纹”商标近似，陈某的企业不仅货物被没收，还被处以罚款。

“货是全出口的，客户国外有商标权，怎么就侵犯国内商标了？”陈某的困惑，戳中了外贸行业的常见认知盲区。今天我们就彻底说清：承接国外订单时，商标国内已注册是否构成侵权？如何安全避开这类风险？PART 1 核心原则
商标权有“地域性”，国内注册受专属保护

很多外贸人误以为“商标跟着订单走”，只要客户在国外有商标权，国内生产出口就没问题。但商标权的核心特性是地域性——商标权只能在注册国或地区的法律保护范围内生效，国外的商标注册证，在我国境内不具备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公众混淆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这意味着：即使国外客户在其本国拥有合法商标权，但若该商标（或近似商标）已被国内企业在同类商品上注册，你在国内生产带有该商标的商品，无论最终是否出口，都可能构成商标侵权。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就曾明确指出，商标侵权的认定，核心看是否在我国境内构成“识别商品来源”的商标使用行为，而非仅看商品是否在国内销售。PART 2关键误区
这三种情况，侵权风险最高

外贸企业在承接境外订单时，最容易在以下三种场景中踩雷，需重点警惕：

01. 客户商标与国内注册商标“近似”，刻意规避却露馅

有些国外客户明知核心商标已被国内注册，会故意对商标稍作修改（如增减文字、改变图形细节），宣称是“自有商标”。但司法实践中，商标近似的认定以“相关公众是否易混淆”为标准，而非仅看标识是否完全相同。

上海知产法院曾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件：美国客户在美注册“PEAK SEASON”商标，却要求国内代工厂在生产的T恤上突出“PEAK”字样，而“PEAK”正是泉州匹克公司在国内注册的驰名商标。法院最终认定，突出使用的“PEAK”与涉案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代工厂和国外客户均构成侵权。类似的，福州某企业出口的“四条杠”花园鞋，因与阿迪达斯“三条纹”商标近似，也被海关认定为侵权货物。

02. 认为“全出口就安全”，忽略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风险

“商品全出口到国外，国内消费者接触不到，怎么会侵权？”这是外贸企业最常见的误区。但在互联网经济下，跨境电商平台早已打破地域壁垒——国内消费者通过亚马逊中国、淘宝全球购等渠道，完全可以搜索并购买到境外销售的商品。

上海知产法院在审理“PEAK”商标案时就明确指出，即便涉案服装全部销往美国，但国外客户是亚马逊平台的供应商，国内消费者通过该平台仍能清晰看到商品上的“PEAK”标识，足以产生混淆误认。因此，该标识在国内市场已具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这意味着，“全出口”不再是侵权的“免责金牌”。

03. 代加工“被动接单”，未核实国内商标状态

部分代加工企业认为“客户怎么要求就怎么干，责任在客户”，但这种想法完全错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明知或应知他人侵犯商标权仍提供生产、加工、仓储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侵权，需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PEAK”商标案中，国内代工厂振宇公司因未对“突出使用PEAK标识”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被法院认定“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最终需与国外客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提醒代加工企业：被动接单不代表无责，核实商标状态是法定的注意义务。PART 3 风险升级
不仅赔钱，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商标侵权若达到一定规模，会从民事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销售侵权商品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销售金额在10万元以上，就可能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面临刑事处罚。

2024年，杭州海关就曾查获一起出口侵权钻头案，涉案钻头标注“SKF”“DORMER”等商标，初查交易金额仅8万元，但海关通过深挖证据，最终认定货物实际价值达95.57万元，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警示外贸企业：侵权风险绝非“罚款了事”，严重时可能锒铛入狱。PART 4实操指南
承接国外订单，必做的5步风控

面对国外订单的商标需求，外贸企业无需因噎废食，做好以下5步风控，就能安全避险：

01查国内商标

先查“权利归属”再接单：接到订单后，第一时间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或“商标查询APP”，查询客户指定商标在国内的注册情况。重点核查：该商标是否已被国内企业注册、注册的商品类别是否与订单商品一致、商标状态是否有效。若查询发现相同或近似商标已存在，直接拒绝该商标使用要求。

02核国外资质

要求客户提供完整证明：若客户声称在国外拥有商标权，需要求其提供国外商标注册证、商标使用授权书（若客户非商标权人），并通过该国外商标主管机构官网核实文件真伪。同时明确：客户需保证其商标在国内不侵犯第三方权利，否则承担全部责任。

03签明确合同

把“商标责任”写进条款：在加工或外贸合同中，必须加入“商标合规条款”，明确约定：“甲方（国外客户）保证所提供的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若因商标问题导致乙方（我方）遭受行政处罚、诉讼或损失，甲方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罚款、律师费、赔偿金等）。”

04留完整证据

交易痕迹全存档：将商标查询截图、客户提供的商标资质文件、合同、沟通记录（邮件、微信等）、付款凭证等全部存档，至少留存3年。一旦发生纠纷，这些证据能证明我方已尽到注意义务，可减轻或免除责任。

05遇海关查扣

积极配合别慌乱：若货物在报关时被海关查获涉嫌侵权，第一时间整理上述证据，主动向海关说明情况。同时联系国外客户，要求其提供商标权属证明，并配合海关调查。若确属侵权，及时退赔争取谅解，避免风险升级。

特别提醒

对于“驰名商标”，我国法律实行“跨类保护”——即便你的商品类别与驰名商标注册类别不完全一致，但若商标近似且可能误导公众，仍可能构成侵权。比如“PEAK”作为驰名商标，其保护范围远大于普通商标，这也是上海知产法院作出侵权认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外贸订单的利润再高，也不能触碰商标侵权的红线。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合规”才是企业最稳固的护城河。你在承接国外订单时遇到过哪些商标难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为你解答。

本文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具体案件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仅供参考。

（本文作者：盈科王南海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泉州律所）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实质性相同”​ 的认定是整个案件的核心环节与争议焦点。它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判断，而是一个复杂的法律与技术事实交织的裁量过程。其认定结果直接决定了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关系到权利人创新成果的保护边界与被诉方行为自由的合法空间。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实质性相同”认定的法律内涵、审查因素体系及司法裁量逻辑，为司法实践与商业合规提供指引。

一、实质性相同认定的法律地位与核心功能

“实质性相同”是商业秘密侵权构成的关键要件，其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因果链条的连接点：在“接触+实质性相似-合法来源”的侵权判定规则中，“实质性相同”是推定被诉信息源自原告商业秘密的核心依据。若能证明被告有接触可能，且信息构成实质性相同，举证责任便转移至被告，由其证明独立开发等合法来源。
2. 侵权行为的客观标尺：它划定了法律所禁止的模仿行为与允许的独立创作、合理借鉴之间的边界。认定标准既不能过宽，以免阻碍知识传播与正当竞争；也不能过严，否则将架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专业的比对分析，判断被诉侵权信息是否窃取了原告商业秘密的核心价值与创新本质，而非纠缠于非实质性的、表面的差异。

二、认定实质性相同的多元审查因素体系

司法实践已发展出一套多因素综合审查体系，以下将结合实务对各因素进行解析：

1. 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异同程度

这是最基础的比对层面，但需进行分层剖析：

• 形式比对：直接对比信息的表达形式，如软件源代码的文本相似度、图纸的线条构图、客户名单的条目重合率。高比例的字面相似是强有力的初步证据。
• 结构/逻辑比对：当形式被刻意修改（如代码混淆、图纸重绘）时，需比对深层的结构、逻辑、流程或关系。例如，即使变量名全部更改，但软件模块间的调用关系、核心算法步骤完全一致，仍可能构成实质性相同。
• 核心特征比对：聚焦于信息中体现独创性与核心价值的特征点。对于技术秘密，可能是特定的技术参数、独特的化学反应路径、算法中的关键处理步骤；对于经营秘密，则可能是客户特有的交易习惯、不为外人所知的定价模型或内部管理流程。

2. 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是否容易想到二者的区别

此因素引入了 “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经营者”​ 的假想视角，是判断被诉信息是否属于显而易见的简单修改或公知信息的简单拼凑的关键。

• 判断标准：如果被诉信息与商业秘密之间的区别，是该领域普通人员在知晓商业秘密后，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轻易联想到或通过常规手段（如简单替换、等效置换、惯用手段组合）即可实现的，那么这种区别就不具有“实质性”，两者仍构成实质性相同。
• 实践意义：该因素有效打击了“刻意规避设计”。例如，仅仅更换了产品外壳材料（公知可选材料）、调整了非关键性的尺寸公差（常规设计范围），但核心功能结构与工作原理完全相同，则难以否认实质性相同。

3. 用途、使用方式、目的、效果的实质性差异

这是从功能与效果维度进行的整体性判断。即使存在某些形式差异，但如果实现了相同的功能，达到了相同或等同的商业目的与效果，则强化了构成实质性相同的结论。

• 技术信息：被诉技术方案是否用于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是否产生相同或可预期的技术效果。例如，两种化工工艺虽在某个加热步骤的温度设置上略有不同，但最终产品的纯度、收率等关键指标相同，且该温度差异属于常规调整范围。
• 经营信息：被诉的客户名单或营销策略是否用于争夺相同的客户群体或市场，是否产生了相似的竞争优势或商业成果。盗用的客户名单即使删除了个别联系人，但核心客户群体和目标市场未变，用途与目的即具有实质性重合。

4. 公有领域中与商业秘密相关信息的情况

此因素要求法院将比对置于更广阔的公知技术或信息背景下审视，旨在区分被诉信息到底是源于公知领域，还是源于原告的商业秘密。

• 审查方法：需要查明在公有领域（如公开出版物、专利文献、行业标准、公开产品）中，是否存在与商业秘密核心部分相同或高度近似的信息。如果被诉侵权信息更接近于公有领域信息，而与原告商业秘密的独特部分存在明显差距，则可能不构成实质性相同。
• 对抗辩的支撑：此因素常为被告所用，用以主张其信息具有合法来源（如源于公知信息或独立研发）。权利人则需要证明，尽管存在某些公知元素，但商业秘密的特定组合、深度加工或独特应用使其整体上区别于公知领域，而被诉信息恰恰复制了这些独特整体或核心组合。

5. 其他综合性因素

法官保留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考量的裁量空间，可能包括：

• 侵权方的修改历史与意图：如有证据表明侵权方是在获取原告信息后进行了“针对性”的、旨在规避侵权的修改，这本身就可能成为推定其信息基础源于原告的旁证。
• 相同不常见错误或特征：如果商业秘密与被诉信息中存在相同的、非行业通用的非必要错误、冗余设计或独特标识，这将是非常强的实质性相同的证据。
• 行业特点与惯例：在某些技术更新极快的行业（如软件），一定程度的功能模块复用可能是常态，认定标准可能需要结合行业实践进行调整。

三、司法认定中的方法与挑战

1. 依赖专业辅助：对于复杂技术信息，法院高度依赖司法鉴定、技术调查官或专家辅助人的意见，以解决前述因素中涉及的专业技术判断问题。
2. 整体判断原则：法院并非机械地逐一核对各因素，而是进行综合判断与权衡，重点考察被诉信息是否盗用了商业秘密的“核心”或“本质”。
3. 主要挑战：
   • “实质性”判断的主观性：尽管有因素指引，但“是否具有实质性区别”最终依赖于法官或专家的主观裁量，可能产生个案差异。
   • 部分抄袭的认定：当被诉信息仅抄袭了商业秘密的一部分核心特征（而非全部）时，如何判断该部分是否足以构成“实质性相同”，实践中标准不一。
   • 反向工程的抗辩干扰：被告常以反向工程为抗辩，此时需精细区分其是通过合法反向工程获得的公知信息，还是以此掩盖非法获取并使用商业秘密实质的行为。

结语

“实质性相同”的认定，是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中一项兼具技术性与法律性的精细作业。它要求裁判者穿透信息的形式外衣，洞察其内在的价值本质与创新贡献。通过对异同程度、非显而易见性、功能效果、公知背景等多因素的综合考量，司法实践力图在保护企业创新投入与维护市场竞争自由及知识传播之间，划出一条尽可能清晰的界限。对于企业而言，在研发创新过程中注重形成独特的、难以通过简单修改规避的核心技术特征与信息组合，并在发生纠纷时能够清晰阐述自身信息的“实质”所在，将是在相关法律争议中捍卫自身权益的关键。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一多因素审查框架，则是有效代理案件、说服法官的核心专业能力。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核心不仅在于信息的非公知性与价值性，更在于权利人能否建立并维持一套有效的保密义务约束体系。保密义务是连接商业秘密静态法律属性与动态法律保护的关键纽带。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特定主体是否负有保密义务，尤其是对员工、前员工以及虽未明示约定但实质接触秘密的第三方，常常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本文旨在系统解析保密义务的法理基础、司法审查标准及实践认定路径，为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与合规管理提供指引。

一、保密义务的法理基础与法律渊源

保密义务并非纯粹的合同义务，其法律基础具有复合性，源于合同法、侵权法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多重支撑。

1. 法定保密义务与约定保密义务

保密义务首先可分为法定保密义务与约定保密义务。前者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如《民法典》第五百零一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中的保密义务；后者则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明确约定，如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或独立的保密协议。司法实践中，约定保密义务因其明确性而较少产生争议。

2. 默示保密义务：诚信原则的实质延伸

更具复杂性的是默示保密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根据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的性质、目的、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获取的信息属于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这一规定将保密义务的认定从形式合意转向实质判断，体现了法律对商业道德和信赖保护的强化。

其法理在于，当一方基于特殊信赖关系（如雇佣、合作）接触他方核心商业信息时，即负有不得滥用该信息的默示诚信义务。例如，在深度合作洽谈中，接收方对获悉的技术方案，即便未签协议，亦不得擅自使用或披露。

二、保密义务主体的范围界定：从明示到默示的扩张

保密义务主体的宽泛化是商业秘密保护的趋势，其范围已远超传统合同相对方。

1. 典型的义务主体群

• 员工与前员工：基于职务关系与忠实义务，是保密义务的核心主体。
• 交易相对人：如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被许可方等，在业务往来中接触秘密信息。
• 其他单位或个人：包括咨询顾问、中介机构、评估审计人员，甚至参观访问者。

2. “有渠道或机会获取”的认定

法律对主体范围的扩张，关键在于 “有渠道或机会获取”​ 这一连接点。这表明，保密义务的来源不仅基于 “身份”​ （如员工身份），更基于 “行为”​ （即实际接触或可能接触商业秘密的状态）。例如，即使是一名基层员工，若其因工作安排临时接触了核心数据库，则在该事项上即负有保密义务。

三、员工与前员工保密义务的审查因素体系

员工与前员工是商业秘密泄露的主要风险源，也是司法审查的难点。法院在认定其是否负有及违反保密义务时，会构建一个多因素的审查体系。

1. 职务、职责与权限因素

这是判断的起点。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销售总监等因其职位天然被推定有广泛接触商业秘密的机会。但关键在于 “实际权限”​ 而非仅看头衔。需审查公司的组织架构、岗位说明书、内部授权文件等，以确定其制度上被允许接触的信息范围。

2. 本职工作与分配任务因素

员工的保密义务与其 “工作相关性”​ 紧密挂钩。法院会审查员工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否必然涉及或需要使用涉案商业秘密。例如，财务人员可能接触成本数据，但通常不涉及具体生产工艺秘密。若主张其泄露工艺秘密，则需证明该信息与其本职工作存在非常规的关联。

3. 参与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形

此因素关注动态的、具体的 “参与行为”​ 。员工是否曾参与涉案商业秘密的研发、改进项目？是否负责该秘密技术的应用或维护？是否参与涉及该经营秘密的重大谈判或决策会议？项目文档、会议纪要、邮件往来、系统访问日志等是证明“具体参与”的关键证据。

4. 接触、控制商业秘密载体的实际情况

这是最直接的客观证据。审查重点在于员工是否曾物理性或电子化地接触商业秘密载体：

• 保管与使用：是否负责保管技术图纸、实验记录、客户名单汇编等。
• 存储与复制：其工作电脑、云盘是否存储过涉密文件，是否有复制、下载记录。
• 控制与访问：是否拥有涉密数据库、软件系统的访问权限，权限级别如何。
• 其他接触方式：如通过调试设备、测试产品等间接但深入了解秘密信息。

5. 其他综合因素

法院还会结合个案情况，考虑其他因素，例如：

• 保密培训与宣导：公司是否对该员工进行过针对性的保密培训，并要求其签署确认。
• 信息分级管理：公司是否对信息明确标注密级，该员工接触的信息是否被明确标识为“保密”或“绝密”。
• 离职程序：员工离职时，是否办理了商业秘密载体交接与清退手续，公司是否重申保密义务。

四、默示保密义务的认定：诚信原则的具体化

对于未签订保密协议的交易相对方等主体，认定其承担默示保密义务需满足严格条件：

1. 信息接收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信息的秘密性：权利人需证明，在当时情境下，一个理性的行业参与者能够认识到该信息并非公知信息，且权利人对其具有保密意愿。例如，信息被标注“机密”、在保密环境中披露、或根据行业惯例该类信息通常被保密。
2. 披露基于特定信赖关系：信息的披露是为了特定的、有限的目的（如评估合作可能性），而非无条件的赠与或公开。
3. 接收方未提出异议：接收方在获悉信息时，若未立即声明其不接受保密约束，可能被推定为默示同意。

五、司法实践的挑战与企业合规建议

1. 司法认定中的挑战

• 证据固定难：证明员工“具体参与”和“实际接触”依赖内部电子日志、邮件等，其真实性易受质疑，取证技术要求高。
• 义务边界模糊：员工的一般知识、技能与商业秘密的界限难以划清，易引发争议。
• 默示义务标准不一：对于“应当知道”和基于交易习惯的义务，不同法院可能把握尺度不同。

2. 对企业的合规建议

为有效建立和证明保密义务，企业应着力构建 “体系化、证据化”​ 的保密管理框架：

• 分层级签订协议：不仅与全员签订概括性保密条款，更应与涉密岗位人员签订内容具体、范围明确的《保密与知识产权协议》。
• 实行精细化的信息访问控制：建立基于岗位和项目的最小必要权限原则，并完整记录访问日志。
• 强化过程证据管理：在研发、销售等关键环节，形成并妥善保存能体现人员参与和接触秘密的记录（如项目任务书、实验记录签字、系统日志）。
• 实施闭环的离职管理：规范离职面谈、资产归还、系统权限撤销流程，并再次以书面形式告知其持续的保密义务。
• 对外披露时的明示操作：向第三方披露商业秘密前，务必先行签订保密协议。在特殊紧急情况下，也应通过邮件等书面方式明确信息的保密属性及使用限制。

结语

保密义务的审查与认定，是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连接 “秘密信息”​ 与 “侵权行为”​ 的关键桥梁。司法实践已从单纯依赖合同文本，发展为综合考量职务行为、接触事实、行业惯例与诚信原则的实质性审查模式。对于企业而言，建立一套权责清晰、过程留痕、可被司法验证的保密义务管理体系，其重要性已不亚于对商业秘密本身的技术保护。在知识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完善的内控不仅是防范风险的盾牌，更是在潜在纠纷中赢得主动权的利器。

摘要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以及《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特许经营资源的基本情况，属于特许人在订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前必须向被特许人（加盟商）履行的法定披露事项。商标是特许经营活动中最为常见、也最为核心的经营资源，若特许人在缔约前未充分、准确地向加盟商披露特许商标的真实状态，加盟商能否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特许经营合同？对于该问题的争议，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的高发争议类型。基于此，笔者通过梳理司法实践中的不同裁判观点，尝试明确该类情形下加盟商合同撤销权的具体适用路径，以期为该类案件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提供参考。

关键词：商业特许经营、特许商标、欺诈、合同撤销

一、司法实践中加盟商合同撤销权的

裁判观点梳理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等特许经营专门法律法规中，未就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撤销权作出特别规定。司法实践中，加盟商主张撤销此类合同，多以《民法典》中关于“欺诈”的规定作为请求权基础。经检索相关裁判文书发现，法院对于“特许人未充分、准确披露商标状态是否构成欺诈”这一核心问题，认定标准并不统一，具体可参考以下两类典型判例。

（一）认定构成欺诈的判例及裁判要旨

部分法院认为，商标作为特许经营的核心资源，其状态直接关系到加盟商的缔约判断与经营预期。若特许人在缔约前未充分、准确披露商标的真实状态，该未披露行为足以影响加盟商是否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即构成《民法典》意义上的欺诈，加盟商据此主张撤销合同的，应予支持。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申字第2427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双方在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时，捭阖道公司隐瞒了‘变态薯’商标并未注册的事实，并于2011年7月22日在签发给丁莲征包头市青山区加盟店的证书以及变态薯产品培训手册、宣传彩页以及公司网站网页上均使用了‘变态薯’文字及图形组合商标标识，并在该标识右上角明显位置标注了注册商标的符号，隐瞒了‘变态薯’商标当时未核准注册的事实；而且捭阖道公司在‘变态薯’商标图样右下角标注有HOLLAND’POTATO-1982，在公司网页上也宣传‘变态薯’为其旗下品牌，于2008年从荷兰直接引进，亦会使包括丁莲征在内的相关客户及消费者误认为其所使用的马铃薯产品及‘变态薯’品牌源自荷兰，且捭阖道公司无法证实该宣传的真实性。综上，本院认为，捭阖道公司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向丁莲征提供不真实的经营信息和虚假宣传，直接影响到丁莲征对捭阖道公司的客观认知，进而在加盟项目选择、经营发展以及未来预期中可能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一、二审法院判决认为捭阖道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并足以影响丁莲征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妥。”¹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2021）粤73民终456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根据廖文丹与德赞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廖文丹意图加盟的是‘益禾堂’奶茶店，故德赞公司是否拥有‘益禾堂’注册商标等经营资源将会直接影响到廖文丹对德赞公司资质、经营实力和加盟项目前景的判断和认知，并影响到廖文丹决定是否与德赞公司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书》。而德赞公司在前期沟通以及后续合作中，均以加盟‘益禾堂’奶茶店名义与廖文丹进行接洽，足以影响廖文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进而与德赞公司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书》。廖文丹作为受损害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前述协议书。”²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2015）沪知民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品牌来源、品牌形象以及商标的实际注册情况对于特许经营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决定被上诉人是否签订涉案合同的重要因素，上诉人应当忠实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主动向被上诉人告知品牌来源、品牌形象及商标注册等情况，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签订前向被上诉人如实告知了商标注册情况，以及因品牌虚假宣传而被媒体大量报道的情况，故本院认定上诉人隐瞒了应当告知被上诉人的事实，诱使被上诉人签订涉案合同，构成欺诈行为。”³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在（2019）沪0104民初929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在特许经营活动中，商标是重要的经营资源。商标是否注册，在法律保护力度上存在根本性差别，因此对被特许人是否订立合同存在重要影响。被告在《答案奶茶授权书》中，对该品牌是否注册，被告是否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情况作出了虚假陈述，明显构成欺诈，原告有权撤销《合作服务协议书》。”⁴

（二）认定不构成欺诈的判例及裁判要旨

另有部分法院认为，即便特许人未充分、准确披露特许商标状态，鉴于商标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等正常途径查询获取，且加盟商作为商事主体，本应负有合理的审查与注意义务，因此认定加盟商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的意思表示，或其可能存在的错误认识与特许人未披露商标状态的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据此，法院认为特许人的未披露行为不构成欺诈，加盟商无权以此主张撤销合同。例如：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在（2021）沪0114民初2656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告某某公司4享有的第260205号等图文商标均属于公开可查询信息。原告作为商某，在签署合同时亦负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故即便两被告在开展餐饮加盟业务时，未予披露或者披露不全面的情形下，原告亦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应信息。在信息处于公开透明之时，原告对于两被告予以的信赖并不具有合理性，原告陷入错误认识与两被告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故本院认为，两被告之行为尚不足以构成欺诈。”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粤高法民三申字第7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张香琴作为商业经营主体，在签订《品牌特许代理合同》时应当尽到理性判断和合理审查义务。《品牌特许代理合同》约定的ONNA商标是否与网站宣传相符、欧妮纳是否有权使用ONNA商标等经营信息，均属于张香琴在签约时应当尽到的合理审查义务范围，张香琴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相关真实信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张香琴在签订合同前，也不可能对欧妮纳公司经营信息、欧妮纳公司是否有权使用ONNA商标、ONNA品牌信息不做任何了解即与欧妮纳公司签订合同。在《品牌特许代理合同》并未对ONNA商标作出限定的情况下，欧妮纳公司即使在网站上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但欧妮纳公司并不存在故意隐瞒上述情况以达到与张香琴签订合同的主观目的，这些夸大宣传的行为与张香琴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之间并无因果联系。综上，张香琴所称欧妮纳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并以此主张撤销《品牌特许代理合同》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⁶

二、特许人未充分准确披露商标状态时，

加盟商合同撤销权的适用路径探索

通过梳理实务情形可见，特许人在缔约前向加盟商披露商标状态的行为，主要存在四类不规范情形：（1）未披露或未告知特许商标尚未获准注册的事实；（2）将未注册商标谎称系注册商标；（3）将他人注册商标虚构为自有商标；（4）虚构商标源自国外知名品牌，或谎称品牌曾获重大奖项、荣誉等。

从规范依据来看，《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虽明确 “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但未就“撤销合同”作出规定。据此，加盟商无法依据该条款主张撤销合同，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加盟商多援引《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 “欺诈” 的规定，作为主张撤销特许经营合同的请求权基础。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依据学界通说，欺诈的成立需满足以下三项核心要件：其一，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其二，欺诈方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性；其三，受欺诈方因欺诈行为陷入了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

从构成要件的角度，笔者分别对以上归纳的四类商标披露不规范的情形逐一展开分析。

第一，前述四类情形均可归入“隐瞒真实情况”或“告知虚假情况”的范畴，均满足欺诈的第一项构成要件。

第二，至于特许人在这四类情形下是否具备欺诈故意，笔者认为，针对第（2）项“将未注册商标谎称是注册商标”、第（3）项“将他人注册商标谎称是自有商标”、第（4）项“虚构商标源自国外著名品牌或曾获重大奖项、荣誉” 的情形，认定特许人具有欺诈故意并无争议。但是，对于第（1）项“仅未披露或告知特许商标尚未获准注册”的情形，只能根据个案中的证据再进行具体的判断和推定，无法在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径行认定。

第三，关于加盟商是否因特许人的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笔者认为，加盟商作为商事主体，与普通民事主体不同，其在订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时，本应承担理性判断与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具体到特许商标相关信息，商标注册状态、权利人归属等核心信息，均属于可通过商标局官网等官方渠道可便捷查询、核实的内容。即便特许人未披露或未真实、全面披露该类信息，加盟商亦有权且应当主动通过官方途径核查确认。在此前提下，无论加盟商客观上是否实际知晓特许商标的注册状态及权利归属，在法律上均应推定其已知悉相关事实。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以上第（1）（2）（3）种情形，不应当认定特许人的行为会让加盟商陷入错误的认知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即特许人的行为与加盟商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的意思表示之间并无因果联系，此时，自然不应当认定特许人的行为构成《民法典》中的“欺诈”而支持加盟商因此请求撤销合同的主张。但是，对于第（4）种情形，商标是否是国外知名品牌，或者在国内是否获得奖项以及获得何种奖项，却并不是加盟商通过官方渠道可以且容易进行准确核实的，那么此时就不应当对加盟商的审慎义务进行过度苛责。若该信息在通常情况下足以影响加盟商是否签订合同，则该种情况依然可以被认定构成“欺诈”，加盟商有权主张撤销合同。

综上，笔者认为，针对以上四种商标相关“虚假”表述情形，应当结合信息可核实性与加盟商审慎义务的边界，区分认定是否构成《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欺诈”，进而判断加盟商是否享有合同撤销权：

针对未披露或告知特许商标尚未获准注册、将未注册商标谎称是注册商标、将他人注册商标谎称是自己的商标这三类情形，该类信息均属于可通过商标局官网等公开、官方渠道便捷核实的内容，结合加盟商应尽的合理审慎义务，不应认定特许人的该类行为构成欺诈，加盟商不享有合同撤销权。

针对将商标谎称源自国外著名品牌，或者虚构品牌曾获得重大奖项、荣誉的情形，该类信息通常无法通过公开官方渠道进行准确、便捷的核实，此时不宜对加盟商的审慎义务作过高苛责。若特许人所提供的该类虚假信息，足以对加盟商的缔约意思表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应当认定构成欺诈，加盟商有权据此主张撤销合同。

三、结语

尽管《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等专门立法已针对商业特许经营关系的设立，明确了特许人信息披露等特殊规则，但回归合同的本质属性，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仍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其核心依然是平等民事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合意与分配。特许经营是具备高度专业性的商业经营模式，加盟商作为参与市场活动的独立商事主体，应当具备前期市场调研，以及风险预判与承受的能力，而此类主体义务与经营能力的要求，并不会因特许人负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而当然减损。因此，加盟商在与特许人订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过程中，应当秉持理性判断，履行合理的审慎审查义务。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当前司法实践中，针对该类问题的裁判尺度尚未统一，仍存在标准模糊的现实困境。笔者期待司法机关能够尽快以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形式，对相关规则作出细化明确，以此统一该类案件的司法裁判标准，为商业特许经营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清晰、确定的法律指引。

（本文作者：盈科秘如凯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北京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