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体系在我国已日臻完善。当前，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形成了以《民法典》为基石，《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体，多项司法解释和规定为补充的立体化保护框架。这一法律体系不仅明确了商业秘密的定义、构成要件和保护范围，还细化了侵权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及法律责任承担，为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1 商业秘密法律的体系结构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体系采用多层次立法模式，涵盖了民事、行政及刑事等多个法律部门，形成了相互衔接的规范体系。

1.1 法律层级的规范体系

《民法典》​ 作为基本法，明确了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规定了保密义务的一般性要求。其中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第五百零一条确立了合同订立过程中的保密义务，第七百八十五条明确了承揽合同中的保密责任，第八百六十八条至第八百七十四条规定了技术秘密转让合同中的保密义务。 《反不正当竞争法》​ 是保护商业秘密的专门法律，其中第九条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作了明确规定，第三十二条创设了举证责任转移的特殊规则，第十七条明确了侵权法律责任。该法构建了商业秘密保护的基本框架，是处理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 则提供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程序性保障，规定了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诉讼措施，确保商业秘密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妥善保护。这些程序性规定为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了有效的维权途径。

1.2 司法解释与审理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是商业秘密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系统规定了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侵权判断规则及法律责任承担，成为法院审理商业秘密案件的直接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则针对商业秘密案件中的举证难、保密难等特殊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些规定细化了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应用规则，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地方高院发布的审理指南，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结合地方审判实践，为辖区内法院提供了具体指导。这些文件虽然仅具有地方效力，但反映了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和趋势。

2 核心法律内容解读

商业秘密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保护范围、构成要件、行为规范和责任承担四个方面。

2.1 商业秘密的界定与构成要件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技术信息包括“与技术有关的结构、原料、组分、配方、材料、样品、样式、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工艺、方法或其步骤、算法、数据、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等信息”。经营信息则包括“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其中客户信息包含“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 构成商业秘密需满足三个要件：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价值性（具有商业价值）和保密性（采取相应保密措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每个要件都作了细化规定，增强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

2.2 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列举了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类型，包括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等。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不正当手段”的认定标准，以及“使用”行为的判断方法。 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是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制度创新。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在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侵权可能性较大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控侵权人。这一规则有效缓解了商业秘密权利人“举证难”的问题。

2.3 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在民事责任中，法院可以判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采取保密措施等。 赔偿数额的确定有多种计算方式，包括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以及法定赔偿（最高五百万元）。对于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法院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最高可达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五倍。

3 重要司法解释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是商业秘密法律体系中最具操作性的部分，解决了审判实践中的诸多难题。

3.1 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作了细化规定。关于“不为公众所知悉”，司法解释列举了五项可以认定信息为公众所知悉的情形，同时明确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秘密性要求的，应当认定该新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 关于“保密措施”，司法解释列举了七种常见措施，包括签订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区分管理涉密场所等。这些规定为判断保密措施的合理性提供了明确指引。

3.2 侵权判断的规则与方法

司法解释完善了侵权判断规则，明确了“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因素，包括信息异同程度、所属领域人员是否容易想到区别、用途效果是否具有实质性差异等。 同时，司法解释明确了正当行为的界限，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反向工程获得商业秘密的，不构成侵权。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不构成侵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表：商业秘密侵权判断规则与正当行为界限

侵权判断规则​	具体要素​	正当行为界限​	法律后果​
实质性相似​	信息异同程度、区别明显性、用途效果差异	独立开发、反向工程	不构成侵权
接触+相似​	接触可能性、信息相似度、保密措施健全性	合法受让、公开渠道获取	可能构成侵权
不正当手段​	盗窃、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	合法获取、善意使用	构成侵权

3.3 程序性保障措施

司法解释强化了对商业秘密的程序性保护，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请，在诉讼活动中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对于违反保密要求擅自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行为保全是商业秘密诉讼中的重要程序措施。司法解释规定，在被申请人试图或已经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如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会使判决难以执行或造成不可弥补损害，法院可以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4 诉讼程序中的特殊规则

商业秘密案件在诉讼程序上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举证责任、证据规则和案件审理等方面。

4.1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商业秘密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遵循特殊规则。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侵权可能性较大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控侵权人。这一规则有效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 在举证方面，权利人应提供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保密措施等证据。被控侵权人则可以提供合法来源的证据，如独立开发证明、反向工程报告等。

4.2 证据保全与审查

证据保全是商业秘密诉讼的关键环节。权利人可以依法申请诉前或诉中证据保全，防止证据灭失或难以取得。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应当注意保护商业秘密，避免在诉讼过程中发生二次泄密。 在证据审查方面，法院应当采取保密审理原则，对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当事人也应当承担保密义务，违反保密义务擅自披露或使用诉讼中接触的商业秘密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5 法律适用中的重点问题

在商业秘密法律适用中，有几个重点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包括权利人的认定、侵权行为的判断和赔偿数额的计算等。

5.1 权利主体的认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包括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利害关系人。所有人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开发者、受让人等。利害关系人主要是商业秘密的被许可人，包括独占使用许可、排他使用许可和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 不同类型的被许可人在诉讼中的主体资格不同。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起诉；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权利人共同起诉，或在权利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起诉；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权利人书面授权后可以单独起诉。

5.2 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应当持续到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时为止。如果这一时间明显不合理，法院可以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范围内停止使用商业秘密。 赔偿损失是主要的救济方式。计算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包括研究开发成本、实施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对于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情况，赔偿数额应当充分反映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6 法律实践的发展趋势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在实践中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和研究。

6.1 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从传统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扩展到电子数据、算法、大数据等新型客体。这一变化反映了法律对创新成果保护的及时回应。 客户信息的保护标准也日益明确。当事人仅以与特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主张该特定客户属于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客户信息必须包含特定内容，如交易习惯、独特需求等，才能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6.2 举证责任分配更加合理

商业秘密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更加合理，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控侵权人，有效解决了权利人“举证难”的问题。 同时，法院在适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时，也会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避免给被控侵权人造成不合理的举证负担。这种平衡保护的理念，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结语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以《民法典》为基础，《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多项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完备体系。这一体系既借鉴了国际经验，又符合中国实际，为商业秘密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商业秘密保护将更加重要。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则，加强司法保护，提高执法效率，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全面、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需要平衡保护与竞争的关系，既要防止侵权行为，又要避免过度保护妨碍正常的人才流动和技术传播。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在促进创新、推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保护已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关键议题。我国司法实践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方法。本文将深入解析逐段审理思路与举证责任分配两大核心机制，揭示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1 商业秘密案件的逐段审理框架

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遵循严谨的三段式结构，这种审理思路体现了法律适用的精确性和逻辑性。

1.1 审理框架的法律基础

商业秘密案件审理框架的确立，源于对商业秘密保护特殊性的深刻认识。与专利权、商标权等具有明确权利外观的知识产权不同，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相对模糊，需要通过诉讼中的举证和审查才能最终确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审理指南》中明确指出，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一般应遵循逐段审理的思路。 这一审理结构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将复杂的商业秘密案件分解为三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审查阶段，确保审理工作有序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典型案例确认了这一审理思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1.2 三步审理流程的具体内容

第一阶段审查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内容、原告的主体资格以及该内容是否符合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在此阶段，法院需要明确原告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点，审查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并判断相关信息是否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三大要件。 第二阶段在确认商业秘密成立且原告有权主张权利的前提下，审查被告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这一阶段的核心在于判断被告使用的信息与原告的商业秘密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以及被告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或披露了原告的商业秘密。 第三阶段在侵权成立的情况下，确定被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其中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此阶段的重点和难点。 表：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的三步审理流程

审理阶段​	核心审查内容​	关键问题​	证据要求​
第一阶段​	商业秘密确认	秘密点界定、三性审查	商业秘密载体、保密措施证据
第二阶段​	侵权行为认定	实质性相同、不正当手段	接触可能性、信息比对结论
第三阶段​	民事责任确定	损失计算、责任方式	损失证据、合理开支凭证

2 第一阶段：商业秘密的确认与审查

商业秘密确认是整个诉讼的基础环节，直接关系到后续审理能否进行。此阶段需要解决原告是否有权主张权利、商业秘密范围如何界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三大问题。

2.1 商业秘密范围的界定

原告首先需要明确其主张保护的商业秘密具体内容。实践中，原告往往倾向于主张较宽泛的商业秘密范围，可能包含一些公知信息。法院需要加强释明工作，引导原告合理确定秘密点。 对于技术信息，原告应具体指出构成技术秘密的内容、环节或步骤；对于经营信息，则需明确其与公知信息的区别，如交易习惯、客户独特需求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强调，原告至迟应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明确商业秘密具体内容。

2.2 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审查

商业秘密的构成需要同时满足非公知性、价值性和保密性三大要件，缺一不可。 非公知性要求原告证明其信息”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信息的独特程度、获取难度等因素进行判断。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可通过技术鉴定、专家咨询等方式辅助判断非公知性。 价值性要求信息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实践中，价值性的判断标准相对宽松，只要能证明信息可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即可。 保密性是商业秘密保护的关键，要求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江苏省高院指出，合理的保密措施应具备有效性和可识别性，足以使承担保密义务的相对人意识到该信息是需要保密的信息。

2.3 权利主体的适格性审查

法院还需要审查原告是否是适格的权利主体。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包括商业秘密的开发者、受让人、继承人等。利害关系人如被许可人也可在特定情况下提起诉讼。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了合同保密条款对商业秘密构成的认可效力，签署保密条款的一方事后不得轻易否定信息的商业秘密属性。

3 第二阶段：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与方法

在商业秘密成立的前提下，审理进入第二阶段——侵权行为的认定。这一阶段主要解决被告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是否存在抗辩事由的问题。

3.1 侵权行为的类型化分析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要包括四大类：不正当获取行为、不正当披露使用行为、违反保密义务行为和第三人恶意行为。 实践中，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多样性特点，直接证据往往难以获取。法院通常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原则来推定侵权行为的存在。即如果原告证明被告有接触商业秘密的可能性，且被告使用的信息与原告的商业秘密实质性相似，则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由被告证明其信息的合法来源。

3.2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方法

判断被告使用的信息是否与原告的商业秘密构成实质性相似，是侵权认定的核心环节。对于技术信息，通常需要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对于经营信息，则需结合具体内容进行综合判断。 在具体比较时，不仅要关注表面形式的相似性，更要重视核心要素、整体结构的相似程度。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例中指出，即使存在一定差异，如果这些差异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仍可能构成实质性相似。

3.3 侵权抗辩的审查

被告常用的抗辩事由包括自行开发研制、反向工程、个人信赖等。法院需严格审查这些抗辩理由的成立条件。 对于反向工程抗辩，被告需证明其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产品，并通过拆卸、测绘、分析等手段获得技术信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产品后进行”反向工程”的，不构成合法抗辩。 个人信赖抗辩主要适用于强调个人技能的行业，如法律、医疗服务等。被告需证明客户是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自愿转向与其交易。

4 第三阶段：民事责任的确定与承担

在认定侵权成立后，审理进入第三阶段——民事责任的确定。这一阶段主要解决责任承担方式与范围的问题。

4.1 责任形式的选择与适用

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停止侵害是基本的责任形式，法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明确停止侵害的具体内容和时间期限。 赔偿损失是救济的核心。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赔偿数额可按照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顺序确定，或由法院在法定限额内酌定。实践中，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往往难以精确计算，法院需要综合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侵权主观恶意、侵权行为持续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额。

4.2 赔偿责任的范围界定

确定赔偿范围时，需要区分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仅对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直接导致的损失判处赔偿责任，避免过度补偿或补偿不足。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技术的商业价值、侵权主观故意、侵权行为持续时间等因素，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2万元。这一案例体现了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的综合考量因素。

5 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商业秘密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具有特殊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创设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是重要的制度创新。

5.1 举证责任转移的适用条件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在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被告侵权可能性较大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这一规则有效缓解了权利人的举证困难。 原告的初步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证明被告有渠道或机会接触商业秘密的证据、被告使用的信息与商业秘密实质性相似的证据、被告采取了不正当手段的证据等。

5.2 举证责任转移的实践应用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即使侵权行为发生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前，法院在审理时也可适用该法第三十二条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规定。这一裁决体现了”程序从新“原则，彰显了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司法导向。 该案还确立了合同保密条款对商业秘密构成的认可效力。当事人签署含有保密条款的合同后，一方主张合同约定的保密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则尊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降低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5.3 证明标准的合理把握

适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时，需要合理把握原告提供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标准过高无法实现立法目的，标准过低可能导致诉讼权利滥用。 江苏高院指南指出，应当”合理确定原告提供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降低原告的举证难度”，同时强调”如果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侵权明显不成立的，也可以直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体现了平衡保护的原则，既要强化商业秘密保护，又要防止权利人滥用诉讼。

6 商业秘密案件审理的特殊程序机制

商业秘密案件审理中有一些特殊的程序机制，这些机制对于实现实质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6.1 不公开审理与保密措施

为防止诉讼中的”二次泄密”，法院通常采取不公开审理方式，并要求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对于涉密证据，可以采用限制查阅范围、遮盖敏感信息等特殊质证方式，平衡当事人举证质证权利与商业秘密保护需要。

6.2 技术事实的查明机制

商业秘密案件，尤其是技术秘密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法院可借助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等多种渠道查明技术事实。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指出，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运用技术调查官、专家陪审员、技术咨询专家和技术鉴定等方式”，并强调”鉴定方式应在穷尽其他方式仍不能查明技术事实时方可使用”。这体现了对诉讼经济与效率的考量。

结语

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的逐段审理思路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细化、专业化发展趋势。未来，这一领域仍需要在多个方面继续完善： 审理标准的统一化：进一步细化各审理阶段的具体标准，减少裁判尺度差异。技术事实查明的多元化：丰富技术事实查明手段，提高审理效率。举证责任分配的精准化：在强化保护的同时，避免过度加重被告负担。 对于权利人而言，事前预防是关键，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才能在诉讼中有效举证；对于涉嫌侵权人而言，规范经营是根本，保留合法来源证据才能有效抗辩；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平衡保护是核心，既要激励创新，又要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不断完善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体系，可以有效激励创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的认定普遍遵循 “接触+实质性相似”​ 标准。其中，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是技术性与法律性高度融合的环节。我国法院通过长期实践已形成一套系统的认定方法，涵盖从源程序比对到目标程序分析，从文字性相似到非文字性要素对比的多维度审查体系。本文将深入剖析实质性相似的认定标准、证明方法及司法适用中的关键问题。

1 实质性相似的法律定位与认定原则

实质性相似原则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认定需遵循特定的法律原则与逻辑框架。

1.1 实质性相似的法律内涵

实质性相似不同于字面相似，它强调软件中受著作权保护的表达的相似性。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是程序的独创性表达，而非其背后的思想、原理或算法。 在”实质性相似加接触”规则下，即使被告未直接复制原告软件，只要两者在表达上构成实质性相似，且被告有接触原告软件的机会，即可推定侵权成立。这一规则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同样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209号案中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1.2 认定原则的演进

司法实践对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原则经历了从严格字面比对到整体概念与感觉的演进。早期案件侧重源代码的逐行比对，而现在法院更注重软件的整体结构、组织序列及用户体验等非文字要素的相似性判断。 抽象-过滤-比较三步法已成为判断实质性相似的重要方法。首先将软件中不受保护的思想抽象出来，然后过滤出公有领域内容和有限表达，最后对剩余的表达要素进行相似性比较。这种方法平衡了保护创新与促进竞争的关系。

2 实质性相似的证明方法与技术路径

实质性相似的证明可采用多种方法，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证据可获得性选择适用。

2.1 源程序直接比对法

源程序比对是证明实质性相似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源程序作为人类可读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最能体现软件的独创性表达。 在技术实现上，可采用逐行比对或抽样比对方式。对于大型软件，通常采用抽样比对法，即选取关键模块或代表性代码进行重点比较。在一起典型案例中，鉴定机构通过遍历比对发现侵权软件2792个文件中有63个与权利软件”实质相同”，成为认定侵权的关键证据。 表：软件实质性相似认定方法比较

证明方法​	适用条件​	证明力​	局限性​
源程序直接比对​	可获取双方源程序	最强	源程序通常难以获取
目标程序比对​	只能获取目标程序	较强	编译过程可能丢失信息
软件结果比对​	无法获取程序代码	中等	间接证据，需结合其他因素
特征性错误比对​	发现相同异常或错误	高（间接证据）	依赖于独特错误的存在

2.2 目标程序比对法

当无法获取被诉侵权软件的源程序时，可进行目标程序比对。目标程序是源程序经编译后生成的机器可执行代码，虽不具备源程序的可读性，但仍保留着软件的基本特征。 根据《软件相似性检验技术方法》（GA/T 1175-2014），目标程序比对可采用复合校验法，包括比对目录结构、文件名、文件内容、安装过程、运行表现等多重要素。哈希值校验是初步判断的有效手段，若两个目标程序的哈希值完全相同，可高度确信其同源性。

2.3 软件运行结果比对法

当源代码和目标代码均难以获取时，可通过比较软件运行结果来推断实质性相似。这包括软件界面、运行参数、数据库结构等方面的相似性比较。 在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209号案中，法院认为两款电泳仪在电压、电流、电功率的取值范围及调节方式、时间设定页上完全相同，加之存在同样的瑕疵显示，足以认定构成实质性相似。这种方法的法理在于，软件运行结果中的共同特征，特别是不同寻常的瑕疵或设计特征，可以成为推断代码层面相似的间接证据。

3 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与认定规则

在软件著作权侵权诉讼中，常面临被诉侵权人拒不提供源程序等证据妨碍情形，此时需要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3.1 举证责任转移规则

当原告已尽合理努力仍无法获取被诉侵权软件的源程序，但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可能性时，可发生举证责任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209号案中明确了这一规则：权利人在证明接触可能性和软件可视化内容相同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 在这一案件中，被告拒不提供被诉侵权软件的源代码，又不能对软件中出现原告软件固有特征文件作出合理解释，法院最终推定原告主张成立。这体现了证据妨碍规则在软件著作权诉讼中的适用。

3.2 特征性相似推断规则

当软件中存在相同错误、相同冗余代码或相同独特标识时，即使无直接代码比对，也可推断构成实质性相似。这些特征性要素犹如软件的”指纹”，具有高度辨识性。 GUID码（全局唯一标识符）相同是判断软件同源性的强有力证据。在多个案例中，法院认为若两软件的GUID码相同，几乎可以确定它们源于同一源程序。

4 实质性相似认定中的特殊问题

在实质性相似判断中，需处理一系列特殊问题，以确保认定结果的准确性与公正性。

4.1 部分复制的认定标准

部分复制是软件侵权的常见形态。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部分复制是否构成侵权，存在比例标准与独创性标准的争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实质性相似部分所占比例的大小并不影响行为定性，关键是看复制的部分是否体现了软件的独创性表达，以及是否成为侵权人的主要盈利点。即使相似部分比例不高，若其为软件的核心功能或关键模块，仍可能构成侵权。

4.2 有限表达排除规则

在实质性相似判断中，需排除有限表达的影响。有限表达指在特定编程环境下，对某一功能的实现方式极为有限，缺乏独创性选择空间。 常见需排除的有限表达包括：因编程语言固定语法形成的表达、同一编程人员因习惯形成的重复表达、第三方开源代码以及不具有独创性的简单组合等。排除有限表达是为独立创作保留必要空间，避免不当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

5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与发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软件实质性相似认定面临新的挑战，需司法实践予以回应。

5.1 开源软件成分的识别与排除

现代软件开发大量使用开源组件，在实质性相似判断时需识别并排除开源部分。法院通常会要求双方明确软件中开源代码的比例和范围，仅对独创性部分进行相似性比较。

5.2 人工智能生成代码的侵权认定

人工智能辅助开发的普及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当AI生成的代码与他人软件相似时，如何认定侵权成为挑战。目前司法实践倾向于认为，AI仅是工具，生成内容的侵权判断仍应遵循实质性相似标准。 在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的国内”大模型服务商版权侵权第一案”中，法院认定AI生成内容与原告作品在多个关键特征上具有极高相似度，构成实质性相似。这表明传统侵权认定规则在AI时代仍具有适用性。

5.3 云计算环境下的侵权认定

SaaS模式的普及使得软件不再以传统方式传播，而是通过云端提供服务。在这种模式下，如何固定侵权证据、如何进行软件比对成为新挑战。司法实践正在探索通过API接口、数据传输格式、功能模块等要素进行相似性判断的新方法。

6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误区与纠正

在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存在一些常见误区，需引起重视。

6.1 著作权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的混淆

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是独创性表达，而商业秘密保护的是未公开的技术信息。一项软件可能同时受两种保护，但侵权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不同。在诉讼中需明确权利基础，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

6.2 独创性表达比例认识的误区

部分判决认为只有复制比例达到一定阈值（如70%或90%）才构成侵权，这是一种误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独创性表达，即使比例很小，若其为软件的核心部分，仍可能构成侵权。关键在于相似部分是否体现了独创性表达，而非简单比例计算。

结语

计算机软件实质性相似的认定是技术性极强的法律判断，需兼顾保护创新与促进竞争的双重目标。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技术标准统一化：推动软件相似性鉴定技术的标准化，提高鉴定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举证规则精细化：进一步细化不同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平衡双方举证能力。认定方法多元化：针对新型软件形态，开发相应的相似性认定方法。 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证据保全和科学的比对方法是维权成功的关键；对于软件开发者而言，清晰的代码溯源和独立的创作证据是避免侵权纠纷的基础。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与完善，才能构建既保护创新又促进发展的软件著作权保护体系。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精准化、平衡化的实质性相似认定体系，既保护软件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又为后续创新保留必要空间，实现知识产权法鼓励创新、促进进步的终极目标。

在司法实践中，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遵循 “接触+实质性相似”​ 原则，而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对应性审查是判断实质性相似的前提环节。这一审查不仅涉及技术验证，更关乎证据资格与证明力的判断，成为连接技术与法律的关键桥梁。根据《软件相似性鉴定实施规范》（SF/Z JD0403001—2014），软件相似性鉴定需依次进行源程序比对、目标程序比对或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交叉比对，而所有这些比对方法均建立在程序对应性审查的基础之上。

1 对应性审查的法律价值与技术意义

对应性审查在软件著作权保护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法律价值与技术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

1.1 证据链条完整性的保障

在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证据链条的完整性直接影响裁判结果。权利人通常持有源程序，而被控侵权方则往往只能获取到目标程序。建立源程序与目标程序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为连接侵权证据与权利基础的技术桥梁。 根据司法实践，若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源程序与涉案软件目标程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则难以认定权利归属。在“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中，法院强调了对源程序与目标程序一致性的审查必要性，认为这是认定侵权的前提条件。

1.2 侵权比对准确性的基础

对应性审查为侵权比对提供了正确比较基准。未经对应性审查，直接将原告源程序与被告目标程序进行比对，可能因编译环境、版本差异等因素导致错误结论。 编译一致性问题尤为突出。相同的源代码在不同编译器或配置下生成的目标程序可能存在差异。航空机载软件领域的研究表明，编译器缺陷或配置不当可能导致目标代码与源代码不一致，甚至产生无对应源代码的目标代码。这种不一致性若未在比对前识别，将严重影响鉴定结论的准确性。

2 对应性审查的技术方法与实施流程

对应性审查采用多种技术方法相互印证，形成多层次验证体系。

2.1 静态技术分析

静态分析是对应性审查的基础方法，通过分析程序代码本身特征建立对应关系。 反编译与反汇编技术是最常用的静态分析方法。通过将目标程序反汇编为汇编代码，再反编译为高级语言代码，与原始源程序进行比对。先进的工具如IDA Pro结合Hex-Rays decompiler插件，可有效处理ELF、PE等格式的目标文件，生成易于比对的反编译代码。 控制流图同构判定是另一种重要方法。通过提取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控制流图，并进行同构判定，验证两者在程序结构上的一致性。该方法尤其适用于应对代码混淆等抗鉴定行为，因为即使变量名、函数名被修改，程序的控制流程通常保持不变。 表：静态分析方法的比较

方法类型​	技术原理​	适用场景​	局限性​
反编译分析​	将目标代码转换为高级语言代码	目标程序完整且反编译工具支持	依赖反编译工具准确性
控制流图比对​	比较程序控制流程结构	代码混淆、变量名修改情况	无法检测逻辑等价的功能修改
元数据提取​	分析调试符号、版本信息	程序包含调试信息	发布版本通常去除调试信息

2.2 动态验证技术

动态验证通过实际执行程序，观察其运行特征，建立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对应关系。 定位链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动态验证方法。通过在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中插入相同的定位链（一组具有特定顺序的定位点），比较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特征码序列。若两程序产生的特征码序列一致，则表明其功能一致。 哈希值验证是基础性方法。若源程序编译后产生的目标程序哈希值与涉案目标程序哈希值完全一致，可直接认定对应关系。但此法要求编译环境完全一致，实践中难以满足。

2.3 文档与元数据分析

编译文档、配置记录等元数据是证明对应关系的辅助证据。持续集成系统生成的编译日志、版本控制系统中的标签信息等，均可作为对应性审查的参考依据。 在航空机载软件领域，DO-178C标准要求保留完整的编译工具链信息、配置参数及编译环境描述，为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对应性审查提供制度保障。

3 不同情境下的审查要点与挑战

对应性审查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调整重点，应对各种技术挑战。

3.1 商业软件与定制化系统

对于商业软件，通常存在多版本、多模块的特点，增加了对应性审查的复杂性。需准确识别涉案软件的具体版本，并确认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版本对应关系。 对于定制化系统，如机载软件，需关注交叉编译、目标硬件依赖等特殊问题。航空机载软件的研究表明，需分析源代码使用的CPU信息，配置逆向分析工具，并根据内存分配文件进行分段识别。

3.2 开源软件与混合开发

开源软件普遍使用第三方库，对应性审查需区分原创代码与开源组件。根据《软件相似性鉴定实施规范》，需排除公共程序库文件、第三方库文件等非原创性内容后，再进行比对。 对于混合开发模式，需识别不同许可条款下的代码组件，避免因许可证兼容性问题导致对应关系判断错误。实践中，可采用代码成分分析工具识别开源组件及其版本信息。

3.3 对抗性技术应对

随着侵权手段升级，对应性审查需应对各种抗鉴定技术。 代码混淆是常见抗鉴定技术，通过修改变量名、函数名，改变代码结构等方式，增加分析难度。对此，可借助控制流分析、数据流分析等技术，识别混淆后代码的核心逻辑。 多态代码技术生成功能相同但表现形式不同的代码，对传统比对方法构成挑战。需采用语义等价判定方法，从功能层面而非代码形式层面进行对应性审查。

4 对应性审查的证据效力与司法认定

对应性审查结果作为技术证据，需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其证明力受多种因素影响。

4.1 证据资格要件

对应性审查结果作为鉴定意见或电子数据，需满足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要件。 合法性要求审查程序符合技术规范。根据《软件相似性鉴定实施规范》，需记录检材和样本情况，进行唯一性编号，并计算哈希值确保证据完整性。 真实性需通过数字签名、完整性校验等技术保障。审查过程应全程记录，形成可追溯的技术报告。 关联性需明确审查对象与案件争议焦点的联系。对应性审查报告应直接回应侵权认定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4.2 证明力判断因素

对应性审查结果的证明力取决于技术路径的可靠性与结论的确定性。 多方法印证的结论具有更高证明力。若静态分析与动态验证均得出相同结论，可显著增强证据的可信度。控制流图同构加定位链特征码一致的双重验证，可形成强有力的证据链。 反向工程难度影响证明力。若目标程序经过高度混淆，但仍能通过技术手段建立对应关系，则该证据具有较强证明力。

5 完善对应性审查的制度建议

对应性审查技术体系需不断完善，以适应技术发展与司法实践需求。

5.1 技术标准化

推动对应性审查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完善，明确不同场景下的审查方法、流程与判断标准。现行《软件相似性鉴定实施规范》需进一步细化对应性审查的具体技术要求。 工具认证是提高审查结果可靠性的重要途径。对反编译工具、代码分析工具进行认证，确保其输出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5.2 专业队伍培养

对应性审查需要复合型人才，兼具软件技术与法律知识。加强司法鉴定人培训，提高其应对技术挑战的能力。 技术调查官制度可引入对应性审查环节。由法院指派技术专家参与审查过程，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结语

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对应性审查是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技术基石，直接关系到案件审理的公正与效率。随着软件技术不断发展，对应性审查面临新挑战与机遇。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在代码分析中的应用将提高对应性审查的自动化水平与准确性。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为程序对应关系提供不可篡改的存证服务。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构建完善的对应性审查体系，需技术、法律、标准的协同发展。只有确保对应性审查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才能为软件著作权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促进软件产业健康发展。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中，软件对比是核心环节。我国司法实践确立了以源程序对比为黄金标准、目标程序对比为重要补充的双轨制对比体系。这一体系旨在平衡权利人举证难度与侵权认定准确性之间的矛盾，为司法裁判提供可靠技术依据。

1 软件对比的基本原则与法律框架

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审理遵循“接触+实质性相似”​ 基本原则，而软件对比则是判断“实质性相似”的关键技术环节。

1.1 侵权判定的法律基础

根据《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作为著作权法所定义的作品，其受保护的是独创性表达而非思想或操作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合理理由或合法来源”的原则进行侵权判定。 接触要件指被控侵权人有机会接触到权利人的软件源程序或目标程序。在软件著作权案件中，由于软件源程序通常不公开，接触要件的证明变得尤为重要。而实质性相似则需通过专业的软件对比来确立，成为侵权认定的技术核心。

1.2 软件对比的层次结构

软件对比应从多维度进行，主要包括源代码对比、目标代码对比、功能对比和界面与结构对比。这种多层次对比方法确保了即使在被控侵权人采取规避措施的情况下，仍能有效识别侵权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指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仍然应当遵循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断标准。如果权利人已经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软件存在与权利软件相同的自主命名信息、设计缺陷、冗余设计等特有信息，可以认为权利人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

2 源程序对比：黄金标准与实施挑战

源程序对比是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中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被视为软件对比的黄金标准。

2.1 源程序的法律地位与技术价值

源程序是程序员编写的原始代码，是软件创作的直接体现。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源程序是计算机程序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其对应的目标程序是同一作品。 源程序对比具有精确性高、可比性强的特点，能够直接反映两款软件在表达上的相似程度。在理想情况下，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提供完整的源程序，通过专业的比对工具和方法，可以相对客观地判断是否存在抄袭行为。

2.2 源程序对比的实施方法

直接比对法是源程序对比中最基础且最有效的方法。该方法通过逐行比对两款软件的源程序代码，识别相似或相同的部分。在技术实现上，可采用专业的代码比对工具，如Beyond Compare、Diff工具等，辅以人工审查。 标识符比对法关注变量名、函数名、类名等标识符的命名规律。由于程序员在编写代码时往往有个人独特的命名习惯，标识符的相似性可以间接证明接触和抄袭的可能性。 结构分析法侧重于软件的整体架构、模块划分、接口设计等宏观特征。即使具体实现代码不同，如果软件结构高度相似，也可能构成实质性相似。

2.3 源程序对比的实践难点

在实践中，源程序对比面临获取困难的挑战。被控侵权人往往拒不提供源程序，导致对比工作无法开展。此外，代码混淆处理和重构修改也是常见规避手段，增加了对比难度。 针对这些难点，司法实践中形成了相应的应对机制。当被控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源程序时，法院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行举证责任转移，推定权利人相关主张成立。 表：源程序对比的主要方法与适用场景

对比方法​	技术特点​	适用场景​	证明价值​
直接比对法​	逐行比对源代码	双方源程序齐全、完整性好	高，可直接证明复制关系
标识符比对法​	分析命名规律和习惯	代码经过修改但标识符保留	中，可间接证明接触与抄袭
结构分析法​	比较软件架构和模块设计	代码重写但架构相似	中高，可证明设计抄袭
注释比对法​	分析注释内容和风格	注释未删除或修改	中，可证明共同来源

3 目标程序对比：替代方案与技术演进

当无法获取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时，目标程序对比成为重要的替代方案。目标程序是源程序经过编译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虽然失去了源代码的可读性，但仍保留了软件的核心信息和特征。

3.1 目标程序对比的法律依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明确规定：“在进行软件的对比时，应当将原告主张权利的计算机软件源程序与被诉侵权的计算机软件源程序进行对比，被告拒不提供被诉侵权的计算机软件源程序时，也可以将原告主张权利的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与被诉侵权的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进行对比。” 这一规定为目标程序对比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其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合法的对比手段。在实践中，当被告拒绝提供源程序时，法院可依据此规定启动目标程序对比程序。

3.2 目标程序对比的技术方法

哈希值比对是目标程序对比中最基础的方法。如果两个软件目标程序的哈希值完全相同，可以高度确信两者源于同一源程序。然而，这种方法只能识别完全相同的复制，对于修改后的软件识别能力有限。 反编译比对是通过反编译工具将目标程序转换为类似源程序的代码进行比较。虽然反编译得到的代码与原始源程序存在差异，但足以反映软件的基本结构和逻辑。在“石鸿林诉泰州华仁电子资讯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即使通过反编译手段，也可发现软件之间存在共同的系统软件缺陷，这种缺陷的相似可以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推断依据。 复合校验法是当前较为先进的目标程序对比方法。根据《软件相似性检验技术方法》（GA/T 1175-2014）的规定，在目标程序对比中，需进行多维度检验：

• 安装程序对比：包括目录结构、文件名、文件内容等
• 安装过程对比：包括屏幕显示、安装步骤等
• 运行状态对比：包括界面设计、功能实现等
• 核心程序反编译对比：分析关键算法的实现方式

3.3 目标程序对比的局限性

目标程序对比虽然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方案，但存在精度有限的局限性。由于编译过程中会丢失变量名、注释等元数据，以及可能存在的代码优化和重构，目标程序对比的准确性通常低于源程序直接对比。 此外，不同编译器、编译选项可能导致同一源程序生成不同的目标程序，这进一步增加了对比的复杂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目标程序对比结果通常需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4 特殊对比情形与创新方法

随着技术发展，侵权行为日益复杂化，司法实践中也涌现出一些特殊对比情形和创新方法。

4.1 部分软件对比

在涉及大型软件的侵权案件中，可能只有部分模块涉嫌侵权。此时，需要进行部分软件对比，聚焦于涉嫌侵权的特定模块或组件。 部分软件对比要求首先明确对比范围，确定涉嫌侵权的功能模块，然后针对这些模块进行精细化对比。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对比效率，避免不必要的全面对比。

4.2 网络游戏等复杂软件的对比

网络游戏作为复杂软件系统，包含程序代码、资源文件、配置数据等多种元素。对其侵权对比需要采用综合方法，不仅比对程序代码，还需比对游戏画面、角色设计、游戏规则等非程序元素。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网络游戏作为复合型作品，可以从不同层面分别适用计算机软件、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类电影作品等法律保护。在侵权比对时，应结合原告主张的保护范围确定比对重点。”

4.3 软件相似性鉴定规范

司法部发布的《软件相似性鉴定实施规范》（SF/T 0158—2023）为软件对比提供了标准化的操作指南。该规范明确了软件相似性鉴定的程序、方法和要求，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标准。 规范要求鉴定机构在开展软件相似性鉴定时，应当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可靠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确保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5 举证责任分配与侵权推定规则

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充分考虑了证据偏在问题，即关键证据（如源程序）往往由被控侵权人掌握，权利人难以获取。

5.1 举证责任转移的条件

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法院可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控侵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当权利人已尽合理努力仍无法获得证据，证明侵权成立的初步证据时，可要求被控侵权人提供其控制下的证据。 初步证据可以包括：软件存在相同错误、相同冗余代码、相同独特标识等。在“新思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芯动科技有限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权利人可以通过证明被控软件存在其软件独有的信息内容，从而完成初步举证责任。

5.2 侵权推定的适用

当被控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源程序或目标程序时，法院可依法作出侵权推定。侵权推定规则的确立，有效缓解了权利人的举证压力，遏制了被控侵权人通过隐匿证据规避责任的行为。 在石鸿林诉泰州华仁电子资讯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鉴于两款软件存在共同的系统软件缺陷，根据计算机软件设计的一般性原理，在独立完成设计的情况下，不同软件之间出现相同的软件缺陷机率极小，而如果软件之间存在共同的软件缺陷，则软件之间的源程序相同的概率较大。”这一判决体现了高度盖然性原则在软件侵权案件中的适用。

6 实践挑战与发展趋势

软件对比技术面临持续演进的挑战，随着软件开发技术和规避手段的不断更新，对比方法也需要相应发展。

6.1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代码混淆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加了软件对比的难度。代码混淆通过改变变量名、插入无用代码、重构代码结构等方式，使代码变得难以阅读和比对，而不影响其功能。 跨平台开发使得同一软件可能生成不同版本的目标程序，增加了对比的复杂性。如何判断不同平台下的软件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成为技术难题。 开源软件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如何区分开源代码和自有代码，如何判断对开源许可的遵守情况，都是软件对比中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6.2 未来发展趋势

自动化对比工具的发展将提高软件对比的效率和准确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基于机器学习的代码相似性检测工具正在不断改进，能够更有效地识别经过混淆或修改的代码。 标准化进程将促进软件对比实践的统一和规范。司法部《软件相似性鉴定实施规范》的发布是重要一步，未来有望出现更多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技术调查官制度在软件侵权案件中的应用将增强法院的技术理解能力。通过引入专业技术人士协助进行软件对比，可以提高裁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结语

软件对比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核心技术环节，其发展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精准化与公平化的趋势。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多方面继续完善： 技术标准统一化是提高对比结果可信度的基础。通过制定更为细化的技术标准和操作指南，可以减少对比结果的不确定性。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障对比质量的关键。加强技术调查官、鉴定人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提升其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 权利平衡机制优化是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根本。在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需为独立开发和技术创新保留适当空间。 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证据保全和规范的对比流程是维权成功的基础；对于软件开发者而言，清晰的代码溯源和独立的创作证据是避免侵权纠纷的关键。唯有通过持续探索和完善，才能构建既保护创新又促进发展的软件著作权保护生态体系。

在抄袭剽窃类软件著作权案件中，原告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其主张权利的软件版本与被诉侵权软件的版本。正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中所指出：“抄袭剽窃类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审理顺序为：确定原告主张权利的计算机软件的名称和版本；确定被诉侵权的计算机软件的名称和版本；查明被诉侵权的计算机软件与原告计算机软件之间的关系”。这一审理顺序凸显了版本确定在软件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的基础性地位。

1 权利软件版本确定的法律意义与实践挑战

确定权利软件的特定版本，实质上是界定著作权保护范围的过程。计算机软件的特性在于其迭代开发的常见性，不同版本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正确确定主张权利的软件版本因而成为诉讼的逻辑起点。

1.1 版本确定的法律价值

在“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中，法院强调了明确软件版本的重要性，因为不同版本的软件可能构成独立作品，享有不同的保护范围。正如审理指南所指出，如果原告计算机软件存在多个版本，法院可以进行释明，在满足接触条件的前提下选择最相近似的计算机软件版本作为原告主张权利的计算机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的确定还直接影响侵权比对的准确性。在“热血传奇”诉“金装传奇”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多个网络游戏内容一脉相承，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更新都是在原有内容基础上进行增加和扩充，而游戏核心内容没有实质变化，因此可以认定不同版本间的连续性。

1.2 实践中的挑战

软件著作权维权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版本迭代覆盖问题。在网络游戏行业尤其如此，权利方往往未能未雨绸缪固定保全1.0版本内容，导致确定网络游戏版本成为诉讼争议焦点和难点。 证据一致性也是常见问题。在安美微客公司案中，原告提供的用于鉴定的源程序与登记版本不一致，是在登记版本基础上修改后产生的新版本，导致法院无法确认其提交的代码与著作权登记证书对应的软件版本具有一致性。

2 多个版本存在的选择策略与考量因素

当权利软件存在多个版本时，原告需制定合理的版本选择策略，以最大化保护自身权益。

2.1 最相近似版本的选择原则

根据司法实践，在满足接触条件的前提下，权利人应选择与侵权软件最相近似的版本作为权利基础。这一原则平衡了权利保护与侵权证明之间的关系。 在“朱塞佩诉某自动化公司案”中，原告选择了与被控侵权软件界面、功能最为接近的版本作为权利基础，法院认可了这一选择，并认定被告软件与原告软件构成实质性相似。

2.2 多个版本的关系处理

对于存在演进关系的软件版本，法院倾向于认可其连续性。在“热血传奇”系列案件中，法院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热血传奇》游戏版本更新都是在原有游戏版本内容基础上进行增加和扩充，添加新的地图、武器、画面等，而游戏核心内容没有实质变化”。 对于功能相似但代码重构的版本，则需要谨慎处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2023年案例中指出，软件权利人在诉讼中变更其所要求保护的计算机软件的版本，但未提交相应权属证据的，法院不予支持。 表：多个软件版本存在时的选择策略

版本关系类型​	选择策略​	典型案例参考​	注意事项​
线性迭代版本​	选择与侵权软件最相似的版本	“热血传奇”系列案	确保版本间有连续性证据
并行开发版本​	根据侵权软件特征选择最接近版本	安美微客公司案	避免混淆不同产品的代码
重大重构版本​	视为独立作品，分别主张权利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3年案例	需分别提供权属证据

3 权利软件版本确定的证据准备与方法

确定权利软件版本需要系统的证据支持，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登记证书、开发文档、版本发布记录等。

3.1 基础权属证据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是证明权属的初步证据。在朱塞佩案中，原告提供了在意大利共和国进行的计算机程序专业出版登记证明，法院认可了其权利人的身份。 开发过程文档同样至关重要。包括源程序、设计文档、测试记录等在内的材料，能够证明软件的开发完成时间和内容。在软件著作权登记时提交的鉴别材料（源程序前后各连续30页）是确定软件版本内容的重要依据。

3.2 版本一致性证明

确保诉讼中提供的软件版本与权利证据一致是成功维权的关键。在安美微客公司案中，法院指出：“考虑安美微客公司提交的自行委托鉴定的计算机软件代码的编译时间，以及现场勘验的安美微客公司软件的大部分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均晚于2016年的情况，无法确认安美微客公司提交本院的计算机软件代码与其进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代码具有一致性”。 时间戳和版本管理记录是证明版本一致性的有效手段。在现代软件开发中，Git等版本控制系统的提交记录可以提供清晰的版本演变历史。

4 被诉侵权软件版本的确定与证据固定

确定被诉侵权软件的版本同样重要，这需要采取适当的证据固定方式。

4.1 证据保全措施

诉讼保全是固定被诉侵权软件版本的有效方式。在朱塞佩案中，法院通过证据保全固定了被诉侵权软件的状态，为后续鉴定奠定了基础。 公证购买也是常见方式。在石鸿林案中，原告通过公证购买的方式固定了被诉侵权软件的证据，法院认可了公证证据的效力。

4.2 版本特征的提取与分析

即使无法直接获取被诉侵权软件的完整版本，也可以通过界面比对、功能分析等方式确定其版本特征。在“智慧课堂”与“知会课堂”案中，鉴定人通过比对两个软件的源代码，确定了其高度相似性。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杭州英谱公司案中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即使两软件目标程序没有明显相同的程序段，但若有大量相同的字符串资源、类名、全局变量名及错误文字表达，也可能推定构成侵权。

5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某些特殊情形下的版本确定规则值得特别关注。

5.1 版本迭代频繁的软件

对于版本迭代频繁的软件（如网络游戏），法院会考虑行业惯例。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基于游戏风格的稳定性，游戏主题、游戏类型、核心玩法等通常不变。由于是在线更新，游戏的初始版本会被更新后的版本覆盖，游戏著作权人在发现侵权时，以当时最新迭代后的版本所形成的画面来主张权利符合常理”。 行政审批记录也可作为版本确定的参考。在“热血传奇”案中，法院参考了游戏的审批文号，认定游戏在连续运营过程中没有就不同版本单独审批，表明其核心内容具有连续性。

5.2 举证责任分配

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可能转移至被告。在石鸿林案中，法院认为，在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表观相似的情况下，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软件源程序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类似地，在杭州英谱公司案中，被告以计算机硬盘损坏、源程序已丢失为由未提交源程序，法院最终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侵权成立。

6 实务建议与风险防范

基于案例分析，为软件著作权人提供以下实务建议，以降低版本确定方面的法律风险。

6.1 版本管理的规范化

企业应建立规范的软件版本管理制度，确保每个重要版本都有完整的归档和记录。这包括源代码、文档、构建环境等材料的保存。 定期著作权登记同样重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提示：“软件权利人在软件更新后要及时对新版本申请著作权登记”。

6.2 诉讼前的准备工作

在提起诉讼前，权利人应明确权利基础版本，确保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与权利版本一致。选择适当的比对版本，遵循“最相近似版本”原则。 证据保全也需谨慎规划。对于易被修改或删除的电子证据，应通过公证或诉讼保全等方式及时固定。

结语

在软件著作权侵权诉讼中，软件版本的确定是维权的逻辑起点和技术基础。权利人应当像管理有形资产一样管理软件版本，确保每个重要版本都有清晰、完整的权属记录和内容档案。司法机关则应当遵循“最相近似版本”原则，在充分考虑行业特点和技术现实的基础上，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确保著作权法保护创新、激励创新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 随着软件开发技术的不断演进，软件版本确定这一基础性工作将继续面临新的挑战。唯有通过权利人的规范管理、司法机构的理性判断以及行业最佳实践的积累，才能构建既保护创新又促进发展的软件著作权保护生态体系。

计算机软件抄袭剽窃案件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专业领域，其审理流程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复杂性。我国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审理方法，通过逐步审查原告软件权属、被诉侵权软件基本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认定侵权是否成立。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一审理流程的各个环节，为理论与实务界提供参考。

1 审理流程的法律框架与基本原则

计算机软件抄袭剽窃案件的审理建立在著作权法基本理论与中国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法律框架之上。其核心在于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正义。

1.1 法律渊源与规范依据

审理计算机软件抄袭剽窃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包括《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十一章专门规定了”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认定”，为审判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引。 这些规范确立了权属审查优先、程序实体并重、技术事实与法律事实区分等基本原则。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既要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权利滥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2 审理流程的阶段性特征

计算机软件抄袭剽窃案件的审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阶段既有独立任务，又相互关联，形成有机整体。 递进性是审理流程的显著特点。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的审查结果为基础，环环相扣。例如，只有先确定原告软件权属后，才能进行侵权软件认定；只有明确双方软件基本情况后，才能进行关系认定。 交互性也是重要特征。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可能根据新发现的情况回溯调整前期认定。如在进行关系认定时发现软件版本确定不当，可返回重新确定软件版本。

2 第一阶段：确定原告软件权属与版本

审理计算机软件抄袭剽窃案件的第一步是确定原告主张权利的计算机软件的名称和版本，这是侵权认定的前提和基础。

2.1 原告软件权属的审查

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软件著作权的，应当首先举证证明其是软件的著作权人。权属审查是基础性环节，直接关系到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权属审查的要素包括：

• 软件开发者身份：如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
• 登记证书效力：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可以作为权属认定的初步证据
• 权利继受情况：通过转让、许可等方式取得权利的情况需有合法依据

在权属审查中，举证责任主要由原告承担。原告可以提供软件上的署名、源代码中的注释、著作权登记证书、取得权利的合同等作为证据。

2.2 软件名称与版本的确定

确定软件名称和版本的重要性在于界定保护范围。软件版本不仅体现功能差异，还可能涉及权利主体的不同。 版本确定的方法包括：

• 版本号审查：通过软件信息页查看版本信息
• 功能对比：对比不同版本的功能差异，选择与侵权软件最相似的版本
• 时间顺序：考虑版本发布时间顺序，确定涉嫌侵权时的最新版本

在原告软件存在多个版本时，法院会进行释明，要求原告明确主张权利的具体版本。在满足接触条件的前提下，原告应选择与被告软件最相近的版本作为权利基础。

2.3 软件版本的特殊问题

软件版本迭代带来的权属问题较为复杂。如果后续版本是前一版本的升级，权属认定相对简单；如果版本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可能涉及不同权利主体。 开源软件的版本确定更具特殊性。法院需审查开源协议内容，确定原告软件是否基于开源软件开发，以及是否遵守了相关开源协议规定。 表：原告软件权属与版本确定的审查要素

审查类别​	具体内容​	证据要求​	常见问题​
权属审查​	开发者身份、登记情况、权利继受	署名、登记证书、合同等	职务作品、委托作品权属不清
版本确定​	版本号、功能特征、发布时间	版本信息、功能说明、发布时间证明	版本迭代导致的权属变化
保护范围​	程序、文档及其组合	源代码、目标代码、设计文档	开源组件与专有代码混合

3 第二阶段：确定被诉侵权软件的基本情况

审理流程的第二步是确定被诉侵权的计算机软件的名称和版本，为后续侵权比对奠定基础。

3.1 被诉侵权软件的识别与固定

被诉侵权软件的识别是审理的关键环节。法院需通过证据保全、现场勘验等方式，固定被诉侵权软件的基本信息，防止证据灭失。 识别内容包括：

• 软件名称：被告对外宣称的软件名称
• 版本号：软件标识的版本信息
• 功能描述：软件的主要功能和特点
• 使用方式：软件的安装、运行方式

在证据固定过程中，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由于软件修改、删除可在瞬间完成，证据固定尤为重要。

3.2 版本对应的技术特征分析

确定被诉侵权软件版本后，需分析其技术特征，为后续相似性比对做准备。技术特征包括软件架构、算法模型、界面设计等。 技术特征分析需注意：

• 全面性：应涵盖软件各层次各模块的技术特点
• 重点性：重点关注体现软件独创性的关键技术特征
• 对应性：与原告软件的技术特征保持对应，确保可比性

当被诉侵权软件存在多个版本时，法院会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比对对象。如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可能导致无法进行有效比对。

4 第三阶段：双方软件关系的认定

审理流程的第三步是查明被诉侵权软件与原告软件之间的关系，这是侵权认定的核心环节。

4.1 关系认定的基本方法：”接触+实质性相似”

法院一般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法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这一方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 接触要件：指被诉侵权软件的开发者有接触原告软件的机会。接触可以是实际接触，也可以是合理可能性。 实质性相似要件：指两款软件在表达上存在实质性相似。判断实质性相似通常采用”抽象-过滤-比较“法。

4.2 接触要件的证明与认定

接触要件的证明是关系认定的第一步。原告可通过证据证明被告有接触其软件的机会，如：

• 被告曾是原告员工或合作方
• 被告曾参与原告软件的开发或测试
• 原告软件已公开发表，被告有合理可能性接触

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采用事实推定方式认定接触。如果原告软件已公开发表，且被告软件与原告软件高度相似，可推定接触存在。

4.3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是关系认定的核心环节。法院会从不同层面进行比对： 代码比对：比对源代码或目标代码的相似度。这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比对方法。 结构顺序组织比对：比对软件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否相似。即使代码不同，如果软件的结构高度相似，也可能构成侵权。 外观与感觉比对：比对软件界面、输出结果等是否相似。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用户界面等非代码要素的比对。 表：软件实质性相似的比对层次与方法

比对层次​	比对内容​	证明力​	适用情形​
文字性相似​	源代码、目标代码逐字比对	最强	可直接获取双方代码时
非文字性相似​	软件结构、顺序、组织	较强	代码不同但结构高度相似时
外观相似​	界面设计、输出结果	相对较弱	图形界面软件或数据库软件

4.4 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在关系认定中，举证责任分配对案件结果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原告需对”接触”和”实质性相似”承担举证责任。 在特定情况下，可发生举证责任转移。如果原告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实质性相似，法院可要求被告提供其软件源代码。如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可推定原告主张成立。 证明标准方面，软件著作权侵权诉讼一般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需使法院确信侵权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5 特殊问题的处理机制

在软件抄袭剽窃案件审理中，常遇到一些特殊问题，需有针对性的处理机制。

5.1 软件版本迭代的审查方法

对于软件版本迭代频繁的情况，法院会要求原告明确指控侵权的具体版本。如被告软件存在多个版本，还需确定各版本与原告软件的对应关系。 版本迭代中的技术延续性也是审查重点。如果被告软件后续版本延续了侵权版本的技术特征，即使有所修改，仍可能构成侵权。

5.2 开源软件成分的处理

对于包含开源成分的软件，法院会审查：

• 开源协议遵守情况：被告是否遵守了相关开源协议规定
• 开源与专有代码区分：侵权部分是否属于开源范畴
• 贡献度评估：被告自有贡献与开源部分的比重

5.3 技术鉴定与专家辅助人的运用

软件抄袭剽窃案件涉及专业技术问题时，可借助技术鉴定或专家辅助人查明事实。 技术鉴定的启动需满足以下条件：

• 存在需要通过鉴定解决的专门性问题
• 该问题对案件处理有实质性影响
• 具备鉴定可能性和必要性

专家辅助人的参与可帮助法院理解技术问题。当事人可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就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6 侵权认定的例外与抗辩

在软件关系认定中，被告可提出多种抗辩，主张其行为不构成侵权。

6.1 独立创作抗辩

被告可主张软件是独立创作的结果，而非抄袭原告软件。独立创作抗辩成立需满足：

• 被告具备独立开发的技术能力和条件
• 开发过程有相应记录和文档支持
• 相似部分可能源于有限表达或必要场景

6.2 合理使用抗辩

被告可主张其对原告软件的使用属于合理使用。软件著作权领域的合理使用包括：

• 为个人学习研究而使用
• 为教学科研而使用
• 为兼容性目的而进行的不具商业目的的使用

6.3 软件兼容性抗辩

在特定情况下，为实现软件兼容性而复制部分接口代码可能不构成侵权。法院会审查：

• 兼容性要求的必要性
• 复制行为的适度性
• 是否存在替代性方案

7 审判实践的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发展，软件抄袭剽窃案件审判实践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7.1 算法保护的强化

传统上，算法作为思想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随着算法在软件中重要性提升，法院开始加强对算法表达的保护。如果被告抄袭了算法的具体表达，可能构成侵权。

7.2 云计算环境下的侵权认定

云计算环境下，软件部署模式发生变化，给侵权认定带来新挑战。SaaS模式下，软件不直接提供给用户，可能影响复制行为的认定。

7.3 人工智能生成软件的版权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开发中应用日益广泛，由此产生的版权问题亟待解决。AI辅助开发的软件著作权归属、AI生成代码的侵权认定等新问题需要司法实践回应。

结语

计算机软件抄袭剽窃案件的审理流程体现了技术事实与法律判断相结合的审判思路。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程序规则精细化：进一步细化软件版本确定、证据固定、技术比对等环节的程序规则。技术标准明确化：推动软件相似性判断的技术标准建设，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审判团队专业化：加强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提高法院处理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 对于权利人而言，及时固定证据、明确权利范围是维权成功的基础；对于涉嫌侵权人而言，规范开发流程、保存独立创作证据是应对诉讼的关键；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完善审理流程、统一裁判标准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不断完善软件抄袭剽窃案件的审理流程，既能有效保护软件著作权，又能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

计算机软件作为现代企业的核心资产，其法律保护需要平衡著作权人、最终用户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当最终用户未直接复制但明知他人为其复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并将该软件用于自身商业经营活动时，如何认定其法律责任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文将围绕最终用户共同侵害软件复制权的认定标准、法律构成、举证责任及责任承担展开系统分析，为理论与实务提供参考。

1 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的法律框架与认定标准

最终用户共同侵权认定位于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与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交叉领域，其认定需遵循特定的法律框架与标准。

1.1 共同侵权的法律依据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的认定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在软件著作权领域，《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进一步明确，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使用、销毁该侵权复制品。这意味着，明知或应知软件为侵权复制品而使用的最终用户，可能需承担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中指出：”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解释明确了最终用户商业性使用侵权软件的法律责任基础。

1.2 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

最终用户构成共同侵权需满足以下要件： 主观要件：最终用户明知或应知他人复制的软件侵犯著作权。在”庚新公司诉烨琳公司案”中，法院指出被告明知其购买的软件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价格，且来源可疑，仍购买并使用，构成主观过错。 客观要件：最终用户将侵权软件用于商业经营活动。在”美国参数技术公司诉青岛欧特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将侵权软件用于生产经营，获取商业利益，符合客观要件。 因果关系：最终用户的使用行为与著作权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著作权人需证明若无最终用户的使用，侵权复制品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市场价值。

2 “知道”要件的认定标准与司法实践

“知道”是认定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的核心要素，包括实际知道与应当知道两种情形。

2.1 实际知道的证明

实际知道指最终用户明确知晓软件是侵权复制品。证明实际知道的证据包括：

• 内部邮件、文件提及软件的侵权性质
• 员工证言证明知晓软件来源不合法
• 权利人的警告函或律师函
• 最终用户与复制者之间的沟通记录显示知情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直接证明实际知道较为困难，法院往往通过间接证据和事实推定来认定。

2.2 应当知道的判断标准

应当知道指最终用户基于客观情况应当合理推断软件为侵权复制品。法院在判断时考虑以下因素： 软件价格：显著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的软件采购往往引起合理怀疑。在庚新公司案中，法院注意到被告以2.8万元购买的软件，市场正常价格为8.5万至10.2万元，这一巨大差价成为认定应当知道的重要依据。 供应渠道：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软件更可能被推定为应知侵权。如通过个人而非授权经销商采购，或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 行业惯例：在特定行业中，正版软件采购的常规流程与要求。如企业软件采购通常需要签订授权协议、获得更新服务等。 最终用户规模与专业水平：大型企业或专业机构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在参数技术公司案中，法院认为作为专业设计公司，被告应有能力识别软件来源的合法性。 表：最终用户”知道”要件的判断因素

判断因素​	实际知道的证据​	应当知道的推断依据​	典型案例​
价格因素​	内部文件讨论价格异常	价格显著低于市场正常水平	庚新公司案
来源渠道​	明确知晓供应方无授权	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取软件	安川公司案
文件完备性​	故意规避授权文件要求	缺乏正版软件应有的许可文件	参数技术公司案
行业惯例​	明知不符合采购规范	违背行业通常采购实践	多种行业软件案例

3 商业使用的界定与证明

商业使用是最终用户承担责任的关键因素，区分商业使用与合理使用是认定侵权的重要环节。

3.1 商业使用的判断标准

商业使用指最终用户将软件用于生产经营或职业活动中，以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判断标准包括： 使用场景：软件是否用于企业的主营业务或关键支撑环节。如设计软件用于产品开发，管理软件用于企业运营。 使用结果：软件使用是否为企业创造价值或提升效率。即使软件不直接产生收益，但作为业务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可认定为商业使用。 使用者身份：企业员工作为最终用户使用时，其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企业为员工提供侵权软件用于工作，通常被视为商业使用。

3.2 合理使用的界限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了合理使用情形：”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一条款为非商业使用提供了法律空间。 判断合理使用时需注意： 目的限制：使用必须仅限于个人学习、研究，而非生产经营。即使是在商业机构中，如果使用纯粹出于研究目的，也可能构成合理使用。 程度限制：使用范围和方法应限于理解软件思想的必要程度，不能对著作权人的潜在市场造成实质性损害。 在参数技术公司案中，法院指出被告将专业设计软件用于生产经营，明显超出了合理使用范围。

4 共同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是解决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纠纷的关键，我国法律对此设置了分层证明体系。

4.1 权利人的初步举证责任

权利人需证明以下基本事实：

• 对软件享有合法著作权
• 最终用户使用了涉案软件
• 最终用户的使用属于商业使用
• 最终用户使用的软件是侵权复制品

在庚新公司案中，原告通过公证保全等方式固定了被告使用软件的证据，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

4.2 举证责任转移的条件

当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可转移至最终用户。最终用户需证明：

• 软件有合法来源
• 支付了合理对价
• 不知道且不应知道软件是侵权复制品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了善意侵权制度：软件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使用、销毁该侵权复制品。 在安川公司案中，版权局指出：”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原则可类比适用于最终用户场景。

5 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的责任承担

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的责任形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5.1 民事责任的形式

停止侵害是基本的责任形式，法院通常判令最终用户立即停止使用侵权软件，并删除或销毁侵权复制品。 赔偿损失是核心责任形式，计算方式包括：

•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 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 法定赔偿（在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难以计算时适用）

在庚新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如果软件著作权人既要求被告停止使用，又要求赔偿损失，赔偿额只能以软件在侵权期间的合理使用费为限，而不能要求被告支付正版软件价格的同时又禁止其使用软件。 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律师费、调查费等。在参数技术公司案中，法院支持了原告提出的合理费用请求。

5.2 责任豁免与限制

在特定条件下，最终用户可能免于或减轻责任： 善意使用：符合《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善意持有人要件，可免除赔偿责任，但仍需停止使用。 权利滥用抗辩：如果权利人存在不正当竞争或滥用著作权行为，最终用户可能获得责任减免。 时效抗辩：权利人自知或应知权利受损及侵权人之日起三年内未主张权利，侵权人可提出时效抗辩。

6 典型案例分析与司法实践趋势

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可以把握最终用户共同侵权认定的司法实践趋势。

6.1 典型案例解析

庚新公司诉烨琳公司案是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的典型案件。该案中，法院认定被告作为专业印刷企业，明知软件价格异常低廉仍购买使用，构成共同侵权。法院在判决中平衡了各方利益：既认定侵权成立，判令停止使用，又在确定赔偿额时考虑了侵权持续时间和软件正常许可费，体现了公平合理原则。 美国参数技术公司诉青岛欧特美公司案则突出了最终用户注意义务的认定。法院认为，作为专业设计公司，被告应有能力识别软件来源的合法性，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过错。

6.2 司法实践趋势

近年来，最终用户共同侵权认定呈现以下趋势： 过错认定客观化：法院越来越多地运用合理商业标准来推断最终用户的主观状态，如以软件价格、来源渠道等客观因素判断是否”应知”。 责任划分精细化：法院逐渐摒弃”一刀切”的做法，根据最终用户的过错程度、使用方式、获益情况等因素精细化确定责任范围。 赔偿计算合理化：法院更注重平衡双方利益，避免”过度赔偿”或”赔偿不足”，在保护著作权的同时防止抑制正常商业活动。

结语

最终用户共同侵害软件复制权的认定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议题，涉及多方利益平衡。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未来，随着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最终用户共同侵权认定可能面临新挑战。云计算、SaaS模式的普及使得软件使用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开源软件的广泛应用增加了版权关系的复杂性。这些发展要求法律界持续关注实践动态，不断完善最终用户共同侵权的认定标准与责任体系。 对于软件权利人而言，预防侵权与有效维权并重是保护自身权益的关键。对于最终用户而言，规范软件管理、建立合规流程是避免法律风险的基础。唯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保护创新又促进发展的软件版权生态体系。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件中，最终用户类案件的事实查明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重点。随着技术发展，通过证据保全、现场勘验及远程取证等多种方式综合查明软件使用情况，已成为有效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本文将系统解析最终用户类案件事实查明的法律框架、技术方案与实践要点，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清晰指引。

一、最终用户类案件的事实查明难点与法律框架

最终用户类软件侵权案件指软件开发者指控企业用户未经许可商业性使用其软件的案件。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查明被告实际使用的软件类型、版本及数量。

1. 事实查明的特殊挑战

最终用户类案件取证面临三大挑战：证据隐蔽性（软件安装在内部计算机中）、证据易逝性（可快速卸载删除）和规模不相关性（企业可能拥有成百上千台计算机）。权利人在诉讼中常面临举证难问题，因软件安装在被告内部计算机中，权利人难以直接获取证据。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权利人需承担举证责任。然而，由于证据由被告控制，存在证据偏在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保全和法院调查取证等制度予以平衡。

2. 法律依据与程序选择

证据保全是最终用户类案件最常用的事实查明手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 现场勘验是另一重要手段。法院可派员前往被告经营场所，对计算机软件安装使用情况进行实地检查、记录和固定。两种方式各有优势：证据保全效力强，现场勘验灵活性高。

二、证据保全的操作流程与规范

证据保全是最终用户类案件中最有效的事实查明手段，其操作需遵循严格规范。

1. 保全申请的审查要件

法院审查证据保全申请时，重点考量以下因素：申请人的权利基础（是否权属清晰）、初步证据（是否有基本侵权线索）、保全必要性（证据是否可能灭失）以及保全范围（是否具体明确）。 在芬兰某方案公司诉某钢构公司案中，法院认为申请人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可能性，且证据存在灭失风险，因此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2. 保全实施的现场操作

证据保全现场操作需遵循程序规范与技术规范双重标准。 程序规范包括：提前制定预案（明确保全内容、时间、位置）、组建专业团队（执行人员、审判人员、技术专家协同）、备齐装备材料（照相设备、封存材料等）。 技术规范要求：全面检查（检索计算机程序栏中的目标软件）、详细记录（软件版本、版权信息、许可状态）、多点固定（对软件列表、安装痕迹等同步取证）。 表：证据保全的团队构成与职责分工

团队成员​	职责分工​	专业要求​	具体任务​
审判人员​	现场指挥、法律释明	熟悉知识产权法律	送达文书、制作笔录、释明法律风险
执行人员​	保全实施、现场控制	熟悉执行程序	控制现场、清点设备、维持秩序
技术专家​	技术支持、证据固定	具备计算机专业知识	识别软件信息、固定证据、防止数据破坏
法警​	安全保障、秩序维护	具备应急处置能力	外围警戒、防止干扰阻碍

三、大规模计算机环境的抽查方法

当面临成百上千台计算机需要检查时，全面检查不具可行性，合理抽查成为平衡效率与公正的选择。

1. 抽查的适用条件

抽查方法适用需满足严格条件：计算机数量大（通常50台以上）、获得双方同意（当事人自愿接受抽查结果）以及具有代表性（抽查样本能反映整体情况）。 在上海知产法院的实践中，曾有一天内完成对机房中2500余台服务器数据采样的案例，通过科学抽样方法有效解决了大规模取证难题。

2. 抽查的技术方案

随机抽样是常用方法，确保每台计算机有同等被抽中机会。抽样比例一般不低于10%-20%，具体根据计算机总量和分布情况确定。 分层抽样适用于计算机功能、部门差异大的情况。按部门、岗位等因素分层，确保样本代表性。例如，设计部门计算机更可能安装专业软件，应适当提高抽样比例。

3. 抽查结果的确认与效力

抽查结果需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明确同意将结果适用于全部检查范围。法院应制作书面确认书，由双方签字确认。 确认内容应包括：抽样方法（随机/分层）、抽样比例、抽查结果（侵权软件类型、版本及比例）以及扩展适用的明确约定。

四、远程取证的技术路径与合法性要求

随着技术发展，远程取证成为最终用户类案件事实查明的新途径，特别适合疫情期间或跨地域案件。

1. 远程取证的法律依据

远程取证的合法性基础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关于电子数据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远程取证的核心是确保过程符合合法性、客观性和完整性要求。当事人可通过仲裁机构协助或使用符合规定的第三方存证平台进行远程取证。

2. 远程取证的技术方案

区块链存证是当前主流的远程取证技术。通过分布式存储和加密算法保证数据不可篡改。在区块链存证中，分为链上生成证据和链下生成证据两种类型。 可信时间戳技术为电子数据提供确定的时间证明。结合哈希值校验，可确保数据自申请时间戳后未被篡改。 远程取证的具体操作包括：远程接入（通过安全方式连接目标计算机）、屏幕录像（记录整个检查过程）、数据固定（生成哈希值并上传至存证平台）等步骤。

3. 远程取证的审查要点

法院对远程取证获得的证据审查更加严格，重点审查以下方面：取证的完整性（是否全面反映软件使用情况）、技术的可靠性（所用技术手段是否成熟可靠）以及过程的规范性（操作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确认了通过区块链存证的电子数据的效力，认为”对于采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进行存证固定的电子数据，应秉承开放、中立的态度进行个案分析认定，既不能因为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属于当前新型复杂技术手段而排斥或者提高其认定标准，也不能因为该技术具有难以篡改、删除的特点而降低其认定标准”。

五、不同取证方法的综合运用与衔接

在实际案件中，往往需要多种取证方法综合运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1. 方法选择的考量因素

选择取证方法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案件紧急程度（证据灭失风险）、企业规模（计算机数量与分布）以及技术条件（双方技术能力）。 对于证据可能立即灭失的案件，应优先考虑证据保全；对于计算机数量大的情况，可考虑抽查加远程取证；对于技术能力强的当事人，可鼓励采用区块链存证等先进技术。

2. 综合取证的实施策略

前期摸底阶段可通过远程取证了解大致情况；正式取证阶段根据摸底结果选择全面检查或抽样检查；补充固定阶段对关键证据进行多重固定。 在芬兰某方案公司案中，法院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提前制定周密预案（三个法官团队分工）、同一时间多地行动（防止相互串通）、证据固定与法律释明同步（促进后续调解），最终促成案件成功调解。

六、特殊情况的应对与处理

最终用户类案件事实查明过程中，常遇到当事人不配合、技术障碍等特殊情况，需有应对方案。

1. 当事人不配合的处理

当事人不配合包括拒绝检查、拖延时间、破坏证据等情形。法院可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并在后续审判中酌情考量。 在上海知产法院的实践中，对于拒不配合的情况，法院会进行说服教育，告知妨碍民事诉讼的法律风险。若无效，则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在最终责任认定时作为不利考量因素。

2. 技术障碍的克服

技术障碍包括加密软件、隐藏安装、快速删除等情况。可借助技术专家力量，通过数据恢复、日志分析等技术手段克服。 对于已删除的软件，可通过注册表痕迹、预读取文件、日志记录等方式恢复证据。技术专家可帮助识别这些”数字指纹“，即使软件已卸载也能发现使用痕迹。

结语

最终用户类软件侵权案件的事实查明，需构建多元化的取证体系。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规则明确化：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远程取证、抽查方法的适用条件与标准。技术标准化：推动区块链存证等新技术的标准化建设，提高证据采信的统一性。能力专业化：加强法院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提高事实查明的专业水平。 对于权利人而言，综合运用多种取证方法是提高维权效果的关键；对于软件用户而言，规范软件使用是避免法律风险的基础；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完善事实查明规则是保障裁判公正的前提。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多元化事实查明体系的构建，既能有效保护软件著作权，又能促进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平衡。

计算机软件作为智力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著作权保护具有特殊性。我国通过《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构建了软件著作权保护体系。本文将系统分析六类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及法律责任，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裁判指引。

一、单纯传播类侵权的认定标准

单纯传播类侵权是软件著作权侵权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类型，其核心在于未经许可的复制与传播行为。

1.1 复制发行的构成要件

复制行为的认定不要求逐字照搬源代码，只要实质性相似即可成立。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原则进行判断。接触可以通过证明被告曾合法购买正版软件、曾是原告员工或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软件等方式证明。 发行行为包括销售、赠与、出租等转移载体所有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技术发展，网络下载也被视为发行的一种形式。在微软公司诉某网吧案中，法院认定被告在网吧服务器上安装未经授权的软件供客户使用，构成复制发行行为。

1.2 信息网络传播的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云计算环境下的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目前存在争议。 在Adobe诉某网络公司案中，被告将软件部署在服务器上，用户通过浏览器远程使用，法院认定该行为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此判决确立了云环境下软件传播的侵权认定标准。 表：单纯传播类侵权的证据要素

证据类型​	证明目的​	取证要点​
源代码比对​	证明实质性相似	重复率、核心算法相似度
访问记录​	证明接触可能性	下载记录、员工任职证明
传播范围​	确定赔偿数额	下载量、用户数量、收益情况
技术特征​	证明抄袭关系	相同瑕疵、相同注释

二、最终用户商业使用的侵权认定

最终用户侵权问题涉及合理使用与侵权使用的界限划分，是软件著作权领域的难点。

2.1 商业使用的判断标准

商业活动的界定不仅包括直接营利行为，还包括间接促进商业运营的使用。在某设计公司诉某地产公司案中，被告虽未直接利用软件营利，但在商业设计中使用盗版软件，法院认定构成商业使用。 安装数量与授权数量的对比是侵权认定的关键证据。即使企业购买部分正版软件，但超范围安装使用仍构成侵权。Oracle诉某金融机构案中，被告虽购买10个许可证，但实际安装100套软件，法院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2.2 免责抗辩的审查要点

合理使用抗辩在商业环境中受到严格限制。《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不适用于商业环境。 权利用尽原则仅适用于有形载体的转移，不适用于软件许可。在Autodesk诉某公司案中，被告辩称其使用的二手软件适用权利用尽原则，法院未予支持，强调软件许可的不可转让性。

三、抄袭剽窃类侵权的司法判定

抄袭剽窃类侵权是软件著作权纠纷中技术性最强的类型，涉及思想与表达的界限划分。

3.1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方法

法院通常采用抽象-过滤-比较三步法：首先将软件中的思想抽象出去，其次过滤掉公有领域内容，最后对剩余的表达进行比较。 在”汉王软件”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界面相似不一定构成侵权的原则，强调需要比较源代码层面的相似性。但用户界面的整体外观和感觉如果具有独创性，也可能受保护。

3.2 抄袭行为的隐蔽形式

反向工程是否构成侵权取决于其目的和程度。为兼容性目的的反向工程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但直接复制核心代码则构成侵权。 二次开发行为需获得原著作权人许可。在某游戏外挂案中，被告基于原游戏软件进行修改，法院认定其侵犯了原作品的改编权。

四、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与例外情形

技术措施是著作权人保护其权益的重要手段，禁止规避技术措施是软件著作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4.1 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标准

技术措施必须有效才能获得法律保护。有效性指技术措施能够有效防止或限制未经许可的使用行为。在某个视频软件保护案中，法院认为简单的注册码机制因容易被破解而不构成有效的技术措施。

4.2 规避行为的认定

规避行为包括直接规避和提供规避手段。提供破解工具、注册机等行为同样构成侵权。在某软件加密锁案中，被告销售可绕过软件许可验证的硬件设备，被认定构成帮助侵权。

五、软件出租权的限制与例外

软件出租权的适用具有严格限制，仅限于商业性出租行为且软件是出租活动的主要标的。

5.1 主要标的的认定标准

判断软件是否为出租活动的主要标的，需考虑出租价格构成、出租协议内容和客户使用目的。在某个游戏机出租案中，虽然游戏机内置软件，但法院认定出租的主要标的是游戏机硬件本身。

5.2 临时许可的侵权边界

SaaS模式下的软件使用是否构成出租存在争议。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如果用户无法永久使用软件，只是在一定期限内通过网络访问，则更符合服务合同特征，而非软件出租。

六、其他侵权行为的兜底条款适用

兜底条款为软件著作权保护提供了灵活性，能够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侵权形式。

6.1 新型侵权行为的认定

云服务器未经授权安装软件供多用户使用、容器技术中未经许可打包他人软件等行为，可能依据兜底条款认定为侵权。这些行为难以归入传统侵权类型，需要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断。

6.2 共同侵权与帮助责任

应用市场、下载平台等第三方是否对用户上传的侵权软件承担责任，取决于其是否明知或应知侵权事实。在某个应用商店案中，法院认为平台在收到侵权通知后未及时移除软件，需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结语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需要平衡权利人利益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软件著作权保护面临新的挑战。司法机关需要保持开放态度，在遵循现有法律框架的同时，通过案例指导等方式适应技术发展。 对于软件开发者而言，完善授权许可是预防纠纷的关键；对于软件使用者而言，遵守许可协议是避免侵权的基础；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认定侵权边界是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唯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良好的软件著作权保护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