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不正当性与同一性的法律逻辑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其法律保护的实质在于规制非法的侵占与利用行为。侵权认定的核心，并非仅关注信息本身的转移，而在于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与信息内容的对应性。我国法律与实践确立了认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不正当的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行为；二是其所涉信息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同。这两大原则共同构成了侵权判定的基本框架，缺一不可。
一、 侵权行为的双重核心：不正当行为与信息同一性
侵犯商业秘密的认定，是一个将主观不法行为与客观损害结果相联结的法律评价过程。首先，必须存在违反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行为”。其次，该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必须与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即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此二者如同侵权责任认定的“一体两面”，前者解决了行为的可责性，后者则明确了损害的关联性。 若仅有不正当行为，但行为对象是公知信息，则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反之，即便两个企业的信息偶然雷同，但系各自独立研发取得，因缺乏“不正当”的前提，同样不构成侵权。因此，司法审查必须循着“行为审视”与“信息比对”两条主线同步进行。
二、 “不正当行为”的类型化解析
“不正当行为”是启动法律责难的门槛。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其具体形态可分为获取、披露、使用及允许他人使用四个环节的不法行为，且手段具有多样性。
- 不正当获取行为：这是侵权链条的起点。其“不正当性”体现在手段的非法性上，包括但不限于：
- 非法手段：如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等直接违法方式。
- 电子侵入：利用黑客技术、恶意软件等突破权利人的技术防护措施获取信息。
- 违反约定或保密要求：权利人基于信任将信息披露给员工、合作伙伴或被许可人，并附有保密约定，后者违反约定而获取（或进一步获取）即属不正当。例如，员工超越职权访问并复制公司加密数据库中的技术资料。
- 不正当披露、使用及允许他人使用行为：此三类行为往往基于前期的“不正当获取”，但也可能独立构成侵权。其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了其负有的保密义务或普遍性的诚实信用义务。
- 披露：指行为人将商业秘密告知或提供给不应知悉的第三方，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有偿或无偿，均构成侵权。
- 使用：指行为人将商业秘密应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利用窃取的客户名单招揽生意，或利用技术秘密生产产品。
- 允许他人使用：指行为人许可或默许第三方使用其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通常与披露行为相伴生。
三、 “相同或实质性相同”的认定标准与方法
在证明存在不正当行为后，权利人还需证明被告方所涉信息与其商业秘密具有“同一性”。此处的“同一性”并非要求字句或形态上的绝对一致，而是法律意义上的实质性相似。
- 认定原则：实质性相似 “实质性相同”标准是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准则。其含义是，被控信息与商业秘密在关键内容、核心要素或整体效果上无实质差异，足以实现相同的功能或达到同等的竞争优势。允许存在非实质性的、细微的差异。例如，在软件源代码侵权案中，即使变量名被修改、注释被删除或部分代码顺序被调整，只要核心算法和逻辑结构一致，即可认定为实质性相同。
- 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的差异化比对
- 技术信息：比对侧重于技术方案、设计要点、工艺参数、算法流程等核心内容。通常需要借助司法鉴定或专家辅助人，通过技术手段分析结构、功能、效果的相似度。
- 经营信息：如客户名单，比对则侧重于信息的深度与独特性。不仅要看客户名称、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是否重合，更要审查交易习惯、需求特点、价格承受能力等深度信息是否相同。一份仅仅从公开黄页汇编而成的客户名单，即使与权利人客户重合，也难以认定为“实质性相同”；但若包含了特定客户的特殊订货周期、成交价格底线等非公开深度信息，则可能性大增。
- “接触+实质性相似”的推定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当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有“接触”其商业秘密的可能性（如被告曾是原告员工或合作伙伴），且两者信息构成“实质性相似”时，可以推定被告的信息来源于原告，除非被告能提供反证证明其信息系独立开发、反向工程等合法来源获得。这一规则有效缓解了权利人在特定情况下证明“不正当获取”的直接证据难题。
四、 合法来源抗辩：阻断侵权认定的关键
被告的抗辩核心往往在于切断“不正当行为”与“信息同一性”之间的因果联系。最重要的合法来源抗辩是独立开发，即证明被控信息是自身独立研发、创作或积累的成果，与原告的商业秘密无关。此外，反向工程（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产品，进行拆解分析获得技术信息）也是法定的正当获取手段。成功的合法来源抗辩，即使信息“相同或实质性相同”，也能使被告免于侵权责任。
五、 结语：在保护创新与维护竞争中寻求平衡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是一场在权利人创新成果保护与行为人市场竞争自由之间寻求精妙平衡的法律实践。以“不正当行为”与“信息同一性”为核心的二元认定标准，为这一平衡提供了清晰的裁判尺度。它既防止了权利人滥用权利，将公知知识或他人独立成果据为己有，从而禁锢市场竞争；也严厉制裁了背信弃义、不劳而获的窃密行为，为企业创新之火提供了法律的护城河。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信息形态和侵权手段的不断演变，这一认定标准的内涵与外延也将持续发展，但其捍卫商业道德与鼓励诚实竞争的核心价值将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