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平台已成为知识产权维权的主战场。当权利人发现侵权产品在电商平台销售时，通过平台下单购买以固定证据，已成为标准维权动作。随之而来的诉讼中，一个基础性却常引发争议的程序问题浮出水面：权利人应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而言，权利人能否在其“网购收货地”法院，或在其“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司法实践对此已形成明确共识：上述两地通常不能作为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地域管辖的依据。​ 这一规则深刻体现了网络侵权管辖中，在便于当事人诉讼与防止管辖权滥用、确保裁判尺度统一之间寻求平衡的司法智慧。

一、问题的缘起：网络侵权对传统地域管辖规则的挑战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属于侵权之诉，其地域管辖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电商交易的跨地域性，使得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概念变得模糊。权利人身处A地，在B地的电商平台下单，购买了C地商家销售、从D地仓库发货的侵权产品，并收货于A地。此时，权利人出于诉讼便利、成本考量或策略选择，自然倾向于在其本地法院（即收货地A或住所地A）提起诉讼。这是否有法律依据？实践中曾存在不同理解，导致“管辖争夺战”频发，亟待司法统一标准。

二、规则一：网购收货地非合同履行地，亦非侵权行为地

权利人主张以“网购收货地”确定管辖，其逻辑通常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或侵权结果发生地理论。但这两条路径均被司法实践所否定。

（一）网购收货地 ≠ 合同履行地

权利人通过电商平台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与销售者之间成立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然而，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原告提起的是侵权之诉，而非合同违约之诉。侵权法律关系与合同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原告购买产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证，其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与基于合同关系主张货款、质量等违约责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因此，不能以侵权诉讼中夹带的购买行为，来“嫁接”适用合同纠纷的管辖规则。确定本案管辖，应回归侵权法律关系的本源，即审查“侵权行为地”。

（二）网购收货地 ≠ 侵权行为地（尤其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即使回到侵权诉讼的框架下，网购收货地也难以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地”。

• 非侵权行为实施地：通过网络发布商品信息、接受订单、组织发货等销售行为的实施地，通常位于经营者的服务器所在地、经营场所所在地等，而非买受人随意指定的收货地。
• 非侵权结果发生地：知识产权侵权（尤其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侵权）的损害结果，表现为权利人的市场份额被侵占、商誉受损、许可机会丧失等，这种损害是一种弥散性、全局性的商业利益损害。损害结果的发生地是权利人市场利益所在的整体区域，甚至及于全国，而绝非仅仅是“货物被送达到”的那个物理地点。将“收货地”这一偶然、可由原告单方选定的地点，拔高为法定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将导致管辖连接点被权利人任意制造，完全架空法律对管辖的确定性要求，违背了设立地域管辖制度的初衷。

结论：网购收货地仅是物流配送的终点，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及其损害结果的法律评价缺乏实质关联，故不能作为确定地域管辖的依据。

三、规则二：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侵权产品，不构成“信息网络侵权行为”

权利人另一常见主张是，其住所地可作为管辖连接点，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该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关键在于，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是否属于本条所称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司法实践的普遍观点是：不属于。

本条所称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在司法解释的本意和司法实践的共识中，具有特定指向性。它主要指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直接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如通过网络诽谤、侮辱）或财产性权益（如非法获取、传播他人隐私信息、盗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这类行为的实施与损害结果的达成，均高度依赖并完全发生于信息网络环境之中，侵权行为与网络空间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其本质是利用信息网络作为营销和交易媒介的实物商品交易。网络在此扮演的是展示商品、沟通协商、完成支付的渠道角色，而侵权的核心——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最终指向的是物理世界中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混淆。被诉侵权的直接对象是附着于实物商品上的知识产权，而非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本身。因此，此类行为被视为“通过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而非“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身。二者虽一词之差，但在管辖定性上判然有别。

结论：既然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则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权利人住所地自然不能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而取得管辖权。

表：电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管辖连接点认定规则

主张的管辖连接点​	权利人常见主张依据​	司法审查的认定​	最终结论​
网购收货地​	1. 作为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地”。 2. 作为侵权诉讼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1. 本案为侵权之诉，不适用合同纠纷管辖规则。 2. 侵权损害结果具有弥散性，收货地是偶然地点，与侵权结果无法律上直接、必然联系。	不能作为管辖依据。
权利人（被侵权人）住所地​	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5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实物侵权商品的行为，属于“通过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	不能作为管辖依据（除非构成法律明确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如网络诋毁商誉、盗版数字内容传播等）。
（可成立的管辖连接点）​	1. 被告住所地。 2. 侵权行为实施地：​ 如侵权产品生产地、仓储地、电商经营者经营场所地、服务器所在地等。 3. 侵权商品销售地：​ 针对线下实体销售环节。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侵权纠纷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此为确定管辖的主要合法依据。

四、规则背后的法理与司法政策考量

统一并明确排除“网购收货地”和“权利人住所地”的管辖资格，具有深远的法理和实践意义：

1. 防止管辖权滥用与“挑选法院”：知识产权权利人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如果允许原告通过自行指定收货地或以其住所地起诉，将导致大量案件涌向北上广深等少数城市法院，造成司法资源不均衡，同时为原告滥用诉权、制造管辖优势（如选择对己方更有利的司法环境）大开方便之门。
2. 维护管辖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管辖规则应为当事人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将管辖连接点锚定于与侵权行为有实质联系的“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使被告能够合理预见其行为可能引发的诉讼地点，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3. 便于法院审理与调查取证：侵权行为实施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通常更接近侵权产品的生产源头、仓储场所、财务账册等关键证据所在地，也便于对被告进行财产保全和判决执行，有利于查清事实、提高审判效率。

五、对诉讼各方的实践指引

1. 对权利人（原告）：
   • 起诉前做好管辖论证：在起诉前，应通过工商信息、平台披露、物流信息等，尽力查明被告的准确住所地（公司注册地或主要经营地）以及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仓储、销售等行为实施地，并选择其中之一的法院提起诉讼。
   • 避免程序风险：不应再以“网购收货地”或“原告住所地”作为主要管辖依据起诉，否则面临被裁定移送管辖的风险，徒增诉讼成本和时间。
2. 对被诉侵权人（被告）：
   • 积极行使管辖异议权：如发现原告起诉的法院不符合上述管辖规则，应在答辩期内及时提出管辖权异议，以维护自身程序权益。
3. 对司法裁判者：
   • 坚持程序审查的实质性：在审查立案或审理管辖权异议时，应准确理解和适用上述规则，避免仅因存在“网购收货”事实就简单认定管辖成立，确保管辖权的确定合法、正当。

结语

在电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明确排除以“网购收货地”和“被侵权人住所地”作为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是司法实践对网络时代管辖规则的重要廓清与完善。它划定了程序正义的清晰边界，引导当事人将诉讼战场聚焦于与侵权行为有实质联系的“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这并非限制权利人的维权途径，而是要求维权行为建立在更加规范、严谨的程序基础之上，旨在遏制程序滥用，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裁判标准的统一，最终服务于在数字环境下构建一个稳定、公平、高效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