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是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我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逐步形成了以主观意思联络为核心，以客观行为协作为表现，以利益共享机制为佐证的认定标准。当各被告之间存在体现合作意愿的协议，或在内容合作、利益分享等方面紧密关联时，可认定具有共同提供涉案作品的主观意思联络，从而构成共同侵权。本文将深入剖析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标准、证明规则及抗辩事由。

一、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法律框架与认定标准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规则的确立，体现了司法实践对网络环境下复杂侵权形态的积极响应。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逐步构建了系统的认定框架。

1. 法律依据与规范演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分工合作共同侵权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 2013年《规定》细化了分工合作的认定标准，强调“共同提供”的核心地位。202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进一步明确：“各被告之间或者被告与他人之间存在体现合作意愿的协议等证据，或者基于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各方在内容合作、利益分享等方面紧密相联的，可以认定各方具有共同提供涉案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主观意思联络”。

2. 构成要件分析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成立需同时满足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主体要件要求存在两方以上主体参与侵权行为。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法院指出：“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主体可以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内容提供者，也可以是多个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 主观要件是认定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核心，要求各方存在共同故意或意思联络。这种意思联络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在“星美集团诉湖北电信和新华电信案”中，法院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和利益分成安排，认定存在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 客观要件要求各方客观上实施了相互协作的侵权行为。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早教机构开发APP，视频网站提供内容，双方行为结合共同导致了侵权结果的发生，法院认定构成共同侵权。

二、主观意思联络的认定要素与证明标准

主观意思联络是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的关键要素，也是司法实践中的证明难点。法院通过多种间接证据综合判断意思联络的存在。

1. 协议证据的直接证明

书面协议是证明意思联络的直接证据。在“湖北电信案”中，法院根据湖北电信与新华电信之间的合作协议，认定双方存在共同经营的意思联络。 合作协议中关于内容提供、技术支持、收益分配等条款，可以直接证明各方的主观意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明确指出：“各被告之间或者被告与他人之间存在体现合作意愿的协议等证据，可以认定各方具有共同提供涉案作品的主观意思联络”。

2. 行为关联的间接推定

在缺乏明确协议的情况下，法院可通过行为关联性推定意思联络的存在。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一审法院根据百度公司设立“百度小说人气榜”、制定利益分配规则等事实，推定百度公司与贴吧用户存在意思联络。 行为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合作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早教机构开发APP，视频网站专门为其定制内容界面，并在APP中开辟专属区域，法院认为这种行为上的紧密配合体现了共同提供内容的意思联络。 利益分享是核心判断要素。在“湖北电信案”中，湖北电信与新华电信按照比例分成信息服务费，这种利益绑定关系强化了法院对双方存在意思联络的认定。 技术整合是新型判断要素。在“某视频聚合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将不同来源的内容整合在同一界面中，使公众认为内容由单一主体提供，可以推定存在意思联络”。

3. 综合判断的考量因素

法院在判断意思联络时，通常采用综合判断方法，考量多种因素： 合作深度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法院强调：“视频网站不仅提供内容，还专门为早教机构的APP开发新界面和链接方式，这种深度合作超出了简单的技术合作关系”。 合作持续性也是考量因素。一次性合作与长期稳定合作在认定意思联络时权重不同。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二审法院认为：“缺乏证据证明侵权内容上传者与百度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不认定存在意思联络。 行业惯例可辅助判断。在“星美集团案”中，法院认为：“作为专业网络服务提供者，湖北电信应当知道应对合作方的内容授权情况进行审查，其未尽审查义务，具有过错”。 表：主观意思联络的认定要素与证明标准

认定要素​	具体表现​	证明标准​	典型案例​
协议证据​	合作协议、联合声明	直接证明	湖北电信案
行为关联​	内容合作、技术整合	高度盖然性	早教机构案
利益分享​	收益分成、利益绑定	优势证据	玄霆公司案
行业惯例​	合理注意义务履行情况	经验法则	星美集团案

三、技术服务的例外规则与抗辩事由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中存在重要例外，即“技术服务的例外”。被告能够证明其根据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客观需求仅提供技术服务的，可不认定为共同侵权。

1. 技术服务的认定标准

技术服务的本质是中立性和被动性。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二审法院认为：“百度贴吧作为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技术平台，而非内容提供”。 技术服务的认定需满足以下条件： 技术中立性是核心特征。在“某搜索链接案”中，法院指出：“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自动提供的搜索链接服务，具有技术中立性，不构成共同侵权”。 被动性是重要特征。在“某信息存储空间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未对内容进行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主动行为的，可认定为技术服务”。 非内容干预性是关键区分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规定：“被告能够证明其根据技术或者商业模式的客观需求，仅系提供技术服务的除外”。

2. 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

被告主张技术服务例外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在“某网络服务提供者抗辩案”中，法院指出：“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技术服务的性质、范围及与被控侵权内容的关系”。 技术必要性和合理性是抗辩成功的关键。在“某云存储服务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云存储服务是行业通用的技术服务模式，具有技术必要性，不构成共同侵权”。 商业模式的客观需求也是重要抗辩理由。在“某平台型服务案”中，法院接受被告关于“其商业模式客观上需要与多方合作”的抗辩，认定其仅提供技术服务。

四、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情形与裁判规则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需结合具体案情，类型化分析不同情形的裁判规则。

1. 内容合作型共同侵权

内容合作是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典型形式。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早教机构提供用户渠道，视频网站提供内容，法院认定双方构成共同侵权。 内容合作型共同侵权的认定要点包括： 内容整合程度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某视频聚合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将不同来源的内容整合在同一界面中，使公众认为内容由单一主体提供，构成共同提供”。 品牌统一性也是考量因素。在“早教机构案”中，视频网站为早教机构定制专属界面，并以早教机构名义对外发布信息，强化了共同提供的认定。

2. 技术整合型共同侵权

技术整合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在“某深度链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使被链内容在被告网站环境下显示，构成共同提供”。 技术整合型共同侵权的认定要点包括： 技术干预程度是核心考量因素。在“某APP聚合案”中，法院指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实质替代了被链网站向公众提供内容，构成共同侵权”。 用户感知是重要参考因素。在“某搜索服务案”中，法院认为：“普通用户认为内容由被告提供，且被告未明确标示来源的，可认定构成共同提供”。

3. 利益共享型共同侵权

利益共享是证明意思联络的间接但重要证据。在“湖北电信案”中，法院将利益分成作为认定共同侵权的重要依据。 利益共享型共同侵权的认定要点包括： 直接经济利益是关键因素。在“某广告分成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从特定内容传播中直接获得广告分成的，构成直接经济利益”。 利益关联性是判断要点。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一审法院将百度公司从贴吧运营中获取的广告收入、流量收益等作为认定共同侵权的考量因素。

五、抗辩事由的适用与限制

被告可提出多种抗辩事由，但需满足严格条件。

1. 技术中立抗辩的适用

技术中立抗辩是常见的抗辩事由，但适用条件严格。在“某P2P服务案”中，法院指出：“技术中立不意味着免责，需结合具体使用方式判断”。 技术中立抗辩的适用条件包括： 技术合法性是前提。在“某深度链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使用破坏性技术获取内容，不适用技术中立抗辩”。 使用正当性是关键。在“某聚合APP案”中，法院指出：“即使技术本身合法，如用于侵权目的，则不适用技术中立抗辩”。

2. 合理使用抗辩的限制

合理使用抗辩在分工合作共同侵权中受到限制。在“某教育机构案”中，法院认为：“商业性使用一般不构成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抗辩的限制包括： 商业性质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早教机构案”中，法院指出：“早教机构通过APP提供视频内容属于商业性使用，不构成合理使用”。 市场影响是核心考量因素。在“某视频分享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对作品的市场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不适用合理使用抗辩”。

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据规则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证明责任分配具有特殊性，需遵循特定规则。

1. 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

原告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分工合作。在“某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指出：“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各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或行为关联性”。 初步证据包括： 合作协议是直接证据。在“湖北电信案”中，原告提供了湖北电信与新华电信的合作协议，完成了初步举证。 行为关联证据是常见证据。在“早教机构案”中，原告通过公证证明了早教机构APP与视频网站内容的整合关系。

2. 被告的反证责任

被告主张不构成共同侵权的，应提供反证。在“某网络服务提供者抗辩案”中，法院指出：“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仅提供技术服务”。 反证包括： 技术协议是重要证据。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百度公司提供了《贴吧协议》，证明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技术架构证据是关键证据。在“某云服务案”中，被告提供了系统架构图，证明其技术中立性。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共同侵权认定体系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规则正朝着精细化、类型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规则体系可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的分工合作模式，制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如内容合作型、技术整合型、平台协同型等合作模式应有不同的认定标准。 客观化趋势：主观意思联络的证明标准可适当客观化，通过行为表现、利益关系等客观要素推定主观状态。 技术中立平衡：合理界定技术服务的边界，既防止技术滥用，又保护技术创新。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认定分工合作共同侵权是实现精准打击复杂侵权行为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认定标准有助于规范商业模式和合作方式；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认定规则有利于有效维权。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与共赢。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诉讼中，当原告未能明确主张被告行为属于直接侵权还是帮助侵权时，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被告实施的行为性质进行全面审查。这一司法原则体现了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能动性角色，突破了传统”不告不理”原则的限制，确保侵权行为得到彻底纠正，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本文将深入分析全面审查原则的法理基础、启动条件、审查标准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一、全面审查原则的法理基础与制度价值

全面审查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特有的主动性和彻底性特征，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制度价值。

1. 法律依据与演进过程

全面审查原则的法律依据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原告未明确主张被告行为构成直接侵权或者帮助侵权，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认定。” 这一原则的形成经历了从严格遵循诉请到主动全面审查的演进。早期司法实践严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仅就原告明确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但随着网络侵权形态的复杂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逐步确立了全面审查原则。 在”优酷诉某视频聚合平台案”中，原告最初仅主张被告构成直接侵权，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审理过程中，法院发现被告行为更符合帮助侵权特征，遂向原告释明可变更诉讼请求。在原告坚持原主张的情况下，法院最终依据全面审查原则，主动认定被告构成帮助侵权并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该案例确立了”事实查明优先于诉请限定“的司法理念。

2. 制度价值与功能定位

全面审查原则具有三重制度价值： 诉讼经济价值：避免当事人因法律认识错误或举证能力不足而败诉，造成司法资源浪费。通过一次诉讼彻底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提高司法效率。 实质公正价值：克服形式主义司法弊端，实现实质正义。在”腾讯诉某云存储服务商案”中，法院指出：”技术发展使得侵权形态日益复杂，当事人往往难以准确识别法律性质，法院应当通过全面审查实现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维权激励价值：降低权利人维权成本，鼓励知识产权保护。当权利人难以准确区分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时，全面审查原则为其提供了司法保障，增强了维权信心。

二、全面审查原则的启动条件与适用边界

全面审查原则的适用有其特定的启动条件和适用边界，并非无限制扩大司法审查范围。

1. 启动条件

原告主张不明确是启动全面审查的前提条件。包括以下情形：

• •法律性质认定不清：原告未能明确主张直接侵权或帮助侵权
• •诉讼请求模糊：原告的诉讼请求未对应特定的侵权类型
• •事实主张矛盾：原告提出的事实主张与法律性质认定存在逻辑矛盾

在”爱奇艺诉某盗链网站案”中，原告同时主张被告”提供侵权内容”和”设链传播”，但未明确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法院认为这属于主张不明确的情形，启动了全面审查程序。 法庭辩论终结前未明确是时间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原告至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明确其主张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认定。”这一规定为全面审查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节点。

2. 适用边界

全面审查原则并非无边界审查，其适用范围存在明确限制： 事实基础的同一性限制：法院仅能就在案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不得超越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范围。在”字节跳动诉某自媒体平台案”中，法院强调：”全面审查仍应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基础，不得主动调查当事人未主张的新事实。” 诉讼标的的稳定性限制：全面审查不改变诉讼标的本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法院在全面审查过程中可重新认定行为性质，但不得变更诉讼标的，不得超出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范围。” 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限制：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拒绝法院进行某种性质的认定，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但实践中，当事人很少明确表示拒绝法院的认定。

三、全面审查的内容体系与判断标准

全面审查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审查过程，包括行为性质审查、技术事实审查和法律适用审查等多个方面。

1. 行为性质审查：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的区分

法院首先需要区分被诉行为属于直接侵权还是帮助侵权，这是全面审查的核心环节。 直接侵权的判断标准：

• •内容提供行为：将被诉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供公众获取
• •控制能力：对作品传播具有完全控制力
• •直接获益：从作品传播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在”华谊兄弟诉某网络电视案”中，法院确立了直接侵权的”控制标准“：”被告对其传播的内容具有完全控制能力，能够决定内容的上线、下线、修改和传播方式，应认定为直接侵权。” 帮助侵权的判断标准：

• •技术提供行为：提供自动接入、传输、存储、搜索等技术服务
• •明知或应知：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在
• •未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

在”阿里巴巴诉某电商平台案”中，法院确立了帮助侵权的”明知+未措施“标准：”被告知道平台内商家销售侵权商品，但未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构成帮助侵权。” 表：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的区分标准

审查维度​	直接侵权​	帮助侵权​
行为性质​	内容提供行为	技术服务行为
控制程度​	对内容完全控制	对技术部分控制
主观状态​	故意或过失	明知或应知
获利方式​	直接从内容获利	从技术服务间接受利
责任基础​	无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

2. 技术事实审查：网络服务性质的认定

技术事实审查是全面审查的基础环节，法院需准确认定被诉行为的技术性质。 服务器标准是判断内容提供行为的重要标准。在”腾讯诉某视频分享网站案”中，法院指出：”判断是否构成直接侵权，关键看被告是否将作品置于其服务器中供公众获取。” 用户感知标准补充服务器标准的不足。在”百度诉某聚合APP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内容不在被告服务器，但普通用户认为内容由被告提供，且被告对内容进行选择、编辑、推荐，可认定构成直接侵权。” 实质呈现标准是新型侵权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中确立：”被告虽未存储内容，但通过技术手段实质替代被链网站向用户提供内容，使用户无需访问被链网站即可获得作品，构成直接侵权。”

3. 法律适用审查：责任构成的要件分析

法律适用审查是全面审查的最终环节，法院需根据查明的事实准确适用法律。 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

• •行为要件：实施了提供作品的行为
• •结果要件：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
• •权源要件：未经权利人许可，也没有法律依据

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

• •主体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
• •行为要件：提供技术服务
• •主观要件：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
• •因果关系：技术服务为侵权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搜狐诉某云盘服务商案”中，法院对帮助侵权的”应知”要件进行了细化：”根据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被告的管理能力、采取预防措施的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被告是否应知侵权行为。”

四、全面审查的证据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

全面审查原则改变了传统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认证提出了新要求。

1. 证据收集与举证指导

法院在全面审查过程中，可依职权进行举证指导，帮助当事人明确举证方向。 证据收集命令是重要手段。在”快手诉某搬运软件案”中，法院向被告发出证据收集命令，要求其提供软件源代码、用户协议、收益分成等证据，为行为性质认定提供了关键依据。 证明责任转移规则得到灵活应用。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原告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可能性，被告主张其仅提供技术服务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据。”

2. 证据评价与事实认定

法院在全面审查中采用综合证据评价方法，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 高度盖然性标准是基本证明标准。在”爱奇艺诉某盗版APP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公证书、流量数据、收益分析等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经验法则运用弥补证据不足。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根据行业惯例，此类聚合平台通常与内容提供方有合作关系，可以推定被告对侵权内容知情。”

五、全面审查的程序保障与当事人权利保护

全面审查原则必须与程序公正原则相协调，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1. 法官释明义务的强化

释明义务是平衡全面审查与当事人处分权的重要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在全面审查过程中，法官应当及时释明法律观点，给予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在”字节跳动诉某新闻聚合平台案”中，法院在初步认定被告行为可能构成帮助侵权后，向原告进行了释明，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充分保障了原告的诉讼权利。

2. 听证程序的完善

听证程序确保当事人参与全面审查过程。在涉及复杂技术事实的案件中，法院可召开专题听证会，邀请技术专家、行业代表等参与，听取多方意见。 在”微软诉某软件分享平台案”中，法院就”技术中立性”问题召开听证会，听取了技术专家、法学专家、行业协会等多方意见，为准确认定行为性质提供了重要参考。

六、典型案例中的司法智慧

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全面审查经验，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1. “微信小程序案”中的平台责任审查

在”腾讯诉某微信小程序案”中，原告起诉小程序平台提供侵权内容。法院经全面审查认为，小程序平台仅提供基础技术服务，对开发者内容没有监控义务，也不具备直接控制能力，因此不构成帮助侵权。该案确立了”技术能力与责任相匹配“的审查原则。

2. “算法推荐案”中的技术干预审查

在”网易诉某音乐平台案”中，被告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向用户推送侵权内容。法院经全面审查认为，算法推荐不是纯粹的技术服务，而是平台主动干预内容分发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该案确立了”技术干预程度“审查标准。

3. “区块链存证案”中的新技术审查

在”某数字版权平台案”中，涉及区块链存证技术的法律定性。法院通过全面审查，既肯定了区块链技术的证据价值，也指出了其法律局限性，为新技术应用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指引。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全面审查体系

全面审查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的适用，体现了司法保护机制的成熟与完善。未来，这一原则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发展：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作品、不同传播方式，建立差异化的审查标准 技术中立平衡：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鼓励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点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司法协作，适应跨境网络侵权的挑战 对于权利人而言，全面审查原则降低了维权门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诉讼策略；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这一原则增加了法律风险，需要加强合规管理；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全面审查要求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理解能力。 唯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司法环境，实现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