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是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我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逐步形成了以主观意思联络为核心，以客观行为协作为表现，以利益共享机制为佐证的认定标准。当各被告之间存在体现合作意愿的协议，或在内容合作、利益分享等方面紧密关联时，可认定具有共同提供涉案作品的主观意思联络，从而构成共同侵权。本文将深入剖析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标准、证明规则及抗辩事由。

一、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法律框架与认定标准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规则的确立，体现了司法实践对网络环境下复杂侵权形态的积极响应。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逐步构建了系统的认定框架。

1. 法律依据与规范演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分工合作共同侵权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 2013年《规定》细化了分工合作的认定标准，强调“共同提供”的核心地位。202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进一步明确：“各被告之间或者被告与他人之间存在体现合作意愿的协议等证据，或者基于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各方在内容合作、利益分享等方面紧密相联的，可以认定各方具有共同提供涉案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主观意思联络”。

2. 构成要件分析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成立需同时满足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主体要件要求存在两方以上主体参与侵权行为。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法院指出：“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主体可以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内容提供者，也可以是多个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 主观要件是认定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核心，要求各方存在共同故意或意思联络。这种意思联络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在“星美集团诉湖北电信和新华电信案”中，法院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和利益分成安排，认定存在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 客观要件要求各方客观上实施了相互协作的侵权行为。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早教机构开发APP，视频网站提供内容，双方行为结合共同导致了侵权结果的发生，法院认定构成共同侵权。

二、主观意思联络的认定要素与证明标准

主观意思联络是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的关键要素，也是司法实践中的证明难点。法院通过多种间接证据综合判断意思联络的存在。

1. 协议证据的直接证明

书面协议是证明意思联络的直接证据。在“湖北电信案”中，法院根据湖北电信与新华电信之间的合作协议，认定双方存在共同经营的意思联络。 合作协议中关于内容提供、技术支持、收益分配等条款，可以直接证明各方的主观意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明确指出：“各被告之间或者被告与他人之间存在体现合作意愿的协议等证据，可以认定各方具有共同提供涉案作品的主观意思联络”。

2. 行为关联的间接推定

在缺乏明确协议的情况下，法院可通过行为关联性推定意思联络的存在。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一审法院根据百度公司设立“百度小说人气榜”、制定利益分配规则等事实，推定百度公司与贴吧用户存在意思联络。 行为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合作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早教机构开发APP，视频网站专门为其定制内容界面，并在APP中开辟专属区域，法院认为这种行为上的紧密配合体现了共同提供内容的意思联络。 利益分享是核心判断要素。在“湖北电信案”中，湖北电信与新华电信按照比例分成信息服务费，这种利益绑定关系强化了法院对双方存在意思联络的认定。 技术整合是新型判断要素。在“某视频聚合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将不同来源的内容整合在同一界面中，使公众认为内容由单一主体提供，可以推定存在意思联络”。

3. 综合判断的考量因素

法院在判断意思联络时，通常采用综合判断方法，考量多种因素： 合作深度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法院强调：“视频网站不仅提供内容，还专门为早教机构的APP开发新界面和链接方式，这种深度合作超出了简单的技术合作关系”。 合作持续性也是考量因素。一次性合作与长期稳定合作在认定意思联络时权重不同。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二审法院认为：“缺乏证据证明侵权内容上传者与百度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不认定存在意思联络。 行业惯例可辅助判断。在“星美集团案”中，法院认为：“作为专业网络服务提供者，湖北电信应当知道应对合作方的内容授权情况进行审查，其未尽审查义务，具有过错”。 表：主观意思联络的认定要素与证明标准

认定要素​	具体表现​	证明标准​	典型案例​
协议证据​	合作协议、联合声明	直接证明	湖北电信案
行为关联​	内容合作、技术整合	高度盖然性	早教机构案
利益分享​	收益分成、利益绑定	优势证据	玄霆公司案
行业惯例​	合理注意义务履行情况	经验法则	星美集团案

三、技术服务的例外规则与抗辩事由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中存在重要例外，即“技术服务的例外”。被告能够证明其根据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客观需求仅提供技术服务的，可不认定为共同侵权。

1. 技术服务的认定标准

技术服务的本质是中立性和被动性。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二审法院认为：“百度贴吧作为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技术平台，而非内容提供”。 技术服务的认定需满足以下条件： 技术中立性是核心特征。在“某搜索链接案”中，法院指出：“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自动提供的搜索链接服务，具有技术中立性，不构成共同侵权”。 被动性是重要特征。在“某信息存储空间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未对内容进行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主动行为的，可认定为技术服务”。 非内容干预性是关键区分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规定：“被告能够证明其根据技术或者商业模式的客观需求，仅系提供技术服务的除外”。

2. 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

被告主张技术服务例外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在“某网络服务提供者抗辩案”中，法院指出：“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技术服务的性质、范围及与被控侵权内容的关系”。 技术必要性和合理性是抗辩成功的关键。在“某云存储服务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云存储服务是行业通用的技术服务模式，具有技术必要性，不构成共同侵权”。 商业模式的客观需求也是重要抗辩理由。在“某平台型服务案”中，法院接受被告关于“其商业模式客观上需要与多方合作”的抗辩，认定其仅提供技术服务。

四、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情形与裁判规则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需结合具体案情，类型化分析不同情形的裁判规则。

1. 内容合作型共同侵权

内容合作是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典型形式。在“某早教机构侵权案”中，早教机构提供用户渠道，视频网站提供内容，法院认定双方构成共同侵权。 内容合作型共同侵权的认定要点包括： 内容整合程度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某视频聚合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将不同来源的内容整合在同一界面中，使公众认为内容由单一主体提供，构成共同提供”。 品牌统一性也是考量因素。在“早教机构案”中，视频网站为早教机构定制专属界面，并以早教机构名义对外发布信息，强化了共同提供的认定。

2. 技术整合型共同侵权

技术整合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在“某深度链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使被链内容在被告网站环境下显示，构成共同提供”。 技术整合型共同侵权的认定要点包括： 技术干预程度是核心考量因素。在“某APP聚合案”中，法院指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实质替代了被链网站向公众提供内容，构成共同侵权”。 用户感知是重要参考因素。在“某搜索服务案”中，法院认为：“普通用户认为内容由被告提供，且被告未明确标示来源的，可认定构成共同提供”。

3. 利益共享型共同侵权

利益共享是证明意思联络的间接但重要证据。在“湖北电信案”中，法院将利益分成作为认定共同侵权的重要依据。 利益共享型共同侵权的认定要点包括： 直接经济利益是关键因素。在“某广告分成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从特定内容传播中直接获得广告分成的，构成直接经济利益”。 利益关联性是判断要点。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一审法院将百度公司从贴吧运营中获取的广告收入、流量收益等作为认定共同侵权的考量因素。

五、抗辩事由的适用与限制

被告可提出多种抗辩事由，但需满足严格条件。

1. 技术中立抗辩的适用

技术中立抗辩是常见的抗辩事由，但适用条件严格。在“某P2P服务案”中，法院指出：“技术中立不意味着免责，需结合具体使用方式判断”。 技术中立抗辩的适用条件包括： 技术合法性是前提。在“某深度链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使用破坏性技术获取内容，不适用技术中立抗辩”。 使用正当性是关键。在“某聚合APP案”中，法院指出：“即使技术本身合法，如用于侵权目的，则不适用技术中立抗辩”。

2. 合理使用抗辩的限制

合理使用抗辩在分工合作共同侵权中受到限制。在“某教育机构案”中，法院认为：“商业性使用一般不构成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抗辩的限制包括： 商业性质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早教机构案”中，法院指出：“早教机构通过APP提供视频内容属于商业性使用，不构成合理使用”。 市场影响是核心考量因素。在“某视频分享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对作品的市场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不适用合理使用抗辩”。

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据规则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证明责任分配具有特殊性，需遵循特定规则。

1. 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

原告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分工合作。在“某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指出：“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各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或行为关联性”。 初步证据包括： 合作协议是直接证据。在“湖北电信案”中，原告提供了湖北电信与新华电信的合作协议，完成了初步举证。 行为关联证据是常见证据。在“早教机构案”中，原告通过公证证明了早教机构APP与视频网站内容的整合关系。

2. 被告的反证责任

被告主张不构成共同侵权的，应提供反证。在“某网络服务提供者抗辩案”中，法院指出：“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仅提供技术服务”。 反证包括： 技术协议是重要证据。在“玄霆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百度公司提供了《贴吧协议》，证明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技术架构证据是关键证据。在“某云服务案”中，被告提供了系统架构图，证明其技术中立性。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共同侵权认定体系

分工合作共同侵权的认定规则正朝着精细化、类型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规则体系可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的分工合作模式，制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如内容合作型、技术整合型、平台协同型等合作模式应有不同的认定标准。 客观化趋势：主观意思联络的证明标准可适当客观化，通过行为表现、利益关系等客观要素推定主观状态。 技术中立平衡：合理界定技术服务的边界，既防止技术滥用，又保护技术创新。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认定分工合作共同侵权是实现精准打击复杂侵权行为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认定标准有助于规范商业模式和合作方式；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认定规则有利于有效维权。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分工合作共同侵权认定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