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被告主张其仅提供链接服务而非内容提供的行为，直接关系到侵权是否构成的认定。我国司法实践确立了跳转证明、技术证据和综合判断三位一体的认定标准，为正确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内容提供者的法律责任提供了清晰指引。本文将深入剖析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证明规则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

一、链接服务行为认定的法律框架与演进

链接服务行为认定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司法实践对网络技术复杂性日益深入的理解与响应。

1. 法律依据与规范体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的法律责任，确立了避风港规则的基本框架。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了链接服务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认定为构成侵权。”这一规定确立了举证责任转移的原则，即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后，被告主张其仅提供链接服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系统总结了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指出应当综合考量跳转过程、技术证据和第三方网站关系等因素。

2. 认定标准的演进与价值平衡

链接服务行为认定标准经历了从形式判断到实质探究的演进过程。早期司法实践相对注重外观形式，随着技术发展，法院逐步转向对技术本质的深入探究。 技术中立原则是链接服务行为认定的基础。在“湖南快乐阳光诉同方股份案”中，法院指出：“判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标准是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中，使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这一论述体现了服务器标准的核心地位，强调法律评价应关注技术本质而非表面形式。 合理注意义务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关键。法院在认定链接服务行为时，既要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也要避免对其苛以过重监控义务。在“北京盛世骄阳诉北京动艺时光案”中，法院强调：“链接行为本身不属于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体现了对技术创新的保护。

二、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司法适用

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需要满足法定要件，并通过充分证据加以证明。

1. 跳转至第三方网站的证明

跳转证明是认定链接服务行为的直接证据。当涉案作品的播放自被告网站跳转至第三方网站进行时，可以初步认定被告提供的是链接服务。 跳转过程的明显性是重要判断因素。在“北京优朋普乐诉北京网易有道案”中，法院认为：“搜索链接缺少地址栏，跳转过程不明显”会增加认定难度。典型的跳转应当伴随网址变化、页面刷新等明显标识。 虚假跳转的排除是必要环节。部分案件中存在“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即表面跳转实际指向被告控制的网站。法院可通过将跳转网址输入浏览器地址栏验证，或直接登录第三方网站比对页面内容等方式排除虚假跳转。 缓冲提示的区分需要谨慎判断。单纯的“缓冲中”“加载中”提示不足以证明跳转，可能仅是站内缓冲。 true跳转应伴随网站域名、页面布局等明显变化。

2. 技术证据的证明力与认定规则

技术证据是证明链接服务行为的核心证据。即使播放发生在被告网站，技术证据能揭示内容实际存储于第三方网站。 网站后台信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证明力有限。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指出：“被告网站后台信息完全在被告掌控中”，证据易篡改性降低了其证明力。被告仅凭网站后台信息难以单独证明链接服务行为。 数据流分析是技术证据的关键。通过Wireshark等抓包软件分析数据流向，直接证明内容来源于第三方网站，具有较高证明力。在技术验证时需注意：使用原告公证取证时的软件版本、选择正规抓包软件、保证抓包过程客观性。 合作协议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使用。被告与第三方网站的合作协议可以佐证链接服务性质，但单纯合同关系不足以对抗第三人。合作协议应具体约定合作流程，并与实际执行情况一致。 表：链接服务行为认定的证据类型与证明力分析

证据类型​	证明内容​	证明力评估​	认定要点​
跳转过程证据​	网址变化、页面刷新	证明力强	需排除虚假跳转
数据流分析​	内容实际来源	证明力强	需保证过程客观
网站后台信息​	内容存储位置	证明力中等	需其他证据佐证
合作协议证据​	与第三方关系	证明力中等	需与实际执行一致
页面标识证据​	服务性质告知	证明力弱	需与实际一致

3. 水印、图标等表面标识的证明局限

表面标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链接服务的依据。播放画面的水印、影片介绍中播放来源的图标或文字等表面标识，因其易伪造、与实际可能不符的特性，证明力较弱。 标识与实际的一致性是判断关键。如果被告网站明确标识内容来源但实际由自身提供，则可能构成虚假宣传。在“北京优朋普乐诉北京网易有道案”中，法院指出被告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尽管其主张仅提供链接服务。 行业惯例的参考价值。行业常见的标识方式可以作为判断参考，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案例分析”中，法院比较了不同网站的内容提供方式，作为判断被告行为性质的参考。

三、不同技术形态下的认定规则

链接技术的多样性要求司法实践采用差异化的认定规则。

1. 普通链接与深度链接的区分

普通链接具有明显跳转过程，用户可清晰感知内容来源变化。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认为“点击搜索结果链接，可跳转到被链网站，并在跳转过程中发生网址变化的情形”是典型的普通链接。 深度链接（不跳转链接）的认定更为复杂。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案例分析”中，法院介绍了三种认定标准：服务器标准、用户感知标准和实质替代标准。

• 服务器标准：以内容是否存储在被告服务器为准
• 用户感知标准：以用户直观感受为准
• 实质替代标准：以是否实质替代被链网站为准

在“北京盛世骄阳诉北京动艺时光案”中，二审法院采用服务器标准，认为“设置深度链接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认定挑战

技术演变给链接服务认定带来新挑战。移动互联网时代，URL地址栏隐藏、应用内嵌浏览器普及，使跳转过程越来越不明显。 举证方式创新成为必然要求。在移动端环境下，被告需通过技术手段证明内容来源，如数据包分析、接口验证等。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建议被告通过“抓包方式取证证明通过该应用所访问的所有作品都来自于第三方网站”。

四、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据规则

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遵循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既防止滥诉，也避免责任逃避。

1. 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

初步证据是启动诉讼的基础。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网站可以播放涉案作品，如公证取证、截图录像等。 证明标准采用低度标准。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网站可以获取作品，无需证明作品存储位置。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指出：“原告主张被告提供了侵权作品，只要其有初步证据即可”。

2. 被告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举证责任转移是核心规则。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后，被告主张其仅提供链接服务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证明标准要求高度盖然性。被告提供的证据应当达到足以推翻原告初步证据的证明力。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指出：“被告反驳证据的证明要求，一般而言就不只是初步证据即可，而要达到足以推翻原告初步证据的证明效力”。 证明困境的现实存在。被告在诉讼中面临证据易篡改质疑、技术验证成本高、商业秘密泄露风险等多重困难。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作者指出：“能被法院最终认定为链接服务的情形并不多，不少被告表示对其设定的链接服务证明责任过重”。

五、抗辩事由与责任认定

即使被认定为链接服务提供者，仍可能因过错而承担责任，需进一步考察其主观状态和行为性质。

1. 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条件

通知-删除规则是核心免责条件。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及时断开链接的可免责。 明知或应知的排除适用。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明知或应知，则不能适用避风港规则。在“湖南快乐阳光诉同方股份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应当知道该内容是否为合法传播负有认知义务”。

2. 共同侵权的认定标准

分工合作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指出如果被告与内容提供方存在分工合作，则可能构成共同提供行为。 利益分享是判断共同侵权的重要考量。如果被告与内容提供方存在利益分享安排，法院可能认定其具有共同提供的主观意思。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链接服务行为认定体系

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正朝着精细化、技术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技术中立与权利保护的平衡：既要鼓励技术创新，也要防止技术滥用。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指出应当依据技术本质而非表面形式进行判断。 证明规则的优化：降低合规主体的证明成本，提高证据规则的适用性。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作者建议优化证明机制，减轻被告举证负担。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技术形态制定差异化认定标准。随着技术发展，链接形式不断创新，需要相应的认定规则。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认定链接服务行为是合理分配网络侵权责任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助于规范其服务模式；对于权利人而言，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实现权利保护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链接服务行为认定体系，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