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线传播到扩音器的权利控制
广播权作为著作权中的重要财产权，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其法律边界与实践应用面临新的挑战。随着传播方式从传统无线广播扩展到网络直播、数字转播等新形式，准确界定广播权的控制范围成为著作权法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从广播权的法律定义出发，系统分析其控制的三大类行为及例外情形，为相关法律实践提供清晰指引。
一、广播权的法律定义与演进
广播权是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重要专有权利，控制着作品通过广播方式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将广播权定义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从历史演进看，广播权的概念源自《伯尔尼公约》，该公约最早在1928年罗马修订会议上将广播权纳入作者权利范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广播权的内涵不断扩展，从最初的无线广播逐步涵盖有线转播和公开传播等衍生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规定直接借鉴了《伯尔尼公约》的表述，这也导致了一些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逐渐形成了对广播权控制范围的统一认识，将其概括为三类核心行为。
二、无线传播：广播权的核心行为
以无线方式传播作品是广播权最原始、最核心的控制行为。这类行为的特点是通过空间电磁波为载体，将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
1. 无线传播的技术特征
无线传播依赖于无线电波技术，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卫星广播等传统无线传播方式。随着技术发展，通过无线网络（Wi-Fi）、移动通信网络（4G/5G） 等新型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也应当纳入广播权的控制范围。 无线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信号传输的开放性和非定向性。只要在信号覆盖范围内，任何具备接收设备的人都可能接受到传播的作品，这与有线传播的点对点特性有显著区别。
2. 无线传播的法律界定
在法律上，构成广播权控制的无线传播行为需满足两个关键要素：“无线方式” 和 “向公众传播”。 “无线方式”强调信号传输媒介的性质，不限于传统广播电视频段，也包括其他频段的电磁波传输。“向公众传播”则要求传播面向不特定多数人，排除了私人间的点对点通信。 值得注意的是，无线传播行为既包括直播（实时传播），也包括录播（先录制后传播）。只要是通过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无论实时与否，都受广播权控制。 表：广播权控制的三类行为比较
| 行为类型 | 传播方式 | 技术特征 | 典型场景 |
|---|---|---|---|
| 无线传播 | 无线电波、卫星信号、无线网络 | 信号覆盖范围内的开放性接收 | 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无线直播 |
| 转播行为 | 有线和无线方式转播已有广播 | 对已有广播信号的再次传播 | 有线电视转播、网络同步直播 |
| 公开传播 | 扩音器、电视机等设备公开播放 | 在特定空间内向现场公众传播 | 商场、餐厅、酒店等公共场所播放节目 |
三、转播行为：广播权的延伸控制
广播权不仅控制最初的无线传播行为，还控制对已有广播的转播行为。这类行为是对原广播信号的再次传播，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
1. 转播行为的法律特征
转播行为的法律特征在于其衍生性和同步性。转播行为依赖于已存在的广播信号，是对该信号的同步或近乎同步的再次传播。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转播可以采取 “有线或者无线” 方式。这意味着，无论是通过传统有线电视系统转播无线广播信号，还是通过网络进行实时转播，都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2. 转播与重播的法律区分
需要特别区分的是转播与重播的法律性质。转播强调同步性，即与原始广播同时或近乎同时的传播；而重播是在不同时间再次播放已广播的内容。重播涉及的是新的广播行为，而非单纯的转播行为。 在技术融合背景下，转播的概念也在扩展。例如，网络平台对电视台节目的实时同步流媒体传输，虽然传播渠道不同，但仍应认定为转播行为，受广播权控制。
四、公开传播：广播权的终端控制
广播权控制的第三类行为是通过扩音器或其他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这类行为发生在广播信号的接收端，是针对已接收广播的再次公开传播。
1. 公开传播行为的法律性质
公开传播行为的本质是将接收到的广播信号在特定公共场所向现场公众再次传播。这类行为使作品从私人接收领域进入公共传播领域，创造了新的受众群体。 《伯尔尼公约》将此类行为描述为通过扩音器等工具传播广播作品，我国《著作权法》沿用了这一表述。在司法实践中，“类似工具”包括电视机、投影设备等任何能够将广播作品向公众呈现的装置。
2. 公开传播与表演权的区别
公开传播行为与表演权控制的行为有相似之处，但法律性质不同。表演权控制的是对作品的现场表演或机械表演，而广播权控制的公开传播是针对已广播作品的再次传播。 例如，商场通过电视机播放正在广播的音乐节目，属于广播权控制的公开传播行为；而直接播放CD音乐，则属于表演权控制的机械表演行为。这一区分对正确适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五、例外情形：有线直接传播的法律适用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以有线方式直接传播作品的行为不属于广播权控制的范围。这一例外情形反映了广播权法律界定的局限性，也需要通过其他法律机制进行规制。
1. 有线直接传播的法律定性
有线直接传播是指不依赖于已有广播信号，直接通过有线系统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例如，有线电视台直接通过电缆传输自制节目内容，而非转播无线广播信号。 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定义源于《伯尔尼公约》，而该公约主要针对无线广播及相关行为，导致有线直接传播未被纳入广播权控制范围。这被认为是我国著作权法的一个法律漏洞。
2. 其他法律适用机制
对于有线直接传播行为，可以适用《著作权法》中的其他规定进行调整。司法实践中，法院有时会依据 “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这一兜底条款进行规制。 此外，如果有线直接传播行为涉及电影作品或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可以适用放映权进行控制。对于其他作品类型，可能需要考虑适用表演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规定。
六、典型案例与司法实践
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广播权控制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
1. 东方卫视抗疫晚会案例
在东方卫视抗疫晚会事件中，节目计划通过云录制方式传播音乐作品《这世界那么多人》。法律分析表明，该行为涉及多种著作权权利。 若晚会存在现场观众，演员现场演唱作品的行为构成现场表演，受表演权控制。而卫视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传播该表演，则构成广播行为，受广播权控制。将表演录制后上传网络，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观看，又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 这一案例说明，同一传播过程可能涉及多项著作权权利，需要根据具体行为特征进行区分认定。
2. 网络直播体育赛事案例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实时直播体育赛事的行为是否受广播权控制，成为司法实践的新问题。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体育赛事节目视频符合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构成要件的，受著作权法保护。对于网络实时直播行为，法院倾向于认定其属于广播权控制的范围，特别是当该行为具有同步传播特征时。
七、立法发展与完善建议
当前广播权制度面临技术发展的挑战，亟需通过立法完善和司法创新加以应对。
1. 广播权制度的局限性
我国广播权制度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法律文本的滞后性和法律解释的僵化性。广播权的法律规定基于20世纪初的技术环境，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传播方式。 例如，对于网络实时直播、网络定时传播等新兴传播方式的法律定性，存在法律空白。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损害了法律的可预测性和权威性。
2. 立法完善路径
广播权制度的完善可以采取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法律修订，扩大广播权的控制范围；二是通过司法解释，对现有法律规定进行拓展性解释。 从比较法角度看，许多国家已采用 “向公众传播权” 这一更上位的概念，涵盖广播、有线传播、网络传播等各种远程传播行为。这一立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3. 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
在完善广播权制度时，应当坚持技术中立原则，即法律规则不应限定于特定技术，而应关注行为的本质特征。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只要实现相同的传播效果，就应当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则。 例如，无论是通过传统无线广播还是互联网直播，只要满足向公众同步传播的特征，就应当纳入广播权的控制范围。这有助于避免因技术发展而导致的法律滞后问题。
结语：技术发展中的法律平衡
广播权作为著作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边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从无线传播到有线转播，再到通过扩音器等工具的公开传播，广播权的控制范围体现了著作权法平衡各方利益的立法智慧。 在数字时代，传播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对广播权制度提出了新挑战。法律界需要以技术中立为原则，以促进文化传播和保护创作者权益为双重目标，不断完善广播权法律体系。 对于著作权人而言，理解广播权的控制范围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对于传播者而言，明确法律边界有助于避免侵权风险；对于公众而言，清晰的法律规则有助于保障信息获取的自由。只有在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广播权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促进文化繁荣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