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专利侵权诉讼中管辖法院的确定，不仅影响诉讼进程与成本，甚至会间接影响案件的实体裁判结果。随着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尤其是电子商务的普及，传统专利侵权诉讼中“销售行为地”等管辖连接点的认定标准面临重大挑战。最新司法动态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正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发布典型案例，系统性地回应与完善相关规则。

关键词：专利侵权，诉讼管辖权

一、专利侵权诉讼管辖权的基本规则

我国专利侵权诉讼的管辖权确定，主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诉讼管辖的一般原则，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下称《专利纠纷规定》）等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

核心管辖连接点包括“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其中，“侵权行为地”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涵盖被诉侵权产品从制造到销售、使用、许诺销售、进口等一系列行为的实施地，还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

需注意一点，使用行为不构成对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因此“使用行为地”不能作为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的管辖连接点。在马某与山东某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原告以终端用户的“使用行为地”作为管辖连结点，起诉制造商和销售商，缺乏法律依据。该案表明，管辖权的认定必须严格以实体法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为基础。

二、制造行为的管辖认定

《专利纠纷规定》第三条确立了制造行为在管辖权上的基础性地位：原告仅起诉制造者，即使销售地不同，制造地法院也具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

当原告将制造商与销售商作为共同被告起诉时，销售地法院也因此获得了管辖权。这构成了典型的牵连管辖，便利权利人一并解决纠纷。然而，这也为“虚列被告”以选择管辖法院提供了可能。对此，司法实践正对“虚列被告”确定管辖的行为予以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一条中拟明确，对于据以确定管辖连结点的被告，法院应审查其与诉争事项是否存在“实际联系”，旨在从源头上遏制通过虚列被告“拉管辖”的现象。

在（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420号等案中，最高法已确立了类似裁判规则：人民法院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应否对被告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应当以是否影响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为依归，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区分情形加以判断。当部分被告是否适格不影响受诉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有关被告适格的问题可以待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再一并审查；当部分被告成为确定案件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将直接影响受诉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当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该部分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先行审查。

三、许诺销售、进口及其他行为的管辖确定

许诺销售行为地，通常指作出销售意思表示的行为发生地，如广告投放地、展览会举办地、产品陈列橱窗所在地等。随着网络发展，在线广告的服务器所在地、显示广告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也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地。

进口行为地，一般指海关口岸所在地。侵权产品进入关境后，其首次仓储地或分销地，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被解释为进口行为的延续实施地。

方法专利使用行为地，是实施专利方法的所在地。对于涉及多主体、多步骤的复杂方法专利，司法实践发展出了“实质内容固化”规则。如指导案例159号所示，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其行为地则可能成为管辖连接点。

四、销售行为地的管辖认定

“销售行为地”是专利侵权诉讼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管辖连接点。在传统线下交易中，销售行为地通常指商品所有权转移或货款收付等核心环节的发生地。然而在线上交易成为常态的今天，交易的物理环节高度分散化，合同缔结（网上下单）、价款支付（在线支付）、货物交付（第三方物流）可能发生在不同地点，这使得确定销售行为地变得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170号等案件中明确指出，在网络环境下，被诉销售行为地的认定既要有利于管辖的确定性、避免当事人随意制造管辖连结点，又要便利权利人维权。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能够作为管辖连结点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应是那些客观、稳定、不易被购买方单方意志左右的地点。

2025年底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专利侵权诉讼管辖权规则正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重构。《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明确规定，可作为管辖依据的销售行为地“一般包括销售者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并明确排除了“原告可以任意选择的交货地、网络购物收货地等”。这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清晰指引，降低了通过选择收货地制造管辖的不确定性。

五、第三方发货模式下的销售行为归属

在（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170号案中，法院面临“一件代发”（或“一键转卖”）模式的认定问题。销售者自身不存货，接到订单后指示第三方直接发货给买家。一审法院认为发货行为由第三方实施，发货地不能当然视为销售者的销售行为地，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纠正，认定：销售者通过指示第三方完成交付，第三方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视为销售者自身行为的延伸，因此第三方发货地可以认定为销售者的发货地，从而构成管辖连结点。该判决明确了新型电商模式下，应透过形式考察交易的实质控制方，对销售行为实施地作出认定。

六、对专利诉讼实务的启示

对于专利权人（原告）而言，在起诉时选择管辖法院需更加审慎。应基于扎实的证据，围绕法定的侵权行为类型，选择连接点最坚实、最不易被挑战的管辖法院。在考虑列共同被告时，必须确保其与侵权行为有“实际联系”，并做好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就其适格性进行举证辩论的准备。

对于被诉侵权人（被告），当面临可能涉及“拉管辖”的诉讼时，应充分利用管辖权异议程序，审查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地”是否于法有据，原告主张的销售行为地（如发货地）是否成立，被列为制造管辖连结点的共同被告是否适格、与本案有无实际关联。同时，应关注《征求意见稿》第二条带来的程序变化，评估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策略价值。

（本文作者：盈科王柱、崔德宝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北京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