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代理人和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被代表人商标的行为，是商标恶意注册中最为典型的情形之一。根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此类行为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破坏了代理关系中的信赖基础。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此类抢注行为的认定规则，涵盖了从磋商阶段到正式代理关系的全流程，并引入了串通合谋的推定规则。

一、代理人、代表人抢注行为的认定

商标代理人、代表人或者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未经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进行注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代理人、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被代表人商标的行为。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代理关系本身构成了诚信义务的基础，代理人基于代理关系知悉了被代理人的商标，却将其据为己有，违背了代理关系中的忠实义务。

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议或请求宣告无效，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举证方面，被代理人需要证明代理关系的存在、被抢注商标在被代理人处的在先使用情况、以及代理人明知该商标的存在。

二、磋商阶段的抢注认定

实践中，有些抢注行为发生在代理、代表关系尚在磋商的阶段，即抢注在先，代理、代表关系形成在后。根据相关规定，此时应将其视为代理人、代表人的抢注行为。这一规则回应了实践中常见的规避策略：行为人先抢注商标，再以商标权利人的身份与被代理人磋商代理关系，试图使抢注行为合法化。

在认定这类行为时，法院会综合考量双方磋商的过程、抢注时间与磋商时间之间的关联性、被代理人的商标在被抢注前是否已经公开使用等因素。即使代理关系在抢注之后才正式确立，只要能够证明双方在抢注时已经在进行代理磋商，且被代理人已向代理人披露了相关商标信息，即可认定构成抢注。

三、串通合谋抢注的推定规则

与上述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有串通合谋抢注行为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可以视其为代理人或者代表人。这一规定将责任主体从直接的代理人、代表人扩展到了与其串通合谋的第三方，防止代理人通过关联第三方来实施抢注行为以规避法律制裁。

对于串通合谋抢注行为，可以视情况根据商标注册申请人与上述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等进行推定。在实务中，法院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申请人与代理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股权关联、共同经营关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申请人与代理人在抢注行为中的行为模式是否一致；申请人是否在代理人的授意或指使下申请注册该商标。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可以形成推定，将举证责任转移给申请人。

四、各类抢注行为的对比

表：不同类型抢注行为的证明要点和保护范围对比

五、实务建议

对于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而言，在建立代理或经销关系之前，应当先行完成核心商标的注册申请，避免给代理人留下抢注的空间。在磋商阶段向代理人披露商标信息时，应当留存书面记录，包括磋商邮件、会议纪要、保密协议等，以备后续维权时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发现商标被代理人在先抢注的情形，被代理人可以依据商标法第十五条向商标局提出异议或请求宣告无效，同时可以主张代理人的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请求法院认定抢注行为无效并赔偿损失。

综上所述，代理人抢注商标的行为贯穿着整个代理关系的生命周期——从磋商阶段到正式合作，再到串通合谋，法律都提供了相应的规制工具。被代理人应当提高商标保护意识，在建立代理关系之前完成商标布局，并保留完整的证据链，以便在发生抢注时能够有效维权。

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在专利审查中面临的核心障碍之一，是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方案可能被认定为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从而被排除在专利保护客体之外。克服这一缺陷的关键在于：在权利要求中写入与算法特征相关联的技术特征，使权利要求整体上不再是纯粹的数学方法或思维规则。

一、智力活动的规则与方法的认定标准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授予专利权。审查实践中，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抽象的算法、数学方法或思维规则，没有与技术领域相结合，没有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则很可能被认定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而被驳回。

为避免产生或克服方案被认定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缺陷，申请人可以在权利要求中写入与算法特征相关联的技术特征，使权利要求整体上不再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进行有机结合，使方案整体上具有技术属性。

二、通过硬件环境克服缺陷

一项关于人工智能模型处理方法的权利要求，其特征部分明确记载了该方法由人工智能芯片运行。由于方案整体上记载了该方法运行的硬件环境，该硬件环境属于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的方案就整体而言不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这一策略的法理基础在于：当权利要求中注入了硬件特征后，该方案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思维规则，而是限定了特定的硬件执行环境。芯片作为物理实体，其运行过程涉及电压变化、信号传输、数据处理等物理现象，符合专利法对技术方案的要求。在撰写权利要求时，申请人可以结合芯片的架构特点、数据在芯片中的流转路径、芯片内部存储与计算单元的协同配合等硬件特征进行布局。

需要注意的是，仅仅简单地在权利要求开头或者结尾加入”由AI芯片运行”的表述，而方案实质内容与芯片无关，则可能被审查员认定为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结合，仍然无法克服缺陷。

三、通过应用领域的技术特征克服缺陷

一项关于神经网络模型处理方法的权利要求，在其方案中明确记载了该方法用于对图像进行处理和分类。由于对图像数据的处理和分类属于技术特征，该权利要求的方案就整体而言也不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这一策略的路径在于，将算法与具体的技术应用领域相结合。当算法处理的数据具有确切的技术含义时——例如图像中的像素数据、语音中的声学特征、医疗传感器中的生理信号——算法的执行过程就不再是纯粹的数学计算，而是对具有技术含义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过程，整体上构成技术方案。

在实务操作中，申请人应当注意避免使用过于宽泛的应用领域表述。例如，仅仅说”用于数据处理”是不够的，应当明确到具体的技术领域，如”用于对医学图像中的病灶区域进行自动识别和分割”或”用于对雷达回波信号中的目标物进行分类识别”。

四、定位为技术方案的要求

即便权利要求的解决方案不再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想要成为专利保护的客体，还需满足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关于技术方案的规定。也就是说，该方案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解决了技术问题，采用了技术手段，达到了技术效果。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明确记载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问题，方案所解决的是该技术领域中客观存在的技术问题而非单纯的数学问题。二是技术手段，权利要求中的特征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技术手段，算法特征与硬件特征或应用领域特征之间存在功能上的相互支持关系。三是技术效果，说明书应当记载方案带来的客观技术效果，例如处理速度的提升、识别精度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等量化的效果指标。

五、两种克服策略的对比

表：两种克服策略的对比

六、实务建议

对于AI领域的专利申请人和专利代理师而言，在撰写权利要求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在独立权利要求中明确记载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之间的关联关系，使方案整体构成技术方案而非抽象的智力活动规则。第二，避免仅以”由某某硬件执行”或”用于某某领域”作为唯一的技术特征，应当确保这些特征与算法特征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功能互支持关系。第三，在说明书中充分阐述方案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手段和获得的技术效果，形成完整的撰写链条。第四，在收到审查意见时，审查员可能同时指出方案既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又不符合技术方案的定义。此时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从两个角度分别进行论述。

综上所述，克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缺陷的关键在于将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有机结合。通过硬件环境路径或应用领域路径，使权利要求整体上具备技术属性，进而在满足客体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论证其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技术方案。

反垄断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程序问题。不同类型的垄断行为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规则，原被告双方各自需要证明的事实范围有显著差异。准确理解这些规则，对于制定诉讼策略、评估诉讼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垄断协议的举证责任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五项行为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生产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或者新设备、联合抵制交易。

在垄断协议案件中，原告需要初步证明被告之间达成了协议以及该协议属于上述五种类型之一。一旦原告完成初步举证，举证责任即转移到被告一方。此时，被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这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现了法律对核心垄断协议的严格态度，一旦被认定属于核心垄断协议，被告的举证难度较高。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在反垄断领域的体现。原告需要先后证明两个层次的事实：一是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包括相关市场的界定、被告的市场份额、竞争状况等；二是被告实施了滥用行为的客观表现，包括拒绝交易、搭售、差别待遇等具体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相关市场的界定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反垄断案件中最具争议性的技术问题，往往需要经济学分析、市场调查、行业数据等专业证据支撑。原告如果无法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其诉讼请求将被驳回。

三、正当性抗辩的举证责任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则适用于垄断协议案件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例如，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被告主张其拒绝交易行为具有正当理由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正当理由的存在。

正当性抗辩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从公平角度考虑是因为正当理由的事实更接近被告的控制范围，由被告举证更为便利。常见的正当理由包括：交易相对人存在明显的不良信用记录、交易相对人提出的交易条件不合理、被拒绝的交易可能危及被告的商业秘密等。

四、公用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则大大减轻了原告在针对公用企业提起反垄断诉讼时的举证负担。

公用企业通常包括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公共交通、邮政、电信等领域。这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或法定独占的特点，市场进入受到法律或政策的严格限制，因此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可能性较高。法院可以直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作出认定，无需原告另行进行复杂的市场分析。

五、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对比

表：不同类型垄断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对比

六、实务启示

原告在提起反垄断诉讼前应当充分评估自身的举证能力。在垄断协议案件中，核心难点在于收集协议存在的证据；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核心难点在于市场界定和支配地位的证明。如果被诉行为涉及公用企业，原告的举证负担相对较轻，可以重点围绕滥用行为收集证据。

被告在面临反垄断诉讼时应当重视正当性抗辩的准备工作。在垄断协议案件中，应当重点论证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应当关注相关市场的界定和自身市场地位的证明，同时收集正当理由的证据。

综上所述，反垄断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现了不同类型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强度的差异。垄断协议的举证责任向被告倾斜，体现了对核心垄断协议的严格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体现了对举证便利性和公平性的兼顾；公用企业的特殊规则则反映了对特定行业的特殊关注。

驰名商标的认定，在商标法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当事人以商标驰名作为事实根据提起诉讼或抗辩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才对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这一规定明确了法院必须认定驰名商标“案件必要性”的审查原则。

一、“案件必要性”原则

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不是只要当事人主张就必须认定，而是要在“确有必要”时才作出认定。“案件必要性”原则的制度功能在于：驰名商标认定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解决案件纠纷的必要手段。如果案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例如双方商标在同一类别上，直接通过商标注册权就可以解决的，就不需要额外认定驰名商标。

二、必须认定驰名商标的三种场景

（一）以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诉讼。《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是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制度。当权利人主张其注册商标已达到驰名程度，但被告在不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了与其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此时判断侵权是否成立的前提是商标是否驰名。如果不认定驰名，则缺乏跨类保护的基础。

（二）以企业名称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或不正当竞争诉讼。当企业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时，可能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误认。在这类诉讼中，权利人的商标是否驰名，是判断被告的企业名称使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前提条件。

（三）被告在商标侵权诉讼中以权利人的商标不驰名为由进行抗辩，或者反诉主张权利人的商标不驰名，此时法院同样需要对商标是否驰名作出判断。

三、三种场景的对比

表：必须认定驰名商标的三种场景对比

综上所述，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必要性”原则，是防止驰名商标认定被滥用的重要制度设计。它确保驰名商标认定仅在解决具体案件纠纷的必要范围内作出，既保护了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将驰名商标认定作为“荣誉称号”而导致被滥用的风险。

因此，商标权人在提起诉讼前应当先判断案件是否属于上述三种必须认定驰名商标的场景。如果双方商标在同一类别或类似类别上，直接应用《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即可解决，无需走驰名商标认定程序。只有当案件真正依赖驰名商标的认定时——例如需要跨类保护、处理企业名称冲突或应对抗辩——才应当向法院申请认定驰名商标。

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撤销制度，是商标法促进商标实际使用、清理闲置商标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实际使用”的认定标准

（一）使用形式的开放性。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属于实际使用的行为。这一开放式认定标准确立了三个层面的规则：自行使用是最直接的使用形式，包括在商品或包装上标注注册商标、广告宣传、展览展示等商业活动中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同样属于实际使用，被许可人的使用效果可以归属于商标权人。“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是兜底条款，涵盖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合法使用形式。

（二）使用样态与注册商标的差异判断。实际使用的商标与核准注册的商标虽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判断“细微差别”是否改变显著特征，应当从商标的整体印象出发，考虑商标的主要识别部分是否发生变化。在不改变显著特征的前提下，对字体、颜色、比例等非识别性要素的调整，不影响对其构成商标使用的认定。

（三）不构成使用的行为类型。没有实际使用注册商标，仅有转让或许可行为，或者仅有商标注册信息的公布或者对其注册商标享有专有权的声明等的，不宜认定为商标使用。转让或许可行为本身不涉及商标在商业活动中的实际使用。

二、正当理由的类型化分析

如果商标权人因不可抗力、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等客观事由未能实际使用注册商标，或者商标权人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并且有实际使用的必要准备，但因其他客观事由尚未实际使用注册商标的，均可认定有正当理由。不可抗力指自然灾害、战争、社会事件等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政策性限制包括因法律法规修改、行政审批延迟等政府行为导致的无法使用。破产清算期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基本停止，此期间未能使用注册商标的，属于有正当理由。

三、构成使用与不构成使用的对比

表：商标实际使用的构成与不构成情形对比

四、实务建议

商标权人应当规范保存商标使用证据，包括带有注册商标的商品或包装照片、销售合同和发票、广告宣传合同、参展证明、被许可人的使用报告等。而申请撤销人在提出撤销申请前应当通过公开渠道检索商标权人是否存在实际使用行为，如果能够初步证明商标权人无使用意图且无使用行为，撤销申请被支持的可能性较高。

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对照样品的选择是侵权鉴定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环节。对照样品的准确性直接决定鉴定结论的可信度，进而影响侵权是否成立的裁判结果。相关司法解释对对照样品的选择建立了清晰的层级规则，从品种权授权机关保存的标准样品，到权利人自行提供的繁殖材料，形成了阶梯式的优先顺序和相应的举证标准。

一、对照样品的三级优先顺序

对照样品的选择形形成了以下三级优先顺序，后一级仅在前一级无法获取时方可使用：

（一）第一优先：品种行政主管部门保存的标准样品。几技几中使用的对照样品，原则上应当选择品种行政主管部门保存的标准样品。这一优先顺序的制度逻辑在于：标准样品是品种权授权审查过程中经过权威验证的繁殖材料，其品种身份最为可靠、争议最小。当标准样品有多个官方来源时，应当优先选择品种权授权机关保存的标准样品。

采用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时，也可以将标准样品的基因指纹图谱作为对照对象直接用于检测。这一规定回应了分子检测技术在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广泛应用，可以将标准样品的DNA指纹图谱直接用于比对，既节省了检测时间和成本，又避免了样品传递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二）第二优先：其他官方机构保存的样品。当标准样品不可得或DNA指纹图谱不可用时，可以选择其他官方机构保存的样品，包括在品种权授权阶段由指定的测试机构所留存的样品。DUS测试（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机构在测试过程中保存的样品同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三）第三优先：权利人自行提供。无前述标准样品和官方保存样品的，权利人可以自行提供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DNA指纹图谱作为对照对象，但需要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或充分说明其提供的样品属于授权品种。

二、各级优先顺序的对比

表：对照样品选择的三级优先顺序对比

三、权利人自行提供样品的审查标准

对权利人自行提供的对照样品是否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审查以下因素：

（一）样品来源。样品的原始来源地和获取时间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与品种权的授权日期、持续时间等相互印证。例如，权利人提供的样品如果来自于品种授权前就已公开发售的繁殖材料，其可信度会降低。

（二）保存过程。样品在保存期间是否保持了纯度和活力，有无混杂、退化或病毒感染等情形。尤其是对于果树、林木等无性繁殖品种，还需考虑是否发生了芽变或接稬变异。

（三）送检过程。样品从保存到送检的流转链条是否完整、合理，中间是否经过多人手、有无被调换的可能。建议权利人在检验机构的现场监督下完成样品的提取和封存。

（四）品种特征特性。自行提供的样品是否表现出与授权品种一致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征，是判断其是否属于同一品种的重要依据。对于无性繁殖品种，还需要重点审查是否发生了移植、换冠等改变。

（五）被诉侵权人的反驳证据。法院在审查自行提供样品的真实性时，还应当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提供的反驳证据。如果被诉人能够提出合理反证，使法院对样品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则该样品可能不被采信。

四、对权利人的实务建议

基于上述规则，权利人在启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处理程序前，应当依次确认以下事项：

首先，向品种行政主管部门查询标准样品是否保存完好，以及是否已建立基因指纹图谱库。如果标准样品可用，应当优先使用标准样品进行检测。

其次，如果标准样品不可用，应当向品种权授权机关或指定的DUS测试机构查询是否保存有可用的留样。

最后，如果前两级均不可行，需要自行提供样品时，应当从可靠的繁殖材料来源地取样，并委托公证机构对取样过程进行现场公证，确保样品来源的合法性和可追溯性。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司法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刑民交叉特征。同一被诉侵权行为，既可能触发刑事追诉程序，也可能引发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两种程序在证明标准、责任形式和救济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要系统考量程序协调与实体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文件和典型案例中逐步明确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本文从附带民事诉讼、刑民并行、先刑后民以及责任清偿顺序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规则与实务要点。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价值与适用边界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规范意旨在于：在同一审判程序中一并解决刑事责任认定与民事损害赔偿问题，避免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分别启动刑事和民事两套程序，减轻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同时确保刑民裁判在事实认定和责任判断上的内在一致性。

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除满足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条件外，还须不违反民事案件级别管辖规定。人民法院在此前提下可以探索开展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安排的价值在商业秘密案件中尤为突出——商业秘密的损害赔偿往往涉及复杂的损失计算和因果关系判断，由同一审判组织在查明刑事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同步处理民事赔偿，既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也有助于避免刑民裁判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认定。

但应当注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结案后，被害人不得再次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从程序后果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因此，被害人在决定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应当充分评估损失计算的完整性、证据准备的充分性和责任认定的周延性。如果附带民事诉讼中未能充分主张权利，结案后将丧失另行起诉的程序机会。

二、刑民并行原则的法理基础与适用规则

因同一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分别发生民事侵权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原则上两案可以分别处理。这一”刑民并行”原则的法理基础在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和裁判功能上存在本质区别。民事诉讼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由当事人自行举证，目的在于填补损害；刑事诉讼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由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两者在程序构造上的差异，决定了其不必相互等待、分别审理的正当性。

从程序效率的角度看，刑民并行有助于避免因刑事程序的漫长周期而过度迟延民事救济的实现。商业秘密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民事赔偿的及时到位对于权利人损失的弥补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应当注意，办案机关在分别处理两案时应当加强协调，保证处理结果的统一性。具体的协调机制包括信息共享——刑事办案机关与民事审判庭之间应当就案件进展、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等情况进行及时沟通；证据协调——刑事侦查中获取的证据，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规则在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但须经过质证程序；裁判协调——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应当保持一致。

三、先刑后民规则的具体适用条件

刑民并行并非绝对。当事人以涉及同一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为由，请求中止审理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认为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事案件的审理。这一”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需要满足严格条件。

从构成要件层面分析，中止民事审理的前提包括：第一，两案涉及同一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即诉讼标的同一性；第二，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存在前提性依赖关系；第三，法院在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后独立作出判断。如果民事案件不是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不得中止。

笔者认为，实践中判断”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应当区分以下情形：如果民事案件的关键事实——如技术信息的非公知性认定、同一性比对结论等——需要通过刑事侦查取证或鉴定程序才能确定的，则民事案件有必要等待刑事程序的处理结果；但如果民事案件的核心争议主要涉及合同解释、损害赔偿计算等不依赖刑事认定的问题，则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不受刑事程序的影响。

四、责任竞合的清偿顺序

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被告人，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应当先行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一清偿顺序的规范意旨在于对被害人权益的优先保护。从制度功能看，民事赔偿的核心功能是填平被害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恢复其被侵害前的财产状态；刑事罚金则是对犯罪行为的公法制裁，体现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在被告人财产不足以同时满足民事赔偿和刑事罚金的困境中，优先满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体现了”损害填补优先于国家惩罚”的价值取向。

从实务操作层面看，法院在执行阶段应当注意：先执行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内容，确保被害人获得足额赔偿后，再将剩余财产用于执行财产刑。执行法院应当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合理分配执行款项。如果被告人存在多个民事债权人，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参与分配的规定处理民事债权之间的清偿顺序。

五、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的比较与实务启示

表：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四项处理规则比较

上述四项规则从程序启动、程序并行、程序中止到责任实现，形成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全链条处理框架。从实务视角看，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充分认识各项规则的制度功能：在程序启动阶段，评估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其对后续维权的影响；在程序运行阶段，关注刑民两案的协调进展并适时提出中止审理申请；在责任实现阶段，及时申请执行并主张民事赔偿的优先受偿地位。

六、结语

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本质上是刑事追诉与民事救济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层面的协调与衔接。附带民事诉讼提供了一并解决的制度通道，刑民并行尊重了两种程序各自的功能定位，先刑后民在必要时维护了裁判的统一性，民事赔偿优先则确立了被害人权益优先保护的价值序位。四项规则的协调适用，既回应了商业秘密案件刑民交叉的实践需求，也为权利人的权益保护提供了多元化的程序路径。

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在专利审查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技术方案”的认定问题。审查实践中，涉及抽象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的权利要求，经常因被认定为纯粹的数学方法而收到”不构成技术方案”的审查意见。如何通过申请文件的撰写和审查意见的答复，使AI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有机结合，从而被认定为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是AI领域专利申请人和专利代理师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

一、以”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贯穿全文

为避免或者克服不构成技术方案的缺陷，针对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申请人可以参考本节示例情形撰写申请文件，并在原始说明书中详细阐明该方案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手段和能够获得的技术效果；或是在答复审查意见时，根据原申请文件的记载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修改，并在意见陈述书中充分阐述修改后的方案属于技术方案的理由。

这一总体思路的核心在于：将AI算法的技术贡献锚定到具体的技术领域和技术问题上，而非停留在抽象的数学方法层面。三项要素缺一不可——技术问题应当是特定技术领域的实际问题，技术手段应当体现算法与领域技术的关联，技术效果应当反映自然规律的运用。

二、抽象算法处理技术数据

对于涉及抽象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的权利要求，可在权利要求中体现算法或模型处理的是技术领域中具有确切技术含义的文本、图像、音频或视频等数据，使得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算法的执行能直接体现出利用自然规律解决该领域某一技术问题的过程，并且获得了技术效果。

这一策略的底层逻辑在于：审查员判断”技术方案”的关键，在于权利要求是否涉及利用自然规律解决技术问题。处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具有明确技术含义的数据，本身即属于技术领域的技术活动，算法的执行过程直接关联到对客观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而非纯粹的数学计算。

在实践操作中，申请人在撰写权利要求时应当明确记载以下要素：被处理数据的具体类型和技术含义——例如”从医学图像中提取病灶特征”而非”处理图像数据”；算法所解决的具体技术问题——例如”提高图像识别的准确率”而非”提高算法效率”；算法执行所带来的技术效果——例如”降低误诊率”而非”提高分类精度”。

三、算法改进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

当发明涉及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时，可将原申请文件中体现了算法与计算机系统内部结构存在特定技术关联的技术特征加入权利要求。例如，在一项涉及神经网络训练方法的权利要求中，加入利用分布式系统进行神经网络训练时与神经网络训练算法产生特定技术关联的分布式计算节点的资源调配、信息交互传递等特征，从而体现出方案能够提升训练时硬件的执行效果，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的技术效果。

这一策略的法理基础在于：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改进，本身即属于技术问题——不需要将该方案与应用领域的外部技术问题挂钩。只要算法特征与计算机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存在”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使得算法成为技术手段的组成部分，即可认定该方案构成技术方案。

实务中，常见的撰写方式包括：将算法运行与硬件资源调度进行关联描述；体现算法特征与分布式节点间的数据交换和协同控制之间的技术关联；突出算法改进对计算机系统运行效率、资源利用率、数据处理能力等计算机技术指标的提升效果。

四、AI算法对具体应用领域数据的分析预测

涉及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对具体应用领域的大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或者评价、评估等的解决方案，在撰写时，应在权利要求中明确记载采用哪些指标、参数等，采用何种算法或模型以得到何种预测结果。在答复审查意见时，应着重分析算法或模型处理的数据与要分析和预测的结果之间为何受自然规律约束，而不是仅仅体现管理学、经济学等非自然规律。

这一情形的难点在于：很多大数据分析类发明，其处理对象和结果之间可能体现的是经济规律、管理规律或社会规律，而非自然规律。如果无法论证算法处理的数据与分析结果之间存在自然规律层面的因果关系，则可能被认定为非技术方案。

突破这一难点的关键在于：充分论证数据处理过程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具体而言，可以论证被处理数据与预测结果之间存在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或工程学的客观规律联系——例如，依据气象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湿度、气压等物理数据预测天气变化。如果仅仅是依据销售数据预测市场趋势，则属于经济学规律的范畴，难以满足技术方案的要求。

五、审查意见答复的核心策略

在收到审查员发出”不构成技术方案”的审查意见时，申请人的答复应当围绕以下要点展开：首先，从原始申请文件中找出能够证明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之间存在技术关联的记载，包括说明书中对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的描述；其次，强调算法处理的数据具有确切的技术含义，而非纯粹的数学数值；再次，论证算法执行过程体现的是自然规律的运用，而非经济学或管理学的非自然规律；最后，必要时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将体现技术关联的特征补入权利要求。

专利司法保护政策的准确把握，是平衡创新激励与公共利益、确保专利制度健康运行的核心命题。合理的专利保护范围，既要使企业具有投资创新的动力，使个人具有创造热情，使社会富有创造活力，又不能使专利权成为阻碍技术进步、不正当打击竞争对手的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专利司法实践中最根本也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一、专利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定位

专利司法政策的确立，需要综合考虑一国的科技发展阶段和产业知识产权政策。在中国当前的科技发展阶段，专利司法保护既要实现对创新成果的有效保护，又要防止保护过度而阻碍后续创新。一个合理的专利保护体系，应当同时实现以下目标：充分调动和配置全社会的资本和技术资源，加速技术信息的传播和利用，这是专利制度”以公开换保护”的底层逻辑——如果保护范围过窄，发明人失去申请专利的动力，转而选择技术保密；如果保护范围过宽，竞争者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的空间被压缩，技术发展会受到阻碍。

二、权利要求解释的基本原则

权利要求的解释，是专利侵权判断的起点和核心。正确解释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准确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需要在两种极端立场之间寻求中间平衡：既不能简单地将专利权保护范围限于权利要求严格的字面含义，也不能将权利要求作为一种可以随意发挥的技术指导。前一种极端会使专利保护形同虚设，因为侵权人可以轻易通过非实质性的变化规避专利保护；后一种极端则会使专利保护范围不确定，损害公众对法律稳定性的合理预期。

司法解释确立的”中间立场”要求在具体操作中把握以下规则：凡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均应纳入技术特征对比之列。这意味着，专利权人在撰写权利要求时主动写入的每一个技术特征，在侵权判定时都应当被考虑。专利权人不能在后来的诉讼中主张某些技术特征是”非必要的”而要求予以忽略。

三、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对于权利人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所做的实质性的放弃或者限制，在侵权诉讼中应当禁止反悔，不能将有关技术内容再纳入保护范围。禁止反悔原则的制度功能在于：确保专利授权程序和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之间的行为一致性。专利权人在授权程序中为了获得专利授权而对权利要求进行的限缩性修改，以及在确权程序中为维持专利有效性而作出的技术方案限缩，在后续的侵权诉讼中不得再主张这些已被放弃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范围。这一原则的适用对象包括：为克服审查意见指出的缺陷而对权利要求进行的主动修改；为区分现有技术而对权利要求进行的限缩性解释；为维持专利有效性而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作出的意见陈述等。

四、等同侵权的严格适用

等同侵权是专利侵权判定中的重要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侵权人通过非实质性的变化来规避专利保护。但等同原则的适用如果过于宽松，同样会导致专利保护范围的不当扩张。相关规定明确要求严格等同侵权的适用条件，探索完善等同侵权的适用规则，防止不适当地扩张保护范围。

在具体适用上，等同侵权的认定应当满足以下条件：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与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相比，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该等同特征。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等同特征的引入将使被控侵权技术方案落入专利权人在授权程序中已经放弃的技术范围，则禁止反悔原则将排除等同侵权的适用。

五、抗辩事由的审查

法院应当依法认真审查各种不侵权抗辩事由和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合理认定先用权，依法支持现有技术抗辩。在先使用抗辩的审查重点包括：他人在专利申请日之前是否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做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该使用行为是否在原有范围内继续。现有技术抗辩的审查重点在于：被控侵权人能否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申请日之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从而使侵权指控不成立。此外，还包括合法来源抗辩、非生产经营目的抗辩等。

六、利益平衡的制度逻辑

上述规则的共同指向，是专利司法保护中的利益平衡。专利制度不仅是保护发明人利益的法律工具，更是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在个案裁判中，法官需要在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公众对法律稳定性的合理预期之间作出精准的利益衡量。权利要求解释的中间立场、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功能、等同侵权规则的审慎适用、抗辩事由的全面审查——这些制度设计共同构建了一个既保护创新又防止权利滥用的专利司法保护框架。

商标抢注行为的规制，是商标法保护诚实信用原则、防止恶意注册的核心制度安排。《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句明确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一条款在保护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的同时，也对抢注行为的认定标准和保护范围作出了清晰的界定。

一、”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

根据相关规定，在中国境内实际使用并为一定范围的相关公众所知晓的商标，即应认定属于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一认定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一）在中国境内实际使用。判断是否构成实际使用，需要考虑商标是否在中国境内以商业方式使用于商品或服务上，包括商品包装、交易文书、广告宣传、展览展示等商业活动中的使用。仅在中国境外使用，或仅在国内进行非商业性使用，通常不满足这一要件。

（二）为一定范围的相关公众所知晓。“一定范围”不要求达到驰名商标的知晓程度，而是指在相关行业或地域内，该商标已被一定数量的相关公众所知晓。对于地域性较强的商品，其在当地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即可满足标准。

有证据证明在先商标有一定的持续使用时间、区域、销售量或者广告宣传等的，可以认定其有一定影响。这些证据包括使用图片、销售合同和发票、广告宣传记录、媒体报道等。

二、”不正当手段”的认定

如果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予以抢注，即可认定其采用了不正当手段。”明知”是指申请人实际知晓，可通过合同关系、业务往来、通知函件等证据证明。”应知”是一种推定，即根据客观情况，一个合理的市场主体应当能够知晓该在先商标的存在。

三、保护范围的限制：不宜跨类保护

对于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不宜在不相类似商品上给予保护。该条款保护的是在先使用人基于诚实经营形成的正当利益，这种利益应当在其实际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内得到保护，不应无限延伸到不类似的类别上。

四、与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区别

表：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与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对比

五、实务启示

“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保护条款，是商标法平衡注册主义与使用主义的重要制度设计。在为在先使用人提供防止抢注的法律武器的同时，明确限定保护范围限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不宜跨类保护，防止未注册商标的保护过度扩张损害商标注册制度的稳定性。

对于在先使用人，应当保存商标使用证据，包括最早使用时间、持续使用记录、销售合同等。对于商标申请人，在申请前应进行充分检索，了解同一行业或区域内是否存在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