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在平衡原研药企与仿制药企利益的同时，也可能面临被滥用的风险。如果专利权人明知其专利权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者明知申请注册药品的技术方案未落入其专利权保护范围，仍然通过提起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诉讼或请求行政裁决来阻碍仿制药上市——法律为此设置了反向救济机制，赋予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向滥用权利的专利权人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

一、制度背景：防止专利链接制度被滥用

专利链接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在仿制药申请上市阶段提前解决专利争议，避免上市后大量侵权纠纷的发生。但如果专利权人滥用这一制度，明知自己的权利存在瑕疵或仿制药技术方案不侵权，仍然恶意提起诉讼或请求行政裁决，其目的不再是通过合法手段保护专利权，而是利用诉讼程序本身拖慢仿制药的上市进度，延长自身的市场独占期。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仿制药企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公众及时获得低价药品的利益。为此，法律专门规定了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的反向救济路径——损害赔偿之诉。

二、损害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需要满足以下要件：

（一）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主张的专利权应当被宣告无效。

这一要件的核心在于专利权人的主观状态。”知道”是指专利权人实际知晓其专利权存在无效事由——例如专利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或者存在明显的无效理由（如缺乏新颖性、创造性等）。”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推定，即根据客观情况，一个合理的专利权人应当能够认识到其专利权存在瑕疵。

（二）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注册药品的相关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这一要件针对的是：专利权人虽然持有有效专利，但仿制药的技术方案明显不落入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例如仿制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或者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仿制药的技术特征存在实质性差异。如果专利权人在此情况下仍然提起诉讼，其主观上的恶意即可成立。

（三）专利权人仍然提起了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诉讼或者请求行政裁决。

这是客观行为要件。专利权人在知晓上述事实后，仍然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行政裁决。这一行为本身即构成了对程序权利的滥用。

三、与普通恶意诉讼的区别

表：药品专利链接滥用之诉与普通恶意诉讼的对比

四、管辖法院的专门化安排

规则明确，此类损害赔偿诉讼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这一管辖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专利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专利链接诉讼本身即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与之相关的滥用权利损害赔偿之诉由同一法院审理，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裁判标准的统一。

五、对仿制药企的实务建议

对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仿制药企）而言，在面临专利权人提起的专利链接诉讼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应诉过程中同步收集专利权人主观恶意的证据。包括专利权人是否曾收到专利无效宣告决定、是否在诉讼中隐瞒了关键对比文件、是否明知仿制药技术方案不落入保护范围仍坚持起诉等。第二，在专利链接诉讼结束后，及时评估是否具备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条件。如果专利权人确实存在明知权利无效或不侵权仍起诉的情形，应当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第三，注意保存因专利权人恶意诉讼造成的实际损失的证据。

六、结语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中的滥用权利损害赔偿机制，是防止制度被异化的重要防线。它在保障原研药企依法行使专利权的同时，也为仿制药企提供了对抗程序滥用的法律武器。通过明确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管辖法院和证明标准，这一机制有助于维护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健康运行，最终惠及药品可及性和公众健康。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是我国药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该制度将药品上市审批程序与药品专利纠纷解决程序相衔接，在仿制药申请上市阶段提前解决专利争议，避免上市后大量侵权纠纷的发生。《专利法》第七十六条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诉讼判决的效力认定规则。

一、药品专利链接的制度功能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平衡原研药企与仿制药企之间的利益关系。原研药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药物研发，需要通过专利保护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仿制药企则希望在原研药专利到期后尽快进入市场，降低药品价格，惠及公众。

在没有专利链接制度的情况下，仿制药企往往面临两难困境：如果等到原研药专利到期后再启动注册申请程序，则仿制药上市时间将大幅延后，无法在专利到期后第一时间进入市场；如果在专利期内提前启动注册申请，则可能在获批上市前面临原研药企的专利侵权诉讼。专利链接制度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将专利纠纷的解决前置到审批阶段，在仿制药获得上市许可之前就完成专利状态的确认。

二、生效判决对后续侵权诉讼的约束力

在针对同一专利权和申请注册药品的侵害专利权或者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当事人主张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所称诉讼的生效判决认定涉案药品技术方案是否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一般予以支持。

这一规则的确立，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专利链接诉讼与普通专利侵权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两种诉讼程序虽然在功能定位上有所不同，但在核心技术问题——涉案药品技术方案与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间的关系——上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因此，在先作出的生效判决对后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约束效力。

三、司法实践中的例外情形

上述规则的适用并非绝对。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再依据前案判决直接认定：

（一）被诉侵权药品技术方案与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不一致。专利链接诉讼中所审查的技术方案，是仿制药企在申请注册时提交的药品技术方案。如果仿制药企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技术方案进行了修改——例如调整了制备工艺、改变了辅料配比、优化了剂型设计等——导致实际实施的技术方案与注册申请时提交的方案存在实质性差异，则前案判决的认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不能直接适用于后续侵权诉讼。

（二）新主张的事由成立。当事人在后续侵权诉讼中提出了在专利链接诉讼中尚未被审理的新主张或新事由。例如，原研药企在专利链接诉讼中仅主张了某一项从属权利要求被侵权，但在后续侵权诉讼中又补充主张了其他权利要求；或者仿制药企在专利链接诉讼中以不侵权为由抗辩，但在后续侵权诉讼中提出了专利权无效的新的反诉理由。

四、专利链接诉讼与普通专利侵权诉讼的比较

两种诉讼程序在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下表从核心维度进行了对比：

表：专利链接诉讼与普通专利侵权诉讼的核心区别

五、技术方案一致性的审查要点

在判断被诉侵权药品技术方案与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是否一致时，人民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活性成分的比对。活性成分是药品技术方案的核心要素。如果仿制药企在注册申请中列明的活性成分与实际生产使用的活性成分一致，则该要素不构成不一致。

（二）制备工艺的比对。包括原料药合成路线、制剂工艺参数、质量控制方法等。如果在注册审批阶段对工艺进行了补充或优化，但该优化属于本领域常规调整且未改变技术方案的实质内容，一般不被认为构成不一致。

（三）辅料组成的比对。辅料的变化是否导致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发生实质性改变，是判断的重要标准。如果辅料变更仅为常规替代且不影响药品性能，不构成不一致。

六、实务建议

对于原研药企而言，应当重视专利链接诉讼中的技术方案固定工作，确保提交给法院的技术方案与实际实施的技术方案保持一致，避免因前期方案不准确导致后续维权困难。同时，应当在专利链接诉讼中尽可能全面地提出侵权主张，避免遗漏权利要求。

对于仿制药企而言，如果在获批上市后对技术方案进行了修改，应当注意保存修改记录和理由，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技术方案不一致之质疑。同时，如果存在尚未在专利链接诉讼中提出的新事由，应当在后续侵权诉讼中及时主张。

对于双方而言，专利链接诉讼阶段应当充分举证和辩论，因为该阶段的判决结论对后续诉讼具有重要的约束效力。在该阶段保留的主张和证据，如果在后续诉讼中才提出，可能因已经超过合理的诉讼时机而面临不被采纳的风险。

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最具威慑力的制度工具。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是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故意”。如何认定”故意”，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否落地的关键。

相关司法解释对”故意”的认定作出了系统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的因素以及可以初步认定故意的典型情形。

一、”故意”认定的考量因素

人民法院在认定被告是否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时，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一）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其权利边界、公示方式和公众认知程度存在差异。例如，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需要通过权利要求书加以界定，其边界相对复杂，被告对侵权状态的认知难度较高；而商标权、著作权等权利的保护范围相对明确，被告”不知情”的抗辩空间较小。

（二）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权利状态是否稳定（如专利是否经过无效审查、商标是否处于异议期），相关产品在市场上是否具有较高知名度，都会影响被告对侵权状态的认知可能性。如果被侵害的知识产权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被告”不知道”该权利存在的可能性就越低。

（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被告与权利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如劳动关系、业务合作关系、代理关系等），是判断被告是否”接触过”被侵害知识产权的重要依据。双方之间的关系越密切，被告对权利状态的认知可能性越高。

二、可以初步认定故意的六种情形

司法解释列举了六种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这六种情形从不同维度构建了一个”故意”的客观推定体系。

（一）经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这是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故意认定情形。权利人向侵权人发送侵权警告函、律师函或者通过平台投诉等方式通知侵权人后，侵权人仍然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其主观上的”明知”状态即可成立。此处的”通知”不限于正式的法律文件，只要能够证明侵权人已经知悉侵权事实即可。

（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与权利人的法定代表人等存在关联关系。当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时，可以推定被告对权利状态具有明确的认知。这种情形常见于公司高管”另起炉灶”、利用在原单位掌握的知识产权从事侵权活动的情况。

（三）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前员工、前合作伙伴、被许可人等主体，因工作或合作关系接触过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专利技术或著作权作品，之后利用这些知识产权从事侵权活动，是典型的具有主观故意的情形。

（四）被告与原告之间有业务往来或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即使在双方最终未达成合作协议的情况下，只要在磋商过程中被告接触到了被侵害的知识产权，后续被告利用该知识产权从事侵权活动的，也可以初步认定其具有故意。

（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盗版和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是最为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之一。行为人实施此类行为，通常明知其行为未经权利人许可，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因此，司法解释将该类行为直接列为可以初步认定故意的情形。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这是一项兜底条款，用于涵盖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形的故意认定。例如，被告在同类案件中曾被认定侵权、被告曾就涉案知识产权与权利人进行过许可谈判但未获授权、被告在收到法院禁令后仍然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等。

三、”初步认定”的法律效果与反驳空间

“初步认定”的法律含义是：法院可以根据上述情形对被告的故意状态作出初步判断，并将举证责任向被告方向转移。被告如果主张自己不具有故意，应当提出相反证据加以反驳。例如，被告可以主张：虽然收到了权利人的通知，但有合理理由相信自己不构成侵权；虽然与原单位有过劳动关系，但从未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虽然有业务往来，但所接触的信息与被侵害的知识产权不属于同一技术领域等。

如果被告不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法院可以基于初步认定的事实作出”故意”的最终认定。

四、实务建议

对于权利人而言，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应当重点围绕上述六种情形收集和固定证据：保存向侵权人发送的侵权通知及相关送达记录；调查侵权人与权利人之间存在过的各种法律关系，收集相关合同和沟通记录；收集侵权人曾接触过被侵害知识产权的证据。对于被控侵权人而言，在面临惩罚性赔偿主张时，应当积极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自己不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以规避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跨国连锁零售公司7-Eleven（7-11）指控耐克公司计划于7月11日推出的Air Max 95运动鞋抄袭了7-11便利店标志性的橙、绿、红三色条纹设计。7-11认为，耐克运动鞋采用的颜色与7-11品牌商标极易混淆，消费者会将该设计与7-11品牌联系起来，构成侵权。更引人关注的是，耐克将该运动鞋的发售日期定为7月11日，恰逢7-11一年一度的促销活动。

本文从中国法律的视角，结合7-11在中国现有的权利基础，就耐克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进行分析。

一、权利基础与法律路径

7-11的指控包含两条法律路径：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其中，7-11主张侵害商标权的权利基础是其注册于第35类服务上的第55005449号商标；主张不正当竞争的权利基础是其店铺装潢权。

在商标侵权路径上，由于7-11的商标注册于第35类服务上，与耐克的运动鞋商品不构成类似商品和服务，因此无法直接适用《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若要主张商标保护，7-11有必要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行驰名商标认定并主张跨类保护。

在不正当竞争路径上，7-11需要证明橙、绿、红三色条纹设计的店铺装潢具有一定影响力，且耐克公司的行为可能引人误认该款运动鞋与7-11具有某种关联。

二、非同行间能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7-11是便利店，与耐克不是同行，不存在市场份额的直接争夺，因此不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一理解与当前司法实践存在偏差。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历经了三个阶段。早期，法院普遍采取直接竞争关系理论，要求双方存在业务此消彼长的关系。中期，实务中扩展到间接竞争关系，即只要一方的利益因另一方的行为受损，即可认定存在竞争关系。在”小拇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或具体的竞争关系，也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行业。”

如今，实践中以”行为说”为判断标准，真正淡化竞争关系作为独立的前置要件。只要一项经营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即应受到该法的规制，无需再单独审查双方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笔者2025年代理的一起案件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在判决中确认了这一立场。

因此，7-11与耐克之间虽非同行，但只要耐克的行为主观上动机不当、客观上行为不妥，即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认定。

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分析

装潢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三个要件：在先装潢是否具有一定影响力；被控侵权人是否未经许可使用了该装潢；是否引人误认。

第一个要件：7-11的橙绿红三色条纹门头设计遍布全国门店，具有极高的公众认知度，符合”有一定影响力”的要求。

第二个要件：耐克在运动鞋上使用了与7-11三色条纹近似的设计，这一事实本身无需赘述。

第三个要件——是否引人误认——是本案的核心争议。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最高法司法解释，”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包括误认为与他人具有商业联合、许可使用、商业冠名、广告代言等特定联系。

笔者认为，如果仅从耐克使用三色条纹设计这一行为本身来看，由于便利店与运动鞋行业距离太远，消费者很难仅凭运动鞋上的三色设计就将二者联想起来，因此单纯的三色条纹使用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然而，据公开信息显示，耐克这款运动鞋不仅使用了三色条纹，鞋底还采用了便利店货架设计，且将发售日期定为7月11日——与7-11年度促销活动同日。当设计元素、细节致敬和时间节点三者叠加时，情况发生了本质变化。这些行为叠加在一起，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为该运动鞋与7-11存在联名、授权或其他商业联系。若上述信息属实，耐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可坐实。

四、商标侵权路径分析：驰名商标与反淡化

在商标侵权层面，由于7-11的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与耐克的运动鞋商品不构成类似，必须先行判断7-11的三色条纹商标是否已达到驰名程度。

笔者认为，耐克的三色条纹设计与7-11的三色条纹商标已经构成近似标识。在此基础上：若7-11的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则侵权成立；若无法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则侵权不成立。

具体而言，本案主要涉及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耐克的行为不会导致7-11商标被”丑化”，但在三色条纹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前提下，若放任耐克在运动鞋上使用近似设计，将明显减损7-11三色条纹商标的显著性，使该商标与7-11品牌之间的唯一对应关系被削弱——这正是驰名商标反淡化原则所要防止的损害。因此，若7-11成功证明其商标驰名，即使消费者不会产生商品来源混淆，耐克的行为仍可能构成侵害驰名商标权。

五、结语

本案中，耐克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取决于事实层面的进一步确认和法院对多重行为叠加效果的判断。单独使用三色条纹设计可能不足以构成立案基础，但若结合鞋底货架设计和7月11日发售的时间安排，多重”巧合”叠加所揭示的主观意图和整体效果，将使侵权认定的天平向7-11一方倾斜。

无论案件结果如何，7-11诉耐克案都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品牌符号的保护边界正在从”同类商品混淆”向”跨类联想误认”延伸，企业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对已有知名品牌符号的”致敬”或”借鉴”，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法律风险。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机制中，错误通知和恶意通知对被通知人造成的损害往往不容小觑。一条被错误下架的商品链接，可能意味着一个中小商家的生存危机。与之对应，法律为被通知人提供了多元化的救济路径和精细化的损失计算规则。

一、恶意通知的责任路径：不正当竞争之诉与一般侵权之诉并行

被通知人以恶意通知为由要求通知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既可以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也可以提起一般民事侵权之诉。这一”双轨制”救济路径的设计，赋予了被通知人程序选择权：

不正当竞争之诉的路径优势在于，恶意通知行为本身可以被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行为，无需证明通知人与被通知人之间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倾向于以行为正当性本身作为认定标准，竞争关系不再是独立的前置要件。

一般民事侵权之诉的路径优势在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体系较为成熟，被通知人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主张损害赔偿。

无论选择哪条路径，被通知人均有权基于《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通知人加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明确规定：”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惩罚性赔偿机制是法律对恶意通知行为最有力的威慑工具。

二、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规则

在错误通知和恶意通知的损害赔偿计算上，法律确立了三层递进的计算规则：

第一层：按照被通知人的实际损失计算。实际损失是损害赔偿计算的首选标准。被通知人因通知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包括利润损失、商誉损失以及恢复成本等。这一标准体现了侵权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使被通知人的利益状态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之前。

第二层：按照通知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计算。在被通知人的实际损失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可以转而按照通知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来计算赔偿数额。这一标准的制度功能在于：防止通知人因侵权行为而获利，即使被通知人难以精确证明自身损失，也可以通过对侵权人获利的追缴来实现救济效果。

第三层：法院酌情裁量。当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均无法确定时，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裁量。法院在酌情裁量时会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持续时间、造成的后果以及通知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

此外，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被通知人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证据保全费、鉴定费等维权成本。

三、实际损失的具体构成

被通知人因错误通知或恶意通知受到的实际损失，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利润损失。这是最核心、最直接的损失类型。主要指因相关链接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等措施而造成的通知人销售利润的减少。对于以线上销售为主要渠道的中小商家而言，一条核心商品链接被下架，可能直接导致店铺整体营收断崖式下滑。

（二）商誉损失。商品链接被删除后，商品的历史销量、评价积累、搜索权重等均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些无形资产的损失，虽然在短期内难以精确量化，但对店铺的长期经营影响深远。

（三）恢复成本。被通知人为恢复被错误下架的商品链接、消除不良影响、重建消费者信任等所支出的费用，均属于恢复成本的范畴。

四、利润损失的具体计算方法

利润损失的计算是损害赔偿中的核心难点。对此，司法实践提供了以下具体计算路径：

（一）基本计算公式。利润损失可以根据被删链接此前的月平均营业额、行业平均利润率，结合被采取措施的时长进行计算。即：利润损失 = 被删链接月平均营业额 × 行业平均利润率 × 被采取措施的月数。

（二）店铺整体营收变化的考量。被删链接此前的销量越高，越不能孤立地计算该链接的利润损失，而是应当考虑因该链接被删所导致的整个店铺的营收变化。

（三）综合考量因素。在具体计算时，可以根据被通知人的店铺在通知前后一定时间内的销售总额的变化、行业平均利润率、相关链接被采取措施的时长等因素综合确定。

五、实务启示

对于平台内经营者而言，在遭遇错误通知或恶意通知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及时固定损失证据，包括被删链接的历史交易数据、店铺营收数据、行业平均利润率数据等；妥善保存维权支出凭证，包括律师费、公证费、证据保全费等；积极主张通知人的”恶意”认定，一旦被认定为恶意通知，可以要求加倍赔偿；合理选择诉讼路径，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根据个案情况作出选择。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一旦发生，往往难以通过事后赔偿完全弥补权利人的损失。特别是在涉及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热播节目等知识产权的案件中，侵权行为的持续可能对权利人的市场地位、品牌商誉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为此，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确立了行为保全与先行判决两项重要制度，为权利人提供了”及时止损”的程序工具。

一、行为保全：在判决之前按下”停止键”

行为保全，是指在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之前，根据权利人的申请，责令被申请人停止实施特定行为的临时性救济措施。其制度功能在于：在诉讼结果确定之前，及时制止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防止损害扩大或发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侵害或者即将侵害涉及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热播节目等知识产权，以及在展会上侵害或者即将侵害知识产权等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行为，权利人申请行为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查并作出裁定。

二、需要行为保全的典型情形

（一）涉及核心技术的侵权行为

核心技术是企业的生命线。当企业的核心专利、技术秘密被他人非法使用时，每一日的持续侵权都可能对权利人的市场份额、产品定价、客户关系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等待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诉讼周期，即使最终胜诉，损失也无法通过赔偿金来完全弥补。行为保全可以快速制止侵权行为，维护权利人的技术竞争优势。

（二）涉及知名品牌的侵权行为

知名品牌凝聚了企业多年的商誉和市场投入。假冒、仿冒知名品牌的行为，不仅直接挤占正品的市场份额，更严重的是可能损害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这种商誉上的损害往往难以量化，更难通过金钱赔偿来修复。行为保全可以及时阻断仿冒产品的流通，防止品牌价值被持续稀释。

（三）涉及热播节目的侵权行为

热播节目、影视剧等文化产品的生命周期高度集中——一部剧的热播期可能只有几周到几个月。如果在这个期间内出现盗播、盗版等侵权行为，等法院判决下来，节目可能已经播完了。此时即使胜诉，权利人也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商业变现窗口。行为保全可以在热播期内及时制止盗播行为，保障权利人的核心商业利益。

（四）展会中的侵权行为

展会是企业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技术的场合，也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地带。展会期间，如果发现竞争对手展出的产品涉嫌侵犯自己的专利权，在展会只有几天的情况下，走完常规诉讼程序是不可能的。行为保全制度提供了一种快速应对机制，可以在展会期间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避免自身产品被”截胡”。

三、先行判决：先确认侵权、后解决赔偿

先行判决是另一项重要的程序工具。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有时侵权事实已经清楚、侵权责任已经明确，但赔偿金额的确定需要大量的举证和评估，短期内难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就停止侵权的请求先行作出判决，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而赔偿金额的问题则可以留待后续审理。

根据相关规定，权利人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既申请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又申请行为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及时审查。这意味着，两种救济程序不是互斥的，而是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并行适用，为权利人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

四、行为保全与先行判决的衔接与选择

行为保全和先行判决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都是为了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但二者在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上存在明显区别：

行为保全属于临时性救济措施，法院在审查时通常要求权利人提供担保，且裁定效力原则上维持到终审判决生效时为止。先行判决则是就部分诉讼请求作出的终局性判决，当事人可以就此提起上诉，上诉期间不停止执行。

在实务中，权利人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的程序：如果侵权行为正在持续且需要立即制止，行为保全通常是更快的选择；如果侵权事实已经清楚，但赔偿金额争议较大，先行判决更为适宜；在必要时，两种程序可以并行申请。

五、实务建议

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而言，在发现侵权行为后，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及时固定证据。行为保全和先行判决都需要权利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包括证明权利有效、侵权行为存在、损害具有紧迫性和不可逆转性等。证据不充分可能导致申请被驳回。

第二，做好担保准备。行为保全申请通常需要权利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担保，以弥补因错误保全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权利人应当提前评估担保金额，避免因担保不足影响保全效果。

第三，合理选择程序。对于涉及展会、热播期等时间窗口高度集中的侵权行为，行为保全应当作为首选策略。对于侵权事实较为清晰的案件，可以考虑先行判决与行为保全并行申请，最大限度地压缩侵权时间。

六、结语

行为保全与先行判决制度，是知识产权”严保护、快保护”理念在程序法层面的重要体现。对于涉及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等重大利益的知识产权案件，及时的行为保全和先行判决不仅是法律工具的选择，更是权利保护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系统在发明创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一个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讨论：当人工智能系统实质性参与了技术方案的生成过程时，能否将该AI系统列为专利发明人？中国专利审查指南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

一、发明人署名必须是自然人的规则基础

《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4.1.2节明确规定：”发明人应当是个人，请求书中不得填写单位或者集体，以及人工智能名称。”这一规定确立了发明人主体资格的两层否定：第一，单位或集体不能作为发明人；第二，人工智能系统不能作为发明人。

之所以作出这一限制，根源在于发明人制度在整个专利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发明人署名既涉及署名权（人身权），也涉及获得收益权（财产权）。这两项权利均属于民事权利范畴，只有符合民事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才能享有。人工智能系统目前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无法成为民事权利的权利人，因此无法被列为发明人。

二、多个发明人时，每个都必须是自然人

当一项发明创造由多人共同完成时，无论参与人数多少，每一个被署名的发明人都必须是自然人。这意味着，即使AI系统在发明过程中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也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共同发明人”与人类发明人并列署名。

从实务角度看，专利申请人在填写发明人信息时，应当确保每个被列明的发明人具有真实的自然人身份。申请人不得以单位名称、课题组名称或AI系统名称替代自然人发明人。

三、AI辅助发明与AI生成发明的区分

在理解上述规则时，需要区分两个概念：AI辅助发明与AI生成发明。

AI辅助发明是指人类发明人利用AI工具作为辅助手段完成的技术方案。在此类发明中，人类发明人仍然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AI工具只是提高了研究效率或提供了数据分析支持。这类发明的发明人仍然是人类，AI工具的名称不能出现在发明人一栏中。

AI生成发明则是指AI系统在没有人类实质性参与的情况下”自主”生成了技术方案。这类发明的发明人认定是目前各国专利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从中国的现行规定看，AI系统不能作为发明人，但如果完全没有人类发明人可供署名，则该申请可能因不符合发明人填写要求而被驳回。

四、全球主要法域的立场比较

在AI发明人这一问题上，全球主要法域的立场已经基本趋于一致：都要求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

英国最高法院在Thaler v Comptroller-General of Patents案中明确裁定，根据现行英国专利法，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在Thaler v Vidal案中维持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决定，认为美国专利法要求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欧洲专利局同样拒绝了将AI系统列为发明人的专利申请。

截至目前，全球尚未有主要法域在法律层面承认AI系统可以作为发明人。这一共识背后是对专利制度基本逻辑的坚守：专利制度旨在通过授予排他权来激励人类的创新活动，而非激励AI系统本身。

五、实务中的处理建议

对于涉及AI的专利申请，企业和专利代理师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确保发明人信息的自然人属性。在提交涉及AI技术的专利申请时，发明人应当是实际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自然人。不得将AI系统的名称填入发明人栏目。

第二，规范技术贡献的记录。在研发过程中，应当通过研发日志、实验记录等方式，清晰记录人类研发人员对技术方案的具体贡献，以便在专利申请时准确确定发明人。

第三，区分算法创新与算法应用。在撰写涉及AI的专利申请文件时，应当明确改进点是人类对算法结构、训练方法、应用场景的创新，而非AI系统自身的行为。这有助于准确确定真正的发明人。

六、结语

发明人必须为自然人的规则，是现行专利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AI技术在发明创造中的应用日益深入，但在法律层面，AI系统尚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无法成为发明人并获得相关民事权利。这一立场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各国专利制度的主流。

对于企业和研发机构而言，在利用AI工具提升研发效率的同时，应当重视对人类发明人创造性贡献的记录和保护，确保专利权利的稳定和法律效力的完整。

   近日，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判决引发笔者关注。该案中，法院认定茉莉奶白需停止使用的LV商标共计七件。其中，两件为第43类（餐饮服务）上的注册商标，属于同类商品上的直接侵权认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聚焦的是其余五件商标——注册在第14类（珠宝）、第18类（皮革制品）、第25类（服装）等类别上的LV商标，这些商标的侵权认定需要借助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机制，将保护范围延伸至第43类餐饮服务。

   笔者无意质疑LV品牌本身的知名度——LV无疑是全球最知名的奢侈品牌之一。但从一名知识产权专业律师的角度审视，该案将注册在第14类、第18类、第25类等商品类别上的LV商标，通过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延伸至第43类餐饮服务，在适度原则的把握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一、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不是无限的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是商标法为知名度较高的商标提供的特殊保护机制。我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持有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但需要明确的是，跨类保护并非”全类保护”，更不等于”无限保护”。司法实践中一直强调跨类保护应当遵循”适度原则”——即保护的广度应当与商标的知名程度、显著性特征、以及相关公众产生关联的可能性相匹配，而非只要认定为驰名商标就可以在所有商品和服务类别上获得跨类保护。

   本案的关键争议正在于此：LV在第14类珠宝、第18类皮具、第25类服装等类别上注册的商标——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四叶花图案商标——其驰名程度是否足以合理延伸至第43类餐饮服务？笔者的答案是：不能，至少不应如此轻易地认定。

二、四叶花图案的固有显著性不高

   这是本案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视角。LV主张的四叶花（quatrefoil）图案，由四个心形或花瓣形叶片围绕中心点对称排列而成。这一图案本身并非LV独创，而是一种在人类文明史上流传数千年的经典装饰纹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叶花、四瓣花、十字花纹样大量存在于古代建筑装饰、织物纹样、陶瓷器皿、窗花剪纸等各个领域。敦煌莫高窟的藻井纹样中有大量四瓣花图案；唐代铜镜上的四叶花纹、明代家具上的四瓣花雕刻、民间剪纸中的四瓣花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美学中极为常见的元素。四叶花纹在中国古代并非LV的专属，它属于公共文化领域的共有资源。

   商标的显著性分为固有显著性和获得显著性。固有显著性越低，获得显著性（通过使用获得的知名度）就需要越高，才能在跨类保护中合理延伸。当一件商标的构成元素来源于公共领域时，其排他权的边界应当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这是商标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能允许某个经营者通过商标注册，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据为己有。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笔者认为，在评估四叶花图案商标的跨类保护范围时，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标准。

三、皮具与餐饮之间的合理距离

   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另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是：被诉侵权商品或服务与商标注册的商品或服务之间的”合理距离”。距离越远，相关公众产生联想或混淆的可能性越低，跨类保护的必要性就越弱。

   本案中，LV据以主张跨类保护的商标注册在第14类（珠宝钟表）、第18类（皮革皮具）、第25类（服装鞋帽）等类别上。这些商品属于奢侈品领域的个人消费品，消费场景通常是百货商场、品牌专卖店等。而被诉侵权服务是第43类餐饮服务，消费场景是奶茶店、咖啡馆等。两类商品/服务之间的关联度较低，相关公众在奶茶店消费时，通常不会仅因为看到了四瓣花装饰图案就将其与LV的皮具或服装产品建立直接联系。

   更重要的是，LV在第43类餐饮服务上并未申请商标注册。如果认可LV仅凭其第14类、第18类、第25类上的驰名商标即可覆盖第43类，实际上相当于为LV在餐饮服务上提供了”全类保护”——而这恰恰是商标法所不鼓励的。商标法的基本逻辑是”按类注册、按类保护”，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应当是该逻辑的例外，而非对该逻辑的颠覆。

四、适度原则的三层审查框架

   笔者认为，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适度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应当建立以下三层审查框架：

   第一层：商标显著性的强度审查。显著性越强（尤其是固有显著性强的商标，如臆造词），跨类保护的范围可以适当放宽；显著性越弱（如来源于公共领域的图案、描述性词汇等），跨类保护的范围应当严格限缩。四叶花图案属于后者，应当适用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

   第二层：商品/服务之间的关联度审查。跨类保护请求所指向的类别与商标注册类别之间的关联度，决定了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联想的可能性。关联度越低，保护的必要性越弱。皮具与餐饮之间的关联度显然远低于皮具与箱包、服装与配饰之间的关联度。

   第三层：误导可能性的实质审查。不能仅因被告使用了与驰名商标近似的标识，就当然认定构成”误导公众”。需要实质性审查：相关公众在看到被告在餐饮服务上使用的四瓣花图案时，是否会误认为该餐饮服务与LV存在关联关系。笔者认为，对于固有显著性较弱的图案商标，这一举证难度应当更高。

五、结语：适度原则不是口号，是裁判工具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制度，其立法目的是平衡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与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空间。过度保护驰名商标，不仅可能侵蚀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还可能不当限制其他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的正当表达空间。

   对于LV四叶花图案这类固有显著性偏弱的商标，法院在认定跨类保护时应当更加审慎。适度原则不能停留在判决书中的一句口号，而应当成为真正的裁判工具——在每一次跨类保护的认定中，都要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保护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才刚好”适度”？

   笔者认为，将第14类、第18类、第25类等非第43类商品上的LV商标保护延伸至第43类餐饮服务，已经超出了适度原则的合理边界。本案中两件第43类商标的侵权认定无需通过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即可成立，但其余五件需要跨类保护的商标，在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应当经过更为审慎的评估。这不等于否定LV品牌的整体知名度，也不等于允许他人恶意搭便车——而是说，在具体的商标侵权判定中，每一件商标的显著性、每一类商品服务的关联性、每一个案的误导可能性，都应当被独立、审慎地评估。

商业秘密被侵犯后，权利人往往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是报警走刑事程序，还是起诉走民事程序？如果两条路都走，是否存在冲突？民事赔偿和刑事罚金哪个优先？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权利人能否最终获得实际赔偿。

一、刑事程序中可以同步解决民事赔偿

在审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过程中，被害人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只要附带民事诉讼不违反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法院可以探索开展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程序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

这一机制的价值在于：将民事赔偿纳入刑事程序，可以避免权利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重复，节省诉讼时间和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法院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统一裁判尺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结案后，被害人不得再就同一事实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这意味着，在刑事程序中是否提出附带民事诉讼，需要权利人根据案件情况作出审慎判断。

二、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可以分别处理，但须加强协调

在同一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同时引发民事侵权纠纷和刑事犯罪案件的情况下，原则上两案可以分别处理。这意味着，公安机关照常侦查刑事犯罪，法院照常审理民事侵权，两者互不等待。

但这种”分别处理”并非完全独立。办案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加强协调，确保处理结果相统一。实践中，这意味着民事审判法官可能需要了解刑事侦查进展，刑事法官也可能关注民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两套程序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应当保持一致。

三、刑事案件可以成为民事案件中止审理的理由

当事人以涉及同一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为由，请求中止审理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的处理规则如下：

首先，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包括原告、被告以及可能的第三人的意见。

其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民事案件是否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如果民事案件中的关键事实争议（如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同一性认定等）需要通过刑事侦查或刑事审判来查明，那么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审理。

反之，如果民事案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例如，民事案件的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或者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与刑事案件不同，刑事程序的推进不影响民事案件的独立判断——那么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无需中止。

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刑事案件对民事案件的影响，取决于民事案件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而非当事人是否提出中止申请。

四、民事赔偿优先于刑事责任

这是对权利人最为有利的一项规则。当被告人同时承担刑事责任（罚金、没收财产）和民事责任（赔偿损失），而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时，应当先行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这一规则的制度逻辑在于：在利益位阶上，被害人的损失填补优先于国家的罚金收入。对于权利人而言，这意味着：

第一，在刑事判决作出后，权利人应当及时关注判决执行情况。如果被告人财产有限，权利人应当积极主张民事赔偿的优先受偿权。

第二，在刑事程序中尽早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有助于在同一程序中确认民事赔偿金额，避免后续另行诉讼导致的执行延迟。

第三，如果民事判决已经作出但尚未执行完毕，权利人可以向执行法院主张民事赔偿优先于罚金执行。

五、实务启示

对于商业秘密权利人而言，在遭遇侵权后，应当综合评估以下因素，选择最佳的维权路径：

关于程序选择。如果侵权事实清楚、证据较为充分，可以考虑在刑事程序中附带民事诉讼，实现刑民一体解决。如果民事案件的关键争议需要通过刑事侦查手段来解决（如取证、鉴定等），可以先启动刑事程序，待刑事案件有初步结果后再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关于中止与继续。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启动，而民事案件也在审理中，权利人应当仔细评估两类案件之间的依赖关系。如果民事案件的审理确实依赖刑事结果，可以申请中止审理；如果两者可以独立进行，则不宜主动提出中止申请，以免拖延维权进程。

关于赔偿执行。在被告财产有限的情况下，权利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具有优先于罚金的受偿地位。权利人应当积极利用这一优势，确保自身损失得到实际填补。

以上内容为法律知识普及，每个案件情况不同，具体问题建议咨询专业律师。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管辖规则，是此类案件办理中的关键程序问题。由于商业秘密案件涉及技术事实认定、保密措施审查、损失数额计算等专业问题，法律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作出了特殊安排，与普通刑事案件存在明显区别。

一、侦查阶段的管辖规则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的管辖，遵循”县级公安为原则、市级公安为补充”的基本格局。

（一）县级公安机关负责受理侦办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由犯罪地县级公安机关负责受理侦办。此处所称”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行为发生地通常包括行为人获取、使用、披露商业秘密的地点，以及商业秘密研发、存储地等；结果发生地则包括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失的地点。

应当注意的是，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侦查并非由任何基层公安机构均有权办理。《意见》明确要求派出所不得办理此类案件，这一限制体现了对商业秘密案件专业性的高度重视。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其人员配置和专业能力通常不足以应对商业秘密案件中涉及的技术事实认定、秘密点梳理、非公知性鉴定等复杂问题。

（二）市级公安机关的提级办理

必要时，市级公安机关可以办理由县级公安机关管辖的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这一提级办理机制适用于以下情形：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涉及多个地区或多名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或行业龙头企业核心商业秘密；县级公安机关存在回避事由或办理能力不足等情形。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管辖规则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法律监督环节，由负责管辖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人民检察院办理。这一规定与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知识产权检察职能专业化建设相衔接。

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的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法律程序上设置了更加灵活的安排。必要时，经市级人民检察院与中级人民法院协商后，可由市级人民检察院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种”协商上提”机制，既保证了重大案件的审判质量，又避免了机械套用级别管辖规则可能造成的程序僵化。

三、审判阶段的管辖规则

审判阶段的管辖规则是”三级联动”体系中设计最为精细的环节。

（一）基层人民法院为原则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由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这一要求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要求审理法院具备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另一方面，将刑事管辖与民事管辖相衔接，有利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协调。

（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提级管辖

必要时，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审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这一提级管辖主要适用于：案件涉及复杂技术事实认定，需要高水平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或行业影响；案件涉及法律适用疑难问题，需要上级法院统一裁判尺度等情形。

（三）基层人民法院的移送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这一移送机制是下级法院主动启动的提级程序，赋予了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个案情况灵活调整管辖层级的手段。

四、管辖规则的内在逻辑与实务意义

上述三级管辖规则的设计，体现了以下制度逻辑：

第一，专业性导向。商业秘密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办案机关专业能力的高要求。从派出所不得办理、到要求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管辖规则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对专业能力的强调。

第二，灵活性安排。市级公安机关提级办理、市级检察院协商上提、中级法院提级管辖和移送管辖等多种机制，为个案处理提供了充足的程序弹性，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不适应性。

第三，衔接性设计。刑事管辖与民事管辖的衔接（要求审判法院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侦查与起诉的衔接（同一检察院管辖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体现了程序一体化设计的思路。

对于权利人而言，了解上述管辖规则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在报案时，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县级公安机关提交报案材料，而非派出所；在案件进展过程中，可以关注案件是否涉及提级管辖或移送管辖，据此判断办案机关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在损失评估和证据准备层面，应充分考虑管辖法院的专业能力和审判经验。

五、结语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管辖规则，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构建了一套”县级为基础、市级可提级、三级相衔接”的完整体系。这一规则体系在保障案件专业处理质量的同时，也为应对重大复杂案件预留了充足的弹性空间。对于商业秘密权利人而言，准确理解和运用管辖规则，是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