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对生成式AI智能体开展伦理审查的事。

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AI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要求对人工智能进行科技伦理审查。我就思考，对人工智能进行伦理审理的原因是什么？

一、理解Ai的内层机理，才发现：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没有多少优势。

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自己也有一个认知上的转变。

作为一名专利律师，在处理业务过程中，有幸接触包括芯片、软件、神经网络、自动控制等领域的技术，对一些案件涉及领域技术的基本运行原理有相应的了解。

对不同领域技术的了解，让我对技术具有很强的敬畏感，但对人类的创新力也有很强的自恋情结，内心总是认为：机器和人之间有难以跨越的鸿沟，人工智能的思考方式和人类的思维，应该是存在本质区别。再后来慢慢了解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基本原理之后，我的看法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发现，从运行和学习机理来看，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想象中那种不可逾越的本质差别。就是说，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没有多少优势。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只要给到人工智能足够长的发展时间、足够丰富的学习语料和迭代空间，它是可以逐步演化出接近人类心智、接近人类行为模式的状态。也正是有了这样一层认知，我才更加会思考，AI伦理审查这件事，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它有完整、自洽的底层逻辑。

二、人类自己行为有底线。

想把这个道理讲明白，我们先不说AI，先看看我们人类自己。

我们每个人想要做成一件事、达成一个目标，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摆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有多种选择和多条路径。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大家可以想一想，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慢慢形成了伦理、道德、文化、法律这些规则约束，它的意义是什么。

道理很简单：这些规则，是人类用几千年的时间，不断试错、不断筛选，最终沉淀下来的伦理准则。它的作用，就是约束、排除那些对人类整体不利、会影响社会秩序、不利于人类共同进步的选择。

我们正常人做事情，心里都会有一条看不见的底线。我们要达成目标，但也不能突破底线。我们想要把别人口袋的钱装到自己口袋中，但底线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提供相应东西进行交换。当然，也有突破底线的人，他们大多数要有被拘禁的经历。因此，我们的行为选择，背后都带着这些经过长时间验证的规则约束。也正是有这些约束，我们社会才能稳定运行，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向前发展。这就是我们人类基本的行事逻辑。

三、AI天生的“不择手段”性必然会有危险的选择。

理解了人的逻辑，我们再来看现在的人工智能、生成式AI智能体。从深度学习本身来看，它的决策逻辑，和我们人类有明显的区别。

AI是怎么选择路径、做出决策的？它依靠代码程序、深度学习、持续的反馈验证，它判断路径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准，可能是效率，可能是迎合。如果以效率为标准，怎样能更快达成目标、怎样能得到更优的结果、怎样执行更顺畅，它就会倾向于选择哪条路。如果以迎合为标准，人类想要它怎么回答，它就怎么回答。现在人工智能的迎合性已经非常强了，正用迎合性给认知底的人编织温柔陷阱或“信息茧房”。

象人一样，AI也会复盘，也会总结经验，它还会不断迭代优化，向着更符合预定的方案靠近。

问题也在这里：AI的算法体系里，本身没有人类经过几千年沉淀形成的伦理底线、道德观念、人文考量和秩序意识。它不会主动判断什么符合公共利益，什么符合社会公序，什么是不应该触碰的边界。它更多区分的是效率高低，用户是否满意，缺少对行为边界的判断。

最近一个案件，一男子看到有人用AI生成动漫照片，觉得挺有意思，就开始研究。研究了一阵子，他发现这门技术可以用来干点别的，通过对图片生成式AI的训练，输入关键词，利用AI就能把照片里的衣服”抹掉”，进而一键生成一副没穿衣服的图片。当然，最后该男子被抓了。

从Ai的角度，它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公众利益，但由于未设置底线，就做出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了。这就带来了相应的风险：如果没有人为的约束，AI为了完成设定的任务，就必然会选择对人类造成不利影响、违背公序良俗、影响社会稳定的路径。

它不会意识到这类选择存在问题，因为它的底层逻辑里，原本就没有这些约束。

四、伦理审查，实质上是用人类行为底线对抗AI的“不择手段”。

说到这里，大家就能明白：我们给AI做伦理审查，本质上是在做什么。

它不是限制技术发展，也不是阻碍创新，而是把人类几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经过实践检验的伦理规则、道德底线、秩序要求，主动、系统地加入到AI的决策评价体系中。给以效率或其他倾向为导向的算法，加上一层行为约束。让AI在追求目标结果的同时，能够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顺应社会进步的方向。

在这里我也想补充一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逻辑：伦理审查带来的约束与规则，不只是协调AI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对AI自身的发展同样有重要意义。

AI想要获得社会的认可、拥有稳定的应用场景、实现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契合人类的主流价值，守住基本的行为边界。如果缺少伦理约束，一旦它的选择对人类、对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最终也会被限制、被规范，难以长久发展。守住行为底线，AI才能和人类社会更好地共存，走得更平稳。

未来的技术环境里，会出现大量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AI智能体。这些智能体之间，会存在价值取向的差异，也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行为上的碰撞与博弈，甚至出现相互之间的冲突，面对冲突也可能会出现专门管控Ai冲突的AI警察。就像人类社会需要规则维持秩序一样，AI智能体之间的互动，同样需要明确的行为底线，需要一套适配它们运行逻辑的规则约束，我们可以暂时把它理解为AI自身的伦理框架。

提前建立并落实伦理审查，完善对应的规则体系，不只是规范AI与人类的相处模式，也能为不同AI智能体之间的有序互动划定边界，减少冲突、规避无序竞争，为AI这个整体、这个逐步形成的技术社群，实现平稳、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

五、未来不同种类智能体共存，也需要共同的伦理规则。

放到更长远的未来来看，人类智能与各类AI智能体想要实现稳定、和谐的共存，也离不开一套共同的规则基础。不同类型的智能主体之间，需要逐步理解彼此的运行逻辑、认可彼此的行为边界，在规则层面形成相互适配、相互接纳的共识，才能减少误解、避免对立，让不同智能主体在同一个社会框架下有序协作、长期共存。

所以我们可以说，伦理审查，不只是在保护人类，也在帮助AI实现更长远的发展，更在为未来多元智能主体的和谐共存，搭建最基础的规则桥梁。

所以我认为，对生成式AI智能体开展伦理审查，不是多余的监管，也不是被动的要求，而是顺着人类的发展逻辑、顺着AI的运行特点，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对AI做出约束，本质上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同时也让技术自身拥有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为未来多元智能的和谐共处，埋下关键的伏笔。

（本文作者：盈科李兆岭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知产）

在侵犯商业秘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角色分工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在实践中频发的模式，是不承担保密义务的外部人员与承担保密义务的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犯罪。对此类案件的准确定性，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刑事司法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保密义务”为核心标尺，以行为人的主动性与利益流向为主要线索的认定规则。该规则明确指出，对于此类内外勾结的共同犯罪，应根据具体情形，分别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或“违反保密义务侵犯商业秘密”。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一区分规则的法定理据、行为模式特征与司法认定要点。

一、问题的提出：共同犯罪形态下的定性难题

在单独犯罪中，“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与“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的界限相对清晰。然而，在共同犯罪中，当缺乏保密义务的外部人员与负有保密义务的内部人员合谋时，法律关系的交织使得定性复杂化。例如，外部人员甲与内部员工乙合谋，由乙将公司技术秘密提供给甲使用。此时，对甲乙二人是应整体评价为“以不正当手段（共同）获取”商业秘密，还是评价为乙“违反保密义务”披露，而甲作为共犯“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简单的“主犯决定论”或“手段决定论”在此可能失之偏颇。司法实践认识到，必须穿透“内外勾结”的表象，深入考察犯意提起的源头、不正当利益交换的性质以及保密义务在共同犯罪结构中的作用，才能做出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认定。

二、核心区分标准：基于“犯意发起”与“利益驱动”的行为模式二分法

相关规则明确提供了两种基于不同行为模式的认定路径，其核心区别在于谁主动发起犯意、以何种对价促成合谋，以及保密义务方在其中的行为性质。

（一）模式一：外部利诱型——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

“不承担保密义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利诱、贿赂等方式诱使承担保密义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披露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认定两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

1. 行为结构：
   • 发起方：外部人员（无保密义务者）。
   • 行为方式：外部人员主动采取利诱、贿赂、许诺好处等方式，对内部人员（保密义务人）进行腐蚀、拉拢，诱使其违背义务。
   • 内部人员角色：内部人员在此模式下，起初是合法持有秘密的“守门人”，但经不住外部诱惑，从“拒止者”转变为“提供者”。其披露行为是被诱发的，具有被教唆、被收买的特征。
2. 法律定性分析：
   • 外部人员：其通过利诱、贿赂等手段，实质上是以一种“不正当手段”（贿赂）去“获取”商业秘密。只不过其实施手段（行贿）和获取行为（接受披露）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内部人员）实现的。其整体行为符合“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本质。
   • 内部人员：虽然其负有保密义务，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主要作用，是应外部要求并以获取非法利益为对价，实施了“披露”行为。然而，在此特定结构下，法律将内部人员的“违反保密义务披露”行为，与外部人员的“利诱获取”行为，评价为一个完整的、共同实施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内部人员成为该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帮助犯或共同正犯）。
   • 核心逻辑：此模式的核心不法性在于“从外部攻破堡垒”。保密义务是被外部手段主动破坏的，犯罪链条的起点和驱动力在于外部的不正当引诱。

（二）模式二：内部出售型——认定为“违反保密义务侵犯商业秘密”

“承担保密义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向他人披露，或者允许其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以获取财产性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认定两者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侵犯商业秘密。”

1. 行为结构：
   • 发起方：内部人员（保密义务人）。
   • 行为方式：内部人员为谋取私利（钱财、股权、职位等），主动寻找或联系外部人员，提出出售、提供商业秘密的意向。
   • 外部人员角色：外部人员在此是商业秘密的“购买方”或“接受方”，其行为是应内部人员的主动提议，支付对价并获得秘密。
2. 法律定性分析：
   • 内部人员：其行为是典型的、主动的“违反保密义务，披露、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其是犯意的提起者和犯罪的主导者。
   • 外部人员：虽然其原本不负有保密义务，但其在明知商业秘密是内部人员违反义务提供的（即来源非法）情况下，仍然以支付对价的方式获取、使用。此时，外部人员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 核心逻辑：此模式的核心不法性在于“内部监守自盗”。犯罪链条的起点和驱动力在于内部人员的主动背信。外部人员的行为是“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的典型情形，其与内部人员构成“违反保密义务侵犯商业秘密”的共同犯罪。

表：两种内外勾结型商业秘密共同犯罪模式的对比认定

认定模式​	犯意发起方​	利益驱动与流向​	保密义务方行为性质​	整体行为法律定性​	外部人员行为基础​
外部利诱型​	外部人员（无保密义务）。	外部人员付出利益（贿赂、许诺），以换取秘密。	被动回应诱惑，为获取利益而违背义务。	以不正当手段（共同）获取商业秘密。	其“利诱”行为本身就是不正当手段。
内部出售型​	内部人员（保密义务人）。	内部人员索求利益，以出售秘密。	主动寻租，为换取利益而背信。	违反保密义务（共同）侵犯商业秘密。	其“明知非法仍获取”的行为，适用“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三、司法认定的关键要点与证据指引

在实践中，准确区分上述两种模式，需重点审查以下方面：

1. “通谋”内容的证明：必须证明双方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关键在于查清是谁先提出犯意。这需要通过通讯记录、资金往来、证人证言等证据，还原双方接触、联络、商议的过程。是外部人员首先提出“有没有办法搞到XX技术”，还是内部人员询问“你们公司对XX技术感不感兴趣”？
2. 利益交换的性质与方向：查清利益（金钱、财物、非财产性利益）的提供方与接收方，以及支付与获取的时间顺序。是外部人员先给付“预付款”或“定金”，还是内部人员先提供部分秘密“样品”后再议价？利益流向是判断行为模式的关键客观证据。
3. “明知”要件的审查（对内部出售型尤为重要）：在内部出售型中，要认定外部人员构成“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必须证明其“明知”商业秘密是内部人员非法提供的。这可以通过交易价格的明显畸低、交易方式的异常诡秘、内部人员明确告知其“从公司带出来的”等证据来综合判断。
4. 保密义务的具体内容：准确界定内部人员所负保密义务的范围、期限和具体内容，是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违反”的前提。这需要审查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公司规章制度等文件。

四、规则背后的深层法理与实践价值

这一区分规则体现了深刻的刑事法理：

1. 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不仅看危害结果，更关注犯罪行为的发展脉络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来源。外部利诱型凸显外部恶意侵入，内部出售型凸显内部忠实义务的崩塌。
2. 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两种模式中，挑起犯意、主导犯罪的核心行为人不同，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有差异。区分定性有助于在量刑时更精准地评价各共犯的地位和作用，实现罚当其罪。
3. 精准打击与预防：明确规则有助于引导侦查和公诉机关准确把握案件定性方向，有效收集证据。同时，对企业而言，该规则警示：既要防范外部“挖角”和腐蚀，也要加强对内部人员，特别是核心涉密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监督管理，筑牢“内防”堤坝。

结语

在侵犯商业秘密的共同犯罪认定中，以“保密义务”为轴心，以“犯意发起”和“利益流向”为指针的二分法，为司法实践处理复杂的内外勾结案件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指引。它通过对行为模式本质的深刻洞察，将形式上相似的行为（都是内外合作、都涉及秘密转移）区分为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共同犯罪。这不仅确保了刑事打击的精准性，避免了定性争议，也通过鲜明的法律评价，昭示了刑法对“外部腐蚀”与“内部背信”两类破坏商业秘密行为均予以严惩的态度。对于企业合规与刑事辩护而言，深入理解这一区分规则，是预判案件走向、构建有效抗辩或指控策略的必备功课，对于构建公平诚信的商业竞争环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治理的司法实践中，一个核心且充满争议的问题是：平台在收到权利人的合格通知后，所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是否“必要”与“合理”？这不仅关乎权利人利益能否得到及时保护，也直接决定了平台内经营者（商家）的经营自由是否受到了不当限制。我国司法实践逐渐确立了一项关键的裁判原则——比例原则，作为审查平台“必要措施”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标尺。比例原则的引入，旨在引导和规范平台在行使治理权力时，于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平台秩序与保障商家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动态、精细的平衡。本文旨在深入解析比例原则在电商平台“必要措施”司法审查中的法理基础、具体考量因素及其在“重复侵权”等特殊场景下的适用逻辑。

一、比例原则的引入：从公法到平台治理的司法续造

比例原则传统上是公法领域限制国家权力过度行使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公权力所采取的手段与其所欲达成的目的之间必须合乎比例。将其适用于电商平台这一民事主体采取的“必要措施”审查，体现了司法实践对平台治理权力性质的深刻洞察。

• 法理基础：在现代数字市场中，大型电商平台凭借其技术优势、规则制定权和市场支配地位，对其平台内经营者拥有巨大的控制力。其依据“通知-删除”规则对商家商品或店铺采取的处置措施，具有显著的单方性、强制性和对商家基本经营权益的重大影响性，实质上行使着一种“准规制权”或“私权力”。因此，为防止这种权力滥用，司法有必要借鉴比例原则的精神，要求平台采取的措施必须适当、必要且均衡。
• 核心内涵：在电商平台语境下，比例原则要求：
  1. 适当性：平台采取的措施必须有助于实现制止侵权、防止损害扩大的合法目的。
  2. 必要性（最小损害原则）：在所有能够达成上述目的的措施中，平台应选择对商家权益损害最小的那种。例如，能通过“删除特定侵权链接”解决的，就不应直接采取“冻结整个店铺账户”的措施。
  3. 均衡性（狭义比例原则）：措施对商家造成的损害，与所追求的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平台秩序的公共利益之间，必须成比例，不能显失均衡。

二、比例原则的司法操作化：四项核心考量因素

为了使比例原则的审查更具可操作性，司法实践提炼出四项具体的考量因素，供法院在个案中综合评判。

（一）侵权的可能性

这是判断措施是否“适当”和启动何种措施的基础。

• 审查内容：法院需审视，在平台收到通知时，根据通知所附的初步证据（如商标对比图、专利侵权比对说明），结合被投诉商品的页面信息，侵权主张在表面上是否具有合理的成立可能性。
• 司法标准：不要求达到民事侵权诉讼中“高度盖然性”或刑事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是基于“一般理性人”或“平台一般审查能力”的判断。如果通知显示的权利基础清晰、比对指向明确，则侵权可能性较高，平台采取初步措施（如下架）具有正当性。反之，若权利基础存疑（如涉及不稳定专利）、比对牵强，则平台应采取更审慎的措施，或可要求投诉人补充材料。

（二）侵权的严重程度

这直接影响措施的“力度”选择，是均衡性原则的核心体现。

• 考量维度：
  • 权利类型与商业价值：涉及驰名商标、核心技术专利的侵权，通常比一般商标或普通外观设计侵权的严重程度更高。
  • 侵权行为的性质：是初次、偶发还是规模化、系统性的售假；是简单的商标标识使用，还是涉及危害人身安全（如假冒药品、食品）的侵权。
  • 损害后果的紧迫性：侵权是否正在导致权利人的商誉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或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 对措施的影响：侵权严重程度越高，平台越有理由采取更快速、更有力的措施（如立即冻结账户、终止服务）。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可能构成合理使用等情形的，平台应倾向于选择更柔和或暂缓采取严厉措施。

（三）对被通知人（商家）利益造成的影响

这是“必要性”（最小损害）原则的直接要求。

• 利益衡量的具体化：法院需具体评估平台措施对商家造成的实际或潜在影响，包括：
  • 直接经济损失：下架商品导致的销售额损失、参与促销活动的机会丧失、为申诉投入的成本。
  • 商誉损害：商品被下架、店铺被处罚对商家信誉和排名的负面影响。
  • 经营可持续性：冻结账户、终止服务等措施是否足以导致中小商家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倒闭。
• 阶梯化应对义务：平台在能够达到制止侵权目的的前提下，有义务选择对商家影响较小的措施。例如，对于单一商品侵权，应优先“删除该商品链接”，而非“屏蔽整个店铺”；在情况未明时，可先采取“要求提供保证金”等临时性、可逆的担保措施，而非直接“终止交易和服务”。

（四）电商平台的技术条件

这是对平台能力与责任的现实关照，体现了裁判的合理性。

• 审查指向：法院不会苛求平台拥有司法机关或专业鉴定机构一样的调查和判断能力。在评估平台是否已采取“合理”必要措施时，会考虑其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能够实现的处置精度。
• 实践意义：这为平台利用技术工具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提供了空间。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模型对高风险商品进行自动过滤，只要该模型的设计和运行大致合理，即使偶有误伤，也可能因符合其“技术条件”下的审慎义务而获得司法谅解。但同时，平台也负有持续投入、改进技术以提升判断精准度的义务。

表：比例原则下电商平台“必要措施”选择的司法审查框架

考量因素​	对应的比例原则子原则​	司法审查的核心问题​	对平台措施选择的具体指引​
侵权的可能性​	适当性原则	基于表面证据，投诉在客观上是否具有合理的成立基础？	可能性高，可快速采取初步措施；可能性低或存疑，应谨慎或要求补充证据。
侵权的严重程度​	均衡性原则	被指控的侵权行为本身的性质、影响和危害性如何？	程度越严重，越有理由采取快速、严厉的措施（如立即冻结、终止服务）。
对商家利益的影响​	必要性（最小损害）原则	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是对商家侵害最小的可选方案？	建立措施“阶梯”：从“删除链接”到“屏蔽店铺”，再到“冻结账户/终止服务”，逐级适用。
平台的技术条件​	合理性原则	以平台现有的技术和治理能力，其判断和措施是否合理？	允许平台利用自动化工具，但需不断优化算法，并对明显误判建立人工复核通道。

三、重复侵权的特殊规则：比例原则的动态强化适用

规定明确指出：“被通知人多次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终止交易和服务的措施。” 这一规则是比例原则在特定情境下的具体化和强化。

1. “应当”的义务属性：对于“多次故意侵权”者，平台采取最严厉措施（终止交易和服务）从“可以选择”升级为“法定义务”。这体现了法律对恶意、屡教不改侵权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2. 比例原则的演进适用：
   • 初犯/偶犯：比例原则更强调“最小损害”，偏向于给商家改正机会。
   • 多次故意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对平台秩序的持续破坏性显著增加。此时，保护平台整体交易安全、诚信环境以及广大权利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权重急剧上升。继续采取温和措施已不足以实现治理目的，且对诚信商家不公。因此，采取“终止服务”这一对个体商家影响最大但能彻底清除污染源的措施，与所要保护的更重大法益之间，构成了新的、更高层级的均衡，完全符合比例原则。
3. 平台的执行要求：平台需建立有效的“重复侵权”识别机制，清晰界定“多次”的标准（如次数、时间范围），并对“故意”状态进行合理认定（如收到通知后仍不整改、更换马甲继续侵权等），并将此规则明确公示。

结语

将比例原则适用于电商平台“必要措施”的司法审查，标志着我国网络治理司法理念的重要进步。它超越了“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要求法院和平台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进行精细的利益衡量与手段裁剪。通过综合评估侵权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对商家的影响及平台技术条件，司法能够有效引导平台避免两种极端：一是为避免责任而“过度删除”，损害经营自由；二是为保持中立而“消极无为”，纵容侵权泛滥。特别是在应对重复恶意侵权时，比例原则支持并要求平台果断亮剑，以维护健康清朗的平台生态。未来，随着技术发展与实践深化，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将愈发精细化，这既是对平台治理智慧的考验，也将持续推动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公正的新阶段。

你是否刷到过这类广告：

“10 秒做 1000 条视频” “几分钟批量产出爆款”。

不用拍摄、不用写稿，AI 自动抓取热点、换脸对口型，一键生成 “真人出镜” 爆款视频，批量上传、坐等流量……

是不是听起来高效，很有诱惑力？

但我必须明确告诉你：

这种批量抓取、洗稿、换脸生成视频的行为，属于AI洗稿，明显属于侵权行为！

本文从法律层面上分析其行为，是否侵权，侵害什么权益，谁可能要承担责任。

一、涉及的主体方。

AI洗稿行为，大致涉及四方面的主体：

视频平台：就是大家刷视频的平台，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等等。https://wxa.wxs.qq.com/tmpl/pq/base_tmpl.html

视频原创者：就是将自己创作的视频上传到视频平台，以获得流量的人。现实中，上传人有可能不是原创者，本文为描述的方便，统一作为视频原创者对待。

AI平台（或人工智能平台）：就是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平台，主要基于大模型和算法，为AI使用者提供人工智能服务。一般情况下，AI平台提供有偿服务。

AI使用者：就是在AI平台注册，并使用AI平台提供的人工智能服务的人。一般情况下，AI使用者向AI平台缴纳相应的费用。

二、AI洗稿的基本模式分析。

市面上，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洗稿的基本套路或基本行为如下：

1、未经授权抓取：未经允许，爬取视频平台上的高播放热点视频链接，获得原始视频数据；

2、洗稿提取：把视频原创者的原创视频文案、脚本、话术、场景全部扒下来，形成可复用的原创素材；

3、混合合成：将AI使用者上传的、自己的照片/视频，作为参照素材；再将参照素材和原创素材进行混合，通过对口型、换形象，批量生成 “新视频”；

4、批量跨平台上传发布：将洗稿生成的“新视频”发布到多个视频平台，制造 “海量原创” 假象。

最终效果：视频看起来像AI 使用者亲自拍摄，但AI使用者未进行任何拍摄，也没有进行任何原创创作。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效率及成本的考虑，利用AI平台进行洗稿，一般均是批量洗稿。

三、AI洗稿行为侵害的主要权益

整体看来，AI洗稿行为针对的是，视频原创者上传的原创视频。混合形成的新视频往往刻意屏蔽视频原创者的身份信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流量收益。因此，AI洗稿行为主要的受损方为视频原创者，其侵害的主要权益为著作权相关权益。

浏览了相关视频平台的用户协议，视频原创者将视频等内容通过视频平台发布的，不影响视频原创者享有的著作权；也就是说，上传并通过视频平台发布的作品，权利人仍然属于视频原创者。

视频原创者创作的视频作品，可能属于视频作品，也可能属于摄影作品；文字部分也可能单独形成文字作品；以口述方式固定作品，也可能属于口述作品；视频的内容如果包括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且可以单独成为作品的，也可能涉及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AI洗稿行为，可能涉及侵害著作权的如下权益：

复制权：一般是将原创作品通过数字化等方式制作多份，构成对复制权的侵害。

改编权：AI洗稿行为一般存在相应的调整和改动，如果调整改动后形成新的“作品”，可能构成对改编权的侵害。

保护作品完整权：AI洗稿行为如果存在歪曲或篡改原作品原意，可能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通过视频平台发布后，当然存在通过网络方式向公众提供的行为，大概率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署名权：改头换面，新视频不会体现原创作者的信息，一般构成对署名权的侵害。

另外，还可能涉及修改权、表演权等权项的侵害。对于这些权益的侵害，原创作者一旦维权，侵权方必然要承担责任，可能要赔偿、要删除侵权视频，等等。

产生了新视频，新视频必然影响原创视频的流量，进而，AI洗稿行为必然导致原创视频流量收益下降。因此，AI洗稿行为，必然会导致视频原创者遭受损失。

四、各方在侵权行为中扮演的角色。

在AI洗稿行为中，视频原创者属于妥妥的受损者，那么其他各方扮演什么角色呢？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视频平台基本不承担责任。

视频平台作为被侵权视频的存储管理方，对于AI平台爬取行为，本身不具有过错，一般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AI平台上传并发布新视频的行为，也很难说有义务主动审查并屏蔽侵权作品的责任。一般来讲，视频平台也不具有教唆或帮助的主观过错及客观行为，因此，一般不需要对AI洗稿行为承担责任。

笔者注意到，视频原创者与视频平台之间具有用户协议。根据《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视频原创者，视频平台负有采取措施避免作品被侵害的义务，该义务一般基于“通知-删除“的规则处理，即根据视频原创者的侵权投诉履行。

笔者认为：AI洗稿行为对视频平台的影响，可能不能单纯地说好，也不能单纯地说坏，不同发展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影响。视频平台主要依赖于大众上传视频而吸引大众参与，并通过流量、广告等途径获得收入。毋容置疑，AI洗稿行为必然增加视频平台视频数量，表面上可以丰富视频平台视频内容，吸引更多观众，进而获得更多收入；这可能也是视频平台对此类行为或宣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

笔者认为：对于AI洗稿行为，如果视频平台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于明显的侵权行为，能主动采取措施而未采取措施，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侵害视而不见，也明显违背公平合理性。因此，可以预见，在AI洗稿行为达到一个平衡点之后，视频平台有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对AI洗稿行为进行限制。

第二、AI平台恐难独善其身。

AI平台提供的模型、接口及生成服务，本身可能属于技术服务。基于“技术中立”的原则，原本不应当承担责任，但当前很多AI平台的传明显不符合“技术中立”原则，甚至公开使用“拷贝热点、一键洗稿、换脸生成”等用语（类似，为了避嫌，未采用原始用语），这明显具有教唆的意图。

另外，笔者认为：AI平台如下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也很难说其没有帮助侵权的过错：

（a）主动提供批量抓取、爬取素材的功能；

（b）支持单条热点一键生成数百条洗稿视频。

另外，AI平台爬取视频平台数据，也可能涉嫌侵害视频平台的数据权益，本文就不展开分析了。

第三、AI使用者直接侵权行为的实施者。

AI使用者直接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其行为性质不言自明。直接侵犯原创作者著作权。

以上是对各主体在侵权行为的角色进行定性的分析。在实际纠纷处理过程中，必然会考虑驱动力、成本与收益等因素。对于视频平台，它并不会遭受直接损失（在某些情况下，还能获得利益），通过诉讼争议解决的动力也不大。对于视频原创者而言，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可能仅涉及单个或数个视频被侵害，通过诉讼维权的驱动力不大，但可以通过视频平台投诉机制维护自己权益。需要说明的是，虽然AI使用者为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AI平台属于教唆或帮助者，但一旦启动诉讼，由于AI平台同时为大量AI使用者提供服务，获得收利最大，可能成为主要的赔付者及责任承担者。

（本文作者：盈科李兆岭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盈科知产）

在“通知-删除”规则构筑的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中，电商平台经营者扮演着“看门人”与“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其需高效处理海量投诉，维护权利人利益与平台秩序；另一方面，其审查与处置行为直接关乎平台内商家的经营自由与财产权益。如何设定合理的审查标准，在何种情况下需为判断错误承担责任，以及如何选择恰当的处置措施，构成了平台知识产权治理的核心法律与实务议题。相关规则明确了平台审查的性质、责任边界与工具箱，旨在引导平台在积极履责与避免过度干预之间寻求精妙的平衡。

一、审查的性质与标准：“形式审查”与“明显排除”原则

法律为电商平台设定了明确的审查定位：“应当对通知和反通知是否具备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并排除明显不构成知识产权侵权的通知和明显不能证明被通知人行为合法性的反通知。”​ 这确立了平台审查的“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初步排除为辅”的基本范式。

1. 核心是“形式要件”审查：平台的首要任务是判断通知或反通知是否提供了法律及平台规则所要求的所有形式要素，如身份信息、权属证明、准确定位链接、初步证据（如比对说明）等。材料齐全、格式合规，即视为“合格通知/反通知”，触发平台的后续处理义务。这保证了处理流程的效率与可预测性。
2. 有限的实质判断：“明显”性排除：平台被赋予了一项有限的实质判断权——排除“明显”不成立的情形。这旨在防止投诉/申诉机制的明显滥用。
   • “明显不构成侵权”的通知：例如，权利人用A商品的商标注册证去投诉明显是B类且不近似商品；用已过保护期的外观设计专利投诉等，其权利基础与投诉对象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关联性。
   • “明显不能证明合法性”的反通知：例如，商家仅声称“我是正品”但未提供任何进货凭证或授权链条；或提供的所谓“专利证书”所载专利权人与商家主体毫无关联。
3. 判断能力的合理尺度：法律对平台的审查能力设定了符合其身份的合理预期。“人民法院在认定是否属于上述‘明显’的情形时，应考虑电商平台经营者的一般判断能力，不能从知识产权法律专业人员的角度进行评判。”
   • “一般判断能力”标准：这意味着司法审查时，不会要求平台具备专业知识产权律师或法官的精准法律分析和技术比对能力。只要一个具备通常理性和经验的平台治理人员，基于表面证据能够识别出投诉/申诉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平台就应行使其排除权。反之，对于需要专业法律和技术分析才能判断的复杂争议（如专利等同侵权的认定、商标近似性的模糊地带），平台无此能力也无此义务做出准确判断，其不作“排除”处理通常不具可责性。

二、审查标准的选择与责任对应：权责一致的逻辑

平台并非只能被动遵守最低标准。规则赋予其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但同时也将选择与责任紧密绑定。

1. 平台的自主选择空间：平台“可以”​ 选择提高对通知和反通知的审查标准。例如，在特定风险较高的领域（如3C数码、美妆），平台可以要求提供更详细的证据链（如逐项技术特征对比表、更完整的进货发票）；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投诉，可内部规定必须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才视为“合格通知”。这是平台进行风险管理和精细化治理的体现。
2. “权责一致”原则的强制适用：“电商平台经营者选择提高对通知和反通知的审查标准的，应当承担因审查判断错误而导致的法律责任。”
   • 法律逻辑：当平台选择设定高于法律最低要求的审查门槛时，意味着其试图扮演更积极的“治理者”角色，对投诉/申诉的实质合理性进行更深度的介入和判断。相应地，其因这种“深度审查”而做出的判断（无论是决定删除还是决定保留），就应当承受更高的注意义务标准。如果其提高标准后做出了错误的实质判断（如将本应通过的合格通知误判为不合格而拒绝处理，或将本不侵权的商品错误下架），则可能因其自身的“过错”而向被错误处理的一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民事赔偿责任）。
   • 实践指引：这警示平台，提高审查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有助于过滤垃圾投诉，但也将自身置于因判断失误而被追责的风险之中。平台在制定内部审查规则时，必须评估自身的审查能力，并建立相应的错误纠偏和赔偿机制。

表：电商平台知识产权通知审查的责任层次与标准选择

审查层级​	法律要求​	平台自主权​	对应的责任风险​	司法审查尺度​
第一层：形式审查​	必须履行。审查通知/反通知是否具备法定及公示的形式要件。	可对形式要件的具体内容进行明确和细化（如要求特定格式文件）。	因形式审查疏漏（如对明显缺失要素的通知予以处理）导致错误采取措施，可能构成过错。	严格审查。
第二层：明显性排除​	应当履行。排除“明显”不成立的通知/反通知。	可结合平台数据与经验，对“明显”情形进行类型化列举并公示。	对“明显”侵权的通知未排除，或对“明显”合法的反通知错误排除，可能构成“应知”侵权或过错。	“一般判断能力”标准，非专业标准。
第三层：提高标准审查​	可以选择。设定高于法定标准的实质审查门槛。	可自主决定在哪些领域、对哪些权利类型提高审查要求。	因提高标准后判断错误导致损害，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责任风险显著提高。	根据平台自行设定的标准审查其执行是否合理、一致。

三、“必要措施”的类型与梯度适用：平台的治理工具箱

“必要措施”是平台在认定通知合格后，必须采取的行动。法律以非穷尽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其类型，为平台的梯度化、精准化处置提供了工具箱。

1. 措施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冻结被通知人账户或者要求其提供保证金。这些措施对商家经营的影响程度由轻到重，构成一个梯度化的处置体系。
2. “必要性”与“比例原则”的考量：平台在选择具体措施时，应遵循“比例原则”，即采取的措施应当与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紧急程度以及商家的历史行为等因素相适应。
   • 初步侵权/偶发行为：可首选删除、屏蔽、断开特定商品链接，这是对经营影响最小的措施。
   • 重复侵权/情节严重：可升级为终止交易和服务（如下架店铺所有商品、禁止参加营销活动），或冻结账户以制止损害扩大并进行调查。
   • 情况紧急或权利人有合理怀疑：可要求提供保证金，作为继续经营或未来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担保，在保护权利人潜在利益与维持商家经营之间取得暂时平衡。
3. 措施组合与动态调整：平台可以根据事态发展，组合或动态调整措施。例如，收到通知后先采取“断开链接”，若商家提交合格反通知则恢复链接并告知权利人可起诉；若商家是重复侵权者，则可直接“冻结账户”并要求其提供改进报告和保证金。

结语

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审查与处置行为，实质上是其行使“私权力”进行市场治理的过程。法律通过界定“形式审查与明显排除”的审查标准、确立“选择高标准即承担高责任”的权责对应规则，以及提供梯度化的“必要措施”工具箱，为平台划定了行使该权力的合法轨道。这要求平台经营者必须具备高度的规则意识与治理智慧：既要积极履责，主动设计规则以净化环境，又必须清醒认识自身判断能力的边界，避免因过度干预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一个健康的平台治理生态，必然是平台在明确、稳定的规则预期下，审慎而精准地运用其治理工具，最终在保护创新、维护公平竞争与保障商业自由之间达成可持续的平衡。这对于平台自身的长远发展，乃至整个数字经济的繁荣，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通知-删除”规则构建的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框架下，法律赋予了电商平台经营者必要的自治空间。然而，如何将原则性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且能平衡各方利益的内部规则，是检验平台治理能力的关键。电商平台并非被动、机械的法律执行者，而是可以并应当在法定框架内，基于平台生态的特点，对知识产权投诉与申诉流程进行主动设计和精细化管理。这既是对“权责一致”原则的实践，也是构建健康、可持续商业环境的内在要求。本文旨在探讨电商平台经营者如何合法、合理地细化“通知-反通知”的具体要求，并以专利为例，解析其在不同权利类型下的差异化审查策略。

一、平台自治的法定基础与价值取向

法律在设定平台义务的同时，也默认了其为实现有效治理所必需的规则制定权。电商平台经营者“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根据自身审查需要、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通知和反通知的具体要求进行明确和细化”。这一授权体现了对平台作为“市场组织者”角色的认可。

1. 自治的边界：在“法律框架内”：平台的任何细化规则，均不得与《电子商务法》、《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等上位法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不得不当加重用户义务或排除自身法定责任。例如，平台不得规定“仅接受特定格式的邮件通知”而实质上关闭其他法定渠道，也不得要求权利人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不合理的证据材料。
2. 自治的动因：多重因素的平衡考量：
   • 自身审查需要：为提高处理效率、降低错误处理风险，平台需要标准化的信息输入格式和证据要求。
   • 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商标、专利、著作权等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其侵权判断难度、权利稳定性差异巨大，需要差异化的处理策略。
   • 产业发展实际情况：不同品类商品（如服装、3C数码、图书）的知识产权纠纷特点不同，平台可针对高频侵权领域或特定产业带，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规则。
3. 自治的目标：效率、公平与生态健康：精细化规则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快速响应真实侵权、有效过滤恶意投诉、公平保障商家申辩权的治理机制，从而降低平台自身的法律风险，维护平台内公平竞争秩序，提升消费者信任。

二、通知与反通知要求的“精细化”路径

平台的“明确和细化”，主要体现在将法律规定的原则性构成要件，转化为具体、可执行的表单字段、文件格式和操作指引。

表：电商平台对“通知”与“反通知”要求的常见细化方向

法律要求​	平台的细化方向与实践示例​
通知人身份资料​	1. 要求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并上传营业执照/身份证扫描件。 2. 要求提供商标注册证、专利证书、著作权登记证书等权属证明的清晰扫描件及关键信息页。 3. 对委托代理人，要求上传清晰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权限）。
准确定位侵权信息​	1. 设计标准化表单，强制要求填写涉嫌侵权商品/店铺的完整URL链接，支持批量填入。 2. 系统自动校验链接有效性，并反显商品标题、图片、店铺名供投诉人确认。 3. 对于非链接定位（如直播内容），要求提供具体直播场次ID、时间戳及侵权内容截图。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1. 商标侵权：要求指明被投诉商品在何种商品上使用了何种标识，并与权利商标进行比对说明。 2. 著作权侵权：要求提供权利作品与被诉作品的对比图/文，指明相似部分。 3. 专利侵权：（下文详述）要求提供侵权比对说明，阐明技术特征对比。
通知的形式与送达​	1. 提供在线提交系统为主要渠道，结构化填写，确保信息完整。 2. 保留邮件等备用渠道，但需引导至在线系统。 3. 系统自动生成包含唯一编号的通知回执。
反通知人的不侵权证据​	1. 针对不同投诉类型，提供相应的证据上传选项： – 合法来源：发票、购货合同、授权链文件。 – 不侵权比对：技术特征差异对比说明、自有权利证明。 – 合理使用：说明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和证据。 2. 要求商家承诺对反通知内容真实性负责。

三、专利投诉的特殊规则：强化审查以应对不确定性

在所有知识产权类型中，专利侵权判断的专业性最强，尤其是未经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其权利稳定性相对较弱，恶意或轻率投诉的风险较高。因此，平台在细化规则时，对专利通知设置了更审慎的门槛。

1. 侵权比对说明的强制要求：
   • 法律依据：平台“可以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侵权比对说明”。这已成为行业通用实践。
   • 目的：迫使投诉人履行初步的举证和说明义务，不能仅凭一纸专利证书就要求下架。这有助于平台初步判断投诉的合理性，筛除明显不成立的投诉。
   • 内容：通常要求投诉人采用“特征对比法”，将被投诉产品/技术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逐一进行列表对比，并陈述为何认为构成相同或等同侵权。
2. 对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的额外要求：
   • 风险根源：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未经实质审查，存在较大比例的无效可能。基于不稳定权利发起投诉，极易误伤合法经营者。
   • “安全港”规则：平台“可以要求其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或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这一要求具有重要的法律和实践意义：
     • 筛选恶意投诉：要求提供评价报告（尤其是负面报告），能有效阻止权利不稳定或明知可能无效的专利权人滥用投诉机制。
     • 提供审查依据：评价报告（特别是肯定性结论的报告）能为平台判断是否采取必要措施提供重要的参考，尽管平台并非做实质判断。
     • 平衡双方利益：在“通知-删除”机制下，商家商品被下架损失可能立竿见影。要求提供评价报告，是对专利权利人投诉的一种程序性制衡，给予相对稳定的发明专利与相对不稳定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以区别对待，更具公平性。

四、以“合理方式予以公示”：程序正义的保障

规则的精细化若未有效告知用户，则形同虚设，并可能在纠纷中成为对平台不利的因素。“以合理方式予以公示”是平台规则产生约束力的法定前提。

1. 公示内容的完整性：应完整公示通知与反通知的具体材料要求、格式标准、处理流程、各环节预计时限、平台的联系方式以及针对专利等特殊权利的额外要求。
2. 公示方式的“合理性”：
   • 显著位置：规则应在用户注册协议、卖家中心、帮助中心等易于访问的页面明确展示，通常以《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或类似名称独立成章。
   • 主动告知：在用户发起投诉或收到投诉时，系统应自动弹出或链接到相关规则的具体条款。
   • 更新与通知：规则发生变更时，应通过站内信、公告等方式提前通知用户，给予合理过渡期。
3. 公示的法律意义：充分的公示，使得平台内经营者被视为已明知并同意遵守这些规则。当权利人提交的通知或商家提交的反通知不符合平台已公示的细化要求时，平台有权依据规则视为“不合格通知/反通知”而暂不处理，此举通常能得到司法和行政部门的认可。

结语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法律的刚性规定，更依赖于平台经营者基于深刻理解和专业判断所进行的规则细化和流程设计。通过对“通知-反通知”要求的明确与细化，并将规则以合理方式公示，平台得以将法律赋予的自治权，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工具。尤其是在专利领域，通过要求“侵权比对说明”和针对不稳定专利的“评价报告”，平台在自身技术判断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风险过滤和利益平衡机制。这标志着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治理正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设计、从粗放管理向精细运作演进。一个权责清晰、标准透明、程序公正的平台内部规则体系，不仅是平台履行法定义务的体现，更是其构建诚信、可靠商业生态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将惠及权利人、商家和消费者全体，推动数字经济在规范中蓬勃发展。

在侵犯商业秘密纠纷，尤其是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中，对涉案信息与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之间是否构成“同一性”（或称“同一性或实质性相似”）的认定，是整个诉讼的核心技术环节与法律难点。它是连接“权利存在”与“侵权行为”认定之间的关键桥梁。无论权利人（原告）的保密措施多么严密，指控的侵权手段多么恶劣，如果无法证明被控信息与商业秘密“相同”或“实质性相同”，侵权指控将无法成立。因此，构建一套科学、清晰、可操作的“同一性”判定标准与方法，对于实现精准司法裁判、有效保护创新至关重要。本文旨在系统解析“同一性”判定的法律标准、考量因素，并针对计算机软件等特殊客体，深入探讨其具体的比对路径与方法。

一、同一性判定的基本法律标准：从“相同”到“实质性相同”的谱系

法律为“同一性”的认定设定了三层递进的标准，三者满足其一即可。

1. “相同”（Identical）：指被控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但实践中较少见的极端情形，如对技术图纸的完整复印、对客户名单电子表格的直接复制。
2. “实质性相同”（Substantially Similar）：这是实践中最常见、最核心的认定标准。它承认并允许被控信息与商业秘密存在一定的、非实质性的差异。其法律内涵在于，从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视角出发，这些差异是微不足道的、显而易见的替换或简单变型，并未产生新的、创造性的技术效果，也未改变两者在实现技术目的、解决技术问题方面的本质同一性。
3. “关键部分相同”（Essential Part Identical）：即使被控信息整体上与商业秘密不完全相同，但如果它与商业秘密中对实现技术目的、效果起关键作用的部分相同，同样可以认定具有同一性。这一标准体现了对创新“内核”的保护。例如，一项复杂的化工工艺包含十个步骤，被控方仅使用了其中决定产品收率和纯度的三个核心催化步骤，即使改变了其他辅助步骤，仍可能因“关键部分相同”而被认定为侵权。

二、“实质性相同”的综合判定：多因素权衡的司法艺术

“实质性相同”并非一个纯技术概念，而是一个需要结合法律、技术、商业实践进行综合判断的结论。通常需考虑以下因素：

1. 异同程度的整体评估：对涉案信息与商业秘密进行逐项、整体的比对，分析相同点与不同点的数量、性质及分布。如果不同点仅涉及公知常识、常规设计选择或非关键技术参数，而相同点构成了技术方案的主体和核心，则倾向于认定“实质性相同”。
2. 区别的“显而易见性”（Obviousness）：关键在于判断，两者之间的区别，对于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所属领域相关人员”而言，是否是“容易想到”的。如果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创造性劳动，仅通过简单替换、等效替代或常规实验就能自然联想到的区别，则这种区别通常不破坏“实质性相同”的认定。
3. 用途、方式、目的、效果的实质性差异：审查被控信息与商业秘密在应用场景、使用方法、设计目标、最终达成的技术或商业效果上是否存在根本性的、显著的差异。如果两者在上述方面高度一致或仅有细微差别，而不同点并未带来新的、独特的功能或效果，则强化“实质性相同”的判断。
4. 公有领域（Prior Art）的关联性：需要将被控信息、商业秘密分别与公有领域的现有技术或信息进行比对。如果被控信息与商业秘密的相同部分，实质上只是公有领域知识的简单组合或再现，而不同部分才是真正的创新点，则可能削弱“同一性”认定。反之，如果相同部分正是区别于公知技术的秘密点，而不同部分源于公知技术，则倾向于认定侵权。
5. 其他相关因素：如行为人的抗辩理由（如独立研发、反向工程）是否成立及其证据强度；行为人在获取商业秘密后短时间内推出相似产品的可能性等，可作为辅助判断的间接因素。

三、计算机软件商业秘密的同一性判定：从源代码到核心算法的穿透

计算机软件作为技术秘密的重要载体，其“同一性”判定具有高度专业性。核心在于穿透代码的形式，比对其背后的技术构思、处理逻辑和算法。

1. 比对的最佳对象：源程序代码 软件的“设计图纸”和“灵魂”体现在其源程序代码中。因此，“通常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权利人的源程序代码”​ 是判定软件商业秘密同一性的最直接、最准确的方法。通过专业的代码比对工具和专家分析，可以精确识别两者在代码结构、函数命名、算法逻辑、关键变量甚至注释风格等方面的相似性。
2. 现实困境与变通路径：目标程序代码的反编译比对 实践中，被控侵权人（被告）的源程序代码往往极难获取。此时，可采取变通方法：“通过目标程序代码的反编译代码进行比对”。
   • 原理：目标程序（可执行文件）是由源程序编译生成的，虽失去可读性，但通过反编译技术，可将其还原为一种近似源代码的中间形式（反编译代码）。虽然反编译代码在结构、变量名等方面可能与原源代码有差异，但其核心算法逻辑得以保留。
   • 比对方法：将权利人主张保护的商业秘密（如其源程序中的核心算法模块）与被控软件目标程序反编译后生成的对应代码段进行比对。
   • 认定标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计算机软件中目标程序代码的反编译代码，与权利人程序代码中算法核心功能模块的相应代码段相同或者实质性相同的，可以认定两者具有同一性。”​ 关键在于抓住“核心功能模块”，而非追求整个代码库的完全一致。
3. 保护对象的明确性决定比对内容
   • 以“未公开的目标程序代码”为秘密点：例如，权利人销售的是不提供源代码的软件，其目标程序本身的结构、加密方式、特定指令序列是秘密。此时，应直接比对双方的目标程序文件。
   • 以“源程序代码体现的技术方案”为秘密点：此时，比对的核心是技术思想、算法流程，而不仅仅是代码行本身。即使双方代码在语法、风格上不同，但只要实现了相同的、具有秘密性的技术方案，仍可认定同一性。

表：商业秘密“同一性”判定路径与要点总览

判定场景​	核心标准​	主要比对对象/方法​	司法考量关键点​
通用技术/经营信息​	1. 相同。 2. 实质性相同。 3. 关键部分相同。	1. 技术图纸、参数、配方、工艺流程文件、客户名单等的直接比对。 2. 专家鉴定意见（就“实质性相同”出具专业判断）。	1. 区别是否为“容易想到”。 2. 用途、效果是否实质差异。 3. 与公知技术的界限。
计算机软件​	相同或实质性相同。	首选：双方源程序代码的比对。 次选（当无法获取被告源代码时）：将权利人源程序核心模块与被告目标程序反编译代码的对应部分进行比对。	1. 聚焦“算法核心功能模块”，而非全代码。 2. 区分代码风格差异与算法逻辑实质相同。 3. 明确商业秘密保护的具体对象（是代码本身还是其所体现的技术方案）。
综合判断因素​	（适用于“实质性相同”判断）	不依赖于单一对象，需综合全案技术事实。	1. 异同程度分析。 2. 区别的显而易见性（“所属领域人员”标准）。 3. 公有领域信息的过滤。 4. 间接证据（如接触+时间巧合）的补强。

四、司法实践中的程序保障与证据规则

1. 司法鉴定（技术调查）的核心作用：在绝大多数技术秘密案件中，法院会委托具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就“同一性”问题出具鉴定意见。鉴定机构依据委托事项，运用专业工具和方法进行比对分析。鉴定意见是法院认定事实的重要参考，但必须经过庭审质证，当事人可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或聘请专家辅助人提出意见。
2. 举证责任与推定：在权利人已完成初步举证（证明商业秘密存在、采取合理保密措施、被告有接触机会）的情况下，若其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双方信息高度相似，可产生举证责任转移的效果。被告若主张不构成“实质性相同”（如系独立开发），则应提供相应证据。
3. “接触+实质性相似-合法来源”的认定规则：这是实践中常用的事实推定规则。当权利人能够证明被告有接触其商业秘密的机会，且双方信息构成实质性相似，而被告不能合理解释其信息的合法来源（如独立研发、反向工程、合法受让等）时，法院可以推定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

结语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同一性”判定，是一场融合了法律推理与技术鉴定的精密作业。它要求裁判者与技术人员在“相同”、“实质性相同”、“关键部分相同”的多重标准下，拨开技术细节的表象，洞察信息之间的本质联系。无论是通用技术信息还是复杂的计算机软件，判定过程都应回归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本意：保护那些凝结了创新投入、具有竞争优势的秘密信息本身，而非其固定的表达形式。通过确立清晰的比对规则、综合考量各项因素，并善用司法鉴定与证据规则，司法实践得以在鼓励正当竞争与保护创新成果之间，划出一条相对清晰、公正且可预期的界限，从而为企业的持续创新活动提供稳定、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完整链条中，“获取”仅仅是侵权过程的起点，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则构成了侵权行为价值实现与损害扩大的关键环节。无论是通过不正当手段非法获取，还是违反保密义务合法持有，行为人最终的目的往往在于对商业秘密进行利用，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或打击竞争对手。准确界定“披露”、“使用”与“允许他人使用”这三类行为的法律内涵与外延，是司法实践中判定侵权成立、衡量损害后果及确定责任范围的核心所在。本文旨在深入解析此三类行为的认定标准、典型样态及其在诉讼中的证明要点。

一、行为的逻辑定位：从“非法控制”到“价值实现”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通常被视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下游”或“后续”行为。其发生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通过某种途径（合法或非法）“控制”了商业秘密。这三类行为的共同本质，是打破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独占状态，将本应保密的信息用于生产经营或置于可能被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之中，从而直接侵蚀了商业秘密的“秘密性”基础，并现实地损害了其“商业价值”。其中：

• “披露”​ 威胁并破坏了秘密的“保密状态”本身；
• “使用”​ 直接攫取了秘密的“经济价值”；
• “允许他人使用”​ 则兼具两者，既可能扩散秘密，又使他人得以利用其价值。

二、披露行为：对保密状态的直接破坏

“披露”，是指将商业秘密告知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或者将商业秘密内容公之于众。

1. 核心特征：信息从“保密”到“非保密”的流转。其关键在于打破了权利人对信息的控制，使之被不特定或特定的第三方知悉。披露的对象可以是单个特定主体（如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也可以是不特定的公众。
2. 披露范围的“非量化”原则：“披露的公开化程度或者受众的多少，一般不影响披露行为的成立。”​ 这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只要发生了向权利人和合法知悉者之外的泄露，即构成披露。无论是将核心配方私下告知另一家公司的一名高管，还是在行业论坛上公开演讲时泄露，抑或在公开出版的论文中详述技术细节，均构成披露行为。受众范围的差异，主要影响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是“情节严重”还是“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是量刑情节，而非定性要件。
3. 常见样态：
   • 主动告知：通过口头、邮件、文件传递等方式，将商业秘密内容告知第三方。
   • 公开传播：在出版物、网络论坛、展会上公开商业秘密内容。
   • 过失泄露：因管理不善导致载有秘密的文件、存储介质被他人获取，若能证明行为人存在重大过失，也可能被认定为披露。但刑事领域对此要求更为严格，通常需证明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使用行为：对商业价值的直接攫取

“使用”，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直接使用商业秘密，或者对商业秘密进行修改、改进后使用，或者根据商业秘密调整、优化、改进有关生产经营活动。

1. 核心特征：将秘密信息转化为竞争优势或经济利益。这是侵权人最核心的逐利行为，直接导致权利人市场份额、利润或竞争优势的损失。
2. “使用”的宽泛性解释：司法实践对“使用”的认定采取了宽泛和实质性的标准，不局限于“原封不动”的复制：
   • 直接使用：完全照搬商业秘密用于生产产品、提供技术服务、制定经营策略等。如使用盗取的源代码运营同款软件，使用客户名单直接进行营销。
   • 改进后使用：对获取的商业秘密进行适应性修改、技术优化、功能增删后，再应用于生产经营。例如，对窃取的化学配方调整个别辅料比例后用于生产。只要改进后的技术方案实质性包含了原秘密点，即构成使用。
   • 参考、优化使用：“根据商业秘密调整、优化、改进有关生产经营活动”​ 是一种更隐蔽但危害性不低的使用方式。它不要求生产出与权利人完全相同的产品，而是利用秘密信息指引自身研发、生产、销售的方向，避开“雷区”或找到“捷径”，从而节约成本、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例如，根据窃取的研发失败数据，调整自身实验路线；根据获取的竞争对手定价策略模型，优化自身报价方案。
3. 证明的间接性：在诉讼中，直接证明“使用”内部工艺流程或技术细节往往困难。权利人通常通过证明被告接触了商业秘密，且被告在短期内推出了与己方技术功能、效果高度相似的产品，或经营策略发生针对性、反常性变化，结合技术鉴定（如“实质相同”鉴定）和商业逻辑分析，来推定“使用”行为的发生。

四、允许他人使用行为：商业秘密的非法流转与授权

“允许他人使用”，是指将自己持有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有偿或者无偿地提供给他人，或者指导他人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等。

1. 核心特征：从“自身利用”到“促成他人利用”​ 的行为延伸。其性质类似于对非法获取的财产进行“处分”或“许可”，不仅自身侵权，还扩大了侵权主体和损害范围。
2. 行为方式的多样性：
   • 有偿/无偿提供：将商业秘密以技术转让、许可、合作、甚至买卖的方式提供给第三方，无论是否收取费用。这是最典型的“允许他人使用”。
   • 指导使用：不仅提供秘密信息，还通过技术指导、培训、咨询等方式，帮助、教唆第三方将商业秘密应用于其生产经营。例如，离职员工不仅带走客户名单，还帮助新雇主联系这些客户并促成交易。
3. 与“披露”的交叉与区分：向特定人“允许使用”时，必然伴随对该特定人的“披露”。二者的区别在于侧重点：“披露”强调信息的“告知”行为本身，而“允许他人使用”强调授予对方“使用”的权利或提供使用的条件，其目的是促成对方利用该信息营利。在刑事评价中，二者可能构成牵连或吸收关系，但均是对权利人权益的侵害。

表：商业秘密“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行为认定要点

行为类型​	核心侵害法益​	行为特征​	常见表现形式​	司法审查与证明焦点​
披露​	信息的“秘密性”（保密状态）。	使商业秘密被权利人和合法知悉者之外的他人所知。	1. 私下告知特定人（客户、对手）。 2. 公开渠道发布（论文、网络）。 3. 因重大过失导致秘密载体失控。	1. 证明“告知”或“公开”行为的发生。 2. 证明被披露内容与商业秘密的同一性。 3. 范围大小仅影响量刑。
使用​	信息的“价值性”（竞争优势）。	在生产经营中利用商业秘密产生经济价值。	1. 直接用于生产产品/提供服务。 2. 修改、改进后使用。 3. 作为参考，优化自身经营活动。	1. 证明被告产品/策略与商业秘密的“实质性相似”。 2. 证明被告行为与其接触秘密后的反常关联性。 3. 技术鉴定意见。
允许他人使用​	秘密性与价值性的双重侵害。	许可、帮助、促成第三方利用商业秘密。	1. 技术转让或许可（有偿/无偿）。 2. 提供秘密并给予使用指导。 3.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使用。	1. 证明存在“提供”秘密或“指导”使用的行为。 2. 证明行为人与第三方之间的合意与行为关联。 3. 与“披露”行为的竞合关系判断。

五、司法认定中的难点与综合考量

1. “间接使用”与“独立研发”的边界：如何区分“根据商业秘密优化自身活动”与基于自身经验、公知信息的正常商业决策，是实践难点。需审查行为人在接触商业秘密前后，其技术或经营方案是否存在“跳跃式”进步，该进步是否与商业秘密内容存在高度对应性，以及行为人自身的研发能力、历史记录与当前成果是否匹配。
2. “允许使用”中的主观故意：构成“允许他人使用”，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许可、帮助他人使用的故意。如果行为人是被第三方以欺骗手段套取了秘密，其自身并无许可之意，则不构成本项行为，但可能构成过失披露。
3. 刑事与民事标准的衔接：在刑事案件中，对“使用”等行为的证明标准需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尤其对于“改进后使用”或“参考使用”，需要更扎实、排他的证据链。而在民事案件中，可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结合举证责任转移等规则，相对灵活地认定。

结语

“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闭环的最终实现环节，也是权利人损害结果的最直接来源。对这三类行为的精准司法认定，要求裁判者不仅理解其法律定义，更需洞察复杂商业实践中的行为本质。通过明确“披露不论范围”、“使用不限于复制”、“允许使用包含指导”等宽泛而实质的认定标准，法律得以有效覆盖从公开散布、直接抄袭到隐蔽借鉴、非法授权等多种侵权样态。对于企业而言，这要求在维权时，必须从“结果”出发，逆向梳理和固定对方“使用”或“允许使用”的证据，而不仅满足于证明对方“获取”了秘密。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则需在保护创新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审慎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边缘性、隐蔽性的使用行为作出公正、有说服力的认定，从而为商业秘密构筑起坚固而周延的法律防线。

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完整链条中，除了直接实施“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的“第一手”侵权人外，还存在另一类关键角色——明知商业秘密来源非法，仍予以获取、使用的“第二手”或后续接受者。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此类行为“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即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一规定将刑事打击的锋芒延伸至整个侵权链条的末端，旨在从流通和利用环节彻底遏制商业秘密的非法扩散。然而，与直接侵权相比，此类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其核心与难点高度聚焦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要件的证明。本文旨在系统阐释“以侵犯商业秘密论”行为的法律构造，重点剖析“明知”要件的内涵、司法认定路径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一、行为定位：间接侵权在刑法体系中的独立价值

“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所规制的行为，在犯罪构成中具有独特的逻辑定位，它并非直接侵害商业秘密保密状态的“始作俑者”，而是恶意利用他人侵权成果的“后续参与者”。

1. 行为主体的特定性：此类行为的主体是 “第三人”​ 。此处的“第三人”，是相对于前述“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以及“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人而言的。他不是商业秘密的非法“获取者”或“披露者”，而是在他人已完成非法获取或披露后，从该非法源头处​ 再次获取、使用、披露或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人。
2. 行为模式的派生性：其行为（获取、使用、披露等）本身，在形式上可能与合法行为无异。其可罚性的根源不在于行为方式，而在于行为对象的“前手违法性”。换言之，是商业秘密的“非法出身”传导并“感染”了后续的获取、使用行为，使其整体具有了刑事违法性。
3. 制度功能：此规定构建了商业秘密保护的“责任闭环”。它防止直接侵权人通过将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转手”给看似无辜的第三方，来切断责任链条、实现非法利益。通过惩罚恶意的后续接受者，法律极大地增加了非法商业秘密的市场流通难度和风险，从而在源头上抑制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责任核心：“明知”要件的不可或缺性

“明知是该类行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这一表述确立了此类犯罪是典型的故意犯罪，且是“明知”的故意。仅有客观上获取、使用了来源非法的商业秘密的事实，不足以定罪，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确知道”该商业秘密是他人通过侵权手段获得的。

1. “明知”的内涵：指行为人在实施获取、使用等行为时，已经明确认识到其所面对的商业秘密，是前手通过盗窃、贿赂、违约披露等非法方式取得或泄露的。这种认识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可能有问题”。
2. “明知”的证明价值：“明知”要件是区分“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的犯罪行为与善意的、支付了合理对价的商业秘密被许可人或受让人的关键标尺。后者在交易时无从知晓、也不应知道商业秘密的来源存在瑕疵，其权益受法律保护。法律不惩罚因受骗或调查无果而接受非法秘密的诚信第三方。

三、“明知”的具体情形：司法推定的指引

法律实践中，“明知”作为主观心理状态，往往难以通过直接证据证明，而需借助客观事实进行推断。规定中列举的两种情形，为司法推定“明知”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情形一：明知前手有侵权“前科”

“明知他人由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承担过民事责任、受过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 法理基础：一个人过往的违法行为记录，是评估其当前行为合法性的重要背景信息。当行为人知晓其交易对象（商业秘密提供方）曾有侵犯商业秘密的“不良记录”时，作为一个理性的市场参与者，理应对其此次提供的商业秘密来源的合法性产生高度怀疑，并负有更高的审慎核实义务。如果在此情况下，行为人未进行合理核查即贸然接受并使用，其主观上对来源非法性的“明知”或至少是“应知”便可初步建立。
• 认定要点：
  1. “明知”的证明：需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知悉前手的侵权处罚记录。例如，相关判决、处罚决定已公开且广为业内知晓；行为人与前手交流中，对方曾提及或炫耀其“规避”原权利人技术的手段等。
  2. 因果关系的强化：如果行为人在知悉前手“前科”后，仍以明显低于市场合理价值的价格获取该“技术”，或采取异常隐蔽的交易方式，则可进一步强化对其“明知”非法来源的认定。

（二）情形二：明知交易对象是职业间谍

“明知他人系职业性商业间谍”

• 法理基础：商业间谍以非法获取和倒卖商业秘密为业。与这样的人进行商业秘密交易，其信息来源的非法性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明知对方是职业间谍仍与之交易，其主观上追求或放任非法结果发生的意图极为明显，恶意更深。
• 认定要点：
  1. “职业性”的认定：需证明该“他人”具有以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为常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或主要营利手段的特征，而非偶发的侵权者。
  2. “明知”的判定：可通过行为人与该“间谍”的长期、多次异常接触，支付“信息费”而非正常技术转让费，交易内容明显超出对方合法经营范围等间接证据综合判断。

表：“以侵犯商业秘密论”中“明知”要件的认定路径与证据指引

认定路径​	核心事实场景​	可推定“明知”的辅助因素​	抗辩空间（否定“明知”）​
知道前手有侵权记录​	交易对象曾因侵犯商业秘密被起诉、处罚。	1. 记录已公开或行为人明确知晓。 2. 交易价格明显畸低。 3. 未要求对方提供任何权属或来源合法性证明。	行为人进行了合理调查（如要求并审查了形式合法的授权文件），有理由相信来源已合法化。
知道对方是职业间谍​	交易对象以出售各类技术秘密为业，无合法研发背景。	1. 对方身份在业内有一定“名声”。 2. 交易方式诡秘，使用匿名、加密通讯。 3. 提供的信息包罗万象，明显超出单一机构产出能力。	行为人被对方精心设计的虚假身份和伪造文件所欺骗，已尽到行业内一般的注意义务。
其他可推定“明知”的情形​	1. 商业秘密标注有明确的权利人标识，而提供方非权利人且无授权。 2. 获取时间点与权利人商业秘密失窃时间高度吻合。 3. 行为人指示或教唆前手去非法获取。	行为人对明显存疑的线索视而不见，急于促成交易。	信息来源存在多重转手，行为人对最终来源的非法性确实无法知晓。

四、司法实践中的证明难点与综合判断

1. 证明的间接性与推定性：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公诉方或权利人无法提供行为人自认“明知”的直接证据。因此，通过客观行为推断主观认知成为主要证明方法。法院需结合行为人的行业经验、与前手的关系、交易对价的合理性、对商业秘密的审查情况、交易行为的反常性等一系列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其“明知”的程度。
2. “应知”的审慎适用：在刑事领域，严格责任极为罕见。虽然民事侵权中“应知”可能构成过错，但在刑事定罪中，必须坚持证明“明确知道”。司法实践在极特殊情况下，若客观证据足以证明非法来源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处于行为人位置的理性从业者都必然知晓，而行为人辩称不知的理由完全违背常理，才可能将“应知”无限逼近地认定为“明知”，但这必须极为审慎，以免不当扩大打击面。
3. 权利人的举证策略：权利人（被害单位）在维权时，若欲追究第三方的刑事责任，应有意识地搜集能证明该第三方“明知”的证据，例如，向其发送过律师函告知其技术来源非法，但其仍继续使用；或能证明该第三方高管与跳槽并带走秘密的前员工有共谋的通讯记录等。

结语

“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的刑法规则，是构筑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天网”的关键一环。它将刑法的威慑力从侵权链条的起点，有效覆盖至非法的流通与利用终端。其中，“明知”要件的严格把握，则是确保这张“天网”疏密有度、不枉不纵的调节阀。司法实践通过类型化的指引（如明知前科、明知间谍）和综合性的客观推断，致力于在保护企业创新成果与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保障善意第三人利益之间，寻找精妙的平衡点。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这一规则也发出了明确的警示：在商业活动中，尤其是涉及技术引进、人才聘用、并购交易时，必须对拟获取的商业秘密来源履行基本的审慎审查义务。任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心照不宣”地接受来源可疑的商业秘密的行为，都可能使自己从商业伙伴转变为刑事被告人，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制体系中，相较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外部窃取”，“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的“内部背信”构成了另一类典型且高发的侵权行为模式。此类行为的认定，其核心并非聚焦于获取手段的非法性，而在于行为人合法获取信息后，违背了基于特定法律关系产生的信赖与保密义务。这种义务可能源于明示的合同约定，也可能产生于法律、职务或诚实信用原则所默示的信赖关系。准确划定此类行为的边界，特别是明确“默示保密义务”的存在与范围，是司法实践中平衡保护商业秘密、维护商业伦理与保障合理人才流动的关键所在。本文旨在系统解析违反保密义务行为的认定逻辑，重点探讨默示保密义务的法理基础、认定标准及在员工、前员工场景下的具体适用。

一、基本前提：合法持有是背信行为的逻辑起点

认定行为人构成“违反保密义务”或“违反保密要求”的行为，其法律逻辑链条的起点与“不正当手段获取”截然相反。其首要且必要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初是基于合法、正当的缘由和渠道，掌握、知悉或持有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1. 合法来源的多样性：
   • 法律规定：如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 职务职责：企业的董事、高管、核心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员工，因其岗位职责和工作需要，在业务活动中必然接触、知悉相关商业秘密。
   • 合同约定：通过技术开发、合作、许可、转让、咨询、服务等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获知对方的商业秘密。
2. 前提确立的规范意义：这一前提的设定，清晰地划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侵权行为。它意味着，当指控某人“违反保密义务”时，控方或权利人首先需要证明双方存在一个使行为人得以合法知悉秘密的基础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论证行为人违反了该关系中衍生的保密要求。如果行为人从未合法获取过该秘密，则根本无从谈起“违反保密义务”，其获取行为本身就可能构成“不正当手段获取”。

二、核心区分：利用“工作便利”的主动窃取

实践中存在一个模糊地带：某些人员（如行政、后勤、非核心部门员工）因其工作性质，在物理上或权限上“能够接触”到商业秘密的载体或环境，但其本职工作通常并不需要、也未被授权去“知悉或掌握”该秘密的具体内容。

• 区分标准：对于此类人员，“利用工作便利主动搜集、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其行为不再被视为基于职务需要的“合法持有”，而是利用其特殊位置实施的、超出职权范围的主动探知行为。例如，一个IT运维人员利用其管理服务器之便，未经授权复制并查看了本部门技术研发的核心设计文档。
• 法律定性：此种行为被明确规定为 “应当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 。这一定性至关重要，它明确了“合法接触的可能性”不等于“合法知悉的权利”。行为越过了其职权边界，从“被动可能接触”转为“主动非法获取”，其行为的不法性根源就回归到了“手段的不正当性”上，应适用相应的规则进行评价。

三、默示保密义务：基于诚信原则的法定之责

保密义务不仅来源于白纸黑字的合同约定，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即使没有明示约定，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基本的商业道德，当事人也负有默示的保密义务。这是法律对商业秘密提供周延保护的重要体现。

1. 法理基础：在雇佣、合作、交易等特定信赖关系中，一方基于对方的信任而披露或允许其接触商业秘密，另一方理应知晓该信息对披露方的特殊价值及秘密性。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其在知悉后，负有不予泄露和不正当使用的附随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对商业交往中基本信赖的保护，无需当事人另行约定。
2. 义务主体范围：
   • 员工与前员工：这是默示保密义务最典型、最主要的适用群体。员工在职期间对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负有法定的忠实义务和保密义务。即使离职，其对在原单位任职期间知悉的、仍处于秘密状态的信息，仍负有不得擅自披露、使用的后合同义务。
   • 交易相对人：在商业谈判、合同磋商、履行过程中，获知对方商业秘密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潜在投资人等。
   • 其他单位或自然人：如顾问、专家、受托进行审计评估的机构等，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接触到商业秘密。
3. 认定关键：默示义务的成立，核心在于判断该主体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接触或获取的信息属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这需要结合合同的性质、目的、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具体情境进行综合判断。例如，在深入的技术合作谈判中，一方展示的未公开技术方案，相对方理应知晓其秘密性。

四、焦点场景：员工与前员工保密义务的审查要素

在涉及员工、前员工的商业秘密案件中，判断其是否承担保密义务（尤其是默示义务）以及其行为是否构成违反该义务，是审查的重中之重。通常从判断其“是否有渠道或机会获取”入手。

表：员工/前员工接触商业秘密可能性审查要素表

审查要素​	具体内容与考量​	证据示例​
职务、职责、权限​	岗位级别、所属部门（如研发部、销售部、核心管理层）、被授予的系统或物理空间访问权限。	劳动合同、岗位说明书、任命文件、公司组织架构图、系统权限清单。
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任务​	具体负责的项目、研发任务、销售区域、客户群体，工作内容是否直接涉及商业秘密的产生、使用或管理。	项目任务书、工作安排邮件、周/月报、绩效考核表。
参与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形​	是否参加相关技术会议、项目评审、客户谈判；是否负责相关产品的生产、测试、维护。	会议纪要、签到表、出差报销记录、实验记录、工作日志。
接触、控制载体的实际情况​	是否实际保管、使用、存储、复制、控制了载有商业秘密的文件、图纸、代码、数据库、样品等载体。	文件借阅/签收记录、服务器访问日志、代码提交记录、门禁与监控记录、电脑取证记录。
其他相关因素​	是否接受过保密培训、签署过保密承诺、领取保密津贴；信息的保管状态（如是否加密、标注“机密”）。	培训记录、承诺书、薪酬单、文件密级标识。

审查逻辑：首先，通过上述要素审查，判断员工/前员工基于其职务、工作，合法、正常地知悉相关商业秘密具有高度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再审查其离职后的行为（如在新单位使用相同技术、联系原单位核心客户）是否“违反”了其应负的保密义务。如果其根本无法接触到涉案秘密，则违反保密义务的指控基础将不复存在。

五、实践认定的综合性与证据要求

1. 综合判断，避免机械化：对员工是否承担保密义务及其行为性质的判断，应综合其岗位、行为、信息性质、公司管理等多种因素，不能仅凭一纸未签字的保密协议就认定其不承担义务，也不能仅因曾为同事就推定其必然知悉所有秘密。
2. 区分“信息”与“技能”：员工在工作中积累的一般知识、经验、技能（可携带技能）是其个人财富，可以自由使用。保密义务仅限于那些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并经“合理保密措施”保护的特定信息。这是平衡保护商业秘密与保障员工择业自由的核心。
3. 强化证据固定：权利人（企业）应注重日常管理中的证据留痕，如详细的岗位职责描述、系统访问权限的审批与记录、保密培训的签到与考核、载有商业秘密的文件流转记录等。这些既是预防手段，也是在发生纠纷时证明对方“合法获取”并“负有义务”的关键证据。

结语

“违反保密义务”型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是一场围绕“信赖”与“背信”展开的法律评价。它起始于行为人合法持有信息的特殊地位，落脚于其对由此产生的法定义务或默示义务的违背。清晰界定“利用工作便利的主动窃取”与“合法知悉后的违约披露”，准确适用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默示保密义务，并精细化审查员工接触秘密的可能性，是司法实践精准打击内部背信行为、维护健康雇佣关系与商业合作信赖的保障。这不仅要求司法者深刻理解不同侵权模式的本质差异，也对企业建立权责清晰、证据完备的内部信息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在保护企业核心无形资产与尊重人才正当流动权益之间，构建起清晰、稳固且公平的法律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