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核心不仅在于信息的非公知性与价值性，更在于权利人能否建立并维持一套有效的保密义务约束体系。保密义务是连接商业秘密静态法律属性与动态法律保护的关键纽带。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特定主体是否负有保密义务，尤其是对员工、前员工以及虽未明示约定但实质接触秘密的第三方，常常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本文旨在系统解析保密义务的法理基础、司法审查标准及实践认定路径，为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与合规管理提供指引。

一、保密义务的法理基础与法律渊源

保密义务并非纯粹的合同义务，其法律基础具有复合性，源于合同法、侵权法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多重支撑。

1. 法定保密义务与约定保密义务

保密义务首先可分为法定保密义务与约定保密义务。前者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如《民法典》第五百零一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中的保密义务；后者则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明确约定，如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或独立的保密协议。司法实践中，约定保密义务因其明确性而较少产生争议。

2. 默示保密义务：诚信原则的实质延伸

更具复杂性的是默示保密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根据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的性质、目的、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获取的信息属于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这一规定将保密义务的认定从形式合意转向实质判断，体现了法律对商业道德和信赖保护的强化。

其法理在于，当一方基于特殊信赖关系（如雇佣、合作）接触他方核心商业信息时，即负有不得滥用该信息的默示诚信义务。例如，在深度合作洽谈中，接收方对获悉的技术方案，即便未签协议，亦不得擅自使用或披露。

二、保密义务主体的范围界定：从明示到默示的扩张

保密义务主体的宽泛化是商业秘密保护的趋势，其范围已远超传统合同相对方。

1. 典型的义务主体群

• 员工与前员工：基于职务关系与忠实义务，是保密义务的核心主体。
• 交易相对人：如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被许可方等，在业务往来中接触秘密信息。
• 其他单位或个人：包括咨询顾问、中介机构、评估审计人员，甚至参观访问者。

2. “有渠道或机会获取”的认定

法律对主体范围的扩张，关键在于 “有渠道或机会获取”​ 这一连接点。这表明，保密义务的来源不仅基于 “身份”​ （如员工身份），更基于 “行为”​ （即实际接触或可能接触商业秘密的状态）。例如，即使是一名基层员工，若其因工作安排临时接触了核心数据库，则在该事项上即负有保密义务。

三、员工与前员工保密义务的审查因素体系

员工与前员工是商业秘密泄露的主要风险源，也是司法审查的难点。法院在认定其是否负有及违反保密义务时，会构建一个多因素的审查体系。

1. 职务、职责与权限因素

这是判断的起点。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销售总监等因其职位天然被推定有广泛接触商业秘密的机会。但关键在于 “实际权限”​ 而非仅看头衔。需审查公司的组织架构、岗位说明书、内部授权文件等，以确定其制度上被允许接触的信息范围。

2. 本职工作与分配任务因素

员工的保密义务与其 “工作相关性”​ 紧密挂钩。法院会审查员工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否必然涉及或需要使用涉案商业秘密。例如，财务人员可能接触成本数据，但通常不涉及具体生产工艺秘密。若主张其泄露工艺秘密，则需证明该信息与其本职工作存在非常规的关联。

3. 参与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形

此因素关注动态的、具体的 “参与行为”​ 。员工是否曾参与涉案商业秘密的研发、改进项目？是否负责该秘密技术的应用或维护？是否参与涉及该经营秘密的重大谈判或决策会议？项目文档、会议纪要、邮件往来、系统访问日志等是证明“具体参与”的关键证据。

4. 接触、控制商业秘密载体的实际情况

这是最直接的客观证据。审查重点在于员工是否曾物理性或电子化地接触商业秘密载体：

• 保管与使用：是否负责保管技术图纸、实验记录、客户名单汇编等。
• 存储与复制：其工作电脑、云盘是否存储过涉密文件，是否有复制、下载记录。
• 控制与访问：是否拥有涉密数据库、软件系统的访问权限，权限级别如何。
• 其他接触方式：如通过调试设备、测试产品等间接但深入了解秘密信息。

5. 其他综合因素

法院还会结合个案情况，考虑其他因素，例如：

• 保密培训与宣导：公司是否对该员工进行过针对性的保密培训，并要求其签署确认。
• 信息分级管理：公司是否对信息明确标注密级，该员工接触的信息是否被明确标识为“保密”或“绝密”。
• 离职程序：员工离职时，是否办理了商业秘密载体交接与清退手续，公司是否重申保密义务。

四、默示保密义务的认定：诚信原则的具体化

对于未签订保密协议的交易相对方等主体，认定其承担默示保密义务需满足严格条件：

1. 信息接收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信息的秘密性：权利人需证明，在当时情境下，一个理性的行业参与者能够认识到该信息并非公知信息，且权利人对其具有保密意愿。例如，信息被标注“机密”、在保密环境中披露、或根据行业惯例该类信息通常被保密。
2. 披露基于特定信赖关系：信息的披露是为了特定的、有限的目的（如评估合作可能性），而非无条件的赠与或公开。
3. 接收方未提出异议：接收方在获悉信息时，若未立即声明其不接受保密约束，可能被推定为默示同意。

五、司法实践的挑战与企业合规建议

1. 司法认定中的挑战

• 证据固定难：证明员工“具体参与”和“实际接触”依赖内部电子日志、邮件等，其真实性易受质疑，取证技术要求高。
• 义务边界模糊：员工的一般知识、技能与商业秘密的界限难以划清，易引发争议。
• 默示义务标准不一：对于“应当知道”和基于交易习惯的义务，不同法院可能把握尺度不同。

2. 对企业的合规建议

为有效建立和证明保密义务，企业应着力构建 “体系化、证据化”​ 的保密管理框架：

• 分层级签订协议：不仅与全员签订概括性保密条款，更应与涉密岗位人员签订内容具体、范围明确的《保密与知识产权协议》。
• 实行精细化的信息访问控制：建立基于岗位和项目的最小必要权限原则，并完整记录访问日志。
• 强化过程证据管理：在研发、销售等关键环节，形成并妥善保存能体现人员参与和接触秘密的记录（如项目任务书、实验记录签字、系统日志）。
• 实施闭环的离职管理：规范离职面谈、资产归还、系统权限撤销流程，并再次以书面形式告知其持续的保密义务。
• 对外披露时的明示操作：向第三方披露商业秘密前，务必先行签订保密协议。在特殊紧急情况下，也应通过邮件等书面方式明确信息的保密属性及使用限制。

结语

保密义务的审查与认定，是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连接 “秘密信息”​ 与 “侵权行为”​ 的关键桥梁。司法实践已从单纯依赖合同文本，发展为综合考量职务行为、接触事实、行业惯例与诚信原则的实质性审查模式。对于企业而言，建立一套权责清晰、过程留痕、可被司法验证的保密义务管理体系，其重要性已不亚于对商业秘密本身的技术保护。在知识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完善的内控不仅是防范风险的盾牌，更是在潜在纠纷中赢得主动权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