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境外影视作品在我国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权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在司法实践中，经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一规则平衡了证明效率与实质公正，为涉外著作权纠纷提供了解决路径。本文将深入探讨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法律地位、审查标准、适用范围及限制条件，以期为相关实务工作提供参考。

一、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法律定位与制度价值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在著作权权属认定中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和制度价值，其适用既关乎国际义务的履行，也涉及国内法律体系的协调。

1. 法律渊源与规范依据

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采纳提供了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可以作为权属证据。这一规定为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法律效力提供了原则性依据。 201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进一步明确：经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一规定细化了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适用条件与效力层级。

2. 制度价值与功能定位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采纳规则具有三重制度价值：提高司法效率、降低维权成本、履行国际义务。 在“飞乐公司诉梁叶华等案”中，法院采纳了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出具的版权证明书，认定环球国际电影公司系诉争电影作品的版权持有者。这一做法体现了对权利推定原则的适用，有效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同时，该规则也是我国履行《伯尔尼公约》​ 国际义务的体现。公约要求各成员国为起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提供与本国作品同等的保护，而权属证明文件的跨境认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二、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适用条件与审查标准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作为认定权属的初步证据，其适用需满足特定条件，法院在采纳时需进行形式与实质双重审查。

1. 适格机构的认定标准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出具主体必须是经我国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认证机构。截至目前，我国已批准多家境外认证机构，包括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美国电影协会（MPA）、韩国著作权委员会（KCC）等。 这些机构在华常驻代表机构在特定条件下有权出具证明文件。国家版权局明确指出，境外认证机构在华常驻代表机构可以根据其与国外认证机构之间的授权从事著作权认证工作，但署名仍应当是国外认证机构。若常驻代表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出具证明，则属于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行为，可能影响证明文件的效力。 表：主要境外著作权认证机构及其认证范围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认证范围​	在华地位​
美国电影协会（MPA）​	美国	电影、电视作品	国家版权局批准
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	国际组织	音乐录音制品	国家版权局批准
韩国著作权委员会（KCC）​	韩国	各类著作权作品	国家版权局批准
香港影业协会​	中国香港	影视作品	国家版权局指定

2. 证明文件的形式要件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需满足法定形式要求，方具备证据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境外形成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在“寰亚公司诉龙岗电视台案”中，香港影业协会出具的《发行权证明书》经过了上海市卢湾公证处的公证，证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符合法定形式要求。法院强调，未经公证认证的境外证明文件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翻译准确性也是形式审查的关键环节。在“飞乐公司案”中，法院指出翻译件将“exclusive licence”译为“绝对的权利”、将“produced and/or distributed”译为“开发市场及分销”存在不准确之处，强调需对原始文件进行必要审查。

3. 实质审查的标准与方法

法院对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不仅进行形式审查，还需进行实质审查，评估其证明力的大小。实质审查重点关注文件内容的合理性、一致性和完整性。 在“《碧蓝之海》案”中，法院并未单纯依赖日本制作委员会出具的权属证明，而是结合外国法查明报告，对日本影视行业“制作委员会”和“窗口公司”的商业惯例进行审查，最终综合认定权属关系。这种审查方法体现了对境外证明文件的审慎态度。 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与作品署名、合同约定等其他证据不一致时，法院会进行综合判断。在“《现代豪侠传》案”中，法院结合香港影业协会的证明文件与著作权人的确认书，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三、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范围与限制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具有初步证据效力，但其证明力并非绝对，需在特定限制条件下适用。

1. 初步证据效力及其可推翻性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仅具有推定效力，可以被相反证据推翻。当对方当事人提供充分相反证据时，法院可能不予采信证明文件。 在“嘀哩嘀哩案”中，被告质疑原告提供的境外权属证明文件，法院要求原告进一步补充提供授权链的完整证据，包括从原始权利人到原告的每一层授权关系。这表明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可能需要其他证据补强才能形成完整证明力。

2. 地域与事项范围的限制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存在地域范围限制。例如，香港影业协会主要对其会员单位在香港地区的权属情况出具证明，其效力范围应结合具体案情确定。 同时，证明文件仅能针对特定事项产生证明效力。在“飞乐公司案”中，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出具的证明仅能证实环球国际电影公司系作品版权持有者，但不能当然证明授权链条的完整性。法院仍需审查后续授权关系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四、特殊情形下的适用问题

在特定情形下，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适用面临特殊问题，需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处理。

1. 不同法域商业惯例的考量

各国影视行业存在不同的商业惯例，影响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解释与适用。例如，日本盛行的制作委员会模式与窗口公司制度是理解日本影视作品权属的关键。 在“《碧蓝之海》案”中，法院通过外国法查明机制，确认了日本影视行业的特殊惯例：制作委员会成员共同享有著作权，窗口公司有权单独对外授权。这种对域外商业惯例的认体现了涉外知识产权审判的先进理念。

2. 国际公约的适用与衔接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认定需考虑国际公约的适用问题。我国作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有义务为其他成员国国民的作品提供保护，而境外机构证明文件是确认作品国籍的重要依据。 同时，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境外权利人在我国主张著作权保护时，其提供的权属证明文件应享有与国内证据同等的对待机会，当然也需符合我国法律的基本要求。

五、常见争议与解决方案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在适用过程中常见若干争议，司法实践已形成相应解决思路。

1. 授权链条不完整的解决

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未能呈现完整授权链条时，法院通常要求权利人补充证据。在“寰亚公司案”中，原告不仅提供了香港影业协会的证明文件，还提供了原始著作权人eSun.com Limited和East Asia Films Distribution Limited的确认书，形成了完整授权链。 对于跨境多层次授权，法院倾向于审查每一环节的授权关系，确保权利来源清晰。在“《碧蓝之海》案”中，法院审查了从日本制作委员会到Avex公司，再到Bilibili Inc.，最终至原告的完整授权链条。

2. 证据冲突的协调规则

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与其他证据冲突时，法院根据证据规则进行协调。在“嘀哩嘀哩案”中，涉案作品署名的制作委员会信息与版权标记©信息不一致，法院结合外国法查明报告与其他证据，最终认定原始权属归于《碧蓝之海》制作委员会成员。 证据优先顺序方面，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与合同约定、作品署名等证据冲突时，法院通常综合考虑各证据的证明力，而非简单以证据类型确定优先级。

六、制度完善与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制度面临新挑战，需持续完善发展。

1. 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制度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认证机构范围有限，难以覆盖所有国家和地区；证明标准不统一，不同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质量参差不齐；审查难度大，法院需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 随着数字创作和流媒体平台的兴起，新型作品的权利归属更加复杂，对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制度提出新挑战。传统认证机构可能难以适应分布式创作、区块链版权管理等新兴模式。

2. 完善建议与展望

未来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制度可在以下方面完善：扩大认证机构范围，吸纳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专业机构；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推动认证标准互认；探索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跨境权属证明中的应用。 司法层面，可进一步细化审查标准，建立多层次证明体系，根据不同证明事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同时，加强法官涉外知识产权培训，提升国际纠纷解决能力。

结语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在影视作品权属认定中的效力规则，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国际化的重要体现。当前司法实践在坚持实质性审查的前提下，合理认可境外认证机构的证明文件，平衡了保护效率与程序公正。 未来，随着国际版权交易日益频繁，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境外机构证明文件规则，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跨境版权保护体系。通过明确认证标准、统一审查规则、加强国际合作，既有效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又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 对于权利人而言，理解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规则是跨境维权的基础；对于使用者而言，明确权属认定标准是避免侵权的前提；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完善证明文件审查规则是提升裁判公信力的关键。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高效、公平的跨境版权保护体系，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影视作品作为创造性智力成果与资本密集投入的复合产物，其著作权归属认定涉及多方主体利益。我国通过司法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权属认定规则：除有相反证据外，以作品上明确标明的权属信息为首要依据；未明确标明的，则依据署名顺序（先出品单位后摄制单位）进行认定；而行政许可证照仅具参考价值。这套规则平衡了效率与公平，成为促进影视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权属认定的法律框架与复杂性

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问题，源于影视创作多方参与的特殊性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之间的张力。

1.1 法律规定的演进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法律并未对“制片者”这一关键概念作出明确界定。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调整为“视听作品”，并将其著作权初始分配给“组织制作并承担责任的视听作品制作者”，这一调整借鉴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解释，明确了“制作者”的认定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法对影视作品的保护与行政监管层面的要求有所区别。拍摄许可证、发行许可证等行政许可是行业管理的手段，属于行政法体系，而著作权角度的署名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两类常被混淆在一起。

1.2 行业实践与法律规定的差距

在影视行业中，署名方式五花八门，如“出品方”“联合出品方”“摄制方”“联合摄制方”等，这些概念与法律上的“制片者”并不完全对应。这种署名乱象使得权利认定变得复杂，权利人在维权时往往需要获得所有署名单位的授权，工作量巨大。 行业实践中，影视作品的权利归属首先遵循合同约定。正如《战狼》系列电影著作权纠纷案所示，各方通过合同约定权利义务成为行业通行做法。然而，当合同约定不明确或存在漏洞时，就需要依靠法律规定的默认规则进行权属认定。 表：影视作品著作权权属认定的法律依据与行业实践对比

认定依据​	法律效力​	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局限性​
合同约定​	优先适用	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直接证据	可能存在约定不明或商业秘密不便公开
作品署名​	初步证据	无相反证据时认定权属的主要依据	行业署名方式多样，与法律规定不完全对应
行政许可证照​	参考证据	辅助证明作品主体信息	仅反映行政准入资格，不直接确认民事权利

2 “署名推定”原则及其适用标准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这一著作权法基本原则，在影视作品权属认定中具体化为署名推定规则。

2.1 明确标明的权属信息效力优先

当影视作品上存在明确标明的权属信息（如“本影片的著作权归……享有”的声明）时，这类信息具有优先效力。在《在那遥远的地方》案中，法院即是以片尾的著作权声明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 这种权属声明的优势在于其明确性，能够直接反映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尤其在继受取得权利的情况下，清晰的权属声明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作品流通。

2.2 未明确标明权属时的认定顺序

当作品未明确标明权属信息时，法院会按照署名顺序进行认定：首先考虑出品单位，无出品单位时才考虑摄制单位。 出品单位通常是投资方，承担财务风险，与法律意义上的“制片者”最为接近。在《潜伏》案中，联合出品方和联合摄制方被认定为著作权人；而在《满堂爹娘》案中，出品单位被认定为著作权人。 摄制单位主要负责艺术创作和实际制作，通常不享有著作权，除非其同时承担投资风险。这一认定顺序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投资者利益、鼓励创作的立法目的。

3 各类证据在权属认定中的证明力

影视作品著作权权属认定需要综合考量多种证据，不同证据的证明力存在明显差异。

3.1 署名信息的证明力与局限性

作品上的署名信息是权属认定的初步证据，具有基础性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然而，署名的证明力可能被相反证据推翻。在《他来了请闭眼》案例中，拍摄协议中是三方投资拍摄，但片尾署名却多了一个影视公司，出现了不一致。这种情况下，法院需要综合考量各种证据，以探求真实的权利状况。

3.2 行政许可证照的参考价值

制作许可证、拍摄许可证、发行许可证、公映许可证等行政机关颁发的证照，在权属认定中仅具有参考价值，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 这些证照本质上是行政管理手段，反映的是主体从事相关活动的资格，而非民事权利的归属。由于影视行业中存在“挂靠”现象（即无资质单位通过有资质单位申报项目），许可证照记载的主体与实际权利主体可能不一致。

3.3 合同约定的核心地位

投资拍摄协议、版权转让合同等书面文件是确定权属的核心证据。在《七剑》案中，法院即是以投资协议作为著作权认定的依据。 合同约定具有优先于署名的效力。在“《战狼2》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根据案涉合同，原告仅享有“署名权”和“损益权”，而非《战狼》著作权人。这体现了“合同优于署名”的司法原则。

4 权属认定中的例外情形与争议解决

即便存在明确的权属认定规则，实践中仍会出现各种例外情形，需要法院根据具体案件进行裁判。

4.1 相反证据的认定标准

相反证据可能包括投资协议、版权声明、权益转让合同等。在“《喜剧之王》案”中，法院认为电影《喜剧之王》已在先合法制作并发行，具有较高知名度，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被告使用相似名称拍摄电视剧构成不正当竞争。 相反证据必须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即能够充分证明署名与真实权属状况不一致。在实务中，法院会综合考量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做出最接近真实的认定。

4.2 合作作品的权属行使

影视作品多为合作作品，著作权由多个权利人共同享有。这种情况下，著作权的行使需要各方协商一致。 在“《人再囧途之泰囧》案”中，法院指出虽然两部电影在主题、名称上存在相似，但在故事背景、故事情节、人物设置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构成著作权侵权。这体现了对合作作品后续利用中权利边界的界定。

4.3 新型影视作品的权属认定

随着产业发展，微短剧等新型影视形式不断涌现。在武汉洪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微短剧侵权案中，法院认定微短剧具有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创性，属于视听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对于此类新型作品，法院倾向于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根据创作事实和投资关系认定权属，而非拘泥于传统分类。

5 健全权属认定体系的路径

为解决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认定中的问题，需从多个层面入手，构建清晰、高效的权属认定体系。

5.1 规范署名与合同管理

行业内部应规范署名方式，明确各参与方的法律地位。行业协会可以出台合同规范文本，对影视作品的统一署名进行规范。 合同约定应当明确具体，特别是关于权利归属、行使方式、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在“新丽传媒诉派华文化案”中，法院强调了合同约定在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中的重要性。

5.2 明确司法认定标准

司法实践中应进一步统一认定标准，减少裁判不确定性。北京法院在审理影视作品著作权案件时，对于署名的考虑原则和认定态度相对统一：权属声明效力高于一般署名；联合摄制方等需结合合同认定；行政许可不能作为权属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统一裁判尺度。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电影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即起到了这一作用。

5.3 构建权属公示系统

长期来看，建立权属公示系统是解决争议的根本途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或行业协会可以建立影视作品权属数据库，提供权威、便捷的查询服务。 区块链等新技术也可用于构建权属存证系统，实现确权维权的高效化。通过技术手段固定创作事实和权利状态，可以有效预防和解决权属争议。

结语

影视作品著作权权属认定规则的明晰化，对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已形成以署名推定为基础，合同约定为核心，综合考量各种证据的权属认定体系。 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创作形式的多元化，权属认定规则仍需不断完善。通过规范署名、明确规则、加强合同管理等措施，构建更加清晰、高效的权属认定体系，为影视产业繁荣提供法治保障。 对于创作者而言，清晰的权属规则有助于保障其合法权益，激励创作热情；对于投资者而言，可预测的权属状态能够降低风险，促进资本投入；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良好的权属秩序有利于文化产品的传播与利用。多方共同努力，方能构建健康、有序的影视产业生态。

在著作权法领域，境外影视作品的保护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这些作品未经我国行政审批程序时，其是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何保护等问题，曾引发广泛讨论。我国司法实践逐渐形成共识：作品是否经过行政审批程序不影响其享有的著作权保护，境外影视作品同样应当依据著作权法受到平等保护。这一原则的确立，体现了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的尊重，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

1 境外影视作品保护的法律框架与背景

境外影视作品著作权保护问题背后，涉及国际公约义务、国内法律体系与行政管理需要三者的复杂互动。理解这一背景，是准确把握相关法律规则的前提。

1.1 国际公约下的著作权保护原则

根据《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自动保护原则，作品自创作完成时起即自动享有著作权，无需履行任何形式手续。我国作为伯尔尼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为其他成员国国民的作品提供符合公约要求的保护。 伯尔尼公约第5条明确规定，著作权的享有和行使不受作品来源国保护条件的限制。这意味着，即使境外影视作品未履行我国行政审批手续，也不应影响其在我国著作权法下的受保护资格。

1.2 我国著作权法的演进与现状

我国著作权法历经修改，逐步完善了对境外作品的保护体系。1990年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曾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这一规定在2010年修正时被删除，体现了立法理念的重大转变。 现行著作权法第2条明确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著作权，并受本法保护。这一规定确立了境外作品在我国受到保护的法律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保护与市场准入管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行政审批是一种行政许可制度。境外影视作品能否进入我国市场发行放映，与其是否享有著作权保护，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2 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与演进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应如何保护，曾存在不同观点和裁判标准。通过分析这些争议及其演进，可以更好地把握当前的法律适用标准。

2.1 历史上的三种裁判观点

在早期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保护问题主要形成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属于“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这种观点曾见于一些地方法院的判决，如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兰发民三初字第060号民事判决便采纳了这一立场。 第二种观点承认这类作品享有著作权，但主张限制保护程度。持此观点的法院认为，权利人只能请求停止侵权，不能获得经济损失赔偿。江西省高级法院曾有此立场的判例。 第三种观点则给予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完全保护，既支持停止侵权的请求，也支持赔偿损失的主张。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珠中法民三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即采此立场。 表：三种裁判观点比较

观点类型​	著作权保护​	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	法理基础​
不保护观点​	不承认著作权	不支持	不支持	作品属于“法禁作品”
限制保护观点​	承认著作权	支持	不支持	权利行使受行政审批限制
完全保护观点​	承认著作权	支持	支持	著作权自动产生，独立于行政审批

2.2 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立场

随着实践发展，最高人民法院逐步明确了对此问题的立场。在（2010）民提字第39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境外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以获得行政审批为条件。 这一立场体现了对著作权自动保护原则的坚持，将著作权保护与市场准入管理区分为两个独立的法律问题。著作权是自动产生的民事权利，而行政审批是针对市场行为的行政许可，二者不应混淆。 在美亚文化公司与荆州电视台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进一步阐释：虽然涉案影片未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但这并不影响著作权本身的存在，著作权人仍有权禁止他人非法使用作品。

3 著作权保护与行政审批的法律界限

准确理解著作权保护与行政审批的关系，需要从法理上厘清二者的法律属性、功能定位和规范对象。

3.1 权利属性与规范对象的差异

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其产生基于创作行为，旨在保障创作者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控制。相比之下，行政审批是一种行政许可，其设立基于行政管理需要，目的是维护文化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从规范对象看，著作权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行政审批法规主要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市场准入资格和行为规范。如《电影管理条例》主要规范电影进口经营单位的行为，而非直接限制著作权内容。

3.2 “法禁作品”的正确解读

对“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这一概念的误解，曾是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版权局的解释，这一概念指内容非法（如反动、淫秽、宣扬迷信等）的作品，而非指未履行审批程序的作品。 1998年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侵华日军投降内幕〉一书著作权纠纷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中明确指出：“如果内容不违法，仅仅是出版、传播方式非法或不符合有关出版规定，则不是《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所称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这一区分对司法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内容违法的作品可能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而仅因程序瑕疵未获审批的作品，只要内容合法，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4 当前法律适用标准与规则

随着理论认识深化和司法实践发展，对于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保护问题，已形成较为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4.1 著作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当前司法实践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处理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保护问题： 自动保护原则：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时自动产生，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境外影视作品不论是否经过行政审批，都享有著作权法保护。 内容审查优先原则：判断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关键看其内容是否合法，而非是否履行审批程序。只要内容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不损害公共利益，就应受保护。 保护与准入分离原则：著作权保护与市场准入管理是两个独立问题。作品未获行政审批，仅意味着其不能合法进入市场流通，不影响其享有的著作权保护。

4.2 侵权责任的标准

对于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也已明确： 停止侵权责任：只要被告未经许可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且不符合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情形，即应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这一责任形式不因作品是否经过行政审批而受影响。 赔偿责任：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以“填平原则”为主，旨在弥补权利人因侵权遭受的损失。对于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权利人虽不能合法进入中国市场，但侵权人擅自使用作品仍可能导致权利人在其他市场的许可费损失或商业机会损失，应予赔偿。 合理费用：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开支，如律师费、公证费等，无论作品是否经过行政审批，都应得到支持。

5 法律适用中的特殊问题

在具体案件审理中，还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需要根据相关法律原则和规则予以解决。

5.1 证据认定与权利归属证明

对于境外影视作品，权利归属的证明存在一定特殊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都可以作为证据。 对于国外（境外）著作权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如果国外（境外）认证机构是经我国国家版权局批准的合法机构，其出具的证明一般应予采信。

5.2 法律冲突与国际私法问题

当境外影视作品内容在不同法域可能产生不同评价时，会涉及法律冲突问题。根据国际私法原理，著作权保护适用权利主张地法，即在我国主张著作权保护，应适用我国法律判断作品是否受保护。 对于内容合法性的判断，应以我国法律为标准。只要作品内容不违反我国宪法和法律、不损害公共利益，就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不论其在来源国是否合法。

6 制度完善与展望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技术不断发展，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保护制度仍需完善。

6.1 当前制度存在的问题

当前制度在以下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 裁判标准不统一：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表态，但各地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中仍存在差异，特别是赔偿金额的确定标准不够统一。 行政与司法衔接不足：著作权保护与行政审批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司法裁判与行政管理之间的衔接机制可以更加完善。 国际视野有待加强：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更加注重国际公约的理解与适用，提高我国著作权保护的国际认同度。

6.2 完善建议

针对当前制度存在的问题，可考虑以下完善方向： 加强司法解释指导：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特别是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 健全行政司法协作机制：建立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机制，提高著作权保护的整体效能。 提升国际规则运用能力：加强对国际公约的研究与适用，提高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结语

境外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是衡量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尺。我国通过法律修改和司法实践，已确立了对未经行政审批的境外影视作品予以保护的原则，体现了对国际义务的认真履行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交流深化，境外影视作品保护将面临新挑战。相信通过不断健全法律体系、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国际合作，我国将构建更加完善的著作权保护环境，为文化创新和知识传播提供有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