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境外影视作品在我国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权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在司法实践中，经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一规则平衡了证明效率与实质公正，为涉外著作权纠纷提供了解决路径。本文将深入探讨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法律地位、审查标准、适用范围及限制条件，以期为相关实务工作提供参考。

一、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法律定位与制度价值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在著作权权属认定中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和制度价值，其适用既关乎国际义务的履行，也涉及国内法律体系的协调。

1. 法律渊源与规范依据

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采纳提供了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可以作为权属证据。这一规定为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法律效力提供了原则性依据。 201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进一步明确：经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一规定细化了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适用条件与效力层级。

2. 制度价值与功能定位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采纳规则具有三重制度价值：提高司法效率、降低维权成本、履行国际义务。 在“飞乐公司诉梁叶华等案”中，法院采纳了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出具的版权证明书，认定环球国际电影公司系诉争电影作品的版权持有者。这一做法体现了对权利推定原则的适用，有效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同时，该规则也是我国履行《伯尔尼公约》​ 国际义务的体现。公约要求各成员国为起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提供与本国作品同等的保护，而权属证明文件的跨境认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二、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适用条件与审查标准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作为认定权属的初步证据，其适用需满足特定条件，法院在采纳时需进行形式与实质双重审查。

1. 适格机构的认定标准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出具主体必须是经我国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认证机构。截至目前，我国已批准多家境外认证机构，包括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美国电影协会（MPA）、韩国著作权委员会（KCC）等。 这些机构在华常驻代表机构在特定条件下有权出具证明文件。国家版权局明确指出，境外认证机构在华常驻代表机构可以根据其与国外认证机构之间的授权从事著作权认证工作，但署名仍应当是国外认证机构。若常驻代表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出具证明，则属于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行为，可能影响证明文件的效力。 表：主要境外著作权认证机构及其认证范围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认证范围​	在华地位​
美国电影协会（MPA）​	美国	电影、电视作品	国家版权局批准
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	国际组织	音乐录音制品	国家版权局批准
韩国著作权委员会（KCC）​	韩国	各类著作权作品	国家版权局批准
香港影业协会​	中国香港	影视作品	国家版权局指定

2. 证明文件的形式要件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需满足法定形式要求，方具备证据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境外形成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在“寰亚公司诉龙岗电视台案”中，香港影业协会出具的《发行权证明书》经过了上海市卢湾公证处的公证，证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符合法定形式要求。法院强调，未经公证认证的境外证明文件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翻译准确性也是形式审查的关键环节。在“飞乐公司案”中，法院指出翻译件将“exclusive licence”译为“绝对的权利”、将“produced and/or distributed”译为“开发市场及分销”存在不准确之处，强调需对原始文件进行必要审查。

3. 实质审查的标准与方法

法院对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不仅进行形式审查，还需进行实质审查，评估其证明力的大小。实质审查重点关注文件内容的合理性、一致性和完整性。 在“《碧蓝之海》案”中，法院并未单纯依赖日本制作委员会出具的权属证明，而是结合外国法查明报告，对日本影视行业“制作委员会”和“窗口公司”的商业惯例进行审查，最终综合认定权属关系。这种审查方法体现了对境外证明文件的审慎态度。 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与作品署名、合同约定等其他证据不一致时，法院会进行综合判断。在“《现代豪侠传》案”中，法院结合香港影业协会的证明文件与著作权人的确认书，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三、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范围与限制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具有初步证据效力，但其证明力并非绝对，需在特定限制条件下适用。

1. 初步证据效力及其可推翻性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仅具有推定效力，可以被相反证据推翻。当对方当事人提供充分相反证据时，法院可能不予采信证明文件。 在“嘀哩嘀哩案”中，被告质疑原告提供的境外权属证明文件，法院要求原告进一步补充提供授权链的完整证据，包括从原始权利人到原告的每一层授权关系。这表明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可能需要其他证据补强才能形成完整证明力。

2. 地域与事项范围的限制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存在地域范围限制。例如，香港影业协会主要对其会员单位在香港地区的权属情况出具证明，其效力范围应结合具体案情确定。 同时，证明文件仅能针对特定事项产生证明效力。在“飞乐公司案”中，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出具的证明仅能证实环球国际电影公司系作品版权持有者，但不能当然证明授权链条的完整性。法院仍需审查后续授权关系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四、特殊情形下的适用问题

在特定情形下，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适用面临特殊问题，需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处理。

1. 不同法域商业惯例的考量

各国影视行业存在不同的商业惯例，影响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解释与适用。例如，日本盛行的制作委员会模式与窗口公司制度是理解日本影视作品权属的关键。 在“《碧蓝之海》案”中，法院通过外国法查明机制，确认了日本影视行业的特殊惯例：制作委员会成员共同享有著作权，窗口公司有权单独对外授权。这种对域外商业惯例的认体现了涉外知识产权审判的先进理念。

2. 国际公约的适用与衔接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认定需考虑国际公约的适用问题。我国作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有义务为其他成员国国民的作品提供保护，而境外机构证明文件是确认作品国籍的重要依据。 同时，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境外权利人在我国主张著作权保护时，其提供的权属证明文件应享有与国内证据同等的对待机会，当然也需符合我国法律的基本要求。

五、常见争议与解决方案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在适用过程中常见若干争议，司法实践已形成相应解决思路。

1. 授权链条不完整的解决

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未能呈现完整授权链条时，法院通常要求权利人补充证据。在“寰亚公司案”中，原告不仅提供了香港影业协会的证明文件，还提供了原始著作权人eSun.com Limited和East Asia Films Distribution Limited的确认书，形成了完整授权链。 对于跨境多层次授权，法院倾向于审查每一环节的授权关系，确保权利来源清晰。在“《碧蓝之海》案”中，法院审查了从日本制作委员会到Avex公司，再到Bilibili Inc.，最终至原告的完整授权链条。

2. 证据冲突的协调规则

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与其他证据冲突时，法院根据证据规则进行协调。在“嘀哩嘀哩案”中，涉案作品署名的制作委员会信息与版权标记©信息不一致，法院结合外国法查明报告与其他证据，最终认定原始权属归于《碧蓝之海》制作委员会成员。 证据优先顺序方面，当境外机构证明文件与合同约定、作品署名等证据冲突时，法院通常综合考虑各证据的证明力，而非简单以证据类型确定优先级。

六、制度完善与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制度面临新挑战，需持续完善发展。

1. 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制度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认证机构范围有限，难以覆盖所有国家和地区；证明标准不统一，不同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质量参差不齐；审查难度大，法院需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 随着数字创作和流媒体平台的兴起，新型作品的权利归属更加复杂，对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制度提出新挑战。传统认证机构可能难以适应分布式创作、区块链版权管理等新兴模式。

2. 完善建议与展望

未来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制度可在以下方面完善：扩大认证机构范围，吸纳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专业机构；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推动认证标准互认；探索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跨境权属证明中的应用。 司法层面，可进一步细化审查标准，建立多层次证明体系，根据不同证明事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同时，加强法官涉外知识产权培训，提升国际纠纷解决能力。

结语

境外机构证明文件在影视作品权属认定中的效力规则，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国际化的重要体现。当前司法实践在坚持实质性审查的前提下，合理认可境外认证机构的证明文件，平衡了保护效率与程序公正。 未来，随着国际版权交易日益频繁，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境外机构证明文件规则，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跨境版权保护体系。通过明确认证标准、统一审查规则、加强国际合作，既有效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又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 对于权利人而言，理解境外机构证明文件的效力规则是跨境维权的基础；对于使用者而言，明确权属认定标准是避免侵权的前提；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完善证明文件审查规则是提升裁判公信力的关键。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高效、公平的跨境版权保护体系，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