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在侵权判定中经常出现一个特殊问题：产品能够在不同使用状态下呈现不同外观，而侵权产品可能只具备其中部分状态。人民法院究竟应把专利的哪个状态作为比对对象，直接决定案件的走向。如果只看静态主视图或者最接近的使用状态，可能把不能实现专利全部状态的产品认定为侵权；如果机械要求每个细节完全一致，又可能让以近似方式实现各状态的产品逃脱责任。司法解释对这种情形设置了专门的裁判规则，处理思路需要回到变化状态图的公示内容和各使用状态的整体视觉效果。

一、变化状态产品的保护范围以全部使用状态为边界

变化状态产品，通常指在销售和使用过程中可以改变形态、并在不同形态下呈现不同外观的产品，例如折叠桌椅、折叠式眼镜、可变形玩具、伸缩式灯具、翻盖或折叠式电子设备等。此类产品的外观设计申请往往同时提交产品处于不同状态时的视图，以说明该产品从收纳状态到展开状态、从闭合状态到开启状态所呈现的整体外观。

外观设计专利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权利要求书，图片或者照片所展示的产品外观本身就承担划界功能。对于变化状态产品而言，状态视图并非仅供说明产品如何使用，而是将申请人在授权阶段选择保护的各使用状态公之于众。因此，《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把“变化状态图所示各种使用状态下的外观设计”作为侵权比对对象，要求被诉侵权设计对每一种状态均作出回应。

该规则包含两个方向上的法律后果。其一，被诉侵权设计与专利各使用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相同或者近似的，法院应认定落入保护范围。其二，被诉侵权设计缺少其中一种使用状态，或者虽具备相应状态但与专利该状态的外观设计不相同也不近似的，法院应认定未落入保护范围。这里的“缺少一种使用状态”，指向被诉产品客观上无法实现专利文件所示的变化状态；这里的“不相同也不近似”，指向产品具备状态变换能力，但在某一状态的视觉效果上与专利存在实质差异。

需要注意，全状态比对并不要求被诉产品的状态数量与专利状态数量完全相同。判断对象是专利文件记载并纳入保护范围的各种状态，只要被诉产品能够实现这些状态，且各状态分别与专利相同或者近似，附加的额外状态通常不会自动排除侵权成立。实务中应避免把第十七条误读为“状态数量相等才侵权”。

二、变化状态图与使用状态参考图的区分

（一）变化状态图直接用于确定保护范围

《专利审查指南》在图片或者照片要求中区分了产品视图、使用状态参考图与变化状态产品的状态视图。变化状态产品的使用状态图，以产品变化过程中呈现的不同状态为基础，通常需要与主视图、后视图、俯视图等基本视图结合，完整展示产品在各使用状态下的外观。此类视图属于图片或者照片中展示的外观设计本身，能够用于确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二）使用状态参考图原则上用于解释使用方式

使用状态参考图主要用于说明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使用场所，通常为了帮助确定产品类别而提交。如果视图名称为“使用状态参考图”，即使其内容客观上显示出产品存在多种形态，也容易被理解为申请人并未将相关状态纳入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申请人在提交图片或者照片时选择何种名称，会对授权后的保护范围产生实际影响。

（三）视图名称与内容错位的裁判审查

实践中会出现视图名称与视图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法院处理此类争议时，会结合专利授权文件、简要说明、专利审查阶段的补正机会和申请人公开的意思表示综合判断，通常难以在侵权诉讼中允许权利人突破已经公示的视图名称另行解释保护范围。若权利人在申请阶段把具有状态变化内容的图标注为使用状态参考图，未通过补正或者更正将其列为变化状态图，事后又主张该状态决定保护范围，可能面临禁止反言或者公示信赖方面的障碍。

三、各使用状态的整体观察与综合判断

变化状态产品侵权判定的核心，在于分别对每一种使用状态适用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判断的一般方法。法院应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观察专利图片或者照片所展示的各使用状态与被诉侵权产品相应状态的相同设计特征和区别设计特征，从整体视觉效果是否无实质差异的角度作出判断。局部设计特征相同或者相近，不足以单独支持构成侵权；某一使用状态的整体视觉效果存在明显区别，则可能直接阻却侵权成立。

在进行各状态比对时，还应注意同一变化过程可能对整体视觉印象产生叠加影响。产品如何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通常会影响使用者在各状态中感知到的外观，但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的比对基准仍以“变化状态图所示各种使用状态下的外观设计”为限。权利要求公示范围内未记载的状态变化细节，应结合图片或者照片的实际表达确定其是否具有限定作用。

四、典型案例的裁判逻辑

（一）玩具刀案：被诉产品不能实现变化状态，不落入保护范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2016）京73民初219号案，是适用《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的代表性案件。涉案专利为“玩具刀（疾影）”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文件除基本视图外还包含使用状态图。从使用状态图看，该玩具刀的刀刃部分可以由中间向两侧打开，刀柄部分可以向下折叠，变化后呈现类似手枪的外观形态。被诉侵权产品同为玩具刀，但刀刃与刀身不可拆分，刀柄无法折叠，形态不能发生相应变化。

法院认为，涉案专利属于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使用状态图可以作为确定保护范围的依据，并与基本视图共同限定专利保护范围。被诉侵权产品虽然与专利在产品种类和静态刀型外观上有相近之处，但其无法实现涉案专利使用状态图所示的手枪型外观，二者在该状态下的区别明显，至少不属于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据此，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该案对理解第十七条具有直接意义：当专利保护范围包含特定变化状态时，仅静态外观接近尚不足够。被诉产品能否实现专利所示变化状态，是入界判断的重要事实前提。

（二）软体灯罩案：状态内容置于参考图时，对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有限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2015）粤知法专民初字第976号案，则从另一角度展示视图名称的意义。涉案专利为“软体灯罩（LS-1023）”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文本包含主视图、后视图、立体图及多幅使用状态参考图。多幅使用状态参考图实际显示出灯罩瓣片可以通过折痕自然下垂形成罩体，并可在不同条件下形成多种状态。权利人主张被诉侵权产品落入专利保护范围。

法院认为，涉案专利虽然以多幅使用状态参考图展示了产品的不同变化状态，但相关状态呈现在使用状态参考图中，应理解为专利权人并未将各变化状态列入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法院随后以主视图、后视图、立体图所展示的静态外观为比对对象，认定被诉侵权产品构成近似设计，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该案说明，状态变化是否纳入保护范围，需要首先回到专利文件的视图名称和公示内容。对权利人而言，希望获得状态变化保护时，应在申请文件中明确提交“变化状态图”或者能够被认定为变化状态视图的图片；把关键状态仅放入使用状态参考图，可能在维权时无法获得预期保护。

两案结合来看，第十七条的适用逻辑可以概括为：专利文件确定哪些状态受保护，被诉产品确定能否实现这些状态，法院再逐一判断各状态是否相同或者近似。前一个案例展示“具备状态变化保护但被诉产品缺少状态”的阻却效果，后一个案例展示“状态变化内容未依法公示”时对权利人主张的限制。

为便于对照，两个案例的裁判要点可归纳如下。

案例	状态图设置	被诉产品事实	裁判结论	实务要点
玩具刀案	使用状态图展示打开与折叠状态	刀刃不可打开、刀柄不可折叠	缺少变化状态，未落入保护范围	状态可变化性需要核实物证
软体灯罩案	多幅使用状态参考图展示变化状态	静态外观与专利基本视图近似	状态未纳入保护范围，静态比对构成侵权	申请时应选择变化状态图表达拟保护状态

表：变化状态产品外观设计典型案件裁判比较

五、申请、维权与应对中的操作要点

（一）申请阶段应明确拟保护的状态并提交完整视图

申请人需要先梳理产品在商业流通和实际使用中最可能被仿冒的几种形态。若折叠、展开、闭合、开启等状态均可能构成消费者的视觉识别对象，应在图片或者照片中完整提交相应状态的变化状态图。视图名称、简要说明与图片内容应保持一致，避免将本应受保护的状态放入使用状态参考图。

设计布局层面，还应考虑单件申请与相似设计合案申请、分案申请之间的取舍。变化状态越多，单件外观设计专利因视图记载而限缩的保护范围越具体；对于形态差异较大的状态，可能需要在申请阶段通过合法布局预留必要的保护空间。申请人应结合产品生命周期、主要销售渠道和潜在竞争对手的仿冒方式作出决定。

（二）权利人维权时应先固定被诉产品的状态能力

权利人起诉前，需要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能够或不能实现各专利使用状态的证据。对折叠产品，可制作折叠过程演示视频；对可变形产品，应拍摄完整变形过程；对电子设备或灯具等需要通电或操作才能显示状态的产品，应保存操作过程记录。仅提交静态照片，容易让状态变换是否可实现的争议悬而未决。

侵权比对中，权利人应当将专利每一种使用状态与被诉产品对应状态分别说明，并指出相同设计特征形成的整体视觉印象。若某一状态确实无法对应，权利人也应提前评估该状态是否属于保护范围中不可放弃的部分，避免在诉讼中被法院以“缺少任一状态即未落入”为由驳回。

（三）被诉侵权人应逐状态检验专利视图与产品形态

被诉侵权人收到侵权主张后，首先应查看涉案专利授权文本中的视图名称，区分变化状态图与使用状态参考图。若原告主张的状态仅出现在参考图，应指出该状态原则上不能用于确定保护范围。若原告主张的状态属于变化状态图，则应重点审查被诉产品是否具备相应状态变换能力，以及各状态在整体视觉上是否与专利相同或者近似。

产品未设置相应折叠、滑动、旋转或拆装结构的，可以提出“缺少变化状态”的抗辩，并结合实物拆解、结构照片和操作演示说明产品形态固定。产品具备状态变换能力但某一状态视觉效果存在明显区别的，应提交该状态与专利相应状态的多角度对比材料，指出影响整体视觉效果的设计差异。法庭勘验或技术事实查明对这类案件尤为重要，当事人应尽早准备可供现场演示的产品样本和状态记录。

综上所述，变化状态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判定，以专利文件中变化状态图所示全部使用状态为保护边界，以被诉产品对各状态的实现情况和各状态的整体视觉比较为判断路径。《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将“缺少一种状态”和“某一状态不相同也不近似”统一处理为未落入保护范围，既尊重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的公示功能，也避免仅凭单一静态视图扩大专利权边界。玩具刀案说明，静态外观接近但缺少状态变化能力，可能阻却侵权认定；软体灯罩案说明，拟保护状态若未以变化状态图公示，权利人难以在诉讼中另行扩张解释。对于外观设计申请人和被诉企业而言，状态视图布局、操作演示证据和逐状态比对材料，才是控制该类案件结果的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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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入量刑阶段后，“一般不适用缓刑”常被作为结论直接引用。但办案实务首先应当确认，这类表述并非现行司法解释的原文。它主要出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0号）第八条。自2025年4月26日起，该解释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废止。继续把旧条文当作现行规则使用，既会造成量刑预判偏差，也会使辩护、认罪认罚协商和裁判说理建立在错误规范之上。

从实务处理看，准确分析这类情节，既要识别“从重处罚”与“缓刑限制”的不同功能，也要注意“因行政处罚后再犯”的规范位置已经发生变化。笔者以现行解释第二十三条为基准，结合典型案件说明各项情节的认定思路、证据审查和辩护应对，避免将已经废止的规则机械套用于现行案件。

一、规范沿革：旧第八条与现行第二十三条的区分

法释〔2020〕10号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一般不适用缓刑：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商标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这一条文曾在较长时期内成为知识产权刑事量刑的重要依据，但整体文本已被现行解释取代。

法释〔2025〕5号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酌情从重处罚：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或者服务注册商标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新旧规则的差异不仅在于文字表述，更影响量刑结构。现行条文删去了“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这一项，也未再使用“一般不适用缓刑”的表述，同时将特殊时期假冒注册商标的对象扩展至“商品或者服务”。法释〔2025〕5号第三十一条明确废止法释〔2004〕19号、法释〔2007〕6号、法释〔2020〕10号及法释〔2005〕12号，因此旧第八条不能再作为独立裁判依据援引。

情形	法释〔2020〕10号第八条	法释〔2025〕5号第二十三条	实务影响
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	可酌情从重，一般不适用缓刑	一般酌情从重	从重评价保留，个案仍须综合审查
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犯罪	可酌情从重，一般不适用缓刑	未再单列为独立从重情节	主要通过降低入罪数额门槛影响定罪量刑
特殊时期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注册商标	限于商品注册商标	商品或者服务注册商标	评价对象随商标犯罪范围扩大而调整
拒不交出违法所得	可酌情从重，一般不适用缓刑	一般酌情从重	与悔罪表现、再犯危险评价直接相关

表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从重处罚情节的新旧规则对照

二、“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审查

（一）判断重心在于职业性和经营性

“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核心，不是简单认定行为人有正式营业资格，也不是要求其完全不存在合法经营。该情节关注的是侵权活动是否成为行为人日常经营、收入来源和主要谋生方式的组成部分。办案中应综合考察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生产销售规模、场所设备投入、人员分工、渠道稳定性、资金流向及违法所得在全部收入中的占比，判断其是否具有长期性、专门性和组织性。

（二）最高检指导性案例中的从严评价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六批指导性案例中的陈力等八人侵犯著作权案（检例第100号），对上述评价提供了具体参照。该案中，陈力等人长期维护盗版影视资源网站，复制、传播大量影视作品，侵权经营具有持续性、组织性和较大规模。检察机关对部分被告人提出不应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上海三中院最终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四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裁判理由显示，司法机关并非仅因侵权次数多就自动排除缓刑，而是将经营时间、传播范围、组织分工、侵权规模以及累犯等情节共同纳入“再犯罪危险”的判断。该案虽早于现行解释，其规范逻辑仍可参照：以侵权为业并非机械标签，而应作为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要素。

（三）合法经营与侵权经营并存的审查

实务中更常见的情形是，当事人并非只做侵权业务，而是同时存在自有品牌、代工业务或其他收入。此时不宜仅凭当事人从事过侵权活动即认定“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如果当事人以侵权业务为主要经营内容，侵权收入是主要利润来源，只是另外保留少量合法业务作掩护，仍应认定为以侵权为业；反之，若合法业务占主要部分，侵权仅系偶发、附带或一次性行为，则不能当然套用该情节。审查时应回到资金流、订单、账册、库存、平台记录等客观证据，避免以言词供述代替行为判断。

三、特殊时期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的从严评价

（一）时间因素与对象因素应一并审查

现行条文将评价限定于“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并要求针对“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或者服务”的注册商标实施假冒。时间因素解决行为发生于特定公共风险期间，对象因素决定行为是否直接触及防疫、救灾等公共利益。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即使商品本身属于防疫物资，但行为发生在事件基本结束、已无重大社会影响之后，是否适用该从重情节仍应结合具体时期判断；同样，若事件期间实施的假冒行为不涉及抢险救灾、防疫物资，也不宜机械扩张适用范围。

（二）从商品到服务的规范扩展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假冒服务注册商标行为纳入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后，司法解释相应扩展了特殊时期从重情节的对象范围。旧解释只写“商品”，现行解释表述为“商品或者服务”，这意味着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对抢险救灾、防疫相关服务中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标识的行为，也应在满足同一种服务、相同商标等要件后纳入评价。辩护和审查时尤其要注意服务类别、商标核定服务范围及行为性质是否同一，不能仅凭“防疫”“救灾”等词汇扩张入罪。

（三）典型案例反映的裁判方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5年4月24日发布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中，龙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为这类情形的审查提供了观察样本。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间，龙某等人未经权利人许可，购买白板防护服和包装材料后自行包装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并贴附权利人注册商标对外销售，共销售4万余套，非法经营数额58万余元。法院认定涉案医用防护服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各被告人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并判处刑罚。该案入选典型案例重点阐明同一种商品的认定规则，但事实同时说明，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制售假冒防疫物资，会从危害公共卫生与防疫秩序的角度受到从严评价。

四、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规范评价

（一）该情节的核心是“拒不”而非“未退”

拒不交出违法所得，既涉及追缴程序，也反映行为人是否认罪悔罪。现行条文将该项列为一般酌情从重情节，原因是行为人掌握违法所得流向却拒绝配合追缴，通常说明其未真正接受裁判、积极消除犯罪后果，后续再犯罪风险较高。但认定时应当区分客观不能与主观拒绝：违法所得已被挥霍、灭失或因经济困难无法退赔的，属于退赔能力问题；有实际控制款项、明确资金流向或可查明账户而不如实说明、拒绝交出的，才可能构成拒不交出。

（二）拒绝配合与认罪认罚的关系

从认罪认罚制度看，“认罪认罚”并非仅指形式上签署具结书。若行为人承认犯罪事实，却拒绝说明能够查明的违法所得去向，办案机关通常会认为其悔罪表现不完整，从而影响从宽幅度。现行解释第二十四条将认罪认罚、取得权利人谅解等列为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说明悔罪表现与从重从轻评价存在对应关系。辩护策略上，若当事人确有退赔意愿和退赔条件，宜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尽早配合核算违法所得、主动退赔，而非将退赔问题拖延至一审量刑阶段再提出。

（三）实务中的辩护审查点

实践中，办案机关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应当建立在销售收入、进货成本、账户流水、平台结算等证据基础上，不能仅以当事人拒绝回答即推定全部涉案资金均为其控制。对当事人而言，既要避免以“没钱”掩盖拒不交出，也要在辩护中要求司法机关区分共同犯罪中的个人分赃、应退金额与实际控制能力。若违法所得数额存在重大争议，先行协商退赔方案时应注意不因数额口径错误造成不利自认。

五、旧解释第二项：行政处罚后再犯已非独立从重情节

这是新旧规则之间最容易出现错误衔接的部分。旧解释第八条第二项将“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规定为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一般不适用缓刑的情节。现行解释第二十三条没有保留该独立情节，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处罚后再犯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而是其规范功能从量刑加重转向了定罪门槛。

例如，现行解释第三条针对假冒注册商标罪规定，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即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较一般情形要求的违法所得三万元或非法经营五万元明显降低。同类逻辑还体现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等罪名的相应条款中。也就是说，行政处罚后再犯更容易达到入罪或升档门槛，但在具体量刑时不应直接引用已经废止的旧第八条第二项作从重依据。

办案中对此类情节的审查，应向前延伸至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情况、再次实施时间、前后行为同一性及是否更换经营主体逃避监管等事实。前次处罚证明行为人已经受到教育和警示，短期内再次实施同类侵权，说明主观恶性与再犯风险较高。此类情节虽不再单独出现在现行从重条款中，仍可作为评价主观恶性、悔罪表现和再犯罪危险的量刑事实。

六、从重情节与缓刑适用的综合判断

（一）缓刑审查仍是规范与事实的综合判断

缓刑适用既要考察宣告刑是否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也要依照刑法第七十二条审查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现行第二十三条未再统一写“一般不适用缓刑”，并不是取消对这些情节的量刑评价，而是将问题交回缓刑制度本身的实质判断。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特殊时期制售防疫物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等事实，通常分别指向社会危害大、悔罪不足、再犯风险高，与缓刑条件存在结构性冲突。

（二）从重情节与从宽情节并存时的评价顺序

当被告人同时具有自首、从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取得谅解等从宽情节时，不能简单以“一般酌情从重”否定全部从宽评价，也不应因存在从宽情节而淡化职业侵权、特殊时期侵权等加重事实。笔者认为，正确路径是先把各项从重从轻情节分别归入法定、酌定层面，再围绕悔罪表现和再犯危险作综合判断。如果行为人长期以侵权为业，多次变换主体继续实施，且拒绝配合追缴违法所得，仅靠认罪认罚和部分退赔通常难以弥补再犯危险上的重大不利评价。

（三）刑事合规与事后处理对量刑的意义

对企业犯罪而言，单位建立知识产权合规制度、停止侵权、召回或销毁侵权产品、向权利人赔偿并取得谅解，是影响直接责任人员量刑的重要事实。但合规整改不能仅停留在纸面制度，办案机关会关注是否真正切断侵权链条、是否主动处理库存和违法所得、是否建立可核查的采购授权与商标审查流程。对拟争取从宽处理的企业，越早完成自查、退赔和整改证据固定，越能避免在审查起诉阶段因拒不交出违法所得或继续放任侵权而被评价为无悔罪表现。

现行从重情节	主要审查事实	缓刑适用中的意义	辩护与办案重点
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	经营时间、规模、组织性、收入来源占比	通常反映较高再犯风险	区分主要经营与偶发侵权，避免以言词代替资金、订单等客观证据
特殊时期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注册商标	事件期间、商品或服务类别、标识使用	社会危害和公共风险显著，从严评价倾向明显	重点审查同一种商品或服务、相同商标及共犯地位
拒不交出违法所得	资金流向、控制能力、退赔意愿、退赔条件	直接影响“有悔罪表现”判断	区分客观不能与主观拒绝，固定核算口径后尽早处理退赔

表二：现行从重情节的实务审查要点

综上所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从重处罚与缓刑适用，必须回到现行法释〔2025〕5号第二十三条的规范框架内审查。旧解释第八条规定的四类情形中，“因行政处罚后再犯”已经由独立从重情节转化为降低入罪门槛的体系性规则，现行条文也删去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统一表述；以侵权为业、特殊时期假冒抢险救灾或防疫物资注册商标、拒不交出违法所得三类情形仍然属于一般酌情从重评价，并在实质层面影响悔罪表现和再犯危险的判断。辩护与办案的最终落脚点，不应是简单争论“能否缓刑”的标签，而应通过经营事实、违法所得核算、退赔整改和案件综合情节，形成可验证的量刑论证。

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走向，往往不取决于侵权事实是否清楚，而取决于损失数额能否被认定。实践中，侵权人窃取技术图纸、带走客户名单、披露研发数据等行为本身并不难证明，真正让案件卡住的，是损失数额的计算方法。认定路径选错、证据不足或者计算口径混乱，都可能导致案件难以达到入罪标准，或者在量刑评价上出现明显偏差。

一、损失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的分轨认定

现行规则首先需要区分损失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损失数额衡量的是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害，违法所得数额衡量的是侵权人因侵权取得的利益。两者都可能达到入罪标准，但法律性质、证明对象和计算基准并不相同。解释第十七条将造成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三十万元以上作为认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第十八条规定损失数额，第十九条规定违法所得数额。

在2020年解释三第四条中，条文以“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统一规定，并设置了“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和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的兜底公式。2025年解释将损失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分轨后，解释第十八条对损失数额仅保留“权利人销售量减少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合理利润”和“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合理利润”两个层次，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合理利润的公式，则用于解释第十九条违法所得数额中“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这一变化提示权利人，损失数额举证应当回到权利人自身受损事实，而不是简单以侵权人获利替代损失。

对比维度	损失数额	违法所得数额
规范依据	解释第十八条	解释第十九条
衡量对象	商业秘密权利人因侵权受到的损害	行为人因披露、允许使用或使用商业秘密取得的利益
主要路径	合理许可使用费、利润损失、商业价值、补救费用	披露或允许使用所得财产性利益、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利润
证明重点	权利基础、因果关系、权利人经营数据	侵权产品销售、侵权利润、资金流向
入罪功能	达到三十万元以上可认定情节严重	达到三十万元以上可认定情节严重

表：损失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的主要区别

二、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以合理许可使用费定损

解释第十八条第一项针对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情形。此时侵权人尚未通过使用获得利润，权利人也可能尚未出现销售收入下降，但获取行为本身已经使商业秘密脱离权利人控制，造成现实的保密风险。司法解释因此允许以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损失数额，不要求证明商业秘密已经实际使用或者已经造成实际利润损失。

合理许可使用费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基于商业秘密在真实交易中的许可价值判断。实践中通常有实际许可费、类似商业秘密许可费、评估机构测算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等来源。评估时既要考虑技术秘密的研发投入、技术贡献、替代方案和市场收益，也要审查评估基准日、许可范围、许可期限、地域等因素，避免将权利人的整体研发成本直接等同于许可费。

两高发布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汪某文侵犯商业秘密案可以说明这一路径。汪某文为跳槽到新公司，将原公司某型号汽车开关系统的技术资料从电脑硬盘中复制带走并上传至个人网盘，未再披露或使用。经评估，涉案两项技术信息的合理许可使用费为114万元，法院据此认定损失数额并定罪处罚。该案表明，非法获取型商业秘密即使没有后续使用，也可能因为合理许可使用费达到入罪标准。

三、披露、使用或允许使用商业秘密：以利润损失定损

解释第十八条第二项至第四项针对三类更深入的侵权形态：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后又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明知商业秘密来源不正当或者违反保密义务，仍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这三类情形下商业秘密已经进入使用或扩散阶段，损失通常表现为权利人销售利润被挤占，因此以利润损失为主要路径。

利润损失的计算有递进顺序。根据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产品销售量减少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用于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这里的合理利润不是侵权人自己的利润，而是权利人相关产品的利润，需要结合权利人财务报表、成本结构、定价体系、行业利润率等证据审查。

当权利人直接损失难以精确计算时，实务中并非只能放弃定损。江苏某机械设备公司、朱某某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中，离职员工违反保密义务，将原公司泵阀配件技术图纸和经营信息用于新设公司生产销售，侵权产品又经下游公司转售。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损失以及侵权产品合理利润，但将直接侵权人获利八万余元与下游转售获利八十四万余元合并，认定损失至少九十二万余元，最终定罪处罚。该案体现了对链条化侵权的穿透式定损思路，也提示权利人不能只停留在“对方卖了多少货”，而应完整收集侵权链条中的销售、转售和获利证据。

四、商业秘密公开或灭失：以商业价值定损

解释第十八条第五项规定，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等因素综合确定。这一路径适用于侵权披露使秘密性彻底丧失的情形，因为此时权利人已经无法继续通过独占使用获得收益，损失不再只是某一段时间内的销售利润，而是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

郝某旺侵犯商业秘密案即属于这一类型。郝某旺窃取原公司轨道车运行控制系统相关技术信息用于撰写硕士论文并公开发表，导致涉案技术信息为公众所知悉，公司专利申请受阻。经审计，权利人在2017年至2019年间关于涉案技术的研发成本费用共计218万余元，法院将该研发成本作为损失数额认定标准，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刑罚。该案说明，研发过程台账、项目立项材料、财务审计报告、技术成果登记等资料，在商业秘密被公开时可能成为商业价值定损的关键证据。

五、补救费用应计入损失

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还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为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该规定的意义在于承认侵权不仅造成直接销售损失，还可能迫使权利人投入额外资源修复系统、阻断扩散和恢复运营。

实务中，权利人常见补救措施包括紧急更换服务器、部署安全监测、修复数据库、恢复数据、通知供应链和客户、启动内部调查、委托技术鉴定、聘请外部专家等。这些费用并非当然全部计入损失，权利人应当保留费用发生的合同、发票、付款凭证、人员工时记录以及与侵权行为的关联说明。如果费用明显超出合理范围，或者与阻断侵权、恢复安全之间缺乏因果关系，司法认定时可能仅支持其中合理部分。

六、权利人企业的举证路径与内部准备

从权利人企业角度，损失数额认定不能等到刑事报案后再临时组织。最佳做法是在日常经营中建立可审计、可追溯的商业秘密资产台账，并在发现侵权后同步固定侵权影响与补救费用证据。

（一）事前固定商业秘密与许可价值

企业应明确秘密点，与员工、合作方签署保密协议，保留研发立项、设计图纸、源代码版本、试验数据、客户开发记录等原始材料。对具有可交易性的技术秘密，应保留实际许可合同、许可费支付凭证、谈判记录；没有实际许可的，也应通过评估报告建立合理许可使用费的参考口径，避免案发后无法证明秘密的商业价值。

（二）事中固定侵权影响与补救费用

发现侵权行为后，应立即固定侵权产品销售页面、合同、报价单、物流单据、银行流水、下游客户信息等证据。同时启动系统安全检查、数据恢复、客户通知等补救措施，保存每项费用支出的对应凭证。对于权利人销售量下降，应结合侵权行为发生前后的订单、发票、渠道数据制作对比表，说明下降与侵权之间的关联。

（三）事后选择可证明的损失路径

在刑事程序中，权利人应向办案机关提交损失计算说明，明确主张适用合理许可使用费、利润损失、商业价值还是补救费用路径，并提供对应证据。若以利润损失主张，应说明销售量减少或侵权产品销售量、权利人合理利润的计算依据；若以合理许可使用费主张，应提交评估报告和许可证据；若商业秘密已经公开，应重点证明公开事实与商业价值。切忌把不同口径的金额简单相加，否则可能因重复计算或缺乏因果关联而被排除。

行为类型	损失认定路径	权利人核心证据
非法获取后尚未披露、使用	合理许可使用费	秘密点清单、保密措施、实际许可合同或评估报告
获取后披露、使用或允许使用	利润损失，低于许可费时以许可费为底线	销售减少数据、订单发票、权利人合理利润、侵权销售量
违反保密义务披露或使用	利润损失	保密协议、接触记录、客户订单、生产销售记录
商业秘密公开或灭失	商业价值	研发成本、实施收益、公开页面、同一性鉴定、财务审计
为减损或恢复安全支出费用	补救费用计入损失	服务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工时记录、因果关系说明

表：行为类型、损失路径与权利人证据准备要点

综上所述，侵犯商业秘密罪损失数额认定已经从单一“销售利润”演变为以行为类型为导向的多路径体系。获取型案件关注许可使用费，使用型案件关注利润损失，公开型案件关注商业价值，补救费用则体现侵权损害的动态修复成本。对权利人企业而言，能否在刑事程序中实现有效维权，不仅取决于商业秘密是否被侵害，更取决于企业能否用完整证据证明损失数额。建立日常化的秘密资产台账、侵权影响记录和补救费用档案，是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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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书、网络影视、字幕组等海量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案作品动辄数千甚至数万部，权利人分散在不同国家或不同主体之间，要求侦查机关逐项取得权属证书和授权文件既不现实，也会使刑事追诉因证明成本过高而陷入僵局。为回应这一实务困境，司法解释确立了署名推定和“未经许可”的认定规则。对涉嫌侵权人及其辩护人而言，了解推定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被反驳，比单纯复述法条更有价值。

一、现行规则沿革与条文变化

侵犯著作权罪中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定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也是控辩双方最容易产生分歧的环节。2020年解释三第二条首次在刑事司法解释层面明确：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制作者，且该作品、录音制品上存在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同时，该条针对涉案作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规定了以非法出版、复制发行和无法提供许可证据为基础的认定路径。

2025年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体系化整合。第十一条第一款统一规定，没有取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授权，或者伪造、涂改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均属于“未经许可”；第二款规定署名推定；第三款规定海量作品案件中的未经许可认定。条文结构更完整，但证明逻辑仍是一贯的：先用署名解决“谁享有权利”，再用非法复制、传播及无授权证据解决“是否未经许可”。

对比项目	2020年解释三第二条	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
适用对象	作品、录音制品	作品、录音录像制品
推定主体	著作权人、录音制作者	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
未经许可情形	未取得许可、伪造或涂改授权文件、超出授权许可范围	未取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授权，或伪造、涂改授权文件，或超出授权范围
海量案件适用	有证据证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	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例外情形	权利人放弃权利、作品著作权或录音制品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	在原有例外基础上扩展至表演者权利，表述为权利人放弃、有关权利不受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

表：2020年解释三第二条与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的主要变化

二、署名推定的规范构造与证明功能

署名推定的第一层功能，是解决权利人识别问题。在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这里的“通常方式”应当作符合行业习惯的解释，例如图书的书名页、版权页，影视作品的片头片尾署名，录音录像制品的外包装标注等。只要署名足以让相关公众识别出权利主体，且属于该类型作品通常采用的署名方式，即可适用推定。

署名推定的第二层功能，是同时推定权利存在。也就是说，不仅推定署名人是权利人，还推定涉案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上存在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权利。这两个层面共同降低了控方的权属举证负担，但并未免除控方对作品独创性、权利客体、行为方式和危害后果等基本事实的证明责任。推定并非不可反驳，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相反证据时，办案机关仍须审查证据能否动摇署名与权利之间的通常联系。

笔者认为，辩护审查不能停留在“署名不一定真实”这一笼统说法，而应落实到具体相反证据。例如，能够证明署名人与实际作者之间存在委托创作、职务作品、转让、共有或许可关系，能够证明署名人不享有完整著作权，或者能够证明涉案作品并非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都可能使权属推定无法成立。若仅有抽象质疑而没有任何书证、合同或权属凭证，则难以达到排除推定的效果。

三、海量作品案件中“未经许可”的认定

在海量侵权案件中，逐一取得每部作品的授权证明往往无法实现。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因此规定了特殊认定路径：在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信息网络传播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但若存在权利人放弃权利、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则不适用该认定。

该规则不是单纯以“无授权书”推定犯罪，而是要求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其一，在案证据能够指向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网络传播；其二，被追诉方不能提供获得许可的证据材料。前者解决涉案复制品的非法性，后者解决被追诉方是否已经尽到保存和说明授权来源的可能。两项事实相互印证后，法院才有理由将海量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定。

孙某、赵某、赵某甲、钟某侵犯著作权罪案，是这一规则在电子书领域的具体运用。该案一审案号为（2021）川0502知刑初19号，入选2021年四川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15年10月至2020年12月，孙某通过淘宝、微信等购买电子书后向不特定人员销售两万余册，非法经营额200万元；赵某通过自建网站等销售七千余册，非法经营额15万元；赵某甲销售五千余册，非法经营额16万元。法院认为，涉案电子书数目众多且权利人分散，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部分涉案电子书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被告人无法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证据材料，亦无权利人放弃权利、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或保护期届满等情形，可推定涉案电子书享有著作权并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遂认定各被告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该案对辩护实务的启示在于，海量案件中的争议焦点往往会从“每部作品是否有授权”转移到“非法出版或非法传播的证据是否充分、是否覆盖全部涉案作品、被追诉方是否确实无法提供授权材料”。辩护人应关注在案证据是证明部分样品非法，还是足以证明全部涉案复制品来源异常；被追诉方是否曾取得授权但材料灭失；以及作品是否实际处于公版、权利人弃权或不受保护状态。

四、推定规则下的辩护审查重点

（一）审查权属证据能否支撑推定。权属推定的起点是“通常方式署名”和“权利存在”。辩护人应核查署名主体是否明确、署名方式是否符合行业通常做法、是否存在委托创作或职务作品约定、是否存在权利转让或共有安排。若权属链条本身存在断裂，或者署名人与原始创作主体不一致，应当要求控方说明其主张著作权人身份的依据，而不是仅凭复制品上的标识径行认定。

（二）审查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传播的证据。未经许可推定以涉案复制品非法为前提。办案机关通常依赖出版物鉴定、无资质经营、复制来源异常、服务器数据、销售记录、传播记录等证据。辩护人应重点审查上述证据是否真实、合法、关联，是否仅指向部分涉案作品，以及是否足以将全部海量作品纳入同一非法来源评价。若现有证据只能证明个别样品存在异常，不能当然推出所有涉案复制品均系非法出版或非法传播。

（三）围绕授权证据组织反驳与补证。被追诉方若确实取得过授权，应尽力收集授权书、版权合同、许可费支付记录、邮件或微信沟通记录、版权登记材料、首次发表记录和交易往来凭证。即使授权文件遗失，也可以申请调取银行流水、邮箱数据、服务器后台、第三方平台记录等客观证据，证明授权链条曾经存在。若无法直接证明授权，则应当聚焦“非法出版或非法传播”这一前提是否存在充分证据，避免让推定建立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

（四）重视例外情形与数量、金额问题。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明确排除权利人放弃权利、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辩护人可以围绕公版作品、版权到期、权利人弃权声明、境外作品保护状态等提交证据。同时，海量案件中的定罪量刑往往高度依赖作品数量和非法经营数额，辩护人还应审查统计口径是否将不构成作品的素材、重复文件、超过保护期的内容或无法证明来源的内容错误计入。

审查环节	推定成立所需前提	涉嫌侵权方可提交或申请调取的证据
权属推定是否成立	是否在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署名主体是否明确，是否同时推定了权利存在	可提交委托创作合同、职务作品约定、转让协议、共有权协议、署名争议材料等相反证据
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传播	有无复制品来源、销售记录、传播记录、无资质经营或缺少许可的客观证据	可审查在案证据是否指向全部涉案作品，或仅指向部分样品，申请扣减无证据支撑的部分
授权证据是否存在	被调查人是否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许可的证据材料	可提交授权书、版权合同、结算记录、邮件或微信记录、版权登记材料、首次发表及来源记录
例外情形	是否存在权利人放弃权利、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保护期限届满等情形	可提交公版作品信息、版权到期证明、权利人弃权声明、境外作品保护状态及法律意见

表：涉嫌侵权方在权属与未经许可问题上的审查要点

五、被调查方与企业的实务应对

对于从事内容分发、图书出版、影视运营、软件开发和电子商务的企业，权属与授权记录不应在案发后才开始整理。企业应当在日常经营中建立授权台账，完整保存作品来源、授权主体、授权范围、授权期限、许可费支付和结算记录，并对批量内容的上架、下载、复制和传播环节设置人工复核。电子书、影视、音乐、软件等海量内容的运营者尤其要注意，不能仅以“来源已不可考”“当时以为是免费资源”“平台上有便直接使用”作为合规理由。

一旦进入刑事调查，被调查方应第一时间停止删除、修改或转移服务器数据、账号记录、授权文件和财务凭证，避免被评价为毁灭证据。面对讯问或询问，应当如实陈述内容来源和授权情况，不夸大、不虚构，同时由律师围绕推定前提、权属证据、非法来源、作品数量和经营数额提出书面意见。若在案证据明显不足以支撑海量推定，或存在公版、权利期限届满、权利人弃权等例外情形，应及时申请补充取证、调取证据或进行鉴定。

笔者认为，署名推定和未经许可认定规则的本质，是在“权利人分散”与“刑事追诉效率”之间建立一种可反驳的证明机制。它降低了控方证明困难，但并没有把无罪推定和证据裁判原则一并排除。对涉嫌侵权方而言，最有效的应对不是否定规则本身，而是围绕推定的每一个前提建立完整证据链，让权属、非法来源、授权情况、例外情形和数量金额都回到可审查、可反驳的事实层面。

综上所述，2025年解释第十一条在整合旧解释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署名推定、海量作品中的未经许可认定和例外情形。实务中，应当将署名推定理解为“权属证明的起点”，将非法出版、复制发行或非法传播理解为“未经许可认定的前提”，将被追诉方无法提供授权证据理解为“举证状况”，而非单独定罪依据。只有在权属、非法来源、授权材料和例外情形均被充分审查之后，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才能真正建立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既回应权利人维权和著作权保护的现实需求，也避免海量案件中的推定被不当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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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诉讼首先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被诉产品是否完全相同，而是权利要求究竟划出多大的保护边界。权利要求中的每一处语法、文字、标点、图形和符号，都可能成为当事人争夺解释权的入口；专利申请、复审和无效程序中留下的书面材料，也可能在多年后的侵权诉讼中被重新调取。因此，围绕歧义如何修正、审查档案能否解释这两个问题，法院如何在权利公示性与专利权人真实技术贡献之间取得平衡，直接影响案件走向。

一、权利要求解释的内部证据体系

《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这一规定确立了权利要求解释的基本前提：保护范围不取决于权利人诉讼中的主观主张，也不取决于被诉产品是否具有类似功能，而取决于权利要求向社会公示的内容。说明书的解释作用在于澄清权利要求，而不是脱离权利要求另设保护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一）》）第三条进一步确立了内部证据的优先地位。人民法院对于权利要求，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特别界定；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才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从规范体系看，专利文件本身和审查档案构成第一顺位的解释资源，外部文献通常只在内部证据不足以澄清时补充使用。

《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四条和第六条从两个方向完善了这一体系。第四条针对专利文件表达层面的歧义，允许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得出唯一理解时，人民法院根据该唯一理解认定；第六条则把与涉案专利存在分案申请关系的其他专利及其审查档案、生效的专利授权确权裁判文书纳入解释依据，并将审查档案的具体范围明确为专利审查、复审、无效程序中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以及行政机关制作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会晤记录、口头审理记录和生效决定等。两者的共同逻辑是：权利要求解释应尽可能回到专利申请人向公众和审查机关公开、披露和陈述的内容，而不是让裁判程序成为二次撰写专利文件的机会。

二、唯一理解条款的适用要件

第四条并非授权法院在权利要求不清楚时随意选择一种合理含义，而是设置了一项有限的纠错机制。司法实践通常将其归纳为四个层面：存在歧义、判断主体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只能依据专利文件本身、必须得出唯一理解。每个要件都具有独立的过滤功能。

（一）歧义限于专利文件表达层面的缺陷

第四条所称歧义，指向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中的语法、文字、标点、图形、符号等表达缺陷，而不是权利人对技术方案范围的一般性争议。例如，权利要求将“上下表面”误写为“左右侧面”，或者附图标记与文字说明不一致，属于可以借助专利文件上下文识别的明显错误；而某个上位概念究竟包括哪些下位实施方式，通常不属于第四条意义上的表达歧义。区分二者，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把正常的权利要求解释争议包装成“明显笔误”，进而获得重新划定保护范围的效果。

（二）判断主体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唯一理解规则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为判断主体，意味着法院不能站在一般读者的立场进行文字校正，也不能完全以专家报告替代法律判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该技术领域的一般知识和逻辑推理能力，能够完整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识别技术方案中明显不合理的表述，并判断是否存在唯一的正确理解。技术领域的差异会影响歧义的明显程度：机械领域中的方位关系错误，可能与通信领域中的连接关系错误一样，只有结合发明目的和工作原理才能识别。

（三）唯一理解是核心门槛

能够发现歧义，并不等于可以修正歧义。第四条要求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只能得出唯一理解，实践中也经常表述为“明确、直接、毫无疑义地确定”。如果存在多种合理解释，例如既可以替换为某一部件，也可以增加某一连接关系，或者不同修正方式都能实现相同功能，就不能认定存在唯一理解。此时，法院应当按照权利要求原有记载确定保护范围，或者由当事人通过无效程序解决权利要求清楚性问题，而不是在侵权诉讼中替权利人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方案。

（四）与说明书公开和无效程序的衔接

《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同时规定了反向情形：因明显违反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导致说明书无法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且不属于第四条规定情形的，专利权因此被请求宣告无效的，法院一般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在合理期限内专利权未被请求宣告无效的，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要求的记载确定保护范围。这一衔接说明，唯一理解规则不是无条件挽救瑕疵专利，而是以瑕疵能够被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从专利文件中唯一识别为前提。不能唯一识别的歧义，可能要回到授权确权程序解决。

三、唯一理解规则在裁判中的展开

从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看，唯一理解规则主要适用于两类典型场景：一是权利要求存在明显笔误，但说明书和附图给出了唯一答案；二是权利要求限定的连接关系或结构关系无法实现发明目的，只能通过特定修正恢复技术方案的可实施性。与此同时，法院也会拒绝在含义清楚的情况下借解释修改权利要求。

（一）无锡国威案：笔误可通过唯一理解修正

在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蒋国屏与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111号）中，权利要求2记载散热铝条粘贴在发热芯中导热铝管的左右侧面上。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导热铝管压制后在左右侧面形成半圆形凹槽的事实，认为散热铝条粘贴在半圆形凹槽内不符合散热传导的基本原理，也无法实现散热功能，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认识到该记载存在错误；说明书又提示了正确方向，附图则显示散热铝条粘贴在导热铝管的上下表面。据此，法院认定“左右侧面”系“上下表面”的笔误，属于可以纠正的明显错误。

该案确立了可纠正明显错误的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认识到专利文件记载存在歧义或者错误；二是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可以得出唯一理解以解决该错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法院才能按唯一理解解释权利要求。该案对权利要求解释的启示在于，纠错依据必须来自专利文件本身，而非权利人后来提交的技术资料或商业说明书。

（二）南通启重案：无法实现功能的连接关系可作唯一修正

在南通启重润滑设备有限公司与启东德乐润滑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565号）中，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记载出油口A和出油口B分别与主活塞腔内的中左部和中右部连通，出油口A还与控制活塞腔的左端连通，出油口B还与控制活塞腔的右端连通。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二审关于该连接关系无法实现油路自动换向这一发明基本功能的判断，认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根据说明书和附图明确、直接、毫无疑义地确定权利要求中的连接关系存在表述错误，实际应为交叉连接关系。

该案体现了“技术方案能否正常工作”在唯一理解判断中的证明价值。当权利要求限定的结构关系与发明目的、工作原理相冲突，而说明书和附图又只能指向一种修正方案时，法院倾向于将其作为明显错误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对方当事人在案件中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他修正方式可以实现涉案专利功能，这进一步强化了唯一性认定。对被诉侵权人而言，如果能够提出其他合理的修正路径，即可动摇唯一理解规则的适用基础。

（三）西安秦邦案：含义清楚时不得借解释改变权利要求

在西安秦邦电信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市隆盛电缆材料厂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2）民提字第3号）中，权利要求1记载“使塑料膜的表面形成0.04-0.09mm厚的凹凸不平粗糙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表述含义清楚、完整，是指塑料膜表面凹凸不平粗糙面的厚度为0.04-0.09mm；说明书虽然对技术方案描述简单，实施例中塑料膜厚度与数值范围接近，但不足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形成该表述实际上应为“塑料膜厚度为0.04-0.09mm”的认识。据此，法院拒绝按照专利权人主张的方式修正权利要求。

该案虽早于《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施行，但其裁判立场与第四条完全一致：权利要求含义清楚时，说明书和附图只能用于解释，不能否定权利要求自身的记载。数值范围与实施例存在重合，并不当然构成歧义；能否修正，取决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否从专利文件整体得出唯一、明确的正确理解。

四、审查档案与关联专利的解释作用

第六条将权利要求解释的内部证据扩展至分案申请关系中的其他专利及其审查档案、生效的专利授权确权裁判文书。这里的核心并非把审查档案当作法院裁判结论，而是让授权确权过程中当事人和行政机关形成的客观材料继续参与权利要求的含义判断。司法实践还逐步将同族专利、共同优先权关联专利和同一申请人同期申请的其他专利纳入参照范围，但必须区分可适用与仅可参考的不同层次。

（一）母案申请构成特殊的专利审查档案：邱则有案

在邱则有与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总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309号）中，涉案发明专利系分案申请，当事人围绕“分块模壳板”能否单纯由上底或者侧壁组成产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分案申请不得超出母案申请文件公开的范围，母案申请构成分案申请特殊的专利审查档案；涉案专利说明书中的部分内容在母案公开说明书中并未记载，不能据此主张分块模壳板可以单纯由上底或者侧壁组成。

该案直接体现了第六条允许运用分案关系解释权利要求的原因。分案申请保留了原申请日，但也要受到母案公开内容的约束。母案作为分案申请的来源文件，能够说明分案专利在原始申请中真正公开的技术方案，超出母案公开范围的内容不应在侵权诉讼中成为扩大解释的依据。这对涉及分案布局的专利权人尤其重要：母案记载是否完整，会直接影响分案专利后续的解释空间。

（二）共同优先权关联专利可参照适用：戴森案

在戴森技术有限公司与苏州索发电机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1461号）中，争议焦点之一是权利要求中的“电源”是否包括“电源线”。被诉侵权人提交的关联专利与涉案专利同属戴森公司，并享有共同优先权；关联专利实质审查阶段，戴森公司在答复意见中明确陈述“电源线并非电源”。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后申请与优先权申请之间的关系，与分案申请和母案申请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享有共同优先权的申请之间具有更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关联专利审查档案中的相关陈述可以用于解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该案说明，第六条列举的分案申请关系并非封闭边界。共同优先权关联专利、同族专利和同一申请人同期申请的其他专利，如果能够证明其与涉案专利具有相同的技术来源和公开基础，司法实践可能参照第六条作为内部证据使用。但参照适用不等于当然适用，法院仍会审查关联专利与涉案专利在申请人、保护范围、说明书内容和优先权基础方面的关联程度，防止以无关专利的陈述约束涉案专利。

（三）未生效确权文书不能用于限缩解释：皇家KPN案

在皇家KPN公司与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8）京民终531号）中，当事人围绕涉案专利是否包括“先缓存后压缩”的技术方案产生争议，并涉及相关无效宣告审查决定的效力问题。北京高院在二审中认为，法院进行权利要求解释时，即使权利要求中无明确文字记载，也应当考虑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后的整体理解；同时，不能仅依据尚未生效的无效审查决定中的认定，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作相应的限缩性解释。

该案的规范意义在于，审查档案和确权文书虽然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但必须满足证据效力和程序效力的要求。并非专利权人在审查阶段的任何陈述都会构成放弃，也并非行政机关作出的任何决定都能直接限定侵权诉讼中的保护范围。未生效的无效决定、被明确否定的限缩陈述，以及当事人事后单方作出的解释，都应在个案中审查其客观内容和形成程序。

案例	争议点	规则适用	实务启示
无锡国威案	权利要求记载散热铝条粘贴在导热铝管左右侧面，说明书附图显示上下表面	第四条唯一理解	明显笔误可从专利文件整体得出唯一修正时，按唯一理解解释
南通启重案	出油口连接关系无法实现油路自动换向	第四条唯一理解	技术方案不能工作且只能交叉连接时，可认定明显错误并修正
西安秦邦案	权利要求中凹凸不平粗糙面厚度表述含义清楚	第四条不适用	含义清楚时不得借解释改变权利要求记载
邱则有案	分案专利援引母案未公开内容解释权利要求	第六条分案申请关系	母案构成特殊审查档案，超出母案公开范围的内容不能用于扩大解释
戴森案	共同优先权关联专利中“电源线并非电源”的意见陈述	第六条参照适用	共同优先权关联专利的审查档案可作为内部证据
皇家KPN案	无效宣告决定尚未生效	第六条生效要件	未生效确权文书不能用于对权利要求作限缩解释

表：权利要求歧义与审查档案解释规则典型案例对比

五、实务应对：围绕解释权构建攻防

对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人而言，权利要求解释阶段的攻防质量，往往比技术比对应有的关注度更高。原因在于，解释结论一旦确定，后续侵权比对基本只是在该边界内进行。诉讼中应围绕“歧义是否存在”“唯一理解是否成立”“审查档案能否采用”三项问题组织证据和说理。

（一）主张修正的一方应完成四项论证

权利人主张适用第四条时，应当依次证明：第一，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或附图中确实存在语法、文字、标点、图形或符号层面的歧义，而不是单纯的权利要求范围争议；第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专利文件能够认识到该歧义，且歧义位置可以确定；第三，说明书、附图和相关权利要求能够提供唯一修正方向；第四，按该唯一理解解释后的技术方案仍然属于专利文件公开的技术方案，未引入申请日后新增内容。诉讼中还应将原始申请文件、公开文本、授权文本和附图逐项比对，必要时申请技术事实查明，但不能仅以技术效果或商业需要倒推解释结论。

（二）反对扩张解释的一方应重点质证唯一性

被诉侵权人面对权利人的唯一理解主张，核心抗辩是“多种合理解释并存”。可以指出，涉案表述虽与说明书某处不一致，但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确定错误究竟是发生在部件名称、连接关系还是数值范围，或者存在多种修正方式均不违背发明目的。同时，应审查权利人是否试图把审查档案中并未记载、或者母案、优先权文件并未公开的内容纳入解释。对未生效的无效决定、复审决定以及缺乏关联性的同族专利，应明确提出程序和关联性异议，防止法院以内部证据为名接受扩张解释。

（三）证据固定与技术事实判断

实务中，建议在起诉前或收到诉讼材料后即固定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原始申请文件、优先权文本、分案母案、同族专利、审查意见通知书、意见陈述、会晤记录、复审和无效决定以及相关行政诉讼生效裁判文书。这些材料构成权利要求解释的主要证据链。技术专家和技术鉴定可以辅助说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但涉案特征是否属于歧义、能否得出唯一理解、审查档案中的陈述是否构成放弃，最终属于法院的法律判断，不应以鉴定意见替代法律评价。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解释不是对专利文本的随意修补，而是在《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确定的边界内，借助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认知，还原专利公开时真正向社会公示的技术方案。唯一理解规则为表达瑕疵提供有限救济，审查档案规则则让授权确权程序中的客观材料继续参与侵权判断，二者共同维持权利公示性与实质保护之间的平衡。对当事人而言，既要重视申请阶段的表述质量和档案管理，也要在诉讼阶段完整收集内部证据并围绕唯一性展开攻防；唯有把技术事实、审查记录和法律评价放在同一框架下，才能避免权利要求解释沦为扩大保护或者限缩保护的策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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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难点，从来不是“知名度”这个概念本身，而是当事人能否把知名度转化为可被法院采信的证据。很多企业在诉讼中习惯直接提交获奖证书、媒体报道和行业排名，却忽视了三件事：证据能否覆盖被诉行为发生前的时间段，证据是否与涉案商标和实际使用商品形成对应，以及各项证据之间能否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实践中，商标是否驰名属于个案事实认定，不是行政机关授予的长期资质，举证结构往往直接决定跨类保护能否成立。

现行《商标法》第十四条将相关公众知晓程度、商标使用持续时间、宣传工作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受保护记录以及其他因素列为判断驰名商标的考量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驰名商标解释》）第五条进一步将证据类型细化为市场份额、销售区域、利税，持续使用时间，宣传促销方式及资金投入，受保护记录，市场声誉和其他事实，并明确这些证据要证明的是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时商标已经驰名。该条是驰名商标民事诉讼中证据组织和审查的核心规范。

一、证明对象与审查框架

驰名商标认定不是对品牌现状的一般评价，而是对特定时点市场事实的司法确认。证明对象是否准确，决定了证据收集的范围和方向。如果当事人按照“品牌现在很知名”的思路组织材料，忽略被诉行为发生时间，即使证据数量庞大，也难以形成有效证明。

（一）被诉行为发生时的驰名状态

司法解释明确要求证明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时商标已属驰名，这意味着驰名状态具有显著的时间属性。被诉行为发生后的销售增长、获奖记录、宣传投放和市场扩张，不能倒推证明此前已经驰名；被诉行为发生前已经形成且持续到诉讼阶段的知名度证据，才具有直接证明价值。办案中应首先确定被诉行为的起止时间，再围绕该时间节点之前已经形成的证据组织举证，避免用诉讼期间的新材料替代历史事实。

（二）按需认定与个案认定

并非所有商标侵权案件都需要认定驰名。如果双方商品或者服务属于相同、类似类别，可以直接依据注册商标专用权规则处理，法院没有必要额外认定驰名。只有在案件处理确实需要跨越商品服务类别，或者涉及企业名称冲突、不正当竞争等必须以驰名为前提的情形，法院才会对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个案认定的效力原则上及于个案，不能被当作一次认定终身有效；但历史保护记录可以作为本案综合判断的参考。

（三）证据必须实现商标、商品与时间三对应

证据组织中最常见的失分点，是证据与涉案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和被诉行为时间三者脱节。企业整体知名度、股东或者关联品牌的知名度，不能当然等同于涉案商标的知名度；产品在某一渠道的热销，也不能直接证明商标在全国相关公众中广为知晓。诉讼中应当逐项核验：证据指向哪件商标、哪类商品或服务、哪个时间段、覆盖哪些地域，以及是否直接体现相关公众对商标来源的认知。只有三者对应清晰的证据，才具备进入综合判断的资格。

二、六类核心证据的证明功能与审查要点

司法解释列举的六类证据并非简单并列，而是从商业规模、使用历史、宣传覆盖、司法行政记录、市场认知和兜底事实等角度共同指向驰名状态。对权利人而言，应当按类别归档并说明每份证据的证明对象；对法院和对方当事人而言，则应逐类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时间对应性，防止以单一指标替代整体判断。

（一）市场份额、销售区域与利税

市场份额、销售区域和利税等证据，最直接地反映商标所承载商品的商业规模。市场份额需要明确统计口径、市场范围和统计期间，不能仅提交企业自制的增长率；销售区域应当体现从核心市场到外围市场的覆盖程度，销售合同、代理商名单、物流凭证和门店信息可以形成支撑；利税则需要审计报告、纳税凭证、税务部门公开信息或经核实的财务报表等客观材料。路虎商标案中，权利人提交了覆盖一百三十余家经销商的销售网络、2009年至2012年逐年增长至六万余辆的销售数量、海关进口报关单以及纳税和审计资料，法院正是通过这些相互印证的商业数据认定涉案商标在被诉行为发生前已经驰名。

（二）持续使用时间

持续使用时间强调商标在较长期间内稳定、连续地发挥来源识别功能。司法解释明确，商标使用的时间、范围、方式等包括核准注册前持续使用的情形，这为老字号、未注册商标和在先使用品牌提供了制度空间。审查时应关注使用是否连续、是否发生主体承继、是否更换过实际使用的标识，以及是否存在长期不使用后重新激活的情形。单纯以公司成立时间、品牌宣传时间或者某一时期的销售爆发替代实际使用时间，说服力有限。能够形成销售合同、发票、包装、门店、线上店铺、媒体报道等多节点时间链的证据，通常更具证明价值。

（三）宣传或者促销活动

宣传或者促销活动的审查包含方式、持续时间、程度、资金投入和地域范围五个层面，核心在于证明相关公众在多大范围内实际接触过涉案商标。广告投放合同、付款发票、媒体排期、投放监测报告、展会参展记录、公益活动报道等，应尽可能与具体年份、地域和涉案商标对应。路虎案中，权利人提交了四年间三亿余元、五亿余元、八亿余元和十一亿余元的宣传费用统计，以及央视、机场、杂志、网络媒体和车展等投放材料，法院据此认定宣传投入持续且地域覆盖广泛。仅提交大量新闻链接而不说明报道的传播范围，或者只提供企业自制宣传册，往往难以达到证明标准。

（四）受保护记录

商标此前被行政或者司法程序认定为驰名商标的记录，属于重要的历史参考，但不能当然替代本案的举证。审查时应核对该记录所涉商标、商品类别、保护时间、作出机构和裁判理由，判断其与本案商标、商品和时间窗口是否具有关联。米其林案中，“MICHELIN”“米其林”商标多次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法院结合其长期出版《米其林指南》、粤语翻译“米芝莲”的持续使用和被告自认“米芝莲就是米其林”等事实，认定“米芝莲”与“MICHELIN”“米其林”之间已经形成稳定对应关系。该案表明，历史保护记录与持续使用证据结合后，能够显著增强市场联想的证明力。

（五）市场声誉

市场声誉是相关公众对商标及其商品形成认知、评价和联想的综合反映，通常通过媒体报道、获奖记录、权威评测、公益行为、消费者评价和第三方行业报告等材料体现。审查时不能简单看证据数量，而应判断证据来源是否客观、是否指向涉案商标、是否能够说明相关公众的实际认知。米其林案中的“米芝莲”虽然并非“MICHELIN”的唯一中文译名，但权利人长期使用《米芝莲指南》并在公众中形成稳定联想，法院认为该使用已使“米芝莲”与“MICHELIN”“米其林”建立对应关系。这说明市场声誉的证据价值，不在于是否有某个名称被注册，而在于公众是否将该名称稳定识别为权利人商业来源。

（六）其他事实

司法解释以“其他事实”作为兜底，使证据类型能够适应不同行业和商业模式。电商平台销售额、门店数量、用户规模、搜索热度、许可加盟体系、出口区域、质量标准认证和行业标准参与情况等，都可以作为反映驰名状态的客观材料。但兜底条款不等于随意提交，仍需满足真实、客观、可核验和与涉案商标对应等基本要求。单一的网络热度或者个别地区的销售数据，通常只能作为辅助材料，不能替代对商业规模、使用历史和宣传覆盖的综合证明。

三、辅助证据的综合审查

司法解释专门指出，对于商标使用时间长短、行业排名、市场调查报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是否曾被认定为著名商标等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认定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据，客观、全面地进行审查。这类证据可能直观、醒目，但往往带有委托制作、宣传推广或口径选择色彩，不能单独决定驰名认定。

（一）行业排名与荣誉

行业排名能否采信，取决于排名机构、统计口径、评价期间、数据来源和排名对象的对应关系。由行业协会、权威研究机构发布的排名，可以作为市场地位和声誉的参考；由企业自行报名、付费参与或者口径不清的榜单，证明力通常有限。获奖证书同样需要区分荣誉授予主体和评奖性质，避免把商业营销活动包装成相关公众认知的直接证据。

（二）市场调查报告

市场调查报告的证明价值，取决于调查方法是否科学、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问题设计是否中立、执行过程是否可追溯以及结论是否与案件事实对应。法院审查时通常会关注调查机构是否独立、样本数量与地域分布、问卷是否诱导性提示、原始数据能否复核等问题。单方委托的市场调查报告并非当然无效，但应当与其他知名度证据配合使用，不能把一份调查结论直接等同于相关公众知晓程度。

（三）市场价值评估报告

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可以反映商标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但价值高低与知名度之间存在关联却不完全等同。评估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还是成本法，折现率、预测期、收入贡献率和数据来源如何确定，都会影响结论。法院在综合审查时，会关注评估报告是否针对涉案商标、评估基准日是否合理以及评估所依据的经营数据是否真实，防止以评估价值替代对相关公众认知的判断。

（四）著名商标等行政认定

省著名商标、地方知名商标等荣誉，与驰名商标的法律意义并不相同。驰名商标是案件处理中按需认定的客观事实，著名商标更多是地方层面的品牌评价，两者在认定主体、适用法律、证明标准和保护效果上均有区别。历史著名商标记录可以作为市场声誉的参考，但不能据此推定商标已达驰名程度，更不能以是否获得地方荣誉代替对相关公众知晓程度的审查。

证据类型	证明对象	审查重点	常见误区	正确操作
市场份额、销售区域与利税	商标使用所依托的商品在特定市场、特定期间形成的商业规模	统计口径、数据来源、时间区间和商品对应关系	仅提交宣传性数据或无法说明口径的市场份额	用审计报告、纳税凭证、销售统计、行业公开数据和销售区域清单相互印证
持续使用时间	商标在较长期间内稳定、连续地发挥来源识别功能	使用是否连续、是否发生主体承继、是否包含注册前使用	以公司成立时间或品牌宣传时间替代实际使用时间	保留销售合同、发票、包装、门店、线上店铺和媒体报道的时间链
宣传或者促销活动	宣传方式、持续时间、程度、资金投入和地域范围	广告合同、发票、排期、监测记录与实际投放的一致性	堆砌报道数量而不说明受众覆盖和实际投放	按年度建立广告投放、展会、公益活动、网络推广和舆情记录台账
受保护记录	商标此前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受驰名保护的历史	记录所涉商标、商品、时间、机构和与本案的关联	把历史保护记录等同于本案当然认定	将历史记录作为辅助证据，同时补充被诉行为发生前的新证据
市场声誉	相关公众对商标及其商品形成的认知、评价和联想	媒体报道、奖项、评测、消费评价和第三方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	以获奖数量或媒体报道数量代替消费者认知	把获奖、报道、公益、消费者评价与商标实际使用场景串联
其他事实	能够反映驰名状态的其他客观材料	事实与商标、商品、时间窗口及被诉行为的关联	以单一网络热度或个别销售数据作唯一依据	围绕品牌许可、门店规模、用户规模、销售渠道等补充可验证材料

表：驰名商标认定六类证据的证明功能与审查要点

四、典型案例中的证据链组织

驰名商标案件能否胜诉，关键不在于提交多少本证据，而在于是否形成从商业规模、使用历史、宣传覆盖到市场认知的完整链条。以下三个案例分别展示了全面举证、跨类保护和不正当竞争路径中的证据运用。

（一）路虎案：以商业数据构建完整证据链

捷豹路虎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奋力食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633号〕中，权利人主张“路虎”“LANDROVER”等商标驰名，以制止他人在饮料商品上的使用。法院围绕商标法第十四条逐项审查了市场销售、经销商网络、进口报关、纳税审计、宣传费用、媒体报道、奖项荣誉和持续使用时间等证据，认定涉案商标在第12类陆地机动车辆等商品上，于被诉行为发生前已为相关公众广泛知晓，构成驰名商标。该案是典型的多类别证据综合认定，证明商业数据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要与商标、商品、时间和地域准确对应。

（二）小米案：以驰名认定支撑跨类保护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诉江苏小米之光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苏民终1338号〕中，法院认定“小米”和“MI”商标在相关商品上已经驰名，被控“小米之光”标识及“M”形标志用于电动车相关经营，构成对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法院同时认定，被告使用“小米”作为企业字号并仿冒整体品牌视觉，割裂了权利商标与权利人之间的固有联系，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判赔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24万元。该案说明，当商标保护需要跨越商品类别时，知名度证据必须足以支撑相关公众产生来源混淆或者特定联系认知。

（三）米其林案：以受保护记录和市场联想应对方言翻译

米某集团总公司诉上海米某餐饮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鄂知民终190号〕中，权利人主张“MICHELIN”“米其林”为驰名商标，“米芝莲”系“MICHELIN”的粤语翻译。法院结合涉案商标多次受驰名保护的记录、权利人长期出版《米芝莲指南》形成的市场认知，以及被告公开宣称“米芝莲就是米其林”所体现的攀附故意，认定被告使用“米芝莲”损害了驰名商标权益，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1000万元。该案显示，外文商标存在多个中文译名时，历史保护记录、持续使用和公众联想能够共同固定翻译对应关系。

五、企业日常证据管理与诉讼准备

驰名商标举证最困难的往往不是起诉时的临时搜集，而是日常经营中没有形成可回溯的品牌证据资产。企业应当把知名度证据管理纳入知识产权合规工作，而不是等到收到侵权通知后才开始补材料。

（一）建立品牌使用与宣传台账

企业应当围绕每件核心商标建立使用档案，保留首次使用时间、连续使用记录、主要商品服务范围、销售区域、销售数据、广告投放合同和付款凭证。宣传台账要覆盖线上线下渠道，并记录投放期间、地域、媒体和预算，使事后能够快速还原某一时间点前的宣传覆盖情况。此类台账即使不是诉讼专用，也能在商标争议、许可谈判和品牌价值评估中发挥同样作用。

（二）按时间节点建立证据索引

由于驰名认定要求证明被诉行为发生时的市场状态，企业应建立以时间为轴的证据索引，将销售、宣传、获奖、门店扩张和媒体报道按年度归类。发生争议时，律师可以快速确定被诉行为发生前已经形成的证据，并排除后续新增材料的干扰。对于长期使用但注册时间较晚的商标，还要专门整理核准注册前的使用证据，形成完整使用历史。

（三）诉讼前进行证据预演

提起诉讼前，建议按照“商标、商品、时间、地域、相关公众认知”五个维度对现有证据进行一次预演审查。先判断案件是否确有认定驰名的必要，再检查每类证据是否能够相互印证，最后针对明显薄弱环节补充取证。对于市场调查、行业数据和市场价值评估等辅助证据，应当核实制作机构的独立性、调查方法和原始数据，避免在质证环节因方法瑕疵被削弱证明力。

综上所述，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实质，是通过客观证据还原被诉行为发生时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市场状态。《驰名商标解释》第五条提供的六类证据不是待填写的清单，而是证明链条中的不同环节，最终需要依靠商业规模、使用历史、宣传覆盖、受保护记录和市场声誉的综合评价作出判断。路虎案、小米案和米其林案分别说明，全面举证、跨类保护和历史记录与市场联想结合，能够在不同案件场景中形成有效证据链。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的新《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施行，驰名商标制度将进一步强化“确认”客观事实的属性，并细化相关公众知晓程度、持续使用、宣传推广、受保护记录和其他客观材料的考虑因素。对企业而言，在日常经营中持续留痕、按时间管理品牌证据，既是应对个案的准备，也是品牌资产积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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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通常可以拆解为两个先后衔接的问题：能否适用，以及赔多少。能否适用取决于侵权人是否故意、侵权行为是否情节严重；赔多少则取决于计算基数和惩罚倍数的确定。实践中，案件进入赔偿计算环节后，真正决定最终判赔数额的往往不是倍数本身，而是基数能否被准确查明。基数越高，同一倍数下的判赔额越高；基数无法查明，惩罚性赔偿可能退回法定赔偿或者酌定赔偿，制度效果明显减弱。因此，计算基数是惩罚性赔偿从定性支持走向定量落地的关键。

一、计算基数的规范构造与选择顺位

《惩罚性赔偿解释》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这一表述提示，惩罚性赔偿基数并非在所有案件中都以同一方式确定，而必须先回到权利所依托的专门法律。例如，商标法第六十三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通常对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规定先后顺位；专利法第七十一条、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则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权利人选择计算方式。适用司法解释时，不能脱离实体法孤立解读。

从规范结构看，实际损失、违法所得或者因侵权所获利益是首要基数，许可使用费倍数只是兜底路径。基数中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理开支属于填平性赔偿的组成部分，可以依法另行支持，但不能同时作为惩罚性赔偿的乘法基数。若实际损失、违法所得、因侵权所获利益均难以计算，人民法院才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基数。还需注意的是，法定赔偿本身不宜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否则会把法官已经综合考量的情节再通过惩罚倍数重复评价一次。

（一）以原告实际损失作为基数

以实际损失作为基数，强调损害填补与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实际损失并非简单等于权利人减少的销售额，也不是正品利润乘以侵权数量即可当然成立。司法实践通常要求权利人提交销售数据下降、价格侵蚀、许可收益减少等证据，并说明侵权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关联。阿迪达斯案中，法院曾以原告价格最低的正品单价乘以被诉侵权产品销售数量，再乘以原告毛利润率的方式估算实际损失。这类计算仍带有模型化特征，但至少建立了从侵权数量到权利人损失的合理推演，避免了单纯依靠鉴定意见或者抽象估算。

（二）以违法所得或者因侵权所获利益作为基数

侵权获利通常按照侵权产品销售数量乘以单位利润计算，争议集中在销售范围、利润率口径和知识产权贡献率。销售范围既包括线上线下渠道，也包括赠品搭售、关联主体销售等形态；利润率可以选择营业利润或者销售利润，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时，实践中有按销售利润计算的做法；贡献率则要求区分涉案权利对整体产品利润的贡献，不能将品牌、外观、技术之外的其他经营因素全部计入。荣某会社诉迪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法院在侵权产品总销售额可以确定的情况下，综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平均数、被告自行委托的审计报告和促销活动等因素认定营业利润率为25%，又考虑涉案专利与作为核心技术的基础专利之间的关系确定专利贡献度为20%，再结合主观过错和侵权情节确定2倍并判赔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39万余元。该案说明，销售额确定只是第一步，利润率和贡献度才是裁判双方交锋的重点。

（三）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兜底

实际损失、违法所得、因侵权所获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这里需要区分两层倍数：一是许可使用费本身相对于正常许可价格的合理倍数，二是惩罚性赔偿中最终适用的惩罚倍数。欧普案中，法院在损失和获利均难以确定时，以涉案商标许可使用费为基准，考虑被告使用涉案商标的程度和范围远大于权利人授权销售商，将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为2倍，再据此确定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础。对权利人而言，提交的许可合同应当真实、可比，不能以关联方之间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许可费作为抬高基数的工具。

基数路径	核心审查内容	主要争议	典型裁判
原告实际损失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损失归因、价格侵蚀、替代品和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	阿迪达斯案
违法所得或侵权获利	销售额、利润率与知识产权贡献率	销售范围、赠品搭售、利润率口径、多因素贡献	荣某会社诉迪某公司案
许可使用费的倍数	许可费的真实性、可比性与合理倍数	关联许可、虚高许可费、使用范围和时间差异	欧普案

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三种路径比较

二、账簿资料与举证妨碍规则对基数认定的影响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与侵权获利有关的账簿、销售记录、进货凭证、财务报表等通常由侵权人掌握，权利人难以自行取得。《惩罚性赔偿解释》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这一规则不是单纯的证据程序安排，而是把信息控制方拒不披露的不利后果直接落实到基数认定，具有明显的实体意义。

（一）责令提供账簿资料的范围与条件

法院责令被告提供账簿资料，通常以原告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告掌握相关材料且该材料与侵权获利计算具有直接关联为前提。权利人申请时，应当尽量列明账簿、原始凭证、销售台账、电商平台后台数据、报关单据、物流记录等具体资料范围，并说明这些资料能够证明销售数量、单价、成本和利润。被告仅以商业信息保密为由拒绝提交，一般不构成正当理由；被告认为部分资料与本案无关，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替代材料。责令提供不等于将全部经营资料无条件公开，法院可以通过签署保密承诺、限制证据使用范围、不公开质证等方式平衡商业秘密保护与赔偿查明。

（二）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法律后果

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计算基数。这一规则的规范意旨在于，侵权人作为信息持有方，应当承担因其不诚信披露所产生的证明风险；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的，不能因为侵权人掌握关键资料却拒绝提供，反而陷入无法获得赔偿的困境。卡波技术秘密惩罚性赔偿案中，被告在原审阶段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会计账册和原始凭证，构成举证妨碍；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原告提交的销售额和利润率等数据，以侵权获利作为基数，并综合侵权人以侵权为业、法定代表人因侵害商业秘密被追究刑事责任后仍未停止侵权、侵权持续时间长且销售范围广等因素，最终按五倍顶格适用惩罚性赔偿并判赔3000万元。

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两案同样体现了举证妨碍规则的实际效果。侵权人拒不提供财务账簿，最高人民法院采纳品种权人主张的利润作为计算数据，并考虑涉案品种权对侵权品种的贡献率，据此认定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改判提高了赔偿数额。对于重复侵权案件，抽屉五金件发明专利侵权案进一步明确，被诉侵权人故意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专利权人难以取得侵权获利证据，被诉侵权人又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专利权人以其侵权获利不低于在先生效裁判认定的赔偿数额系再次侵权的合理动因为由，主张以在先判赔额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人民法院可视情予以支持。这一裁判为重复侵权案件提供了更接近现实的基数推定路径。

三、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裁量规则

《惩罚性赔偿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倍数裁量不是脱离事实的抽象判断，而是对主观状态和客观情节的综合评价。从典型案例看，倍数应当与过错程度和情节严重程度保持比例关系，避免同类情形下判赔结果明显失衡。主观上从间接故意到直接故意、从过失到明知侵权后继续实施，客观上从短期偶发侵权到以侵权为业、从范围有限到跨区域规模侵权，对应的惩罚倍数通常应当有所区分。

荣某会社诉迪某公司案中，被告系原经销商，在先诉争后再次注册未作实质性修改的新产品并制造销售，主观过错明显，侵权持续时间长、销售范围广，法院据此适用惩罚性赔偿并确定2倍。卡波案则因侵权人以侵权为业、拒不提供账簿资料、侵权持续时间长且影响范围大等因素，达到顶格适用的程度。可见，同一法律规定下，倍数高低应当有充分的案件事实支撑，而不是简单按照原告请求或者被告财力确定。

（一）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

《惩罚性赔偿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被告主张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这一规则区分了公法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具有公法制裁功能，不能直接抵扣惩罚性赔偿；但被告已经因同一行为受到公法制裁，说明其民事赔偿责任之外已经承担了一定的惩罚性后果，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可以将该事实作为综合考量因素。实务中，被告不能以已缴纳罚款或者罚金为由主张免除惩罚性赔偿，但可以通过举证行政处罚决定书、刑事判决书和执行凭证，请求法院在倍数上予以合理反映。

四、权利人的诉讼策略与证据组织

对权利人而言，惩罚性赔偿能否最终落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数证据的组织能力。诉讼中应当避免只笼统主张“侵权人获利巨大”，而不提供可计算的销售和利润数据。越是希望获得高倍惩罚，越需要在起诉前就把基数证据固定清楚。

（一）起诉前固定销售、渠道与许可证据

权利人应当尽早收集侵权产品页面、交易记录、物流单据、价格变化、赠品搭售、线下渠道、经营主体和宣传规模等证据。对许可合同，应当保存合同文本、许可费支付凭证、许可使用范围和期限等履行材料。关联方之间的许可合同尤其需要准备市场可比性说明，否则法院可能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侵权证据的固定不宜等到举证期限届满，必要时可以在起诉前通过公证、区块链存证或者证据保全完成。

（二）合理选择并分层主张计算路径

在专门法律允许选择时，权利人应当比较实际损失与侵权获利哪条路径更易证明、更接近真实损害，不能仅以名义金额高就主张损失巨大。实际损失通常需要解决因果关系和归因问题，侵权获利则重点解决销售范围、利润率和贡献率问题。如果三要件路径均难以确定，才转向许可使用费倍数，并准备许可合同、市场同类许可费率等证据。诉讼请求中应当明确主张以何种基数乘以何种倍数，同时保留基数无法查明时适用法定赔偿或者裁量性赔偿的备位主张，避免因基数请求落空而丧失救济。

（三）善用责令提供账簿资料与证据保全

对由侵权人掌握的账簿、原始凭证、后台数据等，权利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责令提交申请，并说明资料的关联性、必要性和可能存在的范围。申请证据保全时，应当重点针对容易被篡改、删除或者转移的数据，避免仅申请对公开页面截图。如果侵权人拒不履行法院命令或者提供虚假资料，权利人应当及时要求法院记录相关情节，并结合举证妨碍规则主张以自己提交的证据确定基数。同时，对被告以财务秘密为由拒绝披露的，可以建议法院采取不公开质证、限制证据使用范围等方式，兼顾商业秘密保护和赔偿数额查明。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是基数和倍数的双层结构。基数解决在什么数额上进行惩罚，倍数解决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惩罚。《惩罚性赔偿解释》第五条通过实际损失、违法所得或者因侵权所获利益、许可使用费倍数的分层设计，为计算基数提供了相对确定的规范框架；第六条则将倍数裁量限定在主观过错程度和侵权情节严重程度的综合判断之内，并妥善处理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与民事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司法实践通过卡波案、欧普案、荣某会社诉迪某公司案、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案和抽屉五金件案等典型案例，逐步细化了销售范围、利润率、贡献率、许可费倍数和举证妨碍规则的适用方法。对权利人而言，基数证据的组织能力直接决定惩罚性赔偿能否落地；对侵权人而言，真实完整保存经营资料、配合证据披露，也是避免赔偿责任被推定放大的重要合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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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特征是专利侵权案件中争议最集中的技术特征类型之一。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如果只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表面上看似乎覆盖了所有能够实现该功能的技术方案，但在侵权判定阶段，司法实践通常会把保护范围限定到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及其等同实施方式。识别某一技术特征是否属于功能性特征，以及如何确定其保护内容，往往直接决定侵权案件的结果。

一、功能性特征的定义与识别

《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功能性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除外。该定义包含两个层次：第一，技术特征以功能或者效果作为限定方式；第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凭权利要求无法直接确定具体实施方式。

仅使用功能性语言，并不当然等于功能性特征。如果权利要求同时记载了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结合这些内容直接确定实现功能的具体方式，该特征通常仍属于结构特征或者方法特征。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第一案”中曾指出，技术特征如果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发明技术方案的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即使同时限定了功能或者效果，原则上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以“安全搭扣面对锁定元件延伸，用于防止锁定元件的弹性变形，并锁定连接器”为例，该特征虽然包含“防止弹性变形”的功能描述，但同时限定了安全搭扣与锁定元件之间的方位关系，并隐含了“安全搭扣面对锁定元件延伸”这一结构。只有将方位、结构及其功能结合起来理解，才能清楚确定该特征的内容，因此本质上仍是结构特征。反之，如果功能描述无法帮助确定具体结构，本领域技术人员仍需借助说明书和附图才能确定实现方式，就可能被认定为功能性特征。

二、功能性特征的侵权比对规则

《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与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实现前款所称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相比，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相应技术特征与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

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功能性特征的保护内容不是“所有实现该功能的方案”，而是说明书及附图所公开的不可缺少技术特征及其等同实施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也规定，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因此，说明书中与实现功能有关的技术特征并非全部具有限定作用，只有“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才构成功能性特征的保护内容。

功能性特征的等同判断也有其特殊之处。与一般等同特征要求“基本相同的手段、基本相同的功能、基本相同的效果”不同，功能性特征在手段上要求“基本相同”，但在功能和效果上要求“相同”。换言之，被诉技术方案即使能够实现相同用途，如果其具体手段、功能或者效果与说明书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并不相同，仍不能当然落入功能性特征的保护范围。这一规则体现了功能性特征侵权判定对权利公开内容和公众可预见性的尊重。

三、典型案例展开

（一）脱毛仪案：功能性特征被限定为说明书必要技术特征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914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中，涉案专利为一种脱毛仪，权利要求记载脱毛机构包括脱毛部和冷敷部，冷敷部外露于容纳空间，用于与皮肤接触进行冷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权利要求未对冷敷部本身的结构关系作出限定，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无法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冷敷功能的具体实施方式，因此“冷敷部”属于功能性特征。

根据说明书及附图，实现冷敷功能的不可缺少技术特征包括：冷敷部包含制冷件和传导件，制冷件与传导件的贴合面与人体皮肤呈平行关系，传导件系由导热性能较好的金属材质制成的薄片。被诉侵权产品虽然也设置了具有冷却功能的部件，但其对应结构借用较厚的透光玻璃部件，制冷件与传导件为垂直架构，热传导路径和效果均与说明书实施例不同。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被诉技术方案既不相同，也不等同，最终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该案说明，功能性特征不等于宽泛的“能够实现某种功能即可”。权利人如果在撰写时选择功能性限定，就应当接受保护范围受说明书必要技术特征约束的后果；被诉侵权人如果采用不同结构实现类似功能，仍可能因不属于说明书记载实施方式及其等同方式而不构成侵权。

（二）三明治面包炉案：结构特征与功能性特征的区分

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60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中，权利要求记载“下壳体的后部侧面设置有能够缩进下壳体内的限位按钮”，并进一步限定了限位按钮与上壳体支架支撑部之间的配合关系、半开状态和全开状态下的工作状态。被诉侵权人主张“限位按钮”属于功能性特征，应以说明书实施例进行比对。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权利要求已经对限位按钮的设置位置、结构和在不同状态下的配合关系作出具体限定，本质上不是功能性特征。在此前提下，法院按照一般技术特征的等同规则进行判断，认为被诉侵权产品将限位按钮设置在固定连接于下壳体的支撑件上，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属于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联想到的设置方式，构成等同；但权利要求2中复位弹簧和阻挡部设置在下壳体内部的特征，与被诉技术方案中设置在支撑件内部的结构相比，手段和效果存在实质差异，不构成等同。

该案提示，功能性特征与非功能性特征的区分并非单纯看是否出现功能用语，而应看权利要求是否已经给出足够清晰的结构、位置、状态和配合关系。特征类型不同，侵权比对基准也不同：功能性特征要回到说明书必要技术特征，非功能性特征则适用一般的相同或者等同判断。

（三）胡某诉岳某案：实用新型中非形状构造特征也可以限定功能性特征

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411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中，涉案专利为“一种多功能塑料书写纸板及书写工具”，“显影层”被认定为功能性特征。涉案专利说明书给出了四个具体实施例，并记载了书写纸板的制作方法，详细说明了显影层的原料、配比等内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些内容是实现显影功能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

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物质的组分、配方等通常不属于实用新型保护的构造。但在侵权纠纷中，已经记载在权利要求中的有关组分、配方等内容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对于功能性特征，说明书及附图所载、为实现功能或效果不可缺少的非形状构造类技术特征，同样构成功能性特征的内容，在侵权判定时应当予以考虑。由于权利人未证明被诉侵权产品具有说明书所述“显影层”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该案对实用新型权利人和被诉侵权人都有重要提示：功能性特征的限定来源不限于形状构造类特征，说明书中为实现功能不可缺少的原料、配比、组分等非形状构造内容，也可能成为侵权比对时必须考虑的保护边界。

案例	争议特征	裁判结论	实务要点
脱毛仪案	冷敷部	属于功能性特征，被诉方案不构成相同或等同	功能性特征保护范围受说明书必要技术特征限定
三明治面包炉案	限位按钮	不属于功能性特征，按普通特征等同规则判断	先识别特征类型，再选择比对规则
胡某诉岳某案	显影层	属于功能性特征，原告未完成举证	实用新型说明书中非形状构造类必要特征同样限定范围

表：功能性特征典型案例比较

四、实务操作建议

（一）权利要求撰写阶段应审慎使用功能性限定

功能性限定在授权审查阶段可能被理解为覆盖所有能够实现该功能的方式，看起来保护范围较大；但在侵权判定阶段，其保护内容往往被限定到说明书公开的必要技术特征及其等同实施方式。因此，专利权人不能仅凭“结构包括用于实现XX功能的XX部”这一写法获得宽泛保护，而应当在撰写时考虑商业上可能被规避的实施方案。

如果希望获得较宽保护，建议在权利要求中尽可能记载必要的结构、位置、连接关系、状态转换或者方法步骤，使相关特征成为可以确定的结构特征或者方法特征。如果确需使用功能性限定，应当在说明书中充分公开多种实施方式，并明确哪些特征属于实现功能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必要技术特征写得越清楚、越充分，权利人在侵权诉讼中可主张的等同空间往往越可预期。

（二）被诉侵权人应优先质疑功能性特征认定与必要技术特征范围

被诉侵权人收到专利侵权主张后，首先应当识别原告据以主张的技术特征是否属于功能性特征。如果属于，应当要求原告明确说明书及附图中实现该功能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并审查其是否将被诉方案与这些特征逐一比对。不能允许原告仅以“被诉产品实现了相同功能”为由主张侵权。

在比对层面，被诉侵权人应重点论证手段、功能或者效果是否相同。若被诉方案采用不同的技术路径，例如将平行传导结构改为垂直结构、将独立部件改为一体结构、将专用部件改为兼具其他功能的部件，或者由此导致热传导、密封、锁止等效果差异，就可能不满足基本相同的手段和相同的功能、效果要求。必要时可以借助技术专家、公知常识证据和技术鉴定意见，把技术差异与法律评价区分开。

（三）诉讼中应注重技术事实固定与举证

功能性特征侵权案件往往涉及“说明书记载什么”“哪些特征不可缺少”“被诉方案采用什么结构”等技术事实。权利人应当提交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无效程序中关于权利要求解释的意见，以及被诉侵权产品的实物、拆解记录、技术检测报告等。被诉侵权人则应当围绕实现方式差异组织证据，避免仅作结论性抗辩。

技术鉴定和专家辅助人在这类案件中的价值较为突出。但需要注意的是，鉴定机构解决的是技术事实问题，涉案特征是否属于功能性特征、必要技术特征如何划定、被诉方案是否落入保护范围，最终仍属于法院的法律判断。诉讼双方应当把技术证据作为裁判说理的基础，而不是以鉴定结论替代法律评价。

综上所述，功能性特征的认定和侵权比对，是专利权利要求解释规则在侵权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只有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法仅凭权利要求确定具体实施方式时，才属于功能性特征；其保护内容应当结合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实现功能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及其等同实施方式确定。与一般等同规则相比，功能性特征的比对在手段上要求基本相同，在功能和效果上要求相同，审查更严格、边界更清晰。脱毛仪案、三明治面包炉案和胡某诉岳某案分别从功能性特征认定、特征类型区分和实用新型特殊问题三个角度展示了裁判逻辑。对权利人而言，权利要求撰写阶段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后续维权空间；对被诉侵权人而言，准确识别功能性特征并围绕必要技术特征组织抗辩，往往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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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判定通常遵循全面覆盖原则，但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因采用排他性措辞，在侵权判断中形成特殊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七条，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包含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增加其他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但该增加的技术特征属于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的除外。该条同时规定，前款所称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一般不包括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这一规则既尊重权利要求的公示功能，也为化学、医药、材料领域的技术实践保留必要弹性。笔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等公开案例，围绕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的识别、侵权判定、杂质例外和中药组合物特殊规则展开分析。

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对普通权利要求而言，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只要包含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即使额外增加其他技术特征，通常也不影响侵权成立。但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不同，其对未记载组分的排除，本身就是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判断被诉产品是否落入保护范围，不能仅看其是否包含全部明示组分，还要看其是否遵守了“不含其他组分”这一排除性要求。

一、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的识别与保护范围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4.2.1节对开放式和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作了基本区分。开放式表示组合物中并不排除权利要求未指出的组分，常用措辞包括“含有”“包括”“包含”“主要由……组成”等；封闭式则表示组合物中仅包括所指出的组分而排除所有其他组分，常用措辞包括“由……组成”“组成为”“余量为”等。对于封闭式权利要求，说明书所允许的杂质通常也仅指通常含量下的不可避免杂质，不能据此引入有意添加的其他功能组分。

识别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不能仅机械套用某个词汇，而应结合权利要求的整体含义、从属权利要求、说明书和发明目的综合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曾指出，权利要求采用“由下述重量配比的原料制成的药剂”等表述，并不当然属于《专利审查指南》所列举的“由……组成”“组成为”等封闭式表达方式，还应当结合权利要求之间的限定关系和技术方案整体进行判断。这意味着，主张适用封闭式侵权规则的一方，首先应当证明涉案权利要求确实具有封闭式表达或者实质上排除了其他组分。

从保护范围看，封闭式权利要求的“排除其他组分”并非额外限制，而是权利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专利权人在授权程序中选择封闭式写法，通常意味着其放弃了覆盖含有其他组分产品的可能性。在侵权诉讼中，不能因为增加组分不影响产品主要功能，就重新扩大封闭式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二、增加其他技术特征原则上不落入保护范围

《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确立的规则具有明确性：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包含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增加其他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未落入保护范围。这里的“其他技术特征”，既包括其他有效成分，也包括有明确功能用途的辅料、添加剂、稳定剂等，并不要求该增加组分在产品中占据主要含量或者具有核心作用。

胡小泉与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特利尔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医药分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是理解这一规则的重要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0号民事判决查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采用“由三磷酸腺苷二钠与氯化镁组成”的封闭式表述，要求保护的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冻干粉针剂仅由三磷酸腺苷二钠与氯化镁组成，除可能具有通常含量的杂质外，别无其他组分。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包含三磷酸腺苷二钠和氯化镁两种主要组分，但制备过程中加入了精氨酸和碳酸氢钠两种辅料。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辅料并不属于杂质，辅料也在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的排除范围之内，被诉侵权产品未落入权利要求2的保护范围。

河北鑫宇公司与宜昌猴王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进一步体现了封闭式权利要求的严格性。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201号民事裁定认为，涉案权利要求采用“由……构成”“余量为铁及其不可避免的杂质构成”等措辞，表明权利人已经对焊丝组分进行了穷尽式列举，该权利要求属于封闭式权利要求。对于封闭式权利要求，如果被诉侵权产品除了具备权利要求明确记载的技术特征之外，还具备其他特征，应当认定其未落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三、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的例外认定

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并非要求组合物在物理上绝对纯净。原料本身、生产工艺或储存过程可能带来少量不可避免的杂质，若一概以增加组分为由排除侵权，可能使封闭式权利要求事实上无法实施，也不符合化学、医药领域的技术常态。因此，《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七条将“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作为例外，允许在严格排除规则与客观技术现实之间取得平衡。

从司法实践看，认定“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通常需要满足三个要件：其一，该组分的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并非有意添加；其二，该组分的含量处于常规数量范围；其三，该组分对涉案专利技术问题的解决不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该组分具有明确的功能作用，例如作为辅料、稳定剂、防腐剂或者参与产品性能改进，则即使含量较低，也难以认定为杂质。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诉吐巴塞克斯不锈钢管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系列纠纷案，对杂质的相对性作出了细致分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初1303号民事判决所涉案件中，原告就同一不锈钢产品分别依据不同专利主张权利。在950号专利中，氧元素是解决耐水蒸汽氧化性技术问题的有效元素，钒元素未被记载且对解决该专利的技术问题不具有积极作用；在889号专利中，钒元素则是实现发明目的的有效元素。法院认为，“杂质”是针对具体涉案专利而言的，应当基于涉案专利的技术问题、发明目的和技术效果进行判断，同一产品中的同一元素，相对于不同专利可能分别被认定为有效组分或者杂质。该案说明，杂质并非产品物理层面的绝对概念，而是相对于具体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作出的法律判断。

在举证责任上，通常先由被诉侵权人举证证明被诉产品中确实存在权利要求未记载的组分；专利权人主张该组分属于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并据此继续主张侵权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据，包括原料来源、生产工艺、产品标准、检测报告、行业公知常识或者技术鉴定意见等。法院会结合组分的来源、含量、功能以及其与涉案专利技术问题的关系综合认定。

四、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的特殊处理

《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前款所称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一般不包括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这一规定并非否定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可以采用封闭式撰写，而是强调中药组合物在作用机制、原料配伍、制备工艺和技术效果方面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化学组合物的严格排除规则。

中药复方往往由多种药材组成，各组分的药效并非简单加总，生产工艺中的辅料、成型辅料以及炮制方式也可能影响最终药效。如果仅因被诉中药产品增加某一组分就一律排除侵权，可能使权利保护范围过窄，不利于中药领域的创新保护；反之，如果完全无视增加组分对组方功能和疗效的影响，又可能使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确定。因此，对于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司法审查通常更关注增加的技术特征对技术问题解决是否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不是仅关注其是否在形式上属于封闭式表述。

维康公司诉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正好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为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的解释提供了参考。该案历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4）京知行初字第1号判决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3375号判决，涉及一种药物金刚藤微丸及其制备方法。无效宣告请求人认为涉案权利要求采用“由……制成”方式撰写，应属于封闭式权利要求，制备过程中加入的水等辅料会使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法院通过字面解释、整体解释、发明目的解释以及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认定该权利要求并不属于严格封闭式表达，结合从属权利要求和说明书内容，最终维持了权利要求的解释结论。该案表明，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判断，不应拘泥于特定表达方式，而应结合发明目的、说明书和整体技术方案综合确定。

五、典型案例比较

不同案件中，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的认定、增加组分的性质以及裁判结论存在差异。下表从权利要求表述、增加组分、裁判结果和规则要点四个方面进行归纳。

案件	权利要求表述	增加或争议组分	裁判结果	规则要点
胡小泉案	由三磷酸腺苷二钠与氯化镁组成	精氨酸、碳酸氢钠辅料	未落入保护范围	辅料不属于杂质，封闭式排除其他组分
河北鑫宇案	由……构成、余量为铁及其不可避免的杂质构成	权利要求未记载的其他组分	未落入保护范围	封闭式权利要求排除其他技术特征
日本制铁案	剩余部分由Fe和杂质构成	钒元素	是否属于杂质视具体专利而定	杂质具有相对性，需符合不可避免、常规数量、无技术作用
维康案	由……原料制成的中药组合物	水、乙醇等制备辅料争议	权利要求解释为开放式	中药组合物不机械套用封闭式表达

表：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侵权判定典型案例比较

上述案例提示，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的侵权判断，首先取决于权利要求是否构成封闭式以及其排除范围如何解释，其次取决于被诉产品中增加组分的性质和功能，最后还要考虑中药组合物等特殊领域是否应当适用不同的解释路径。

六、诉讼双方的实务操作建议

（一）专利权人应当重视权利要求撰写层次

封闭式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较小，但授权稳定性往往较强；开放式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较大，却可能面临更多现有技术挑战。专利权人在撰写化学、医药、材料领域组合物权利要求时，应当根据商业布局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若希望覆盖包含常规辅料的产品，可以考虑使用“含有”“主要包括”等开放式表述，或者设置开放式独立权利要求与封闭式从属权利要求相结合的权利要求布局。

如果确需采用“由……组成”等封闭式表述，应当在说明书中对允许存在的杂质类型、来源和含量范围作出说明，但应注意，说明书不能将有意添加且具有功能的辅料解释为“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专利申请阶段的权利要求选择，直接决定后续维权能否覆盖目标产品，不能在侵权诉讼阶段再通过解释方式突破已公开的排他性边界。

（二）被诉侵权人应当围绕组分证据组织抗辩

被诉侵权人收到专利侵权主张后，应当首先判断涉案权利要求是否属于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并核查被诉产品的完整组分。产品说明书、药品注册资料、生产投料记录、原料标准、检测报告、技术鉴定意见等，都可以用于证明被诉产品中是否存在权利要求未记载的组分。

如果被诉产品含有权利要求之外的辅料、活性成分或功能性组分，应重点论证该组分并非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而是有意添加且对产品性能具有作用，从而主张未落入保护范围。对于中药组合物案件，则应进一步分析增加组分是否对组方药效、配伍关系或者技术问题的解决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不能仅以“增加了成分”作为抗辩的全部理由。

（三）诉讼中应当统一技术事实与法律判断

封闭式组合物侵权案件往往涉及组分含量、杂质来源、工艺条件等技术事实，单纯依靠当事人陈述难以得出可靠结论。诉讼中应当注重物证保全、样品检测和专家辅助人的使用，必要时申请技术鉴定，明确被诉产品的组分构成、含量以及各组分所发挥的功能。

法律判断层面，应当先确定权利要求类型和排除范围，再审查增加组分的性质，最后结合举证责任得出结论。将“产品中含有什么”与“专利保护什么”分开审查，有助于避免以产品主要功能代替权利要求边界，也能避免把杂质例外无限扩大。

综上所述，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的侵权判定规则，是在全面覆盖原则基础上，将“排除其他组分”视为权利要求固有技术特征的特殊规则。被诉技术方案增加非杂质组分，原则上不落入保护范围；只有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才构成例外。杂质认定具有相对性，应结合具体专利的技术问题、发明目的和技术效果判断，并由主张例外的一方承担相应证明责任。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因其组分作用机制和传统医药特点，通常不能机械套用严格封闭式解释。对专利权人而言，权利要求撰写方式直接决定维权边界；对被诉侵权人而言，准确识别封闭式特征并固定组分证据是抗辩起点。只有将法律解释、技术事实和证据组织统一起来，才能准确判断封闭式组合物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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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中，说明书的公开程度是影响授权前景和权利稳定性的基础问题。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往往具有“黑匣子”特征，仅公开模型名称、算法原理或者概括性的应用效果，未必能够让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实施该发明。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要求，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国家知识产权局2024年12月31日发布的《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试行）》第四章第2节进一步指出，发明贡献不同，实现该发明必不可少的技术内容亦有所不同，并针对模型训练、模型构建和具体领域应用三类情形给出了申请文件撰写建议。

从审查实务看，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意见通常不是笼统否定技术方案，而是指出实现该方案所必需的内容未被清楚、完整地记载。因此，申请人和专利代理师首先应当判断本案的发明贡献落在何处，再确定说明书需要重点公开哪些内容。只有围绕发明贡献安排撰写材料，后续答复审查意见时才有充分的原始依据可循。

一、充分公开的判断基准：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充分公开的法定标准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这里的技术人员是法律拟制主体，既不是普通读者，也不是发明人本人，而是具备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能够理解并运用现有技术，同时具有一定实验设计和逻辑推理能力的人员。判断能否实现，并不要求说明书公开所有可能的技术细节，而是要求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实施技术方案、解决技术问题并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人工智能相关申请的特殊性在于，算法或模型的内部运行过程并不总是直观可见，同一模型在不同数据、参数和训练方式下可能产生明显不同的结果。如果说明书仅记载“采用神经网络进行分类”“通过机器学习实现预测”，却未说明模型如何处理数据、如何训练、如何输出结果，技术人员就难以判断方案究竟如何实现，更无法验证是否能够达到说明书声称的效果。

判断充分公开应当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为准。申请日后补充的技术内容、实验数据或者事后说明，不能替代原始申请文件应当公开的内容。因此，撰写阶段就应当围绕发明贡献确定必要记载事项，而不是等收到公开不充分审查意见后再考虑如何补充。

二、发明贡献在于模型训练：记载算法步骤与训练过程

如果发明贡献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说明书一般应当根据方案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要达到的效果，清楚记载模型训练过程中涉及的算法、算法的具体步骤以及训练方法的具体过程。仅记载模型名称、损失函数或者“采用梯度下降训练”这类概括性内容，通常不足以让技术人员再现整个训练方案。

（一）以技术问题为起点确定训练要素

训练类发明的撰写不能只围绕数学公式展开，而应首先说明该训练方法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例如，方案是为了提高训练收敛速度、降低标注数据依赖、增强模型泛化能力，还是为了在特定硬件条件下降低训练资源占用。技术问题不同，训练方法中需要公开的必要内容也不同。

以技术问题为起点，可以避免两种极端：一是罗列大量算法公式但未说明其在训练过程中的作用和执行条件；二是只描述训练目标，却未记载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步骤。说明书应当使技术人员能够理解每一个关键训练步骤为何必要、如何执行、与最终模型效果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二）算法步骤和训练过程需要达到可执行程度

涉及训练方法的申请，至少应当考虑记载训练数据的获取方式或数据来源、数据预处理和标注方式、模型初始化方式、前向计算和反向传播过程、损失函数及其计算方式、优化算法的选择、学习率等关键参数的设置或调整方式、训练轮次或收敛条件等内容。并非所有细节都必须写入，但对于实现方案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能以“常规技术”为由一笔带过。

例如，涉及一种基于知识蒸馏的模型训练方法，不能仅记载教师模型和学生模型，还应当说明二者分别承担什么功能、蒸馏过程中如何利用教师模型输出、损失函数如何组合、学生模型如何更新参数以及最终如何获得满足精度或速度要求的模型。即使某些参数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通过有限试验确定的常规选择，说明书也应当记载足以支撑实现的基本条件。

（三）训练效果需要与方案对应记载

训练类发明的有益效果，通常体现为训练时间缩短、数据需求降低、模型精度提升、资源占用下降等。说明书应当客观记载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所能达到的效果，并通过实施例、对比数据或者分析论证予以支持。效果表述应当与技术问题、技术手段相对应，不能只写“效果显著”而没有可检验的具体依据。

三、发明贡献在于模型构建：记载模块结构、层次结构和连接关系

如果发明贡献在于人工智能模型构建，说明书一般应当根据方案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要达到的效果，记载必要的模块结构、层次结构或者连接关系，并准确、客观地写明模型的功能和效果。模型结构类申请的公开重点，是让技术人员能够理解模型由哪些部分组成、各部分的层级关系如何、数据在模型内部如何流转，以及这种结构为何能够产生所述效果。

（一）结构记载不能停留在模型名称层面

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说明书仅记载“包括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引入注意力机制”，却未说明各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数据维度、计算方式或者参数处理过程。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模型名称可能指向多种实现方式，如果缺少必要的结构限定，就无法确定申请人究竟要求保护何种模型。

以神经网络模型为例，说明书可以根据发明贡献记载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的格式、各层的类型和功能、卷积核或池化方式、激活函数、归一化方式、残差连接、注意力机制的作用对象以及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流向。对于体现发明点的模块，还应当说明其在整体模型中所处的位置、与前后模块的连接关系以及承担的具体功能。

（二）将模块结构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方案

模型结构类发明往往既涉及产品权利要求，也涉及方法权利要求。说明书中的结构描述应当能够支撑两种撰写方式：既可以从模块和连接关系角度描述模型构建结果，也可以从数据处理角度描述各个模块如何依次执行，形成“模块动作化”的表达。这样不仅有助于充分公开，也有利于后续权利要求布局和审查意见答复。

例如，一个改进点在于引入质量评估模块的模型，不能只说明新增一个评估模块，还应当说明该模块接收何种中间特征、如何计算质量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如何影响后续训练或者推理过程。只有将结构特征与处理流程结合起来，技术人员才能确认该模块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性特征。

（三）模型功能和效果需要客观、可验证

说明书应当写明改进后模型能够实现的功能和达到的效果，例如识别精度、推理速度、模型参数量、抗干扰能力、资源占用等。必要时，应当通过实验数据、对比实验或者分析论证予以表明。效果数据需要与模型结构改进对应，能够说明改进结构带来的实际差异，而不是仅以通用指标代替技术论证。

四、发明贡献在于具体领域应用：记载场景结合与输入输出关联

如果发明贡献在于人工智能在具体领域中的应用，说明书一般应当根据方案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要达到的效果，明确模型如何与具体应用场景结合、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如何设置。必要时，还应当阐明输入数据与输出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判断二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一）不能只写“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某领域”

领域应用类申请如果仅记载“采用人工智能模型对工业产品进行检测”“利用深度学习进行医疗辅助诊断”，往往不足以满足充分公开要求。说明书应当进一步说明该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对象、应用条件、数据来源、处理流程和输出结果如何使用。只有将模型放到具体技术流程中，技术人员才能判断方案是否能够实现。

例如，在工业视觉检测中，说明书可以记载待检测产品的类型、图像采集方式、检测目标、缺陷类型、模型输入图像的大小和格式、输出为缺陷类别或位置信息、结果如何用于产线控制或者人工复核等。应用场景越具体，方案的技术内涵越清楚，公开是否充分的判断也越具有可验证性。

（二）输入输出设置需要与技术问题对应

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不是任意选择的标签，而应当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形成对应。说明书中应当记载输入数据表征何种技术对象的特征，输出数据表达何种技术结果，以及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关系。对于依赖图像、信号、传感器数据等技术数据的方案，这种关联往往可以通过物理含义、数据处理规则和实施例说明。

如果输入输出之间的关联只能依据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或者主观偏好建立，而与自然规律无关，则不仅可能影响技术方案判断，也可能使技术人员难以确认输出结果的技术意义。撰写时应当尽量说明数据特征与预测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把应用场景变成简单的数据分类标签。

（三）应用约束和实施条件需要同步公开

具体领域应用往往受到硬件资源、实时性、数据分布、部署环境等因素约束。说明书应当记载这些约束条件及其对模型设计、数据处理或输出结果的影响。例如，边缘设备上的实时检测方案，需要说明模型是否经过轻量化处理、推理过程如何满足响应时间要求；医疗辅助诊断方案，需要说明输入数据的采集规范、输出结果如何辅助医生判断。

五、针对公开不充分审查意见的答复路径

审查员发出公开不充分审查意见时，通常会指出说明书缺少实现发明必不可少的内容，或者记载内容不足以使技术人员产生预期效果。答复时不能简单以“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一笔带过，而应当围绕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记载，阐述能够实现的理由和依据。

（一）先复盘原始公开内容，再确定答复方向

收到审查意见后，应当先重新梳理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确认审查员所指缺陷是否真实存在。有些意见可能源于审查员未充分考虑说明书中的实施例、附图或者参数记载，此时可以通过引用原始记载逐项回应；如果原始记载确实不足，则需要判断能否在原始公开范围内通过修改权利要求或说明书予以克服。

答复方向应当与发明贡献类型对应：模型训练类申请重点回答算法步骤和训练过程是否清楚；模型构建类申请重点回答模型结构、层次和连接关系是否完整；领域应用类申请重点回答应用场景结合和输入输出关联是否明确。脱离发明贡献的泛泛论证，通常难以改变审查结论。

（二）以原始记载为基础论证可实现性

充分公开的判断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为准。意见陈述中应当指出，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基于原始记载并结合本领域公知常识，可以实施该技术方案。对于审查员认为缺少的参数、步骤或者效果依据，应当引用说明书中的具体段落、实施例、附图或者数据说明其已经公开，或者说明其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确定的常规技术内容。

应当避免用申请日后新增的技术内容替代原始公开内容。如果原始说明书确实没有记载实现所必需的技术特征，一般不能通过引入新内容予以补足，而应当在原始公开范围内进行修改，必要时应重新评估后续申请策略。答复的效果，取决于能否让审查员相信公开不足的疑问已被原文件本身解决。

（三）意见陈述书的组织方式

针对公开不充分意见，意见陈述书可以按照“缺陷归纳、原始依据、实现路径、预期效果、修改说明”的结构组织。首先准确归纳审查员指出的事项，其次指出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与之对应的原始记载，再次说明技术人员如何根据这些记载实施技术方案，继而说明方案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并产生预期效果，最后对权利要求或者说明书修改作出必要说明。

论证中应当保持技术问题、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的一致。不能仅以模型效果更好代替实现路径，也不能把“公开不充分”问题混同于“创造性”问题。审查员需要看到的是：该方案按照说明书能够做出来，并且能够达到说明书所记载的效果。

六、不同贡献类型撰写与答复要点比较

不同发明贡献对应的说明书公开重点和审查意见答复重点存在明显差异。下表从撰写和答复两个层面进行归纳，便于申请人和专利代理师在具体案件中对照使用。

贡献类型	说明书必要记载	常见缺陷	答复重点
人工智能模型训练	算法及具体步骤、训练方法具体过程、关键参数和训练条件	仅写模型名称、损失函数或抽象训练流程	引用原始记载说明训练步骤可执行、效果可达到
人工智能模型构建	模块结构、层次结构、连接关系、功能和效果，必要时辅以实验数据	只列结构名称，未写数据流向、连接关系和效果依据	结合结构描述和实施例说明模型能够实现
人工智能具体领域应用	模型与场景结合方式、输入输出设置、数据关联关系和实施约束	仅有通用模型，缺少应用技术细节和输入输出关联	阐明领域数据含义、场景约束及方案整体可实现性

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充分公开的撰写与答复要点

上述三类贡献并非完全孤立。一项申请可能既涉及模型结构改进，也涉及训练方法调整，还包含具体应用场景。此时应当根据发明核心贡献确定撰写主线和答复重点，同时兼顾其他贡献相关内容的记载，避免因次要内容缺失影响整体公开。

七、申请人和专利代理师的实务操作建议

（一）申请阶段按贡献类型建立撰写清单

在撰写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前，可以先明确发明贡献属于模型训练、模型构建、具体领域应用还是组合情形，并据此建立说明书必要记载事项清单。清单应当围绕技术问题、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展开，确保每一个体现发明贡献的技术特征在说明书中都有清楚、完整的记载。

对于训练类发明，重点检查算法步骤、训练过程、关键参数和效果数据；对于构建类发明，重点检查模块结构、层次结构、连接关系和功能效果；对于应用类发明，重点检查场景结合、输入输出设置和数据关联。撰写完成后，可以站在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按照说明书重新推演一次实施过程，查找可能无法实现之处。

（二）说明书与权利要求保持对应，为答复保留原始依据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应当在技术特征层面保持对应，避免权利要求记载了说明书未充分展开的内容。权利要求中写入的特征，尤其是体现发明点的特征，原则上都应在说明书中说明其作用、实现方式和效果。否则，后续修改权利要求或者答复审查意见时，可能因缺少原始依据而受到限制。

说明书还应当保留足够的实施例和变化方式。人工智能方案往往存在多种可实现形式，适当记载替代方式、参数范围和实施条件，有助于证明申请人已经公开了能够实现的技术方案，也能为授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调整提供支持。

（三）答复阶段先回归原文件，再选择修改或陈述

收到公开不充分审查意见后，不应急于修改，而应先判断审查意见指向的是何种必要记载缺失。如果原始文件已经记载相关内容，可以通过意见陈述引用具体段落予以回应；如果确需修改，应当在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允许的范围内，从原始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寻找支持。

答复中要避免以“算法效果更好”代替“实现方式已经公开”，也要避免将公开不充分问题简单转化为创造性论证。只有回到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结合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认知，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答复。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的充分公开，不是将所有算法细节无差别地堆入说明书，而是根据发明贡献类型，围绕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这一标准，准确记载实现发明必不可少的技术内容。模型训练申请要写清算法步骤和训练过程，模型构建申请要写清模块结构、层次结构和连接关系，具体领域应用申请要写清场景结合与输入输出关联。面对公开不充分审查意见，答复应当回到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结合本领域公知常识论证可实现性，不能以申请日后的新内容改变公开基础。从撰写源头为充分公开留足依据，既是应对审查的基础，也是提高人工智能专利授权确定性和权利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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