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快照服务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复杂法律问题。我国司法实践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快照形式在其服务器上生成作品复制件并向公众提供，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构成内容提供行为而非单纯的技术服务。当快照服务提供者以搜索、链接或系统缓存为由提出不侵权抗辩时，法院不予支持，且侵权认定与快照来源网页内容是否侵权无关。这一规则体系体现了著作权法对数字技术发展的回应，也为平衡各方利益提供了法律框架。

一、网页快照的法律定性：从技术到法律的转换

网页快照的法律定性是侵权认定的逻辑起点，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正确界定快照行为的法律性质，成为解决相关纠纷的前提。

1. 内容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

网页快照服务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行为而非单纯网络服务，主要基于其技术特性和法律特征。从技术角度看，网页快照是搜索引擎利用爬虫程序对互联网网页进行搜索时，自动生成的复制件并存储于自身服务器中。当用户点击“快照”选项时，搜索引擎直接从其服务器向用户提供内容，这一过程完全在搜索引擎的控制之下。 从法律要件分析，网页快照服务完全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网页快照使得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引擎服务器上获取被存储的内容，满足了“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一关键要件。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中，二审法院明确认定网页快照提供行为属于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内容提供行为，而非《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系统缓存行为或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搜索链接行为。

2. 与相关行为的区分认定

网页快照与系统缓存存在本质区别。系统缓存是指技术性的自动暂存，旨在提高访问效率，通常很快会被更新替换。而网页快照是搜索引擎主动抓取并长期存储的完整内容复制件，具有持久性和完整性特征。 网页快照也与搜索链接服务性质不同。传统搜索链接服务只是提供指向第三方网站的信息路径，不直接提供内容本身。而网页快照是直接向用户提供存储在自身服务器上的内容，实质替代了来源网站的内容提供功能。 表：网页快照与相关技术服务的法律性质区分

比较维度​	网页快照​	系统缓存​	搜索链接​
内容存储位置​	快照服务提供者服务器	临时存储，快速更新	不存储内容，仅提供路径
用户获取方式​	直接来自快照服务器	通过临时缓存获取	跳转至来源网站获取
法律性质​	内容提供行为	技术性自动暂存	信息定位服务
责任基础​	直接侵权责任	适用免责条款	帮助侵权责任

二、抗辩规则：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边界

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常援引技术中立原则进行抗辩，但司法实践对其抗辩事由持严格审查态度，确立了明确的抗辩规则。

1. 搜索、链接抗辩的排除

当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以搜索、链接服务为由提出不侵权抗辩时，法院明确不予支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第十三条规定：“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以搜索、链接或者系统缓存为由提出不侵权抗辩的，不予支持”。 这一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行为性质的本质差异。搜索链接服务只是提供信息定位，不直接提供内容，而网页快照是直接向用户提供作品内容本身。在“北京三面向公司诉人民搜索公司案”中，法院指出网页快照本质上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而非对原网页的搜索或者链接服务。

2. 系统缓存抗辩的否定

网页快照服务同样不适用系统缓存免责条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为系统缓存服务提供了“避风港”保护，但该条款的适用有严格条件，包括缓存内容不被改变、遵守行业规范等。网页快照服务通常不符合这些条件。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一审中，法院曾认为网页快照属于系统缓存行为，但因其不符合免责条件而认定侵权。二审法院则更彻底地指出，网页快照根本不属于系统缓存行为，而是独立的内容提供行为。

3. 免责抗辩的审查要素

尽管网页快照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行为，但并非必然构成侵权。法院会综合考量一系列因素，判断其是否可免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明确了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的多种因素。 合理使用是重要的抗辩事由。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二审中，法院认定涉案网页快照提供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因其不会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害，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三、侵权认定与来源网页的独立性原则

网页快照服务侵权认定采取独立性原则，即与快照来源网页内容是否侵权无关，这一规则体现了对快照行为本身的独立法律评价。

1. 独立评价的法理基础

侵权认定独立于来源网页内容的法律状态，其法理依据在于著作权的绝对权性质。著作权是对世权，任何对作品的使用行为，无论原始来源是否合法，都需获得著作权人许可或符合法律例外规定。 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直接使用了作品，形成了新的传播渠道，这一行为本身需要独立的法律评价。即使来源网页是合法授权传播，快照服务提供者未获许可提供快照的行为仍可能构成侵权。

2. 实质性替代的判断标准

实质性替代是判断网页快照是否侵权的核心标准。如果快照服务实质替代了来源网站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得公众无需访问来源网站即可获得作品，则可能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图片快照在展示方式、效果及内容上与来源网站几乎完全一致，用户可直接保存图片，无需访问原网站，构成实质性替代，因而认定侵权。 相反，在“北京新三优秀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图片预览功能只是为了方便用户查看检索结果，标注了来源网址，不影响权利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不构成实质性替代，因而不认定侵权。

3. 独立责任的主体认定

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作为独立内容提供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而非共同侵权或帮助侵权责任。这一责任认定规则使得著作权人可以直接向快照服务提供者主张权利，无需证明来源网站的责任。 独立责任原则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利益，降低了维权成本。同时，这也促使快照服务提供者建立更完善的版权审查机制，防止侵权内容通过快照服务传播。

四、侵权认定的考量因素与裁判规则

网页快照侵权认定采用多因素综合判断方法，法院会结合技术特征、商业逻辑、行业惯例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裁量。

1. 正常使用与合法权益的平衡

判断网页快照是否侵权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以及是否不合理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提供行为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合法权益的，不认定侵权。 正常使用的判断需结合作品类型、使用方式、市场影响等因素。对于文字作品，快照服务提供完整文本可能替代原网站访问；对于图片作品，提供高清大图可能影响权利人的授权市场。 合法权益的考量则包括权利人通过作品获得经济收益的能力、声誉影响等。如果快照服务分散了原网站的流量，影响广告收益，可能被认为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

2. 技术功能与公共利益的权衡

网页快照的技术功能和公共利益价值是侵权认定中的重要考量因素。网页快照具有保存历史信息、提高访问效率、应对网站故障等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对互联网生态具有积极价值。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中，法院特别强调了网页快照的不可替代价值：当来源网站无法访问时，快照可以提供历史内容；快照的高亮显示功能提高信息检索效率；快照有助于保存互联网历史资料。 公共利益权衡是合理使用判断的关键。如果认定快照服务构成合理使用，需考虑其对公众获取信息、知识传播的促进作用。

3. 行业惯例与合理措施

行业惯例和合理措施是判断快照服务提供者过错程度的重要因素。如果快照服务提供者遵循行业通行标准，采取了合理的预防侵权措施，可能降低其过错程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指出，判断网页快照提供行为是否侵权，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快照的主要用途、权利人能否通过通知删除方法缩小损害、是否已发出通知、是否及时采取措施、是否从中直接获利等。 通知-删除机制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工具。如果快照服务提供者设置了便捷的侵权通知渠道，并在收到通知后及时采取措施，可能减轻或免除责任。

五、典型案例的裁判思路与发展趋势

网页快照侵权认定规则在典型案例中逐步发展成型，体现了司法实践对技术发展的积极回应和精细化调整。

1. 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合理使用认定

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是网页快照领域的里程碑案例。该案一审法院认定快照服务提供者侵权，二审法院则推翻一审判决，认定构成合理使用。 二审法院在裁判中确立了合理使用四要素分析框架：快照是否会对来源网页产生实质性替代；快照提供者是否有直接营利目的；权利人是否发出删除通知；快照服务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 这一案例体现了法院对技术创新的包容态度，避免了因过度保护著作权而阻碍技术发展。同时，该案也确立了网页快照纠纷中的利益平衡原则，为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思路。

2. 实质性替代测试的适用

实质性替代测试已成为网页快照侵权认定的核心方法。在多个案例中，法院通过分析快照是否实质替代来源网站功能来判断侵权成立与否。 实质性替代的判断包括内容完整性、用户体验、市场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如果快照提供的内容与来源网站几乎相同，且用户体验无明显劣势，则可能构成实质性替代。 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图片快照可以使用户直接获得图片，无需访问来源网站，构成实质性替代，因而认定侵权。而在“北京新三优秀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预览图功能只是辅助用户选择，不构成实质性替代。

3. 技术发展的规则调适

网页快照侵权认定规则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调适。早期案例对快照服务持较为宽容的态度，随着技术成熟和商业模式清晰，司法实践逐渐趋于严格。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网页快照规则带来新挑战。自动摘要、内容提取等新技术模糊了快照与内容提供的界限，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规则。 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新技术也为快照服务提供了更有效的版权管理工具，可能改变责任认定标准。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将成为过错判断的重要依据。

结语

网页快照服务侵权认定规则的发展体现了著作权法对数字技术的积极回应，也预示着更为精细化的利益平衡趋势。 网页快照服务在信息保存、知识传播、效率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法律应在保护著作权的同时，为技术发展留出适当空间。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的快照服务制定差异化规则。文字快照、图片快照、视频快照等可能有不同的侵权认定标准。 技术中立平衡：合理界定技术提供者的责任边界，既防止技术滥用，又鼓励创新。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适应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需求。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准适用网页快照侵权认定规则是实现利益平衡的关键；对于快照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规则边界有助于合规经营；对于著作权人而言，完善的规则体系有利于有效维权。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保护著作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网页快照侵权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法治平衡。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通知-删除”规则已成为权利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核心程序机制。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侵权内容能否被及时移除，以及权利人能否进入“避风港”规则的保护范围。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明确了有效通知的法定要求，而司法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足以准确定位”这一核心标准的认定规则。本文将深入剖析通知有效性的认定标准、司法适用及发展趋势，为权利人提供实务指引。

一、通知有效性的法律框架与制度价值

通知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利益平衡原则，既要保障权利人有效维权，又要防止权利滥用损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1. 法律依据与规范体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通知的法定要件：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这三项要件构成了通知有效性的基本框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进一步确认了“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地位，规定“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这一规定与《条例》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通知有效性的认定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不断丰富通知有效性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通知的有效性应坚持实质性标准而非形式性标准，即着重考察通知是否足以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准确定位侵权内容。

2. 制度价值与平衡理念

通知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建立高效的侵权处理机制。一方面，它为权利人提供了快速制止侵权的渠道；另一方面，它避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重的监控义务，保障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平衡各方利益是通知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法院指出：通知制度既要“推动权利人积极地寻找和发现侵权信息，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防止侵权后果的蔓延”，同时还要防止“简单采取移除措施可能会侵害网络用户的利益”。

二、通知有效性的法定要件分析

一份有效的通知必须满足法定要件，否则网络服务提供者无义务采取删除措施。司法实践对这些要件形成了具体的认定标准。

1. 权利人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要求

身份真实性是通知有效的基础。权利人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以便网络服务提供者核实身份和进行沟通。 在实务中，个人权利人应提供身份证明信息，法人权利人则应提供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权利人委托第三人投诉的，还需提供明确的授权文件。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原告最初寄送的《律师函》未附权属证明附件，导致通知被认定为无效。

2. 侵权内容定位的准确性标准

准确定位是通知有效的核心。传统上，要求提供“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但司法实践发展了更灵活的认定标准：即使通知未包含完整网络地址，只要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也可认定为有效通知。 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的首次通知“没有提交任何权属证据材料作为附件，以初步证明百家号用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资讯’构成侵权这一事实”，因此不是合格有效的通知。这表明准确定位需要实质性内容支持。

3. 侵权初步证明的充分性要求

初步证明是通知有效的关键。权利人需提供两方面的证明材料：权属证明和侵权事实证明。 权属证明在于证明原告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侵权事实证明则需表明被指称的内容构成侵权。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法院强调通知应让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判断侵权指控的合理性”。 表：有效通知的核心要件与认定标准

法定要件​	具体要求​	司法认定标准​	常见缺陷​
权利人身份信息​	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地址	真实可验证，能够联系到权利人	信息不全、无法核实
侵权内容定位信息​	作品名称、网络地址	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	仅提供链接，无具体说明
侵权初步证明材料​	权属证明、侵权事实证明	能够初步证明侵权成立	缺乏权属证据或证据不完整

三、“足以准确定位”的司法认定标准

“足以准确定位”是通知有效性认定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法院在判断是否足以准确定位时，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

1. 网络服务类型的差异性影响

服务类型直接影响到定位标准的适用。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内容组织和管理方式不同，对定位信息的要求也存在差异。 对于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关键词或URL地址可能足以定位；对于电子商务平台，则需要提供具体的商品链接或卖家信息；对于视频分享平台，需要提供视频标题、上传者信息等；对于社交媒体平台，则需要提供发布者账号、内容链接等精准信息。 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法院考虑到百度作为大型中文搜索引擎服务商，其运营的百家号信息发布数量大的特点，认为权利人需要提供更具体的信息才能准确定位。

2. 文件类型与内容特定性的考量

文件类型影响定位的精确度要求。对于文字作品，标题和作者信息可能是关键定位要素；对于音乐作品，歌曲名、表演者信息更为重要；对于影视作品，剧名、集数、版本信息则至关重要。 内容特定性是判断是否足以准确定位的关键因素。如果作品名称具有高度独特性，如《××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则即使未提供具体网络地址，也可能足以定位；反之，如果作品名称通用性较强，如“宣传片”，则需要更多辅助信息才能准确定位。

3. 信息组合的充分性判断

信息组合可能达到准确定位的效果。即使单独某项信息不足定位，但多项信息组合可能足以识别侵权内容。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量通知提供的所有信息，判断其是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足以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无需过度努力即可定位侵权内容。 例如，在“某影视公司诉视频平台案”中，权利人虽未提供具体视频链接，但提供了准确的作品名称、上传者账号信息以及大致上传时间段，法院认定该组合信息足以准确定位。

四、不同服务类型下的定位标准差异

不同网络服务类型对定位信息有不同要求，权利人需根据服务特点提供相应的定位信息。

1. 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定位标准

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如网盘、视频分享平台）的定位要求最为复杂。权利人需提供尽可能具体的内容标识信息。 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法院认为对于百家号这类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权利人需要提供具体的内容链接或足以识别特定内容的详细信息。如果仅提供通用链接或模糊描述，难以满足准确定位的要求。

2. 搜索链接服务的定位标准

搜索链接服务的定位要求相对简单。由于搜索引擎本身不存储内容，而是提供索引和链接，权利人需要提供具体的URL地址或足以生成准确搜索结果的Keywords。 对于深度链接问题，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设置的链接能够直接指向特定侵权内容，则权利人的通知只需识别该链接即可认为足以定位。

3. 电子商务平台的定位标准

电子商务平台的侵权内容定位具有特殊性。权利人需要提供准确的商品链接或卖家信息，以及侵权商品的具体标识。 对于商品列表页侵权，可能需要提供具体商品ID；对于店铺级别侵权，则需要提供店铺名称及侵权事实的总体描述。

五、通知有效性认定的举证规则与程序保障

通知有效性的认定需要相应的举证规则和程序保障，以确保认定结果的公正性和可预期性。

1. 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权利人承担通知有效性的初步证明责任。权利人需要证明其发出的通知符合法定要求，包括提供通知副本、发送凭证等证据。 网络服务提供者如认为通知无效，需承担相应的反驳责任。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百度公司需要证明原告的初始通知缺乏必要内容，因此不属于有效通知。

2. 补充通知的程序规则

补充通知是弥补通知缺陷的重要程序。当通知存在瑕疵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要求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补充缺失信息。 在“郑某云诉百度案”中，百度公司在收到不合格通知后，“主动联系郑某云，请其补充权属材料”，这一做法得到了法院的肯定。补充后的通知到达日期视为有效通知的发出日期。

3. 错误通知的责任承担

错误通知可能导致法律责任。如果权利人发出的通知存在重大错误，如指认错误侵权人或不存在的内容，可能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有效遏制了权利滥用行为。

六、通知有效性认定的发展趋势与完善路径

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通知有效性认定规则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1. 技术发展对认定标准的影响

技术进步正在改变通知有效性的认定标准。随着内容识别技术（如数字指纹、水印技术）的发展，权利人可能只需提供作品样本和特征信息，即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准确定位侵权内容。 算法推荐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侵权内容通过个性化推荐系统传播时，传统定位方式可能不足，需要新的定位标准。

2. 标准化通知系统的建立

标准化是提高通知效率的重要路径。行业正在推动建立标准化的通知系统，通过结构化数据和应用程序接口（API），提高通知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 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要求的“内容识别系统”为标准化通知提供了借鉴。权利人提供作品样本和元数据，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匹配和识别侵权内容。

3. 差异化认证体系的构建

差异化认证是未来通知制度的发展方向。对于信誉良好的权利人，可适用简化的通知要求；对于新权利人或投诉记录不良的权利人，则适用更严格的通知标准。 这种差异化处理既保证了通知效率，又防止了制度滥用，体现了比例原则和诚信原则在通知制度中的具体应用。

结语

通知有效性认定标准正朝着精准化、差异化和技术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服务类型和内容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技术适应性：认定标准应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提高通知效率。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适应跨境网络服务的监管需求。 对于权利人而言，准确理解通知有效性的认定标准是成功维权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助于规范投诉处理流程；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准化的认定体系是实现利益平衡的保障。 唯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通知有效性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利益平衡。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链接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始终是司法实践的焦点问题。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为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免责的”避风港”规则，但进入这一”避风港”需要满足严格的法律要件。本文将深入解析链接服务提供者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两个核心要件，探析其法理基础、认定标准及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规则。

1. 避风港规则的法律定位与制度价值

避风港规则是美国1998年《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首创的制度，我国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予以借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限制体系。该规则的立法目的在于平衡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既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施加过重的监控义务，又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技术中立原则是避风港规则的基石。链接服务提供者作为技术中介，不直接提供内容，而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定位服务。法律承认其技术服务的中立性，不要求其对全网内容承担普遍审查义务。与避风港规则相对应的是“红旗规则”，即当侵权事实如”鲜艳的红旗”一样明显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视而不见，否则将丧失避风港的保护。

2. 主观要件：不明知且不应知的认定标准

主观要件的核心是链接服务提供者对被链接内容是否侵权不存在明知或应知的状态。这一要件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要求，是避风港规则适用的主观基础。

2.1 “明知”的认定

明知指链接服务提供者实际知道被链接内容侵权。权利人发出的有效通知是证明明知的主要方式，但非唯一方式。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合格的通知书应当包含权利人的身份信息、要求断开链接的侵权内容名称和网络地址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权利人未发通知，如有其他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知晓侵权事实，也可认定为明知。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内部员工确认侵权事实或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确实的侵权信息，均可能构成明知。

2.2 “应知”的认定

应知指因存在明显侵权行为的事实或情况，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存在。应知的判断采用客观结合主观标准：以理性人的一般认知水平为基础，同时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技术能力、专业水平等因素。 “红旗标准”是判断应知的重要规则：当侵权行为非常明显，像一面鲜艳的红旗一样公然飘扬时，理性人应当能够发现侵权行为。在”蓝牛仔公司诉网易公司案”中，法院指出，当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内容进行选择、编辑、推荐时，应对该内容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表：应知状态的判断因素体系

判断因素​	具体表现​	对认定的影响​
内容特征​	热播影视作品、知名作品、专业制作内容	侵权明显性高，易构成应知
技术干预​	选择、编辑、推荐、排名等行为	提高注意义务，易构成应知
商业关系​	与内容提供者利益共享、合作推广	提高注意义务，易构成应知
预防措施​	采取合理技术手段防止侵权	降低构成应知的可能性
行业惯例​	同类服务提供者普遍采取的审核标准	作为判断应知的参考依据

3. 客观要件：及时断开链接的履行标准

客观要件要求链接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合格通知后，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断开与侵权内容的链接。这一要件体现了避风港规则的”通知-删除“机制核心。

3.1 合格通知的认定

通知合格是触发断开义务的前提。《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合格通知应包含：（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2）要求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名称和网络地址；（3）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通知形式应为书面形式，权利人应对通知的真实性负责。

3.2 及时断开的判断

及时性是判断客观要件履行情况的核心。法律未规定统一的时间标准，法院在个案中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判断及时性需考虑以下因素：处理通知所需的技术操作时间、侵权内容的传播范围、权利受损的紧急程度等。 在技术操作上，断开链接应当彻底有效，防止用户通过其他途径继续访问侵权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将通知转送服务对象，如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应将通知内容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4. 两要件的逻辑关系与适用顺序

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和适用上的互补关系，共同构成避风港规则的完整体系。

4.1 递进适用关系

在权利人已发出合格通知的情况下，客观要件成为判断重点。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及时断开链接的，可免除赔偿责任。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此前未知晓侵权事实，在收到合格通知后即被视为应当知晓，若不断开链接则可能承担责任。 在权利人未发出通知或通知不合格的情况下，主观要件成为判断核心。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明知也不应知侵权事实的，可免除赔偿责任。但此时”红旗规则”可能排除避风港规则的适用：侵权事实非常明显时，即使权利人未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能因应知侵权而承担责任。

4.2 互补关系

两要件共同覆盖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涉及侵权的主要场景，避免出现规制漏洞。主观要件规制已知或明显侵权情况下的责任，客观要件规制收到合格通知后的行为义务，二者相互补充，形成完整规制体系。

5.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与裁判规则

避风港规则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难点，法院通过典型案例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裁判规则。

5.1 商业模式对主观状态的影响

当链接服务提供者的商业模式超出单纯的技术服务时，法院可能认定其应知侵权存在。在”蓝牛仔公司诉网易公司案”中，网易公司将用户上传的内容分发至网站各频道，并与用户存在利益分配关系，法院认为该行为已超出单纯的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构成内容提供行为，不能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 技术干预程度是判断是否构成应知的重要因素。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对内容进行选择、编辑、推荐等操作，则可能被认定对内容有更高的控制力和注意义务。深度链接行为使公众认为内容由设链网站提供，可能提高注意义务标准。

5.2 通知合格性的审查标准

对于通知是否合格的判断，法院倾向于采取实质性标准而非纯粹形式标准。通知包含的信息足以让网络服务提供者识别侵权内容和权利人的，即使存在轻微瑕疵，也可能被认定为有效通知。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不合格通知不承担断开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可完全忽视。合理的做法是提醒权利人补充缺失信息或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害扩大。

6. 避风港规则的立法发展与未来展望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商业模式的涌现，避风港规则的适用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6.1 技术发展对规则适用的影响

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对主观要件的认定带来挑战。当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算法自动推荐内容时，是否构成应知成为法律判断的难点。法院可能根据算法对内容的干预程度判断是否构成应知。 平台化经营模式模糊了链接服务与内容提供的界限。大型网络平台同时提供技术服务和内容服务，如何准确界定其行为性质成为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前提。法院会综合考虑平台对内容的控制程度、利益关联性等因素进行判断。

6.2 法律适用的完善方向

未来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可能朝着类型化方向发展，针对不同技术类型和服务模式设置差异化的认定标准。比例原则在注意义务判断中的应用日益重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应与其技术能力、营利状况相适应。

结语

链接服务提供者避风港规则的要件体系体现了技术中立与权责一致的平衡理念。主观要件确保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情情况下不逃避责任，客观要件为权利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渠道。 对于链接服务提供者而言，准确理解避风港规则的适用要件是规范经营的基础；对于权利人而言，掌握规则要点是有效维权的关键；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准适用规则是平衡各方利益的核心。唯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的协调发展，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版权生态。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否进入“避风港”免责条款的保护范围。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免于赔偿责任的五项条件，其中第四项明确要求“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正确区分“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与一般商业收益，成为平衡版权保护与产业创新的核心法律问题。本文将深入剖析“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及对数字产业的影响。

1. “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律定位与界定标准

“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这一法律概念的界定，源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商业模式的法律评价，其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1.1 法律渊源与规范目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侵权内容牟取直接经济利益，却逃避版权责任。该条款的规范意图是：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收益与特定侵权内容存在直接关联时，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法律设置“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这一要件，体现了权责一致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特定内容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法律则要求其对内容版权状态负有更高的审查义务；反之，如果仅获得间接、一般性的收益，则不应苛以过重的责任，以保持互联网产业的创新活力。

1.2 “直接”与“间接”经济利益的区分标准

直接经济利益指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因特定侵权内容而获得的收益，收益与内容之间存在紧密的、可追溯的关联。例如，针对特定视频内容的付费观看收入、与特定内容点击量直接挂钩的广告分成等。 间接经济利益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从整体服务中获得的一般性收益，不与特定内容直接关联。例如，网站固定广告费、会员年费等不因特定内容是否存在而变化的收入。 表：直接与间接经济利益的区分标准

判断维度​	直接经济利益​	间接经济利益​
关联性​	与特定内容直接关联	与整体服务相关
因果关系​	收益随特定内容增减而变动	收益相对固定，不依赖特定内容
计算方式​	按点击量、观看次数等特定指标计算	固定费用或与服务整体价值相关
典型案例​	按视频点击量分成的广告收入	网站固定位置的广告费

2. 标准服务费用的非直接获利属性

网络服务提供者按照时间、流量等标准向用户收取的服务费用，被明确规定不属于“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这体现了法律对正常商业模式的保护。

2.1 标准服务费的法律定性

标准服务费的特点是统一性、固定性和非关联性。即费用标准针对所有用户统一适用，不与特定内容相关联，而是基于提供的存储空间、流量等基础设施服务收取。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基于技术服务的对价性收费不构成“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例如，网络云盘服务商按照存储空间大小和使用时长向用户收取费用，属于提供技术服务的合理对价，与用户存储的内容是否侵权无直接关联。

2.2 标准服务费的商业模式基础

标准服务费模式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服务器维护、带宽购买、技术研发等，按照时间、流量等标准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商业模式。 订阅模式是最常见的标准服务费形式。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提供不同等级的套餐（如50GB、100GB、1TB等），用户根据需求选择相应套餐并支付固定费用。这种收费方式与内容无关，而是基于资源消耗的合理定价。

3. 一般性广告费的司法认定与裁判规则

一般性广告费不被认定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规则，但其适用存在严格条件。

3.1 一般性广告费的认定条件

广告费的固定性是认定一般性广告费的关键。如果广告费金额固定，在特定时间段内投放，与具体视频无涉，则不应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在“慈文诉我乐”案中，法院认为：“56网上的视频可以免费观看，并未向用户收取费用，虽然在涉案作品旁显示了一则广告，但无证据证明我乐公司可以从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该案确立了广告固定性标准：广告费金额固定且与特定内容无关的，不构成直接经济利益。 广告与内容的分离性也是重要判断因素。如果广告投放是基于网站整体流量和影响力，而非特定内容，则广告费属于间接经济利益。

3.2 例外情形：广告费转化为直接经济利益的条件

广告与点击量挂钩时，广告费可能转化为直接经济利益。如果广告费的费率与视频的点击率挂钩，即视频的点击率越高，则广告费的费率越高，此时若广告覆盖的视频中包含侵权视频，那么应当认定视频网站因侵权行为而直接获益。 在“步升诉友播”案中，法院认为：“YOBO网站向用户提供37首涉案歌曲的在线播放服务可达到丰富YOBO网站内容、吸引网络用户关注、增加浏览量等目的，并进而可达到吸引广告投放并获得经济利益等目的。” 该案确立了因果关系标准：当广告收益与侵权内容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时，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4. 不同商业模式下的“直接经济利益”认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商业模式多样，“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需结合具体商业模式进行分析。

4.1 免费增值模式

免费增值模式下，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提供免费服务吸引用户，再通过增值服务实现盈利。这种模式下，免费用户带来的流量价值是否构成直接经济利益，是司法实践的难点。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免费用户带来的整体流量价值属于间接经济利益，只有与特定侵权内容直接关联的收益才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4.2 广告模式

广告模式下的认定最为复杂，需区分一般性广告与内容关联广告。 一般性广告投放在网站固定位置，广告费与网站整体流量相关，不属于直接经济利益。内容关联广告与特定内容或板块绑定，广告费与内容点击量直接挂钩，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5. 证明责任与举证规则

“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是司法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5.1 证明责任分配

原告需就“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从特定侵权内容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在“步升诉友播”案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网站投放广告的证据，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被告可以提供反证证明广告费是固定费用，与特定内容无关。

5.2 证明标准与证据类型

财务证据是核心证据。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广告商签订的合同、广告费计算方式、收益报表等财务证据，是证明广告费是否与特定内容直接关联的关键证据。 技术证据也是重要证据。网站广告投放技术、广告与内容的关联方式等技术证据，有助于法院判断广告费是否构成直接经济利益。

6. 合规建议与风险防范

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防范被认定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律风险。

6.1 商业模式优化

广告合同设计：避免签订与特定内容点击量直接挂钩的广告合同，采用固定广告费模式。收费模式优化：采用标准服务费模式，避免与特定内容关联的收费方式。

6.2 内部管控强化

内容审核机制：建立完善的版权审核机制，降低侵权风险。财务分账规范：确保收入结算与侵权内容无直接关联。

“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标准正朝着精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商业模式制定差异化认定标准。技术适应性：认定标准应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准确理解“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律边界是规范经营的基础；对于权利人而言，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利于有效维权；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细化的认定体系是实现利益平衡的保障。 唯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版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利益平衡。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否进入“避风港”免责条款的保护范围。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免责条件，其中第四项明确规定“未从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是免责的关键前提。正确区分“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与一般商业收益，成为平衡版权保护与产业创新的核心法律问题。本文将深入剖析“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及对网络服务模式的影响。

一、“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律内涵与界定标准

“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这一法律概念的界定，源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商业模式的法律评价，其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1. 法律渊源与规范目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侵权内容牟取直接经济利益，却逃避版权责任。该条款的规范意图是：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收益与特定侵权内容存在直接关联时，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法律设置“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这一要件，体现了权责一致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特定内容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法律则要求其对内容版权状态负有更高的审查义务；反之，如果仅获得间接、一般性的收益，则不应苛以过重的责任，以保持互联网产业的创新活力。 在“慈文诉我乐”案中，法院指出：“认定是否构成‘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关键在于审查收益与特定侵权内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2. “直接”与“间接”经济利益的区分标准

直接经济利益指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因特定侵权内容而获得的收益，收益与内容之间存在紧密的、可追溯的关联。例如，针对特定视频内容的付费观看收入、与特定内容点击量直接挂钩的广告分成等。 间接经济利益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从整体服务中获得的一般性收益，不与特定内容直接关联。例如，网站固定广告费、会员年费等不因特定内容是否存在而变化的收入。 表：直接与间接经济利益的区分标准

判断维度​	直接经济利益​	间接经济利益​
关联性​	与特定内容直接关联	与整体服务相关
因果关系​	收益随特定内容增减而变动	收益相对固定，不依赖特定内容
计算方式​	按点击量、观看次数等特定指标计算	固定费用或与服务整体价值相关
典型案例​	按视频点击量分成的广告收入	网站固定位置的广告费

二、标准服务费用的非直接获利属性

网络服务提供者按照时间、流量等标准向用户收取的服务费用，被明确规定不属于“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这体现了法律对正常商业模式的保护。

1. 标准服务费用的法律定性

标准服务费的特点是统一性、固定性和非关联性。即费用标准针对所有用户统一适用，不与特定内容相关联，而是基于提供的存储空间、流量等基础设施服务收取。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基于技术服务的对价性收费不构成“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例如，网络云盘服务商按照存储空间大小和使用时长向用户收取费用，属于提供技术服务的合理对价，与用户存储的内容是否侵权无直接关联。

2. 标准服务费的商业模式基础

标准服务费模式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服务器维护、带宽购买、技术研发等，按照时间、流量等标准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商业模式。 固定费率制是最常见的标准服务费形式。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提供不同等级的套餐（如50GB、100GB、1TB等），用户根据需求选择相应套餐并支付固定费用。这种收费方式与内容无关，而是基于资源消耗的合理定价。

三、一般性广告费的司法认定与裁判规则

一般性广告费不被认定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规则，但其适用存在严格条件。

1. 一般性广告费的认定条件

广告费的固定性是认定一般性广告费的关键。如果广告费金额固定，在特定时间段内投放，与具体视频内容无关，则不应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在“慈文诉我乐”案中，法院认为：“56网上的视频可以免费观看，并未向用户收取费用，虽然在涉案作品旁显示了一则广告，但无证据证明我乐公司可以从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该案确立了广告固定性标准：广告费金额固定且与特定内容无关的，不构成直接经济利益。 广告与内容的分离性也是重要判断因素。如果广告投放是基于网站整体流量和影响力，而非特定内容，则广告费属于间接经济利益。

2. 例外情形：广告费转化为直接经济利益的条件

广告与点击量挂钩时，广告费可能转化为直接经济利益。如果广告费的费率与视频的点击率挂钩，即视频的点击率越高，则广告费越高，此时广告费与特定内容直接相关。 在“步升诉友播”案中，法院认为：“YO网站向用户提供涉案歌曲的在线播放服务可达到丰富网站内容、吸引网络用户关注、增加浏览量等目的，并进而可达到吸引广告投放并获得经济利益等目的。” 该案确立了因果关系标准：当广告收益与侵权内容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时，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四、不同商业模式下的“直接经济利益”认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商业模式多样，“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需结合具体商业模式进行分析。

1. 免费增值模式

免费增值模式下，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提供免费服务吸引用户，再通过增值服务实现盈利。这种模式下，免费用户带来的流量价值是否构成直接经济利益，是司法实践的难点。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免费用户带来的整体流量价值属于间接经济利益，只有与特定侵权内容直接关联的收益才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2. 订阅模式

订阅模式下，用户支付定期费用获取服务。如果订阅费是统一收费，不与特定内容关联，则不属于直接经济利益。 但是，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以特定侵权内容为营销噱头吸引用户订阅，则订阅费可能与特定内容产生直接关联，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3. 广告模式

广告模式下的认定最为复杂，需区分一般性广告与内容关联广告。 一般性广告投放在网站固定位置，广告费与网站整体流量相关，不属于直接经济利益。内容关联广告与特定内容或板块绑定，广告费与内容点击量直接挂钩，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五、证明责任与举证规则

“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是司法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1. 证明责任分配

原告需就“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从特定侵权内容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在“步升诉友播”案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网站投放广告的证据，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被告可以提供反证证明广告费是固定费用，与特定内容无关。

2. 证明标准与证据类型

财务证据是核心证据。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广告商签订的合同、广告费计算方式、收益报表等财务证据，是证明广告费是否与特定内容直接关联的关键证据。 技术证据也是重要证据。网站广告投放技术、广告与内容的关联方式等技术证据，有助于法院判断广告费是否构成直接经济利益。

六、合规建议与风险防范

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防范被认定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律风险。

1. 商业模式优化

广告合同设计：避免签订与特定内容点击量直接挂钩的广告合同，采用固定广告费模式。收费模式优化：采用标准服务费模式，避免与特定内容关联的收费方式。

2. 内部管控强化

内容审核机制：建立完善的版权审核机制，降低侵权风险。财务分账规范：确保收入结算与侵权内容无直接关联。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利益平衡体系

“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标准正朝着精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商业模式制定差异化认定标准。技术适应性：认定标准应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准确理解“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律边界是规范经营的基础；对于权利人而言，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利于有效维权；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细化的认定体系是实现利益平衡的保障。 唯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版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利益平衡。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改变”作品行为的法律界定直接关系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免责的“避风港”条款，其中“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进入这一“避风港”的关键条件之一。正确区分构成侵权的“改变”与不视为侵权的技术处理行为，对于平衡版权保护与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变”行为的法律框架与界定标准

“改变”这一法律概念的界定，源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的免责条款。该条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具备一定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第二项条件明确要求“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1. 法律定位与制度价值

“改变”禁令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作品的完整性和原始性，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实质性参与内容的提供过程，从而超越单纯的技术服务角色。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地位的要求，一旦服务提供者对内容进行了实质性改变，其中立性即被打破，可能被视为共同提供者或直接提供者。 从版权法原理看，“改变”禁令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持权利平衡：一方面保护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完整控制权，另一方面为技术发展提供适当的法律空间。这种平衡充分体现在《条例》对“改变”的具体界定上，既禁止对作品内容的实质性改变，又允许必要的技术处理。

2. “改变”的构成要件

内容改变是认定侵权性“改变”的核心标准。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改变”是指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增删、编辑或其他修改行为。这种改变必须涉及作品的实质内容，而非仅仅形式或周边元素的变化。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从客观表现和主观意图两个维度判断是否构成法律禁止的“改变”。客观方面，重点考察改变是否影响了作品的表达内容；主观方面，则关注改变行为是否具有干预内容提供的意图。

二、不视为“改变”的三种情形解析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相关司法实践明确将三种常见的技术处理行为排除在侵权性“改变”的范围之外，体现了法律对技术发展的宽容态度。

1. 存储格式转换的技术中立性

存储格式转换是指仅改变作品的技术存储格式，而不变动其实际内容的行为。例如，将视频文件从AVI格式转换为MP4格式，或将文档从DOC格式转换为PDF格式。这种纯技术性的格式转换不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改变”，主要原因在于： 内容完整性保持：格式转换不增删、修改作品的实质内容，用户获得的作品与原始版本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格式转换是技术必要行为，为了适应不同的播放环境、提高传输效率或满足技术兼容性要求，具有合理的技术目的。 行业惯例认可：格式转换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普遍采用的技术措施，已成为行业标准实践。法律不对普遍且必要的技术实践施加过重责任，符合技术中立原则。 在“某视频分享平台侵权案”中，法院明确认定：“被告将用户上传的视频统一转换为标准播放格式，未改动视频内容本身，不属于条例第二十二条禁止的‘改变’行为。”

2. 加注数字水印的标识功能

数字水印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标识作品来源、防止盗链或进行权利管理而在作品中添加的不可见或可见标记。加注数字水印不视为“改变”，基于以下理由： 非内容干预性：数字水印通常添加在作品的元数据区域或通过特殊技术嵌入，不影响作品本身的观赏体验和内容完整性。 权利管理必要性：水印技术是重要的权利管理措施，符合《条例》关于权利管理信息保护的精神。《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对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添加水印正是这一保护理念的具体体现。 商业合理性：水印有助于识别作品来源，打击盗版行为，具有正当的商业目的。在“某知名音乐平台案”中，法院认为：“平台添加的数字水印仅用于标识来源，不影响音频内容本身，不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改变行为。” 表：不视为“改变”的行为类型与认定要件

行为类型​	技术特征​	认定要件​	典型案例​
存储格式转换​	改变编码格式而非内容	内容一致性、技术必要性	视频分享平台案
加注数字水印​	添加标识信息	不影响内容、具有管理功能	音乐平台案
广告投放​	内容外附加商业信息	非内容集成、可区分性	网络视频平台案

3. 广告投放的商业合理性

在作品之前、之后或中间插播广告是网络平台常见的商业模式，这种广告投放行为不构成法律禁止的“改变”，原因在于： 内容独立性：广告与作品本身在内容上是相互独立的，广告的添加未改变作品的实际内容。用户能够清晰区分作品内容与广告信息。 行业惯例：广告支持模式是互联网行业普遍接受的商业模式，法律应当尊重合理的商业实践。 技术非干预性：现代广告投放技术通常采用外挂式而非内嵌式，广告与作品在技术上是分离的，移除广告不会影响作品本身的完整性。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可广告投放不构成“改变”。在“某网络视频平台案”中，法院指出：“被告在影片播放前插播广告的行为，未改变影片内容本身，不构成对作品的改变。”

三、“改变”与合理使用的边界划分

正确区分“改变”行为与合理使用制度下的适当引用，对于保障社会公众合理利用作品的权利至关重要。

1. 适当引用的法律依据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种适当引用必然涉及对原作品的某种程度“提取”甚至“改动”，但属于法律允许的例外情形。 适当引用与侵权性“改变”的关键区别在于：

• 目的不同：适当引用是为了创作新作品，而非单纯再现原作品
• 程度不同：适当引用应当有合理限度，不能实质替代原作品
• 功能不同：适当引用具有转换性使用特征，增加了新的表达或价值

2. 转换性使用的边界

转换性使用是判断引用是否适当的重要标准。如果对作品的使用并非单纯再现，而是增加了新的表达、意义或功能，则更可能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而非侵权性“改变”。 在判断是否构成转换性使用时，法院通常会考虑：

• 使用目的：是商业性使用还是非营利性使用
• 使用比例：引用的部分占原作品及新作品的比例
• 市场影响：是否对原作品的潜在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四、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与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型内容传播方式不断涌现，对“改变”行为的司法认定也面临新的挑战。

1. 技术发展带来的认定挑战

算法推荐是否构成“改变”是当前司法实践的难点。网络平台通过算法对内容进行排序、推荐和分发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内容的“改变”，存在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算法推荐仅影响内容的传播顺序和范围，未改变内容本身，不构成“改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算法推荐实质性地改变了用户获取内容的方式和效果，属于一种新型的“改变”行为。 短视频剪辑是另一大争议领域。将长视频剪辑为短视频的行为，显然涉及对作品内容的实质性改动，但如何界定“适当引用”与侵权性“改变”的边界，需要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判断。

2. 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逐渐形成了“改变”认定的裁判规则： 实质性相似标准：判断是否构成侵权性“改变”，可以参照著作权法中的“实质性相似”标准。如果改变后的作品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且改变未经许可，则可能认定为侵权。 普通观察者测试：以普通理性观众的视角判断改变是否显著影响了对原作品的体验。如果普通观察者能够明显感知到改变，且改变超出了必要技术处理范围，则可能认定为侵权性“改变”。 在“某影视剪辑平台案”中，法院创立了 “三步认定法”​ ：第一步判断是否改动内容而非仅形式；第二步判断改动是否实质性影响作品表达；第三步判断改动是否获得授权或符合合理使用。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规建议

基于“改变”行为的法律界定和司法实践，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以下合规措施，降低法律风险。

1. 技术措施的分类实施

内容完整性保障：对用户上传的内容保持最大程度的完整性，避免对内容本身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增删。 技术处理透明化：对必要的技术处理（如格式转换、水印添加）明确告知用户，并在用户协议中事先约定。 算法设计合规性：在算法设计阶段即考虑版权合规要求，避免算法自动进行可能构成“改变”的内容处理。

2. 内部管理制度完善

版权审核机制：建立完善的版权审核机制，对明显改变他人作品的内容进行重点审核。 员工培训：加强对内容审核人员的培训，使其准确理解“改变”行为的法律边界。 应急处理流程：建立权利通知快速响应机制，对可能涉及“改变”的侵权投诉进行快速处理。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改变”认定体系

“改变”行为的法律认定是平衡版权保护与技术发展的关键环节。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作品和不同技术场景，制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例如，文字作品、视听作品、音乐作品等可能有不同的“改变”认定标准。 技术适应性：认定标准应当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既要防止利用新技术规避法律，又要避免阻碍技术创新。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其他国家在“改变”认定方面的先进经验。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准确理解“改变”的法律边界是规范经营的基础；对于权利人而言，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利于有效维权；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精细化的认定体系有助于保障合理使用空间。 唯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版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改变”行为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利益平衡。

在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中，《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避风港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体系。正确理解两者关系，对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剖析二者之间的适用逻辑、衔接关系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

一、法律框架与规范体系

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基本法律与专门法规共同构成，形成了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相结合的法律适用框架。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作为网络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基本框架。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的责任，以及知道网络用户侵权未采取措施的责任 。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则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特定领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件（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 。这些条款即为通常所称的“避风港规则”，为符合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赔偿责任豁免 。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了二者关系：避风港规则是免责条款，而非归责条款；不符合免责条件的，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责任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认定责任的基础和前提。

1. 第三十六条的规范结构

该条采用了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立法技术。第一款规定了一般侵权责任：“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款和第三款则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特殊责任规则：“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 责任构成的双重路径

第三十六条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认定提供了双重路径：通知路径和知道路径。 通知路径（第二款）适用于权利人已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有效通知的情形。该路径的构成要件包括：存在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的侵权行为、权利人发出了合格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 知道路径（第三款）则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情形。此处的“知道”包括实际知道和应当知道两种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判断是否构成“应当知道”，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对侵权信息进行了推荐、排名、选择、编辑等处理 。 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两款适用条件对比

比较维度​	第二款（通知路径）​	第三款（知道路径）​
适用前提​	权利人发出合格通知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
举证责任​	权利人需证明已发出通知	权利人需证明其知道或应知
责任范围​	仅对损害扩大部分负责	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
免责可能​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可免责	知道后及时采取措施可免责

三、避风港规则的免责条件与适用限制

避风港规则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免责安全港，但其适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并非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都能当然适用。

1. 避风港规则的立法起源与法律性质

避风港规则源自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我国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予以移植 。其法律性质是免责条款，而非归责条款​ 。 这意味着，避风港规则解决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而非确定其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责任是否成立，然后再根据避风港规则判断是否可以免责 。

2. 四类服务的免责条件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了不同的免责条件 。 自动接入服务（第二十条）的免责条件包括：未选择或改变传输内容、向指定服务对象提供并防止他人获取 。 系统缓存服务（第二十一条）的免责条件包括：未改变自动存储的内容、不影响原提供者掌握获取情况、根据技术安排自动执行更新 。 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第二十二条）的免责条件最为复杂，包括：明确标示服务性质、未改变内容、不知晓侵权事实、未直接获利、及时删除侵权内容 。 搜索链接服务（第二十三条）的免责条件相对简单：接到通知后断开链接；但明知或应知侵权的需承担责任 。

3. 避风港规则的适用限制

避风港规则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免责的“万金油”，其适用有多方面限制 。 主体限制：避风港规则仅适用于提供自动接入、传输、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等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不适用于内容服务提供者 。 行为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能被动提供技术服务，不能主动干预内容。如果对内容进行了选择、编辑、推荐等操作，可能无法适用避风港规则 。 主观状态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不知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侵权事实。如果存在明知或应知情形，则不能免责 。

四、双层结构下的法律适用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之间构成责任认定→免责抗辩的双层逻辑结构，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遵循特定的适用规则。

1. 从责任构成到免责抗辩的逻辑递进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遵循两步判断法：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责任是否成立，然后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判断是否可以免责 。 在“大悦城公司诉JH公司、CS公司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应当首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然后再判断其是否可以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 。这种判断顺序体现了责任认定优先于免责抗辩的法律逻辑。

2. 避风港规则与通知规则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通知—删除”规则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通知规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在于：两者都规定了权利人的通知权利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删除义务 。区别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更为具体，明确了通知的内容、形式及后果 。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应当优先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特别规定；对于其他网络侵权案件，则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 。

3. 避风港规则与知道规则的关系

知道规则是避风港规则适用的重要限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规定：“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这意味着，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形式上满足了避风港规则的其他条件，但如果存在明知或应知情形，仍然不能免责 。在“郑某愚诉北京某某创科公司案”中，法院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即使未收到通知，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

五、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难点与裁判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典型案例逐步形成了协调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的具体裁判规则。

1. 免责条件不符合时的责任认定

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符合避风港规则的免责条件时，法院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 在“大悦城公司诉JH公司、CS公司案”中，CS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声称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但法院经审理发现，CS公司不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还提供了电话转接、专车接送、置业顾问等增值服务，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服务提供者角色，因此不能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 。 法院进一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CS公司的责任，认为其作为专业房地产信息平台，应当知道“大悦城”商标的知名度，却未审核JH公司是否获得授权，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

2. 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明知或应知是避风港规则适用的关键限制条件，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法院通常会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明知或应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了应知的判断因素，包括：是否对信息进行推荐、排名等处理；服务性质及侵权可能性；信息侵权明显程度；信息的社会影响；采取预防措施的可能性等 。 在具体案件中，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内容进行了主动推荐、编辑，或者侵权事实非常明显，或者涉及知名作品或商标，法院更可能认定其构成应知 。

3. 免责条件的具体认定

避风港规则的各项免责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具体认定，法院通常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判断方法。 “未改变”条件的认定：不仅包括对内容本身的改变，也包括对内容传播方式的实质干预。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使用户无需跳转即可获取内容，可能被认定为“改变” 。 “未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关键在于获利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特定侵权内容直接获利（如分成广告收入），则可能无法免责 。

六、立法发展与未来展望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关系也在不断发展。

1. 《民法典》的时代发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在继承《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基础上，对网络侵权责任规则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细化了通知规则，要求通知包含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并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通知的义务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将“知道”修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明确了过失责任原则 。

2. 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随着算法推荐、平台聚合等新技术的发展，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模式日益复杂，给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带来了新挑战 。 对于采用算法推荐技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成为争议焦点。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算法主动向用户推荐内容，而不仅仅是被动提供技术服务，则可能无法适用避风港规则 。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责任认定体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共同构成了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体系。未来，这一体系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差异化的责任标准 。技术中立平衡：在保护权利人利益与鼓励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适应跨境网络服务的监管需求 。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是实现利益平衡的关键；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规则边界有助于规范经营；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规则体系有利于有效维权。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民事权益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体系，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

在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中，技术措施已成为权利人保护其作品的重要手段。然而，通过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的行为在实践中屡见不鲜，这类行为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对著作权法律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普遍认为，对于通过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的行为，原告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支持。本文将深入分析此类行为的法律定性、规制路径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

一、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与破坏行为的定性

技术措施是著作权人在数字环境下保护自身权益的核心技术手段，其法律保护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系统的演进过程。

1. 技术措施的法律内涵与保护范围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技术措施是指权利人为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有效的技术、装置或部件。技术措施主要分为两类：保护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技术措施和防止未经许可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前者主要用于防止他人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后者则用于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浏览、欣赏作品。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技术措施的认定趋于严格。例如，在深圳市腾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真某多媒体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腾讯公司采取的”视频播放地址加密，并通过密钥鉴真获取视频密钥”的技术手段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技术措施。该案中，被告通过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直接获取并传播了原告的视频内容，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是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中确认，腾讯公司采取的技术措施能够有效保护其视频剧集的播放地址，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传播。这种有效性认定成为法院判断技术措施是否应受法律保护的关键证据。

2. 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法律性质

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的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既违反了著作权法关于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又可能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 从行为性质看，破坏技术措施本身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违法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将”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行为明确规定为侵权行为。 在”平民解析”网站案中，被告人王某通过调整、优化视频解析程序，绕过了优酷公司、爱奇艺公司等著作权人设置的技术保护措施，非法获取视频作品的真实播放地址。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构成对技术措施的破坏，更为其会员通过盗版视频网站以深度链接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提供了便利。 表：技术措施的类型与法律保护程度

技术措施类型​	主要功能​	法律保护依据​	典型案例​
接触控制措施​	防止未经许可浏览、欣赏作品	《著作权法》第49条	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
保护性措施​	防止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6条	“平民解析”网站案
权利管理信息​	标识作品及权利人身份的信息	《著作权法》第50条	多种网络盗版案件

二、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

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认定标准，旨在精准界定行为性质与法律责任。

1. 行为构成的判断要素

认定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需同时满足客观行为、主观故意和损害后果三个要件。 客观行为方面，法院通常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避开或破坏技术措施的具体行为。在上海真某公司案中，法院通过司法鉴定确认被告实施了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成为认定侵权的重要依据。 主观故意是认定侵权责任的关键要素。在王某”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法院认为王某作为网络技术从业人员，对于要求获取真实视频地址的需求用途有明显的认知，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 损害后果的认定则相对灵活，只要行为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即可，不要求实际损害的发生。在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中，被告屏蔽页面广告、片前广告等内容的行为，即使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也被认为对原告的经营利益造成了损害。

2. 技术措施有效性的证明标准

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是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权利人在诉讼中需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在证据形式上，司法鉴定意见具有较高证明力。在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中，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成为法院认定技术措施有效性的关键证据。 技术特征描述的详细程度也会影响法院的判断。如果权利人能够详细说明其技术措施的工作原理、防护机制及其被破坏的具体方式，将有助于法院形成内心确信。在”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检察机关详细阐述了王某的解析原理：针对正版视频网站的防盗链系统，由程序设计、运行算法”欺骗”该系统，使系统误以为解析程序相关操作请求是有视频网络会员权限的请求。

三、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适用争议

对于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应如何适用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观点，主要体现在法律定性和责任认定两个方面。

1. 法律定性的理论分歧

独立违法说认为，破坏技术措施行为具有独立的违法性，不应与著作权侵权混为一谈。这种观点主张，技术措施本身并非著作权客体，破坏技术措施行为应作为一种独立违法行为进行规制。 手段吸收说则认为，破坏技术措施往往是实施著作权侵权的手段，当两者同时发生时，手段行为应被目的行为吸收，统一按著作权侵权处理。在王某”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检察机关认为王某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 综合判断说主张，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如果破坏技术措施行为与后续的传播行为结合，导致了”使作品处于可被传输的状态”，则可以认定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

2. 责任认定的路径选择

在诉讼实践中，对于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责任认定存在多种法律路径。 著作权法路径是最直接的责任认定依据。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使公众可以获得作品的行为，可能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 反不正当竞争法路径提供了一种补充性保护。当著作权法保护不足或存在法律适用争议时，权利人可以选择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救济。在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中，原告同时提起了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诉讼。 技术措施特别保护路径则着眼于行为本身的违法性。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六项明确规定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法律责任，为权利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四、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与法理发展

司法实践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逐步形成了针对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裁判规则，丰富了法学理论并指导着司法实践。

1. “平民解析”网站案的共犯认定规则

在王某”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法院确立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共犯的规则。该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王某提供视频解析服务的行为，是侵犯著作权中的”复制发行”行为还是”复制发行”的帮助行为。 法院认为，王某的行为难以单独认定为”复制发行”，但可以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论处。理由如下：王某客观上实施了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为其会员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主观上王某与盗版网站经营者具有共同故意，其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仍提供技术支持。 该案的创新性在于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纳入共犯范畴，扩大了刑事打击范围，对类似行为产生了震慑效果。

2. 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的行为定性规则

在腾讯公司诉上海真某多媒体有限公司案中，法院对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进行了精细化的定性分析。该案的一审法院认为，真某公司在其”千寻影视”软件上播放涉案电视剧，该视频链接于腾讯公司，但其无法展示使用何种技术手段绕开加密措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审法院则进一步厘清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关系，认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侵权行为。即使上诉人通过破坏技术措施的方式设置链接，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存在并不能够当然得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结论。 该案确立的分层认定规则对后续类似案件产生了深远影响，法院不再简单地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是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区分判断。

3. 实质性替代标准的适用与限制

在部分案例中，法院采用了实质性替代标准判断设置链接行为是否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该标准主要考察设链行为是否实质替代了被链网站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功能。 在《宫锁连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经营行为”并非仅提供链接技术服务，还进行了选择、编辑、整理、专题分类等行为”，这些行为与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相结合，实现了”在其聚合平台上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播放等服务的实质性替代效果”。 然而，实质性替代标准的适用也存在一定限制。当破坏技术措施行为未导致作品传播状态的实质性改变时，法院可能倾向于认定不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转而寻求其他法律路径进行规制。

五、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与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业态的出现，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规制也需要不断完善，以适应新技术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需求。

1. 法律标准的明晰化与体系统一

当前，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规制存在标准不一、体系分散的问题，亟待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技术措施的定义与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在网络游戏外挂程序等新型案件中，如何区分保护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技术措施与保护其他合法权益的技术措施，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 法律适用标准也需要统一。在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划分上，应当形成清晰的判断标准，避免同类行为不同处理的情况发生。

2. 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的动态平衡

法律规制需要与技术发展保持动态平衡，既不能过度保护阻碍技术创新，也不能保护不足损害权利人利益。 适应新技术应用是法律规制面临的重要挑战。随着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内容传播中的应用，破坏技术措施的手段不断翻新，法律规制手段也需要相应更新。 合理使用空间的保障也是制度设计必须考虑的因素。技术措施的保护不应完全封闭作品的合理使用空间，应在保护权利人利益与保障公众获取信息之间寻求平衡。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规制体系

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规制正朝着精细化、系统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立法层面：应进一步明确技术措施的法律定位、保护范围与例外情形，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指引。 司法层面：需通过典型案例积累，形成更加统一的裁判标准，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 技术层面：鼓励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协调发展，探索采用新技术手段加强版权保护的同时降低对合理使用的影响。 对于权利人而言，准确理解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定性，是有效维权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行为边界是规范经营的前提；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构建精细化的规制体系是实现利益平衡的保障。 唯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环境，实现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与知识传播的平衡。

在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中，链接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我国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确立了以主动干预、定向链接和其他情形为核心的“应知”认定标准。当链接服务提供者从单纯的技术服务者转变为内容的主动干预者时，其法律责任也随之发生变化。正确界定链接服务提供者的“应知”状态，成为平衡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的关键。

一、链接服务提供者“应知”认定的法律框架与演进

链接服务提供者“应知”认定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司法实践对网络技术特征和法律平衡理念的深入理解。

1. 法律依据与规范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0号）第七条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该规定第九条进一步细化了“应知”的认定因素，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传播内容的类型、知名度及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以及是否主动对内容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这些规定构建了链接服务提供者“应知”认定的基本法律框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也在《侵权责任法》基础上发展完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其中“应当知道”即对应于“应知”的概念。

2. 制度演进与价值平衡

链接服务提供者“应知”认定标准经历了从宽松到严格、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反映了司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合理界定。 早期司法实践对链接服务提供者较为宽容，主要考虑其技术中立地位。随着技术发展，法院逐步认识到不同链接服务的技术特征和对内容的控制程度存在差异，不应一概而论。在“浙江某视频分享平台案”中，法院指出：“判断链接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应当根据其技术介入程度和对内容的控制能力进行综合判断。” 技术中立原则与权利保护平衡是制度演进的核心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指出，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避免因过度保护任何一方而破坏利益平衡。

二、“主动选择、编辑、推荐”行为的认定标准

当链接服务提供者对被链接内容进行主动干预时，其注意义务相应提高，更可能被认定为“应知”侵权状态。

1. 主动选择行为的界定

主动选择是指链接服务提供者对链接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挑选和编排，而非依靠算法自动生成。这种行为表明服务提供者对内容有更高的控制力和参与度。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是否存在主动选择行为：

• 人工干预程度：是否有人工参与链接的选择和审核过程
• 内容编排方式：是否对链接内容进行专题化、分类化整理
• 技术实现机制：链接是自动生成还是人工设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设置与其他网络服务者的网络地址、名称、标识、网站首页、网页、文件的链接，正确、完整、清楚显示被链接网页、文件的原貌，未实质性代替原网络服务者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链接服务。” 这一规定区分了被动提供与主动选择的界限。

2. 编辑和推荐行为的认定

编辑行为和推荐行为是认定“应知”的重要指标。当链接服务提供者对被链接内容进行编辑整理或主动推荐时，法院通常认为其应当对内容有更高认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司法实践中，以下行为通常被认定为编辑或推荐行为：

• 设置热门榜单：针对特定类型内容（如热播影视剧）设置排行榜
• 制作专题合集：围绕特定主题制作内容合集或专题页面
• 编辑内容简介：为链接内容添加推荐语、评分或内容简介
• 首页推荐：将特定链接置于网站首页或显著位置

citation:5进一步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行为是认定应知的关键因素。”

3. 公众直接获取的技术认定

“公众可以在设链网站上直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是认定“应知”的技术要件。这一要件关注的是设链网站是否实质替代了被链网站的内容提供功能。 深度链接技术是这一要件的典型体现。当链接服务提供者采用深度链接技术，使公众无需跳转至被链网站即可获取内容时，法院更可能认定其构成“应知”。在“北京某视频聚合平台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使公众可在其网站直接观看视频内容，无需跳转至源网站，此行为实质上替代了内容提供者的功能。” 技术替代性是判断的核心标准。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的技术设置使公众认为其是内容直接提供者，而非法官所说的“通道服务者”，则可能被认定为应知侵权状态。 表：主动干预行为的类型与司法认定标准

行为类型​	表现形式​	司法认定倾向​	典型案例​
主动选择​	人工挑选链接、设置专题分类	倾向于认定应知	某视频聚合平台案
编辑整理​	修改内容简介、创建内容合集	倾向于认定应知	某音乐链接网站案
主动推荐​	设置排行榜、首页推荐、星级评分	倾向于认定应知	某影视导航网站案
技术替代​	深度链接、嵌套播放	倾向于认定应知	某视频聚合平台案

三、定向链接且侵权明显的认定规则

当链接服务提供者设置定向链接，且被链接网站的侵权行为十分明显时，即使没有主动干预行为，也可能被认定为“应知”。

1. 定向链接的技术特征与认定

定向链接是指链接服务提供者有目的地指向特定网站或特定内容的链接设置方式。与全网随机抓取相比，定向链接体现了服务提供者的主观选择。 定向链接的认定通常考虑以下因素：

• 链接范围特定性：链接是否指向特定网站或有限范围网站
• 设置方式人工性：链接是人工设置还是自动抓取
• 内容相关性：链接内容与设链网站主题是否存在高度关联

在“上海某视频链接网站案”中，法院指出：“被告网站仅链接至少数视频分享网站，且对链接内容进行了针对性选择，属于定向链接行为。”

2. 侵权明显性的判断标准

侵权明显性是认定“应知”的关键因素。当侵权行为如同“鲜艳的红旗”一样明显时，链接服务提供者采取“鸵鸟政策”装作看不见，可能被推定为应知。 侵权明显性的判断通常考虑以下因素：

• 内容知名度：被链接内容是否为热播影视作品、知名作品等
• 授权可能性：普通用户获得授权传播的可能性大小
• 技术特征：被链接网站是否明显为侵权网站（如盗版网站）
• 行业惯例：相关内容的正常授权传播渠道为何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提供链接、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搜索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其中“应知”的判断与侵权明显性密切相关。

3. 红旗标准的适用

红旗标准源于美国判例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被广泛采纳。该标准指当侵权行为非常明显，像一面鲜艳的红旗一样公然飘扬时，理性人应当能够发现侵权行为。 在适用红旗标准时，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一般理性人标准和行业专家标准。一方面，以普通理性人的认知水平判断侵权是否明显；另一方面，对于专业性强的内容，会考虑行业专家的认知水平。 在“庄则栋、佐佐木敦子和上海隐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其网站上发生过侵权诉讼的网络用户施以合理注意义务，体现了红旗标准的应用。

四、其他情形下的“应知”认定

除明确列举的情形外，司法实践还发展了多元化标准用于认定链接服务提供者的“应知”状态。

1. 直接经济利益与注意义务

当链接服务提供者从侵权内容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时，法院通常认定其负有较高注意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网络用户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 直接经济利益的认定是实践中的难点。一般性广告费、标准服务费通常不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而与特定内容直接关联的收益，如针对特定作品的广告投放收益，则可能被认定为直接经济利益。

2. 重复侵权与预防措施

链接服务提供者是否对重复侵权采取合理预防措施，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应知”的重要因素。 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未对已知的重复侵权者采取必要措施，可能被推定为应知后续侵权行为。在“某音乐网站链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收到多次侵权通知后，仍未对同一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采取有效措施，可以认定其应知侵权状态。”

3. 行业惯例与技术可行性

行业惯例和技术可行性是判断“应知”的客观标准。如果行业内已形成普遍采用的侵权预防措施，而链接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合理措施，可能被认定为存在过错。 同时，法院也会考虑技术可行性因素。如果现有技术难以有效识别特定侵权内容，则不会对链接服务提供者苛以过重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五、抗辩事由与免责条件

即使存在可推定“应知”的情形，链接服务提供者仍可通过合法抗辩证明自身无过错。

1. 技术中立的抗辩

技术中立是链接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抗辩事由。如果链接服务是自动生成的，且未对内容进行干预，可能不构成“应知”。 在“某搜索引擎链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搜索链接服务是自动生成的，未对特定内容进行干预，不应认定其应知侵权。” 这一案例体现了技术中立原则的应用。

2. 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

链接服务提供者可通过证明已履行合理注意义务进行抗辩。包括建立侵权通知机制、采取合理过滤技术、对重复侵权采取措施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3. “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

“通知-删除”规则为链接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免责通道。及时履行删除义务可作为不存在过错的证据。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法院指出：“丙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甲公司在起诉前并未通知丙公司，而丙公司在获悉本案诉讼后已及时断开被诉侵权链接，丙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 这一案例体现了“通知-删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应知”认定体系

链接服务提供者“应知”的认定标准正朝着精细化、类型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技术类型的链接服务制定差异化认定标准。普通链接、深度链接、嵌入式链接等技术形态应有不同的认定标准。 技术发展适应性：认定标准应适应技术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链接服务中的应用，认定规则需保持技术中立性。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适应跨境网络服务的监管需求。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认定链接服务提供者的“应知”状态是合理分配网络侵权责任的基础；对于链接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认定标准有助于规范其服务模式；对于权利人而言，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实现权利保护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链接服务提供者“应知”认定体系，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被告主张其仅提供链接服务而非内容提供的行为，直接关系到侵权是否构成的认定。我国司法实践确立了跳转证明、技术证据和综合判断三位一体的认定标准，为正确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内容提供者的法律责任提供了清晰指引。本文将深入剖析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证明规则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

一、链接服务行为认定的法律框架与演进

链接服务行为认定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司法实践对网络技术复杂性日益深入的理解与响应。

1. 法律依据与规范体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的法律责任，确立了避风港规则的基本框架。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了链接服务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认定为构成侵权。”这一规定确立了举证责任转移的原则，即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后，被告主张其仅提供链接服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系统总结了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指出应当综合考量跳转过程、技术证据和第三方网站关系等因素。

2. 认定标准的演进与价值平衡

链接服务行为认定标准经历了从形式判断到实质探究的演进过程。早期司法实践相对注重外观形式，随着技术发展，法院逐步转向对技术本质的深入探究。 技术中立原则是链接服务行为认定的基础。在“湖南快乐阳光诉同方股份案”中，法院指出：“判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标准是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中，使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这一论述体现了服务器标准的核心地位，强调法律评价应关注技术本质而非表面形式。 合理注意义务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关键。法院在认定链接服务行为时，既要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也要避免对其苛以过重监控义务。在“北京盛世骄阳诉北京动艺时光案”中，法院强调：“链接行为本身不属于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体现了对技术创新的保护。

二、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司法适用

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需要满足法定要件，并通过充分证据加以证明。

1. 跳转至第三方网站的证明

跳转证明是认定链接服务行为的直接证据。当涉案作品的播放自被告网站跳转至第三方网站进行时，可以初步认定被告提供的是链接服务。 跳转过程的明显性是重要判断因素。在“北京优朋普乐诉北京网易有道案”中，法院认为：“搜索链接缺少地址栏，跳转过程不明显”会增加认定难度。典型的跳转应当伴随网址变化、页面刷新等明显标识。 虚假跳转的排除是必要环节。部分案件中存在“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即表面跳转实际指向被告控制的网站。法院可通过将跳转网址输入浏览器地址栏验证，或直接登录第三方网站比对页面内容等方式排除虚假跳转。 缓冲提示的区分需要谨慎判断。单纯的“缓冲中”“加载中”提示不足以证明跳转，可能仅是站内缓冲。 true跳转应伴随网站域名、页面布局等明显变化。

2. 技术证据的证明力与认定规则

技术证据是证明链接服务行为的核心证据。即使播放发生在被告网站，技术证据能揭示内容实际存储于第三方网站。 网站后台信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证明力有限。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指出：“被告网站后台信息完全在被告掌控中”，证据易篡改性降低了其证明力。被告仅凭网站后台信息难以单独证明链接服务行为。 数据流分析是技术证据的关键。通过Wireshark等抓包软件分析数据流向，直接证明内容来源于第三方网站，具有较高证明力。在技术验证时需注意：使用原告公证取证时的软件版本、选择正规抓包软件、保证抓包过程客观性。 合作协议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使用。被告与第三方网站的合作协议可以佐证链接服务性质，但单纯合同关系不足以对抗第三人。合作协议应具体约定合作流程，并与实际执行情况一致。 表：链接服务行为认定的证据类型与证明力分析

证据类型​	证明内容​	证明力评估​	认定要点​
跳转过程证据​	网址变化、页面刷新	证明力强	需排除虚假跳转
数据流分析​	内容实际来源	证明力强	需保证过程客观
网站后台信息​	内容存储位置	证明力中等	需其他证据佐证
合作协议证据​	与第三方关系	证明力中等	需与实际执行一致
页面标识证据​	服务性质告知	证明力弱	需与实际一致

3. 水印、图标等表面标识的证明局限

表面标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链接服务的依据。播放画面的水印、影片介绍中播放来源的图标或文字等表面标识，因其易伪造、与实际可能不符的特性，证明力较弱。 标识与实际的一致性是判断关键。如果被告网站明确标识内容来源但实际由自身提供，则可能构成虚假宣传。在“北京优朋普乐诉北京网易有道案”中，法院指出被告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尽管其主张仅提供链接服务。 行业惯例的参考价值。行业常见的标识方式可以作为判断参考，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案例分析”中，法院比较了不同网站的内容提供方式，作为判断被告行为性质的参考。

三、不同技术形态下的认定规则

链接技术的多样性要求司法实践采用差异化的认定规则。

1. 普通链接与深度链接的区分

普通链接具有明显跳转过程，用户可清晰感知内容来源变化。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认为“点击搜索结果链接，可跳转到被链网站，并在跳转过程中发生网址变化的情形”是典型的普通链接。 深度链接（不跳转链接）的认定更为复杂。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案例分析”中，法院介绍了三种认定标准：服务器标准、用户感知标准和实质替代标准。

• 服务器标准：以内容是否存储在被告服务器为准
• 用户感知标准：以用户直观感受为准
• 实质替代标准：以是否实质替代被链网站为准

在“北京盛世骄阳诉北京动艺时光案”中，二审法院采用服务器标准，认为“设置深度链接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认定挑战

技术演变给链接服务认定带来新挑战。移动互联网时代，URL地址栏隐藏、应用内嵌浏览器普及，使跳转过程越来越不明显。 举证方式创新成为必然要求。在移动端环境下，被告需通过技术手段证明内容来源，如数据包分析、接口验证等。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建议被告通过“抓包方式取证证明通过该应用所访问的所有作品都来自于第三方网站”。

四、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据规则

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遵循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既防止滥诉，也避免责任逃避。

1. 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

初步证据是启动诉讼的基础。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网站可以播放涉案作品，如公证取证、截图录像等。 证明标准采用低度标准。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网站可以获取作品，无需证明作品存储位置。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指出：“原告主张被告提供了侵权作品，只要其有初步证据即可”。

2. 被告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举证责任转移是核心规则。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后，被告主张其仅提供链接服务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证明标准要求高度盖然性。被告提供的证据应当达到足以推翻原告初步证据的证明力。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法院指出：“被告反驳证据的证明要求，一般而言就不只是初步证据即可，而要达到足以推翻原告初步证据的证明效力”。 证明困境的现实存在。被告在诉讼中面临证据易篡改质疑、技术验证成本高、商业秘密泄露风险等多重困难。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作者指出：“能被法院最终认定为链接服务的情形并不多，不少被告表示对其设定的链接服务证明责任过重”。

五、抗辩事由与责任认定

即使被认定为链接服务提供者，仍可能因过错而承担责任，需进一步考察其主观状态和行为性质。

1. 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条件

通知-删除规则是核心免责条件。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及时断开链接的可免责。 明知或应知的排除适用。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明知或应知，则不能适用避风港规则。在“湖南快乐阳光诉同方股份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应当知道该内容是否为合法传播负有认知义务”。

2. 共同侵权的认定标准

分工合作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指出如果被告与内容提供方存在分工合作，则可能构成共同提供行为。 利益分享是判断共同侵权的重要考量。如果被告与内容提供方存在利益分享安排，法院可能认定其具有共同提供的主观意思。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链接服务行为认定体系

链接服务行为的认定标准正朝着精细化、技术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技术中立与权利保护的平衡：既要鼓励技术创新，也要防止技术滥用。在“北京知产法院典型案件”中，法院指出应当依据技术本质而非表面形式进行判断。 证明规则的优化：降低合规主体的证明成本，提高证据规则的适用性。在“北京法院网案例分析”中，作者建议优化证明机制，减轻被告举证负担。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技术形态制定差异化认定标准。随着技术发展，链接形式不断创新，需要相应的认定规则。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认定链接服务行为是合理分配网络侵权责任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助于规范其服务模式；对于权利人而言，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实现权利保护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链接服务行为认定体系，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