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中，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启动司法保护程序的基础和关键。随着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商业秘密案件的举证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确立了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大幅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门槛。本文将系统解析商业秘密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体系，包括举证内容、转移条件及实务操作要点，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指引。

1 商业秘密诉讼举证责任的法律框架

商业秘密诉讼举证责任体系建立在民事诉讼一般规则与商业秘密特殊规则相结合的基础上。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创设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创新。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主张其拥有商业秘密的，一般应当举证证明两个基本事项：一是原告对其主张的信息享有权利；二是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要件。这些要件包括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价值性（具有商业价值）和保密性（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 需要提供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这一初步举证责任是启动诉讼的基础，也是判断原告是否适格的前提 。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对商业秘密诉讼的举证规则作出了重大调整，引入了举证责任转移制度。该条规定，在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侵权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由被告证明原告主张的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或不存在侵权行为 。

2 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

2.1 权利归属的证明

原告首先需要证明其是商业秘密的合法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权利归属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研发记录、技术文档、转让合同、许可协议等。对于技术信息，应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实验数据等；对于经营信息，则应提供客户名单、交易记录等 。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权利归属的证明标准：“商业秘密权利人起诉他人侵害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事实负初步举证责任。”

2.2 商业秘密法定要件的证明

2.2.1 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证明

秘密性是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证明难度最大的一项，因其属于消极事实，即要求证明某一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原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初步证明：说明其主张的信息与公知信息的区别，或者提供鉴定报告、检索报告等证据证明其请求保护的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 。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秘密性的证明要求趋于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1号案中指出：“不宜要求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其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与公知信息的区别作过于严苛的证明。权利人提供了证明技术信息秘密性例如组织技术力量加工、整理相关技术信息的初步证据，或对其主张的技术秘密之‘不为公众所知悉’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的，即可初步认定秘密性成立。” 表：商业秘密秘密性的证明方法与证据类型

证明方法​	具体证据形式​	证明效力​	案例参考​
与公知信息对比​	技术比对表、分析报告	中等	美的公司案
专业鉴定报告​	司法鉴定意见、技术查新报告	高	维谛公司案
合理解释说明​	技术差异说明、创新点分析	基础性	关某涂料公司案
反向工程难度证明​	实验数据、分析报告	中等	华为ifere电路图案

2.2.2 价值性的证明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求信息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价值性的证明相对宽松，原告可以通过证明信息的研发成本、市场价值、许可能力或竞争优势等来满足这一要求 。 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也可能被认定具有价值性。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1号案件中，法院认定原告通过反复试验确定的国产替代原材料信息“必然为此付出必要的经营成本”，因而具有商业价值 。

2.2.3 保密性的证明

保密措施是维持商业秘密秘密性的关键，也是原告较易证明的要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原告可以通过以下证据证明保密措施的存在：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采取技术加密措施、限制访问权限等 。 在维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原告“通过硬件物理隔离及软件技术手段采取了保密措施”，满足了保密性要求 。保密措施不要求“万无一失”，只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信息泄露即可 。

3 举证责任的转移条件与适用

3.1 举证责任转移的法定条件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转移是商业秘密诉讼的核心规则，其适用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根据该条规定，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以下两点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 已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
• 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 。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合同保密条款对举证责任转移的效力：“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保密条款的约定可以视为对保密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可。一方主张前述保密信息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3.2 “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证明方式

“被告侵犯商业秘密的可能性较大”是触发举证责任转移的关键条件。原告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证明侵权可能性较大：

3.2.1 证明被告有接触机会且信息实质相同

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渠道或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原告的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在仟游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公司员工离职后短期内开发出同类游戏，且被告拒不提供源代码，足以推定侵权成立 。 接触机会的证据包括：劳动关系、商业合作、技术交流等。实质性相同的证据则包括技术比对报告、软件代码相似性分析、客户名单重合度等 。

3.2.2 证明被告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不正当手段，如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 。 在刘某炎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被告人伪装进入风电机组内部对技术参数进行测量和拍照，这一明显的不正当手段成为认定侵权的重要证据 。

3.2.3 其他表明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证据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原告还可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侵权可能性较大，如被告突然掌握其原本不具备的技术、被告产品与原告产品高度相似、被告员工原为原告员工且接触过商业秘密等 。 在番高公司案中，法院根据被告员工在离职前解密并带走客户信息表格，离职后立即入职竞争公司并使用该信息的事实，认定侵权可能性较大 。

4 举证责任转移后的诉讼效果

4.1 被告的证明责任

一旦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需要证明以下事项之一：

• 原告主张的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如已为公众所知悉、无商业价值或未采取保密措施）；
• 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独立开发、反向工程或合法受让） 。

在维谛公司案中，被告未能证明涉案技术信息具有公知性，法院最终认定构成侵权 。同理，在美的公司案中，被告未能证明其专利技术与原告技术秘密有合法来源，承担了败诉后果 。

4.2 证据妨碍推定的适用

当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或提供虚假证据时，法院可能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定。在仟游公司案中，被告拒不提供被诉游戏源代码，法院最终推定原告主张成立 。 证据妨碍推定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证据由被告控制、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告主张具有合理性。这一规则有效缓解了原告的举证困难 。

5 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规则

5.1 合同保密条款的免证效力

在涉及合同关系的商业秘密案件中，合同保密条款具有特殊的举证效力。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合同保密条款对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免证效力：“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保密条款的约定可以视为对保密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可。” 这一规则意味着，在合同双方已约定保密义务的情况下，举证责任直接转移至被告，由被告证明相关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这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符合诚信原则 。

5.2 举证责任转移的程序规则

举证责任转移涉及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交织。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81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前的侵权行为，基于“程序从新”原则，可以适用新法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规定 。 这一规则体现了法院在商业秘密保护中平衡诉讼公平与保护创新的司法理念，解决了新旧法衔接的实践难题。

6 原告举证策略与实务建议

6.1 诉讼前的证据准备

原告在起诉前应系统准备以下证据材料：

• 权利证据：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研发记录等；
• 要件证据：证明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的证据；
• 侵权证据：证明被告接触机会和信息同一性的证据；
• 损失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或被告侵权获利的证据 。

证据准备应注重系统性和针对性，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特别是对于技术秘密，应通过技术鉴定、对比分析等方式固定关键证据。

6.2 举证责任转移的精准触发

原告应精准把握举证责任转移的触发条件，在完成初步举证后及时主张转移举证责任。初步举证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关键证据应具有说服力和证明力。 在策略上，原告可以优先选择易于证明的事项进行举证，如保密措施的存在、被告的接触机会等，从而快速触发举证责任转移，将证明压力转移至被告。

6.3 专业辅助工具的运用

商业秘密案件涉及复杂技术事实时，原告可以借助技术鉴定、专家辅助人等专业辅助工具。在维谛公司案中，法院通过软件对比工具直接进行源代码比对，为认定侵权提供了技术支持 。 技术鉴定可以解决秘密性、同一性等专业问题，专家辅助人则可以帮助法院理解技术问题，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7 立法发展与未来趋势

商业秘密保护的举证规则仍在不断发展中。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了事前预防-事中服务-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强调“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的适用 。 未来，商业秘密诉讼的举证规则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 进一步降低原告举证负担，扩大举证责任转移的适用范围；
• 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形成全链条保护体系；
• 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完善数据等新型商业秘密的举证规则 。

结语

商业秘密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以初步举证为基础、举证责任转移为核心的科学架构。这一体系既充分考虑了商业秘密案件的证明难度，又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为商业秘密提供了有效保护。 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日常管理和充分的诉讼准备是成功维权的关键。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应建立系统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规范保密措施，保存相关证据。在诉讼中，则需精准把握举证责任转移的适用条件，有效降低维权成本。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性将持续提升。通过不断完善举证规则，优化诉讼程序，可以有效激励创新活力，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保护中的价值性认定是司法实践的关键环节。价值性不仅是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本原因，也是司法裁判中判断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核心要件之一。本文将围绕商业秘密价值性的认定原则，结合最新司法实践，系统解析价值性的法律内涵、认定标准及发展趋势。

一、价值性要件的法律定位与内涵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在法律体系中经历了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从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到2019年修订后的“具有商业价值”，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对价值性要件的深刻理解与科学优化。

1. 价值性的法律演进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这一规定将“商业价值”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摒弃了之前“经济利益”与“实用性”并列表述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389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要件的内涵：“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这一解读拓宽了价值性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实际产生的价值，也涵盖潜在的价值。

2. 价值性的多层次内涵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从多个维度进行理解：

• 现实价值与潜在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已经实际产生的商业价值，还包括尚未实现但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潜在价值。
• 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既能直接为企业带来利润，也能通过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等方式间接创造价值。
• 积极价值与防御价值：既包括积极创造收益的价值，也包括避免价值减损或成本付出的防御性价值。

二、价值性认定的核心标准

司法实践中，法院逐渐形成了一套判断价值性的核心标准体系，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

1. 现实商业价值的认定

现实商业价值是指信息已经为权利人带来实际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认定现实价值时，法院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 直接创收能力：信息是否能直接产生经济利益，如技术许可使用费、独家产品销售收益等。例如，某一技术方案被用于生产特定产品并实现销售利润，该技术方案即具有现实商业价值。 市场竞争力提升：信息是否显著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如客户名单、营销策略等经营信息，若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交易机会，则认定具有价值性。

2. 潜在商业价值的认定

潜在商业价值是价值性认定中的难点，也是司法实践发展的重点方向。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确立了潜在价值的认定标准。

潜在价值的具体形态

潜在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 阶段性成果的价值：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即使尚未投入实际使用，也可能具有商业价值。在“香兰素”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业秘密的价值既包括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其带来的价值增长，也包括使用该商业秘密为其避免的价值减损或者成本付出。”
• 失败经验的价值：即使是失败的技术路径或实验数据，因其能够帮助权利人节省研发成本，避免重复错误，也被认为具有潜在价值。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刑终2568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明确表示：“包括实验数据、阶段性研发成果，甚至失败的技术路径（即被验证不可行），均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可以使权利人节省研发成本，避免再次受挫，获得竞争上的优势。”
• 未来可实现的预期价值：信息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转化为实际利益的价值。如标底降幅在开标前虽未产生实际收益，但可能带来中标机会，因此具有潜在价值。

潜在价值的认定要素

法院在认定潜在价值时，通常会综合考虑以下要素： 表：潜在商业价值认定的关键要素分析

认定要素​	具体内涵​	典型案例​
成本节省功能​	能帮助他人避免重复研发或试错成本	实验失败数据案
竞争优势潜力​	可能在未来创造竞争优势	标底降幅案
市场应用前景​	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应用可能性	阶段性技术成果案
创新基础价值​	作为后续创新的基础或跳板	研发记录与数据案

3. 价值性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价值性认定既包括定性分析，也包括定量评估： 定性分析：判断信息是否具有价值属性，不要求精确计算价值大小。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1687号民事判决中指出：“有关信息对于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具有实用性，能够降低工作成本、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增强竞争优势。”这种实用性即可作为价值性的定性标准。 定量评估：当涉及损害赔偿计算时，需对价值进行量化。评估因素包括研发投入、市场价值、许可费用等。值得注意的是，价值性只是一种定性要求，而非定量要求。无论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极为有限的利益，都不影响价值性的认定。

三、特殊情形下价值性的认定规则

1. 阶段性成果的价值性认定

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即使尚未最终完成，也可能具有商业价值。法院在认定阶段性成果的价值性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成果的完整性程度：阶段性成果是否包含相对完整的技术方案或经营信息。在猿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学员信息系统即使尚未完全开发完成，但其已形成的部分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后续开发可行性：阶段性成果是否具备继续开发的可行性和预期价值。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符合法定条件的，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具有商业价值。

2. 客户信息的价值性认定

客户信息作为典型的经营信息，其价值性认定有其特殊性。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2)京73民终11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阐述了客户信息价值性的认定标准： 规模效应：客户信息的数量规模是价值性的重要指标。猿力公司案中，法院特别指出“涉案学员信息涉及22190人次、12878名学员，数量规模巨大”，这一规模效应成为认定价值性的重要因素。 深度信息价值：包含客户特殊需求、交易习惯等深度信息的内容更具价值。单纯的客户名称、地址等基础信息可能不足以构成商业秘密，但加上交易习惯、偏好等深度信息后，价值性明显提升。 形成成本：企业为获取客户信息付出的成本也是价值性的体现。猿力公司案中，法院注意到公司为宣传推广其网络课程付出了一定成本，这些成本投入间接证明了信息的价值。

3. 标底、报价等投标信息的价值性认定

在招标投标场景中，标底、报价等信息的价值性认定具有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389号民事判决中确立了标底降幅价值性的认定规则： 竞争优势贡献度：标底降幅虽不一定是中标的决定性因素，但对竞标能力有重要贡献。法院认为：“在标书开封之前，竞标者的标底降幅能使其保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一旦中标就能给所有人带来经济利益。” 泄露后果的严重性：标底信息泄露将使竞标人丧失竞争优势，甚至处于不利境地。这种潜在的损害风险本身即体现了信息的价值。

四、价值性要件与其他要件的互动关系

价值性要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商业秘密的其他要件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1. 价值性与秘密性的关系

价值性与秘密性存在内在联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因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具有商业价值。”这一规定体现了秘密性是价值性基础的逻辑关系。 秘密性为价值性提供保障，而价值性则是秘密保护的意义所在。两者共同构成商业秘密保护的双重基石。

2. 价值性与保密措施的关系

价值性程度影响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判断。一般而言，信息价值越高，权利人越可能采取更严格的保密措施，法院也对保密措施的要求越高。 在保密措施合理性的判断中，信息价值是重要考量因素。权利人可以参照国家秘密的分类标准，根据商业秘密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级管理，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保密措施。

五、价值性认定的证据规则与举证责任

1. 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权利人应就其主张的商业秘密保密性提供初步证据，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在价值性要件方面，权利人需初步证明信息具有商业价值。

2. 证据类型与证明标准

价值性认定的常见证据包括： 直接证据：反映信息实际产生经济利益的合同、财务数据等。 间接证据：研发投入凭证、市场推广成本、专家评估报告等。在猿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在王某、网易信息公司、网易计算机公司未就此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猿力公司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认定涉案学员并非其一次性、偶然性的交易对象。”这体现了优势证据规则在价值性认定中的应用。

六、实务建议与展望

1. 企业保护策略

为加强商业秘密价值性的证明与保护，企业可采取以下策略： 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对商业秘密价值进行定期评估，确定保护等级和措施。 实施分级保护策略：根据信息价值大小，采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 完善证据保全体系：注意保存研发记录、投入凭证、市场反馈等证明价值性的证据材料。

2. 司法实践发展趋势

商业秘密价值性要件的认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范围不断扩大：从传统技术信息到经营信息、数据资产等新型商业秘密。 标准日趋灵活：从严格的现实价值要求到接受潜在价值、防御价值等多元价值形态。 认定更加科学：结合行业特点、市场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体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竞争平衡的司法理念。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认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司法实践领域。随着数字经济和新业态的涌现，价值性的内涵和外延还将不断丰富和扩展。企业和法律从业者需密切关注最新司法动态，准确把握价值性要件的认定标准，才能有效保护商业秘密这一企业核心资产。

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中，保密措施的认定是判断信息能否构成商业秘密的核心要件，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合理的保密措施不仅是权利人保护意愿的体现，更是维持信息秘密性的关键保障。本文将系统解析商业秘密保密措施的认定原则、审查标准及具体适用，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一、保密措施的法律定位与认定原则

保密措施是商业秘密构成的三大要件之一，与非公知性和商业价值共同构成商业秘密的法律支柱。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1. 时间性原则：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前采取

保密措施必须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以前已经采取。这一时间要求体现了保密措施的预防性和先期性特点。如果权利人在发现侵权行为后才匆忙采取保护措施，很难证明其在信息管理上一贯保持合理的保密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6号案中明确强调了这一时间要求，指出“权利人为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以前所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相应保密措施”。

2. 合理性原则：不要求万无一失

保密措施的“合理性”是司法认定的核心。合理性原则强调保密措施应与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质相适应，而非要求“万无一失”或“绝对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指出：“对保密措施的要求应具有合理性，即权利人采取了与其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价值等相适应的合理保密措施，通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即可，而非万无一失、绝对安全”。这一观点体现了司法实践对保密措施的务实态度，既不过度增加企业负担，又确保信息得到实质保护。

3. 可识别性原则：使相对人知晓保密意愿

保密措施应具有可识别性，即使相对人能够意识到该信息是需要保密的商业秘密。可识别性要求保密措施不仅能体现权利人的保密意愿，还能明确保密信息的范围。 在济南思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与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产品上贴附的“危险！私拆担保无效！”标签仅属于安全性提示与产品维修担保提示，并未体现保密意愿，因此不构成合理的保密措施。这一案例表明，措施的表述必须明确体现保密目的，而非其他商业或安全目的。

二、保密措施合理性的审查标准

法院在认定保密措施合理性时，通常从三个维度进行审查：有效性、可识别性和适当性。这三重标准共同构成了保密措施司法认定的框架。

1. 有效性标准

有效性标准要求保密措施与保密客体相适应，以“他人不采取不正当手段或不违反约定就难以获得”为判断标准。有效性审查关注的是措施是否能在正常情况下防止信息泄露，而非绝对阻止一切可能的泄露途径。 在具体案件中，法院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判断有效性：

• 信息特性：信息的类型、复杂程度、可复制性等
• 行业惯例：行业内通行的保密做法和标准
• 泄露风险：信息面临的潜在泄露风险和可能性
• 成本效益：保密措施与信息价值的平衡关系

2. 可识别性标准

可识别性标准要求保密措施足以使相对人意识到信息需要保密。这一标准主要考察两个方面： 主观可识别性：权利人需通过明示或默示方式表达保密意愿。明示方式包括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等；默示方式则需通过具体行为使相对人知晓保密要求。 客观可识别性：保密信息范围应相对明确。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权利人应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制订相应的保密制度或以其他方式使他人知晓其掌握或接触的信息系应当保密的信息”。

3. 适当性标准

适当性标准要求保密措施与信息的重要性、价值相匹配。保密措施应当分层级、按需设置，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采取不同强度的保护措施。 适当性审查避免“一刀切”，认可针对不同信息采取差异化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对于核心商业秘密，应采取更严格的保护；对于一般商业信息，可采取相对简化的措施。 表：保密措施合理性审查的三重标准

审查标准​	核心内涵​	司法考量因素​	典型案例​
有效性​	措施与保密客体相适应，能防止正常情况下的泄露	信息特性、行业惯例、泄露风险、成本效益	（2022）最高法知民终26号案
可识别性​	措施能使相对人意识到信息需保密	保密意愿明示程度、信息范围明确性	思克公司诉兰光公司案
适当性​	措施与信息价值、重要性相匹配	信息价值、潜在损害、行业特点	上海富日实业有限公司案

三、典型保密措施的类型化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列举了七种典型的保密措施，这些措施为企业构建保密体系提供了明确指引。

1. 协议类保密措施

签订保密协议是最基础、最常见的保密措施。保密协议通过与员工、合作伙伴等直接约定保密义务，建立法律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密协议应当具备以下要素：

• 明确保密信息范围：具体界定需要保密的信息内容，避免笼统表述
• 规定保密期限：明确保密义务的持续时间，即使是永久保密也需明示
• 约定违约责任：明确违反保密义务的法律后果

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的附随义务不构成有效的保密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在张家港市恒东电工有限公司案中明确表示，派生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合同的附随义务，并不体现商业秘密权利人对信息采取保密措施的主观愿望以及客观措施，不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

2. 制度类保密措施

制度类保密措施通过内部管理制度对商业秘密进行系统保护，包括制定保密制度、员工培训、访问权限控制等。 有效的制度类措施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 制度公开性：制度需正式公布并使员工知悉
• 内容具体性：明确规定保密信息范围、接触权限、管理责任等
• 执行严格性：制度得到实际执行而非形同虚设

在济南东方管道设备有限公司与李家滨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仅在企业管理制度、劳动合同中提出了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要求，对于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范围、保管措施等并未明确规定，不能证明其采取了合理的保密管理措施”。

3. 物理与技术类保密措施

物理与技术类保密措施针对商业秘密的载体和存储环境采取保护，包括对涉密场所的限制访问、对涉密载体的加密管理等。 此类措施包括：

• 场所管控：对涉密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访问或进行区分管理
• 载体管理：以标记、分类、隔离、加密等方式对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进行管理
• 技术防护：对计算机设备、存储设备等采取访问控制、加密等措施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6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了“对涉密车间进行区分管理”作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4. 离职管理与保密义务的持续性

保密义务具有持续性，不因劳动关系终止而失效。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其接触或获取的商业秘密及其载体，是重要的保密措施。 同时，企业应当注意竞业限制与保密义务的区别：

• 目的不同：竞业限制主要防止竞争，保密义务侧重信息保护
• 期限不同：竞业限制最长二年，保密义务可持续至信息失去秘密性
• 法律程序不同：违反竞业限制属劳动争议，侵犯商业秘密可直接提起侵权之诉

四、特殊情形下的认定规则

1. 涉及产品流通的保密措施

当商业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时，保密措施的认定面临特殊挑战。产品流入市场后，权利人难以控制后续环节，对保密措施的要求更高。 在思克公司诉兰光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此类情形下的认定规则：“技术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的，权利人在产品上贴附标签，对技术秘密作出单方宣示并禁止不负有约定保密义务的第三人拆解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 对此，企业可采取以下增强措施：

• 合同约束：与购买方签订保密协议，限制产品拆解、分析
• 技术防护：采用防拆解设计、加密技术等手段增加获取难度
• 组合措施：结合合同、技术、标识等多种方式形成保护体系

2. 合理保密措施的证据化

在诉讼中，权利人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采取合理保密措施。证据化要求企业不仅实际采取措施，还需保留相关证据。 证据化工作包括：

• 保存协议文本：保密协议、员工承诺书等签署文件
• 记录制度传达：培训记录、制度签收记录等传达证明
• 留存执行痕迹：访问日志、管理记录等执行证据
• 收集第三方证据：公证、认证等第三方证据

3. 信息形成后补采取保密措施的认定

对于信息形成一段时间后才采取保密措施的情形，法院会从严掌握审查标准。如无相反证据证明该信息已经泄露，可以认定保密措施成立，但需考虑时间间隔、期间保护状况等因素。

五、保密措施认定中的常见误区与应对

1. 形式化措施

许多企业采取的措施存在形式化问题，如内容笼统、缺乏执行等。在泉州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案例中，A公司仅制定原则性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格式合同，未明确保密具体内容和范围，法院最终未认定其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 避免形式化的关键是将措施具体化、可执行化：

• 明确信息范围：具体列出保密信息或制定详细的保密信息清单
• 规定操作流程：明确各项保密要求的操作方法和标准
• 设置责任主体：指定各项保密措施的执行和监督责任人

2. 忽视措施与信息的对应性

保密措施应与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质相对应。忽视对应性可能导致措施不足或过度两种情况。 建立对应性的方法包括：

• 分级管理：根据信息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级别的保护措施
• 风险评估：定期评估信息面临的泄露风险并调整措施
• 成本平衡：确保保护成本与信息价值相匹配

3. 保密意愿表达不充分

保密意愿是保密措施的主观要素，需要通过具体措施明确表达。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强调，措施必须体现权利人将信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明确意愿。 强化保密意愿表达的方式：

• 明示原则：通过协议、制度等明确表述保密要求
• 标识管理：对涉密载体添加明显的保密标识
• 定期重申：定期通过培训、通知等方式重申保密要求

结语

保密措施的认定是商业秘密保护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信息能否获得法律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采取务实、灵活的认定标准，既考量保密措施的有效性，又兼顾企业的实际管理能力。 对未来实践的建议：前瞻性规划保密措施，确保在信息产生初期即采取保护；体系化构建保密制度，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保护网络；证据化留存执行痕迹，为可能的诉讼做好准备；动态化调整保护策略，适应技术和业务发展变化。 通过科学合理的保密措施，企业可以在不过度增加负担的前提下有效保护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保护与经营效率的平衡。

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中，客户信息秘密性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重点。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客户信息作为企业核心经营资源，其法律保护需求不断增长，而秘密性作为商业秘密的核心要件，直接决定了客户信息能否获得法律保护。本文将系统解析客户信息秘密性的认定标准、方法体系及实践要点，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全面的裁判与操作指引。

一、客户信息秘密性的法律内涵与认定标准

客户信息的秘密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状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秘密性包含两个核心要素：非普遍知悉性和不易获得性。

1.1 秘密性的相对性

“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相对性，并不意味着绝对无人知悉。即使特定范围内的人员（如企业内部员工、合作方）知悉，只要该信息未在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中普遍知悉且不易获得，仍可认定具备秘密性。这里的“公众”不是指普通社会公众，而是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包括同业竞争者和可能从该商业秘密的利用中取得经济利益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阐述了这一原则：“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相对性，并不意味着绝对无人知悉。即使特定范围内的人员知悉，只要该信息未在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中普遍知悉且不易获得，仍可认定具备秘密性。”

1.2 秘密性与其它要件的区别

与技术秘密的其他要件相比，秘密性具有独特属性：

• 与价值性的关系：秘密性是价值性的基础。信息一旦丧失秘密性，其商业价值通常随之减损
• 与保密性的关系：保密措施是维持秘密性的手段，但非秘密性本身的存在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三个要件需同时满足，但秘密性往往是诉讼中的主要争议点。

二、客户信息秘密性的多元认定方法

2.1 基础信息与深度信息的区分

客户信息主要包括两部分：基础信息和深度信息。基础信息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深度信息则包括交易习惯、意向、价格承受能力等深度内容。 这种分类并不必然影响客户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判断标准在于其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基础信息较之深度信息更容易获取，但这仅导致基础信息秘密性的认定更困难及相应保护期限更短。如果基础信息确有商业价值、数量足够庞大，收集足够困难，其亦可能满足价值性、保密性要求，进而可被认定构成商业秘密。

2.2 秘密性认定的四步法

根据司法实践，客户信息秘密性的认定可遵循四步法进行： 第一步：审查客户信息是否符合商业秘密的三性特征

• 秘密性：信息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
• 价值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
• 保密性：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第二步：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接触商业秘密 接触包括非法接触与合法接触。以盗窃、利诱、胁迫或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均应当为其应有之义，包括但不限于非法挖走权利人掌握该商业秘密的员工、重金收买该商业秘密、权利人员工非法携带该商业秘密“跳槽”等情形。 第三步：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客户信息与权利人的客户信息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相同 只要与权利人原先客户（这些客户信息是明显不同于公开领域中的一般客户资料，是属于特殊需求的深度信息）从事了类似产品交易，则应视为是实质性相似。 第四步：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客户信息是否有合法来源 包括行为人合法取得与权利人授权。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该员工所在单位进行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在的新单位进行交易的，应当认定该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表：客户信息秘密性认定的四步法体系

步骤​	审查内容​	证明要点​	常见证据​
第一步​	三性特征	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	交易记录、保密协议、投入证明
第二步​	接触事实	合法或非法接触	劳动合同、保密协议、跳槽证明
第三步​	实质性相似	信息相同或实质相同	客户名单比对、交易模式分析
第四步​	合法来源	是否存在合法抗辩	个人信赖证明、客户自愿选择证据

三、客户信息秘密性认定的核心要素

3.1 特有性的证明

客户信息的特有性是秘密性认定的核心要素。原告应当证明其为开发客户信息付出一定的劳动、金钱和努力。 具体而言，需要证明客户信息是权利人通过收集、整理、归纳，从众多企业客户中筛选出有合作意向的客户的过程证据。 在实务中，特有性可通过以下方面证明：

• 客户特定化过程：从众多客户中筛选出有合作意向的客户
• 具体销售情况：历次与客户发生的订单、技术协议、往来邮件等
• 客户维护和售后管理：客户定位、问题反馈、售后服务等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指出：“原告拥有的客户档案并不仅仅是国外旅行社的地址、电话等一般资料的记载，同时还包括双方对旅游团的来华时间、旅游景点、住宿标准、价格等具体事项的协商和确认，为其独占和正在进行的旅游业务，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要件”。

3.2 获取难易程度的判断

获取难易程度是判断秘密性的另一关键因素。对于尽管不熟悉情况的人可能不会快捷地获得，但仍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信息，一般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检索、搜集特定客户信息的难度已显著降低。 因此，法院在判断秘密性时更加审慎，要求原告证明其信息具有深度内容，而非简单的信息汇编。

3.3 深度信息的重要性

深度信息是客户信息被认定为秘密的关键。当事人仅以与特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而未明确其通过交易获知特定客户信息内容，其主张该特定客户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的，不予支持。 深度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 交易习惯：客户的特定需求、供货时间要求等
• 价格政策：价格底线、折扣策略等
• 交易条件：结算方式、交货要求等

这些深度信息应当是权利人在长期交易过程中积累的，普通公众通过公共渠道难以获得。

四、特殊情形下的认定规则

4.1 侵权手段与秘密性的关系

侵权手段的特殊性可以作为秘密性判断的辅助因素。侵权手段愈特殊，客户信息具备秘密性的可能性则愈大。如采用窃听电话、入室盗窃等手段获得客户信息的，该信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的机率会大大增加。 这一规则体现了“手段反映价值”的逻辑，侵权人不惜采取违法手段获取的信息，通常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和秘密性。

4.2 员工记忆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

在以客户信息为客体的商业秘密诉讼中，常面临客户信息储存在雇员头脑中是否容许其使用的问题。一般条件下，雇员有权使用其在工作中掌握的、保存在其记忆中的工作方法、知识和经验，只要获取这些信息并未违反有关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记忆规则。 该规则意味着虽然雇员不能使用与雇主客户信息有关的书面备忘录的副本，但并不排除他使用保存在其记忆中的客户信息。 这一规则平衡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与员工就业权的关系。

4.3 个人信赖抗辩的审查

个人信赖抗辩是客户信息秘密性认定中的常见问题。根据司法解释，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 审查个人信赖抗辩时，应多维度考量：

• 查明涉案客户名单是否系医疗、法律服务等强调个人技能的行业
• 查明客户与跳槽员工双方建立的特殊信赖关系是基于个人还是基于平台产生
• 查明客户不再与权利人进行交易的真实原因
• 查明跳槽员工对客户是否存在欺骗、胁迫、利诱等不法情形

五、证明责任与证据组织

5.1 原告的举证责任

原告对其拥有的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侵权可能性较大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原告的举证应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 客户信息形成过程：证明是权利人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长期汇总形成
• 深度信息存在：证明客户信息包含特殊需求，从一般公开渠道无法获得
• 经济价值证明：证明客户是权利人的长期固定客户，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 保密措施证据：证明已对客户信息采取合理保密措施

5.2 证据类型与收集方法

客户信息秘密性认定的证据主要包括：

• 交易过程证据：合同、发票、往来邮件等
• 投入证明：广告投入、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
• 深度信息证据：交易习惯、特殊需求、价格政策等
• 保密措施证据：保密协议、访问控制、管理制度等

在收集证据时，应注意证据的完整性和对应性，确保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客户信息的特有性和不易获得性。

六、实务挑战与应对策略

6.1 秘密性认定的现实难点

客户信息秘密性认定面临多重挑战：

• 信息易获取性增加：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基础客户信息更易获得
• 深度信息界定困难：交易习惯、价格底线等深度信息的边界模糊
• 员工流动频繁：员工跳槽导致客户信息易被带走并使用

6.2 企业保护策略

为应对这些挑战，企业可采取以下策略：

• 完善保密制度：建立系统的客户信息管理制度，明确密级和接触权限
• 强化员工管理：与涉密员工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
• 细化信息管理：详细记录客户深度信息，形成完整信息档案
• 定期审核更新：定期评估客户信息的秘密性，及时调整保护策略

6.3 司法实践的发展趋势

客户信息秘密性认定的司法实践呈现以下趋势：

• 标准精细化：对秘密性的认定标准日益细化，区分基础信息与深度信息
• 举证责任合理分配：适当降低原告初步举证要求，适时转移举证责任
• 注重利益平衡：平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与员工就业权、市场竞争的关系

结语

客户信息秘密性的认定是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核心竞争资源和市场优势。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信息技术的的发展，这一领域的法律规则将持续演进和完善。 未来，客户信息秘密性认定将更加注重深度信息的保护，强化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并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对于企业而言，建立完善的客户信息管理制度，准确界定和保护深度信息，是应对竞争挑战的必要举措；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细化认定标准，统一裁判尺度，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有效保障。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精准认定客户信息的秘密性，既能有效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和投资利益，又能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活力的良性互动。

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技术信息秘密性的认定是商业秘密案件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创新成果能否获得法律保护。随着技术纷争日益复杂化，法院在认定技术信息秘密性时已形成一套多元化的认定方法体系，涵盖技术鉴定、专家辅助、技术调查官等多种手段。本文将系统解析技术信息秘密性的认定标准、方法体系及实践挑战，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全面参考。

1 技术信息秘密性的法律内涵与认定标准

1.1 秘密性的法律定义

技术信息的秘密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状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秘密性包含两个核心要素：非普遍知悉性和不易获得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阐述了秘密性的认定标准：”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相对性，并不意味着绝对无人知悉。即使特定范围内的人员（如企业内部员工、合作方）知悉，只要该信息未在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中普遍知悉且不易获得，仍可认定具备秘密性。

1.2 秘密性与其他要件的区别

与技术秘密的其他要件相比，秘密性具有其独特属性：

• 与价值性的关系：秘密性是价值性的基础。信息一旦丧失秘密性，其商业价值通常随之减损
• 与保密性的关系：保密措施是维持秘密性的手段，但非秘密性本身的存在条件
• 与实用性的关系：实用性关注信息的可用性，而秘密性关注信息的未知性

在司法实践中，四个要件需同时满足，但秘密性往往是诉讼中的主要争议点。

2 技术信息秘密性的多元认定方法

2.1 技术鉴定：秘密性认定的核心手段

技术鉴定是认定技术信息秘密性的首要方法，尤其适用于涉及复杂专业技术的案件。鉴定机构通过专业检索和分析，对涉案技术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出具权威意见。

2.1.1 鉴定的程序规范

技术鉴定需遵循严格程序：

• 委托与受理：法院或当事人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
• 检索分析：对国内外数据库进行系统检索，确定现有技术范围
• 对比分析：将涉案技术与现有技术进行比对，找出差异点
• 鉴定意见：出具书面鉴定报告，明确秘密性结论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501号案中，法院指出：”技术秘密的非公知性鉴定一般依赖技术查新，查新范围和查新方法均决定着最终的鉴定意见。”这强调了检索全面性对鉴定结论可靠性的影响。

2.1.2 鉴定的局限性

技术鉴定并非万能，存在以下局限性：

• 检索范围限制：无法穷尽所有公开信息
• 技术发展快速：新兴技术领域可能缺乏完善数据库
• 鉴定人主观性：不同鉴定人可能得出不同结论

因此，法院需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性审查，而非简单采纳。在浙江春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案中，法院强调需审查”鉴定方法、取材规范、查新比对等各类问题”，确保鉴定意见的可靠性。

2.2 技术调查官：法官的技术”翻译官”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知识产权法院的特色机制，专门为解决技术事实查明难题而设立。技术调查官作为法院工作人员，协助法官理解复杂技术问题，被誉为法官的”技术翻译官”。

2.2.1 技术调查官的职责与作用

技术调查官在秘密性认定中发挥多重作用：

• 技术协助：帮助法官梳理技术争议焦点
• 证据分析：对技术证据进行专业分析
• 参与庭审：参与庭审调查，协助法官询问技术问题
• 出具意见：就技术事实认定提供专业意见

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践中，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审理的效果显著。据统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技术调查官已”参与审理案件455件，出庭170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280份”，大幅提升了技术事实查明的准确性。

2.2.2 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创新模式

各地法院在技术调查官制度基础上探索创新模式：

• “政协委员+技术调查官”模式：鄞州区检察院聘请政协委员担任技术调查官，扩大专业覆盖面
• 聘任制技术调查官：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编制内招录专职技术调查官，保证队伍稳定性
• 跨区域调配机制：解决部分地区技术专家资源不足问题

2.3 专家辅助人：弥补当事人技术认知差距

专家辅助人制度是为平衡双方诉讼能力而设，当事人可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专业技术问题提出意见。

2.3.1 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定位

与技术调查官不同，专家辅助人具有以下特点：

• 党派性：受当事人委托，为委托方服务
• 针对性：主要对鉴定意见或专业问题提出质疑或论证
• 平等性：保障双方在技术问题上平等对抗的权利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中，专家辅助人成功协助检察官理解了涉案技术的秘密性，为案件顺利起诉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2.3.2 专家辅助人的意见效力

专家辅助人意见不同于鉴定意见，其不具有法定证据效力，但可作为法庭审查技术事实的参考。法院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2.4 技术咨询与专家陪审：补充认定机制

对于特别复杂的技术问题，法院还可采用技术咨询和专家陪审作为补充认定机制。

2.4.1 技术咨询的灵活运用

技术咨询针对案件中特定技术问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提供咨询意见。与技术调查官不同，技术咨询专家不参与案件全过程，仅就特定问题提供一次性咨询。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通过建立技术咨询专家库，涵盖机械、化学、电子、通信等主要技术领域，为全国法院审理技术类案件提供支持。

2.4.2 专家陪审员的参审作用

专家陪审员来自专业技术领域，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案件审理。专家陪审员不仅解决技术问题，还全程参与案件审理和评议，发挥技术专家与法官的双重优势。 表：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方法比较

认定方法​	主体性质​	主要职能​	优势​	局限性​
技术鉴定​	独立鉴定机构	出具权威性鉴定意见	客观、专业	成本高、周期长
技术调查官​	法院工作人员	全面辅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	中立、高效	资源有限、专业覆盖不全
专家辅助人​	当事人聘请	代表一方发表专业意见	平衡诉讼能力	可能带有倾向性
技术咨询​	临时聘请专家	解决特定技术问题	灵活、针对性强	参与程度有限

3 不同类型技术信息的秘密性认定特点

3.1 软件类技术信息的秘密性认定

软件类技术信息的秘密性认定具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前端与后端技术的区分

在软件技术中，需区分前端技术与后端技术的秘密性。前端用户通过观察即可获知的技术内容（如界面设计、基本流程）通常不具备秘密性；而后端代码实现方式（如算法结构、数据库设计）则可能构成技术秘密。 在一起软件技术秘密案件中，法院明确指出：”流程等前端用户通过观察即能够获知的技术内容不具备秘密性；而具体工作流程和功能模块在后台代码实现层面上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路径，即源代码层面的相关内容及数据库设计等技术内容，可能具备秘密性。”

3.1.2 软件秘密性的证明方法

软件秘密性的证明常采用以下方法：

• 源代码比对：通过比对涉案软件与公知软件的源代码结构、算法实现等
• 反编译分析：对目标程序进行反编译，分析其实现逻辑
• 功能对比：比较软件功能与公知功能的差异点

在证据固定方面，需注意合法取证。在一起案件中，原告因不当取证（直接拿走被告员工电脑）导致关键证据无法采用，凸显了合法取证的重要性。

3.2 制造工艺类技术信息的秘密性认定

制造工艺类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的重点在于工艺参数、流程组合等细节性信息。

3.2.1 工艺参数的非公知性

制造工艺中，具体参数组合往往是秘密性的关键。即使单个参数可能是公知的，但特定参数组合及其优化方案可能不为公众所知悉。 在铜合金生产线商业秘密案件中，技术调查官指出：”受侵害企业的铜合金的全自动生产线和行业内其他企业有所区别，特殊的布局规划在提高产能的同时，也增加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能够体现企业的竞争优势，应当被认定为秘点。”

3.2.2 工艺步骤的创新性

工艺步骤的独特安排也可能构成技术秘密。即使各步骤本身是常规操作，但其特定组合、顺序或控制方式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技术效果，从而具备秘密性。

3.3 设计图纸类技术信息的秘密性认定

设计图纸作为技术信息的常见载体，其秘密性认定有其特殊规则。

3.2.1 图纸与技术信息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明确了图纸与技术信息的关系：”图纸是技术秘密的载体，依据图纸可以确定其主张的技术秘密的内容和范围。”权利人既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全部技术信息的集合属于技术秘密，也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某个或某些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

3.2.2 图纸秘密性的判断要素

图纸秘密性判断需考虑以下要素：

• 细节程度：是否包含未在公开渠道披露的详细技术信息
• 创新高度：是否包含超越常规设计的独特方案
• 组合效果：即使各组件为公知，其组合方式是否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4 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的程序保障

4.1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对案件结果有重要影响。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明确了这一规则：”商业秘密权利人在完成该特定初步举证责任后，有关技术秘密的秘密性、侵权行为等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由被诉侵权人承担。”这有效缓解了权利人的举证压力。

4.2 秘密点的明确与固定

秘密点的明确是秘密性认定的前提。权利人应在诉讼早期明确其主张秘密点的具体内容，并保持一致性。 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四十五所诉顾某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因原告未明确技术秘密内容而裁定驳回起诉，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权利人主张图纸记载的技术信息构成技术秘密的，其既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全部技术信息的集合属于技术秘密，也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某个或某些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纠正了一审法院的严格标准。

4.3 保密措施与秘密性的关系

保密措施虽是独立的构成要件，但与秘密性认定密切相关。合理的保密措施可间接证明信息处于秘密状态，反之，缺乏保密措施可能降低信息被认定为秘密的可能性。 法院判断保密措施是否合理时，会综合考虑信息的价值、规模、行业惯例等因素，要求措施与秘密价值相适应，但不过度提高保密成本。

5 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的挑战与应对

5.1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

随着新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技术）的涌现，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面临新挑战：

• 技术迭代加速：技术生命周期缩短，秘密性判断时点更为关键
• 跨界技术融合：单一技术领域专家难以应对复杂技术问题
• 证据固定困难：电子证据易修改、易删除，增加取证难度

应对这些挑战，需更新技术知识库、加强跨领域合作、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固定证据。

5.2 认定标准统一性的需求

目前，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存在标准不统一问题。同类技术在不同法院可能获得不同认定，影响司法预见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 发布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案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 制定细化规则：针对不同技术领域制定秘密性认定细则
• 加强审判交流：通过跨区域法官交流，促进认定标准统一

5.3 技术事实查明体系的完善

我国正逐步建立“技术鉴定、技术调查、技术咨询、专家陪审”四位一体的技术事实查明体系。这一体系整合各种技术查明资源，为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提供全面支持。 在检察机关方面，也开始构建类似体系。如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指出：”检察机关在综合履职时，可建立这种互相独立、协作配合的’四位一体’的技术秘密调查体系。”

6 结论与展望

技术信息秘密性认定是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创新成果的保护效果。未来，这一领域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认定方法多元化：技术鉴定、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等多种方法将进一步融合，形成更加完善的技术事实查明体系。 标准明确化：随着司法实践积累，技术信息秘密性的认定标准将更加清晰、统一，增强法律预见性。 程序精细化：举证责任分配、秘密点明确、鉴定程序等将进一步细化，提高认定效率和质量。 国际合作强化：随着技术全球化发展，各国在技术秘密保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促进国际标准协调。 技术信息秘密性的准确认定，既是对创新成果的尊重，也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通过不断完善认定方法和标准，可以更好地平衡创新保护与知识传播的关系，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商业秘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为公众所知悉”是商业秘密成立的首要要件，即秘密性要件。其认定直接关系到信息能否受到法律保护。本文结合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系统阐述认定“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原则、标准及方法。

一、基本定义与法律地位

“不为公众所知悉”是商业秘密的核心特征，指权利人主张的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得。这一要件强调信息的相对秘密性，即信息并非绝对无人知悉，但未在特定领域内公开或易于获取。例如，某企业的独特生产工艺可能被内部员工掌握，但只要未在行业内公开，仍可视为“不为公众所知悉”。 与专利保护不同，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不要求信息具备高度创新性，仅需与公知信息存在最低限度的区别。例如，将公知信息进行组合、改进后形成的新信息，若该组合方式非显而易见，仍可能被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

二、认定标准的三重维度

1. 时间节点：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为基准​ 信息的秘密性判断需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点为准。即使信息在研发阶段处于秘密状态，若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已公开（如通过产品上市、出版物披露），则丧失秘密性。例如，在“学校窗帘采购项目”案例中，投标样板在开标会后已被公开查看，因此其面料、结构等信息不再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要求。
2. 判断主体：以“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为基准​ “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包括同业竞争者、可能从信息中获利者，以及具备该领域一般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人员。判断时需结合信息的性质、领域特点进行细分。例如，化工配方的秘密性需由化工领域技术人员判断，而非普通公众。
3. 程度要求：兼具“非普遍知悉”与“不易获得”​
   • 非普遍知悉：信息不属于行业常识或惯例。例如，客户名单中的基础信息（如名称、地址）通常为公知信息，但交易习惯、价格底线等深度信息可能构成秘密。
   • 不易获得：信息需付出一定劳动、资金或创造性努力才能获取。例如，通过长期交易积累的客户特殊需求、产品工艺中的关键参数等，均需企业投入资源才能形成。

三、排除情形：哪些信息不视为“不为公众所知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信息，视为已为公众所知悉：

1. 行业常识或惯例：如通用产品尺寸、简单材料组合等；
2. 通过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如产品外观、简单结构等；
3. 已通过公开渠道披露：如出版物、报告会、展览、媒体等；
4. 易于从公开渠道获取：如通过标准检索即可获得的技术参数。

但需注意，例外情况仍可能构成秘密：

• 公知信息的组合或改进：若组合方式具有独创性（如特定算法整合或客户名单的深度分析），且整体不易获得，仍可受保护。
• 部分公开的信息：如产品已上市，但其核心工艺或配方未公开，该部分可能仍具秘密性。

四、保密措施与秘密性认定的关联

权利人的保密措施是认定“不为公众所知悉”的重要辅助因素。法院在判断秘密性时，常结合保密措施的有效性评估信息是否处于“实质秘密状态”。合理的保密措施包括：

1. 制度性措施：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
2. 物理性措施：限制涉密场所访问、对载体加锁或加密；
3. 技术性措施：设置数据访问权限、使用密码管理。

若权利人未采取合理保密措施（如任由员工随意查看核心资料），即使信息本身未公开，也可能被认定为“易于获得”，从而丧失秘密性。

五、实践中的认定方法与挑战

1. 技术信息的认定​
   • 依赖专业鉴定：通过技术查新、司法鉴定判断是否与公知技术重复。例如，在化工工艺秘密性认定中，需比对现有技术资料是否披露了具体参数。
   • 整体性考量：即使部分技术为公知，若其组合方式或应用场景具有独创性，整体仍可能被认定为秘密。
2. 经营信息的认定​
   • 侧重深度信息：客户名单需包含交易习惯、价格策略等深度内容。例如，仅列举客户名称不构成秘密，但附加其采购周期、利润空间等特有信息则可能受保护。
   • 证明形成成本：需证明信息是长期投入的结果（如客户名单需通过多年交易积累）。
3. 常见挑战​
   • 举证难：权利人需明确秘密点与公知信息的区别，否则可能因范围模糊而败诉。
   • 鉴定标准不统一：不同机构对“不易获得”的尺度把握不一，需结合行业特点具体分析。

结语

“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认定是商业秘密保护的基石，其核心在于平衡信息的秘密性与公共利益。权利人需主动采取合理保密措施，并在诉讼中精准界定秘密点；司法实践则需结合技术背景、行业特点动态评估。随着新业态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秘密性要件的认定将进一步细化，但“非普遍知悉”与“不易获得”的双重标准仍将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商业秘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保护依赖于对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三至七条，商业秘密的成立需同时满足“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和“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大要件。本文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系统解析各要件的内涵、认定标准及实务要点。

一、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

秘密性是商业秘密的首要要件，要求信息“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其认定需注意以下层面：

1. 相对性： “公众”并非指社会全体，而是信息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例如，某一化工配方的秘密性需针对化工领域技术人员判断，若该配方仅在企业内部有限人员中知悉，且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取，即符合秘密性。
2. 排除情形： 《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属于一般常识、行业惯例、已公开披露或通过简单观察即可获得的信息，不具秘密性。例如，产品的通用尺寸或简单组合，不构成商业秘密。
3. 动态判断时点： 秘密性的判断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为准。即使信息在研发阶段未被公开，若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已成为行业公知知识，则秘密性丧失。

实务提示： 权利人需明确其信息与公知信息的区别。例如，化工企业主张某配方为商业秘密时，应具体说明其成分比例、工艺参数等与现有技术的差异，而非仅泛称“配方保密”。

二、价值性（具有商业价值）

价值性要求信息能为其持有人带来现实或潜在的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认定时需关注：

1. 价值表现形式：
   • 直接经济利益：如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 竞争优势：如独特客户资源、技术领先地位。 《司法解释》第七条明确，即使是阶段性成果（如实验数据、未完成的研发方案），若具备潜在应用价值，也可认定其价值性。
2. 价值与秘密性的关联： 商业价值需源于信息的“非公知性”。若信息已公开，其价值可能因丧失独占性而减损。

实务提示： 价值性可通过研发投入、许可转让费用、侵权导致的损失等证据证明。例如，企业可提供研发成本记录、客户名单带来的交易收益等作为佐证。

三、保密性（采取合理保密措施）

保密性是权利人通过具体措施彰显其保护意愿的行为要件，要求措施需具备合理性与对应性：

1. 合理性标准： 保密措施不要求“万无一失”，但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信息泄露。《司法解释》第六条列举了典型措施，如签订保密协议、限制涉密场所访问、对电子数据加密等。
   • 例如，对核心代码采取密码管控并限制访问权限，即符合合理性；
   • 而仅口头要求保密，未采取任何物理或技术隔离，则可能被认定措施不足。
2. 对应性要求： 措施需与商业秘密的性质、商业价值及载体形式相匹配。对于高价值技术秘密（如算法源代码），需采取更严格的管控（如分级授权、日志审计）。
3. 时点要求： 保密措施必须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前已实施。

实务提示： 企业应建立系统性保密制度，包括：

• 在劳动合同中明确保密义务；
• 对涉密文件标注密级并限制传播；
• 定期对员工进行保密培训。

四、特殊问题：信息与载体的区分

商业秘密的保护对象是信息本身而非其载体。例如，一瓶公开销售的化合物不构成商业秘密，但其配方、合成工艺或存储条件等信息可能符合要件。权利人需明确：

1. 具体化秘密点： 主张“生产工艺保密”时，需具体指出哪一环节、参数或流程具有非公知性；
2. 避免载体混淆： 客户名单的载体（如Excel表格）并非秘密，但其包含的交易习惯、价格底线等深度信息才可能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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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法实践中的举证责任与认定流程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权利人需先就三大要件提供初步证据，随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方。法院的认定流程通常为：

1. 审查秘密点是否明确： 权利人需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明确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
2. 逐项论证三要件： 通过技术鉴定、专家意见等证明非公知性；通过审计报告、合同等证明价值性；通过制度文件、协议等证明保密措施；
3. 同一性比对： 若被诉信息与商业秘密实质相同（如代码核心模块高度相似），可推定侵权成立。

结语

商业秘密的认定本质上是法律要件与技术事实的结合。企业需在日常经营中系统化落实保密管理，确保符合“三性”要求；在诉讼中则需精准定位秘密点，并围绕要件组织证据链。随着技术迭代与竞争加剧，对要件内涵的深入理解将成为企业保护创新成果的关键壁垒。

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经营信息商业秘密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重点。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客户信息、经营策略等经营信息的保护需求不断增强，而其中涉及的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认定标准往往难以把握。本文结合最新司法实践，系统分析经营信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认定标准，特别是对客户信息的保护范围进行深入探讨。

1 经营信息商业秘密的基本框架

经营信息作为商业秘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与技术信息相比，经营信息更侧重于企业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经营资源和管理信息 。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构成商业秘密的经营信息必须同时满足三个要件：不为公众所知悉（秘密性）、具有商业价值（价值性）和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保密性）。这三个要件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经营信息受法律保护的门槛 。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经营信息的保护持谨慎态度，既要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和投资利益，又要防止不当扩大保护范围阻碍正常的人才流动和市场竞争。这种平衡体现在对经营信息保护范围的严格限定上，特别是对客户信息的认定标准日益精细化 。

2 经营信息保护范围的确定方法

2.1 原告的明确化义务

在经营信息商业秘密案件中，原告负有明确保护范围的义务。原告应当明确指出构成商业秘密信息的具体内容，并说明该内容与公众所知悉信息的区别。这一义务是一切实体判断的前提和基础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权利人应当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明确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具体内容。如仅能明确部分的，法院对该明确的部分进行审理。这一规定防止了原告在诉讼中任意扩大或变更其主张的保护范围 。 在具体案件中，原告的明确化义务表现为：具体指出构成商业秘密的经营信息内容，如客户信息中的具体交易习惯、价格政策等；区分公知信息与秘密信息，说明其独特之处；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 。

2.2 客户信息的认定标准

客户信息是经营信息中最常见的类型，也是争议最多的领域。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检索、搜集特定客户信息的难度已显著降低，法院对客户信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认定标准也日益严格 。 单纯的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通常难以构成商业秘密，因为这些信息往往可以从公共渠道获得。只有当原告证明其为开发客户信息付出了一定的劳动、金钱和努力，并形成了深度信息时，才可能被认定为经营秘密 。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670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客户信息的认定标准。该案中，博某方主张441家客户信息构成经营秘密，但法院认为，并非所有客户信息都构成商业秘密，只有当客户名称与对应的业务联系人、联系方式、品种信息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信息集合才可能具有秘密性 。 表：客户信息商业秘密的认定要素

信息类型​	举例​	是否构成商业秘密​	关键考量因素​
基础信息​	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通常不构成	是否可从公开渠道轻易获取
深度信息​	交易习惯、价格底线、特殊需求	可能构成	是否为企业特有、是否付出劳动获取
组合信息​	客户名称与交易习惯等的组合	可能构成	整体是否具有秘密性和价值性
动态信息​	客户交易历史、偏好变化	可能构成	是否为企业长期积累形成

3 客户信息商业秘密的认定要件

3.1 秘密性要件的认定

秘密性是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核心要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对于客户信息而言，判断其秘密性的关键在于是否包含了无法从公开渠道轻易获取的深度信息​ 。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多种方式判断客户信息的秘密性：审查信息是否具有特有性，即与公知信息的区别程度；考量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如果可以通过简单查询获得，则不具备秘密性；分析信息是否经过加工整理，为企业特有 。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670号案中指出，客户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深度信息，如交易习惯、价格政策、特殊需求等。这些深度信息应当是企业在长期交易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不易为公众所知悉 。 需要注意的是，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如果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该新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这意味着，即使单个信息是公知的，但其组合方式、整体结构可能具有秘密性 。

3.2 价值性要件的证明

价值性要件要求客户信息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在诉讼中，原告可以通过证明信息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来证明其价值性 。 客户信息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如缩短寻找客户的时间；提高交易效率，如基于历史交易习惯优化流程；增加交易机会，如了解客户特殊需求提供定制服务 。 在洛阳中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姚鑫某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中友公司提供的客户名单中仅有客户名称、电话和地址等基础信息，而无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深度信息，无法证明其具有商业价值，因此不构成商业秘密 。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也可能具有商业价值。即只要信息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即使是不完整或阶段性的信息，也可能符合价值性要求 。

3.3 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判断

保密措施是维持客户信息秘密性的关键。权利人需证明其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前已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法院会综合考量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 。 合理的保密措施应当具备以下特征：有效性，即措施与保密客体相适应，能防止信息泄露；可识别性，使相对人意识到该信息是保密信息；适当性，即措施与信息价值相匹配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合理的保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签订保密协议或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通过章程、培训、规章制度等对员工提出保密要求；对商业秘密载体采取标记、分类、隔离等措施 。 在义乌福步进出口有限公司、应巧某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权利人未对涉密信息采取加锁、加密等保密措施，也未对应巧某提出保密要求，因此无法认定其已采取合理保密措施 。

4 客户信息保护中的特殊问题

4.1 客户信息与员工技能的区别

在客户信息保护中，区分客户信息与员工个人技能是关键也是难点。员工在工作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构成其人格组成部分，是其生存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础，员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的自由 。 在麦达可尔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区分标准：如果客户信息是企业特有的深度信息，如交易习惯、价格政策等，则属于商业秘密；如果仅是员工个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则员工可以自由利用 。 个人信赖抗辩是常见的争议焦点。根据司法解释，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该员工所在单位进行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在的新单位进行交易的，应当认定该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 。 然而，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有严格限制。如果员工是利用原单位提供的物质条件、商业信誉、交易平台等获得客户，则个人信赖抗辩不成立。判断关键在于客户是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还是对原单位平台的依赖 。

4.2 侵权认定中的”同一性”要求

在客户信息商业秘密案件中，侵权认定必须坚持秘密性认定与侵权比对中的同一性原则。即原告在侵权比对阶段主张的商业秘密内容，应当与秘密性认定阶段的内容保持一致，避免”两头得利” 。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670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人不能出现在主张构成商业秘密时通过增加秘密点内容来提高秘密性认定概率，而在侵权比对时通过减少秘密点内容来提高实质性相同认定概率的情况 。 该案确立了以下重要规则：客户信息应当作为整体进行比对，而非割裂地对比单个要素；侵权比对的内容应当与秘密性认定内容一致，不得随意变更；权利人应当对信息集合的整体主张权利，而非选择性主张 。 这一规则防止了权利人在诉讼中通过灵活调整秘密点内容而获得不当优势，确保了诉讼的公平性和可预测性，也对原告明确保护范围提出了更高要求。

5 诉讼实务中的举证策略

5.1 原告的举证责任与策略

在经营信息商业秘密案件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包括证明商业秘密的存在和证明侵权行为的发生。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在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采取保密措施且侵权可能性较大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 原告证明商业秘密存在的策略应当包括：明确秘密点，具体指出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内容；提供载体证据，如合同、交易记录、客户数据库等；证明保密措施，如保密协议、访问限制等；证明商业价值，如带来的竞争优势、收益等 。 对于客户信息，原告应重点证明深度信息的存在，如交易习惯、特殊需求、价格政策等。这些深度信息应当是企业在长期交易中积累形成的，而非轻易可获得的基础信息 。 在诉讼中，原告应当固定证据链条，证明与客户发生交易的相关证据（如合同、款项往来凭证），以及为开发客户信息付出的投入证据（如谈判记录、招投标文件等）。这些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支持其主张 。

5.2 被告的抗辩策略

被告在经营信息商业秘密案件中的抗辩策略主要包括：质疑秘密性，证明相关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质疑保密措施，证明原告未采取合理保密措施；质疑同一性，证明被控信息与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同；主张合法来源，如独立开发、反向工程等 。 公知信息抗辩是常见的抗辩事由。被告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信息在所属领域属于一般常识或行业惯例，或已通过公开渠道披露。如果信息仅涉及简单组合，所属领域人员通过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也不具备秘密性 。 个人信赖抗辩在客户信息案件中尤为重要。被告可以证明客户是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自愿选择与员工新单位交易。为此，被告需要提供客户证言、交易历史等证据，证明客户的选择是基于个人关系而非商业秘密 。

6 完善经营信息保护的建议

6.1 对企业的建议

企业要有效保护经营信息，特别是客户信息，应当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信息分类制度，区分公知信息与商业秘密；保密措施系统，针对不同密级信息采取相应保护；员工管理制度，明确保密义务与限制 。 在客户信息管理方面，企业应当：详细记录深度信息，如交易习惯、特殊需求等；定期更新信息，保持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限制信息访问，仅限必要人员接触；加强员工教育，提高保密意识 。

6.2 对司法实践的启示

从司法实践看，经营信息保护需要在权利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要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和投资利益；另一方面，要防止过度保护阻碍正常的人才流动和市场竞争 。 未来，经营信息商业秘密保护可能呈现以下发展趋势：标准精细化，对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的判断标准更加明确；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经营信息制定差异化规则；动态化调整，随着技术发展调整保护标准和方法 。

结语

经营信息商业秘密保护，尤其是客户信息的保护，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信息技术的的发展，这一领域的法律规则将持续演进和完善。对于企业而言，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管理体系，是应对竞争挑战的必要举措；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平衡保护与竞争，是促进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商业秘密司法实践中，技术秘密保护范围的确定是整个案件审理的基石，直接关系到权利主张能否得到法院支持。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益重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逐步明确了技术秘密保护的边界与认定标准，为原告主张权利提供了清晰指引。

一、技术秘密保护范围确定的法律基础

技术秘密保护范围的确定首先需要理解其法律基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技术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这三项构成要件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技术秘密的法律基础 。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初步举证责任规则。商业秘密权利人起诉他人侵犯其技术秘密的，应当对其所称技术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及被诉侵权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等事实负初步举证责任。在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后，有关技术秘密的秘密性、侵权行为等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 。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明确表示：“不宜要求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其所主张的技术秘密与公知信息的区别作过于严苛的证明。”这一观点体现了法院在平衡权利人保护与防止权利滥用方面的审慎态度 。

二、技术秘密保护范围确定的具体方法

1. 区分载体与秘密点

在确定技术秘密保护范围时，首要问题是区分技术秘密载体与秘密点本身。图纸、文档、样品等是技术信息的载体，而技术秘密则是这些载体中所包含的具体技术内容 。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明确了载体与内容的关系：“图纸是技术秘密的载体，依据图纸可以确定其主张的技术秘密的内容和范围。”权利人既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全部技术信息的集合属于技术秘密，也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某个或某些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 。 在实际操作中，原告应当具体指出图纸中的哪些内容、技术环节、步骤或数据构成技术秘密，并将其与公众所知悉的信息予以区分和说明。仅提交图纸而不明确其具体秘密点，将无法满足确定保护范围的要求 。

2. 明确技术秘密的具体构成

当原告主张特定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时，必须明确其具体构成。例如，对于设计图纸或生产工艺，应当具体指出其中的哪些内容、环节或步骤构成技术秘密 。 在优铠公司诉曹某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法院强调了明确技术秘密具体内容的重要性。原告需要说明其技术秘密与公知技术的区别点，以及这些技术信息如何满足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要求 。 对于较为复杂的技术方案，可采用分层说明的方法：首先明确整体技术方案的创新点，然后分解到各个组成部分的技术特征，最后具体到关键技术参数、工艺步骤等细节。这种由宏观到微观的阐述方式，有助于清晰界定技术秘密的保护范围 。

3. 处理完全主张与部分主张的关系

实践中，原告有时会主张其技术信息全部构成商业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要求原告明确该技术秘密的具体构成和具体理由 。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即使技术秘密中的部分信息已经存在于公共领域，只要该技术信息组合整体上符合法律要求，仍可以按照技术秘密予以保护。如果信息持有人对公开信息进行了整理、改进、加工以及组合、汇编而产生新信息，他人不经一定努力无法轻易获得，该新信息经采取保密措施同样可以成为技术秘密而受到法律保护 。 这一观点体现了法院对组合商业秘密的认可。即使各个组成部分可能是公知的，但其组合方式、配合关系以及整体效果可能具有非显而易见性，从而符合技术秘密的构成要件 。

三、特殊类型技术信息的保护范围确定

1. 软件相关技术秘密的确定

涉软件的技术秘密具有其特殊性，主要包括公司在研发软件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秘密。在确定软件技术秘密范围时，需要区分前端功能与后端实现方式​ 。 在某一软件公司技术秘密案件中，法院指出：“流程等前端用户通过观察即能够获知的技术内容不具备秘密性，不能构成技术秘密；而具体工作流程和功能模块在后台代码实现层面上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路径，即源代码层面的相关内容及数据库设计等技术内容，可能具备秘密性。” 这意味着，软件的技术秘密更多体现在代码层面的实现方式，而非常规的功能设计。原告在主张软件技术秘密时，应当重点关注算法结构、代码实现逻辑、数据库设计等非显性技术内容 。

2. 图纸类技术秘密的确定

对于以图纸为载体的技术秘密，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较为灵活的认定标准。权利人既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全部技术信息的集合属于技术秘密，也可以主张图纸记载的某个或某些技术信息属于技术秘密 。 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图纸可以作为技术秘密的载体，依据图纸可以确定其主张的技术秘密的内容和范围。”这一观点降低了对原告就图纸内容过细分解的要求，更加符合技术秘密保护的实践需求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可以笼统地将整套图纸主张为技术秘密而不作任何说明。原告仍需阐述图纸所载技术信息的实用性、非公知性以及采取的保密措施等，以便法院确定保护范围 。

四、时间节点与程序要求

1. 明确技术秘密的时间要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权利人应当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明确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具体内容。这一时间要求为原告确定和调整其技术秘密保护范围提供了程序保障 。 在诉讼过程中，法院通常会通过多次释明和组织庭前会议的方式，引导原告明确其技术秘密保护范围。原告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机会，逐步细化其技术秘密内容 。

2. 分阶段明确的可能性

在技术秘密内容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原告可以寻求分阶段明确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案中指出，一审法院没有询问原告是否同意对已经明确的部分先行审理，这从侧面反映了法院对分阶段审理的开放性态度 。 对于包含多个技术秘密点的案件，原告可以考虑先就已明确且证据充分的部分主张权利，同时对其余部分继续收集证据和细化说明。这种策略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避免因部分技术秘密点不明确而导致全案被驳回 。

五、实务建议与风险防范

1. 诉前准备工作

在起诉前，原告应当系统梳理其技术秘密内容，明确秘密点并与公知技术进行区分。这一工作可以借助技术专家或鉴定机构的专业意见，确保技术秘密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 同时，原告应当审查保密措施的充分性，包括是否与相关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是否对技术资料进行了合理的访问限制等。完善的保密措施不仅是技术秘密的构成要件，也是法院判断原告保护意图的重要依据 。

2. 诉讼中的策略选择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应当积极回应法院的释明，按照要求细化和明确其技术秘密保护范围。如果某些技术内容确实难以在短时间内明确，可以考虑先就核心且明确的部分主张权利，其余部分另行主张 。 对于组合型技术秘密，应当注重说明各部分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整体非显而易见性。通过强调组合技术的整体效果和创新高度，增强技术秘密的可保护性 。

3. 证据组织与保存

技术秘密案件高度依赖证据支持。原告应当系统保存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各类文档，包括设计草图、实验数据、测试报告、改进记录等，以证明技术秘密的形成过程和独特性 。 同时，应当注意保存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据，如保密协议签署记录、访问权限控制日志、保密教育培训记录等。这些证据是证明技术秘密保密性的关键 。

结语

技术秘密保护范围的确定是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首要和关键环节。原告应当准确把握技术秘密的法律要件，结合自身技术特点，精确界定需要保护的技术内容。通过合理的秘密点设计、充分的证据支持以及积极的诉讼策略，可以有效维护自身技术成果，获得应有的法律保护。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技术秘密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来，随着技术形态的不断演进和司法实践的持续发展，技术秘密保护范围的确定规则也将进一步细化，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明确、可预期的法律指引。

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权利范围的确定是整个案件审理的基础性环节，直接关系到后续的侵权认定和法律保护。原告必须清晰、具体地界定其主张保护的商业秘密内容，避免因范围模糊或过宽而导致维权失败。本文将深入探讨商业秘密范围确定的司法实践、面临的挑战及解决路径。

1 商业秘密范围确定的重要性

商业秘密案件审理中，原告必须先行明确其主张商业秘密保护的具体范围，这是启动诉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相当于划定了诉讼的”战场”，后续所有审理活动都将围绕这一范围展开。 在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具有三重法律意义：一是明确诉讼标的，使法院有的放矢；二是界定保护边界，为侵权比对提供基准；三是平衡公私利益，防止公有知识被不当垄断。正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指南中指出，商业秘密案件审理中，原告必须先行明确其主张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并提交相应证据。 很多情况下，原告出于尽量扩大保护范围的需要，或者对法律规定、涉案技术背景不熟悉等原因，往往在起诉时会主张一个较为抽象、宽泛的商业秘密范围，可能会包括一些为公知信息。这种”广撒网“的做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也可能导致核心秘密点被淡化，反而不利于真正有价值的商业秘密获得保护。

2 商业秘密范围确定的挑战

2.1 原告的扩大化倾向

在商业竞争中，原告常有一种天然倾向：尽可能多地将其信息主张为商业秘密，以扩大保护范围。这种倾向源于多方面因素：一是对法律理解的偏差，误以为范围越宽保护越全面；二是诉讼策略考虑，希望为和解或谈判增加筹码；三是对自身信息价值判断不准，难以区分核心与边缘秘密。 实践中，常见原告将整体方案作为商业秘密主张，却无法指出其中的具体秘密点。例如，主张整个技术图纸为商业秘密，而非具体指出图纸中的哪些关键参数、结构设计或工艺步骤构成秘密点。这种笼统的主张增加了被告的抗辩难度，也加重了法院的审理负担。

2.2 秘密点识别的专业性障碍

商业秘密，特别是技术秘密的识别需要专业知识支撑。对于涉及复杂技术的案件，法官往往需要技术专家、技术调查官的辅助才能准确理解秘密点。 技术信息的秘密点识别尤其复杂。原告需要从现有技术中区分出自己的创新贡献，明确指出哪些部分是其独创或改进的。以软件源代码为例，原告需要明确是整体架构、特定算法还是代码实现方式构成商业秘密，而非简单主张整个程序为秘密。 经营信息的秘密点识别同样具有挑战。客户名单是典型的例子，原告不能简单主张”XX客户”构成商业秘密，而需指出其中的深度信息，如交易习惯、价格底线、特殊需求等。这些深度信息才是真正的秘密点，是司法保护的核心对象。

2.3 诉讼程序与证据固定的难度

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需要经历多次释明和举证、质证过程，往往不能一蹴而就。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庭前会议、证据交换、司法鉴定等多个环节，延长了诉讼周期。 原告至迟应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明确商业秘密具体内容。这意味着原告有充分时间逐步明确其主张，但也要求法院进行有效管理，防止当事人滥用程序权利拖延诉讼。 表：商业秘密范围确定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与应对策略

挑战类型​	具体表现​	潜在风险​	应对策略​
原告扩大化倾向​	主张范围过宽、包含公知信息	保护焦点模糊、诉讼效率低下	法院加强释明、要求具体化
秘密点识别专业障碍​	技术复杂、难以区分秘密点	事实认定困难、审理周期长	引入技术专家、司法鉴定
诉讼程序复杂​	需多次庭前会议、证据交换	诉讼拖延、成本增加	加强案件管理、设定明确期限
证据固定难度大​	秘密点载体多样、分散	权利边界不清、举证困难	规范证据提交、运用证据保全

3 法院的释明与引导机制

3.1 释明权的积极行使

在商业秘密案件中，法院积极行使释明权对于确定合理的商业秘密范围至关重要。释明不是代当事人主张权利，而是通过适当引导，帮助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的基础。 法院的释明工作主要包括：说明商业秘密法的基本要求，指出原告当前主张的不足之処，提示明确秘密点的具体方法，说明范围模糊的法律后果。通过这种指导性释明，促使原告合理确定商业秘密范围。 在技术秘密案件中，法院可借助技术调查官协助释明。技术调查官可以从专业角度分析原告主张的技术信息，帮助判断哪些内容可能构成秘密点，为法官的释明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3.2 阶段性审查方法

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宜采用阶段性审查方法。在诉讼初期，允许原告提出初步的商业秘密范围；在证据交换过程中，随着双方质证的深入，逐步细化秘密点；在庭审前，最终固定商业秘密范围。 这种阶段性方法平衡了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一方面给予原告必要的时间明确其主张，另一方面防止诉讼过度拖延。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复杂程度，设定合理的阶段性时间节点，督促当事人及时完成商业秘密范围的固定工作。

4 商业秘密范围确定的具体方法

4.1 技术秘密的确定方法

对于技术信息，原告应当明确构成技术秘密的具体内容，并将其与所属领域内的公知技术部分予以区分。以制造工艺为例，原告不能简单主张整个工艺为商业秘密，而应具体指出工艺中的哪些参数控制、步骤顺序或特殊处理方法构成秘密点。 当原告坚持其主张的技术信息全部构成商业秘密时，法院应要求其明确该技术的具体构成及构成商业秘密的理由。这一要求促使原告深入分析其技术内容，避免盲目扩大保护范围。 在“华为公司技术秘密案”中，法院认为涉案技术信息中的各个部件虽是现有技术，但部件之间的组合关系具有特定性，不为公众所知悉，因而构成商业秘密。这一案例体现了法院对技术秘密确定的精细化审查。

4.2 经营秘密的确定方法

经营秘密的范围确定同样需要具体化。以客户信息为例，原告应当明确其通过商业谈判、长期交易等获得的独特内容，如交易习惯、客户的独特需求、特定需求或供货时间、价格底线等。 单纯的客户名称、地址等基础信息通常难以构成商业秘密，因为这些信息往往可以从公共渠道获取。只有当原告证明其为开发客户信息付出了一定劳动、金钱和努力，并形成了深度信息时，才可能被认定为经营秘密。 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判断客户信息是否构成秘密：信息的深度和细节、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信息是否经过整理加工、是否具有经济价值等。只有满足这些要求的信息，才能被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

5 范围不确定的法律后果

原告拒绝或无法明确其主张的商业秘密具体内容的，法院可以驳回起诉。这一规则体现了诉讼的明确性要求，也是防止诉讼资源浪费的必要措施。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不会轻易适用驳回起诉，而是会给予原告补充明确的机会。通常，法院会通过多次释明，指导原告合理确定商业秘密范围。只有在原告经充分释明后仍拒绝或无法明确的情况下，才会驳回其起诉。 需要注意的是，原告仅能明确部分商业秘密内容的，法院可以对该明确的部分进行审理，无需全案驳回。这种部分审理模式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6 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

6.1 组合信息的商业秘密认定

公知信息的组合可能构成商业秘密。如果原告主张某一载体中全部信息的集合作为商业秘密内容，不能仅以保护范围不清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而应审查该信息集合是否整体上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组合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关键在于组合方式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即使各个组成部分是公知的，如果组合方式具有独创性和非显而易见性，仍可能整体上构成商业秘密。法院应当审查组合后的信息是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或竞争优势。 在审查组合信息时，应当避免将保护范围延伸至行业常规组合。如果某种组合方式是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则不应认定为商业秘密。只有那些需要创造性劳动且能带来竞争优势的组合，才值得法律保护。

6.2 二审中增加商业秘密内容的处理

原告在二审程序中增加商业秘密具体内容的，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原告另行起诉。如果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由二审法院一并审理的，二审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这一规则平衡了诉讼效率与审级利益。一方面，尊重了二审的续审性质，允许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增加新的商业秘密内容；另一方面，防止一方当事人通过二审突袭增加内容，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

7 实务建议与风险防范

7.1 对权利人的建议

提前准备是成功维权的关键。权利人在起诉前应完成内部评估，准确界定商业秘密的范围，避免诉讼中的被动。 具体化主张是法院审查的核心。权利人应当详细列出秘密点，说明与公知信息的区别，提供技术专家论证意见，并准备充分的证据支持每个秘密点。 配合法院释明是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权利人在诉讼中应积极回应法院的释明，按照要求细化和调整商业秘密范围，避免因拒绝明确而承担驳回起诉的不利后果。

7.2 对司法实践的启示

加强案件管理是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手段。法院应在诉讼早期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引导当事人有序完成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工作。 灵活运用辅助机制是解决专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技术复杂性高的案件，法院可以引入技术调查官、专家陪审员等专业人员，协助审查商业秘密的范围和内容。 平衡保护与竞争是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根本目标。在确定商业秘密范围时，法院既要保护创新成果，也要防止过度保护阻碍知识的正常流动和正当竞争。

结语

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是司法保护的第一道门槛，直接关系到诉讼的成败和效率。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深化细化，提高规则的可操作性，加强审判指引的针对性，完善技术事实查明的机制。 对于权利人而言，事前管理重于事后救济。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管理体系，提前明确秘密点和保护范围，是应对潜在诉讼的最佳策略。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细化的审理优于粗放式的处理。通过个案积累，形成类型化的裁判规则，为当事人提供明确预期。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精准界定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既能有效保护创新成果，又能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公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