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在线播放的行为，即“定时播放”，在著作权法上如何定性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该类行为既不同于传统广播，也有别于交互式网络传播，在法律适用上引发了广泛争议。我国司法实践逐渐形成共识：定时播放不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但可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予以规制。本文将深入剖析定时播放行为的法律定性、侵权认定标准及规制路径，为理论与实务提供参考。

1. 定时播放的技术特征与法律定性难题

定时播放作为一种新型作品传播方式，其技术特征与传播模式使其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面临定性难题。

1.1 定时播放的技术实现方式

定时播放本质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按照预设节目表，通过互联网向公众线性提供作品内容的传播方式。用户在特定时间点可以观看正在播放的内容，但无法自主选择观看时间或内容。这种传播模式融合了传统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特征与互联网的数字化传输技术，形成了独特的“网播”模式。 在技术层面，定时播放通常采用流媒体技术实现。网络服务器将音视频内容以数据流的形式传输至用户终端，用户可实时观看但无法永久保存内容。这种技术模式不同于交互式传播的点对点传输，而是采用点对多的传播架构，更接近传统广播的技术特征。

1.2 定时播放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限

我国《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一定义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核心特征——交互性与按需获取。 定时播放行为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要件，因为用户只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预设的时间点获取作品，而无法自主选择时间。在“成功多媒体诉时越公司案”中，被告时越公司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在网络上滚动播出电视剧《奋斗》，用户只能在被告播放的时段才能上网收看。法院虽认定侵权，但学界普遍认为该行为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本质特征。

1.3 定时播放与广播权的兼容性问题

《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控制三种行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作品、有线传播或转播无线广播作品、通过扩音器等工具传播广播作品。定时播放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而互联网传输兼具有线与无线特征，难以直接纳入传统广播权范畴。 广播权的定义源于《伯尔尼公约》，主要针对传统广播电视组织设计的保护体系。当定时播放通过有线网络进行初始传播时，既不属于“以无线方式广播”，也不属于“有线转播无线广播”，因而难以纳入广播权的控制范围。这种立法滞后导致定时播放处于权利规制的真空地带。

2. 定时播放的侵权认定路径演变

随着技术发展与司法实践深入，法院对定时播放行为的侵权认定呈现出多元化到统一化的演进趋势。

2.1 早期实践：扩大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早期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倾向于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扩大解释，将定时播放纳入其规制范围。在“成功多媒体诉时越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这种观点认为，尽管用户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观看时间，但能够在特定时间点（如每集播放时）观看部分内容，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选定时间”的要求。然而，这种扩大解释遭到了学界的广泛批评，认为其模糊了交互式传播与非交互式传播的界限。

2.2 转向兜底条款：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适用

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化，司法实践逐渐转向采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规制定时播放行为。该条款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为规制新型侵权行为提供了弹性空间。 201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9.24条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但著作权人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主张权利的，应予支持”。这一规定标志着司法实践对定时播放行为法律定性的共识形成。 表：定时播放行为侵权认定路径演变

发展阶段​	认定路径​	法律依据​	代表性案例​	主要理由​
早期阶段​	扩大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	成功多媒体诉时越公司案	用户可在部分时间点获取内容
成熟阶段​	适用兜底条款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	定时播放不符合交互式传播特征

2.3 兜底条款适用的法理基础

兜底条款的适用并非法外施罚，而是基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与法律原理。著作权法旨在保护著作权人对作品传播的控制权，凡未经许可实质性利用作品价值的行为，均可能构成侵权。 定时播放行为虽然不落入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明文列举范围，但确实利用了作品的传播价值，对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损害。适用兜底条款符合“禁止超一般条款”的原理，即法律无法穷尽列举所有侵权行为，需保留弹性空间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3. 定时播放与相关传播行为的区分

准确界定定时播放行为需将其与相关传播行为进行区分，明晰各自的法律边界与认定标准。

3.1 定时播放与交互式传播的本质区别

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与非交互式传播（如定时播放）的核心区别在于用户对作品获取的控制程度。 交互式传播的本质特征是按需获取，用户可自主选择时间、地点获取作品内容。而非交互式传播中，用户仅能在传播者预设的时间点接收内容，缺乏选择自由。这一区别决定了二者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同路径：交互式传播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而非交互式传播则需寻求其他规制路径。

3.2 定时播放与广播的异同

定时播放与广播在技术基础和传播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在传播模式上具有相似性。 传统广播采用无线或有线传输方式，按照预定节目表向公众传播内容，用户需在特定时间点接收。定时播放则基于互联网协议，通过流媒体技术实现内容传输。尽管技术基础不同，但二者均采用点对多的线性传播模式，用户均无法自主选择获取内容的时间。 正因这种模式相似性，有学者主张应对广播权作扩大解释，使其涵盖通过网络进行的定时播放行为。刘军华法官指出，依照“同等事物，相同对待”的基本法理，宜将定时播放行为纳入广播权调整的范围。

3.3 定时播放与网络同步转播的界定

网络同步转播指通过互联网实时转播传统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行为。与定时播放不同，网络同步转播存在一个初始广播信号，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是对该信号的同步转播。 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后，“广播权”的涵盖范围扩展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网络同步转播行为被纳入“广播权”的控制范围。而定时播放通常不依赖现有广播信号，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向公众传播内容的行为，二者在行为方式上存在区别。

4. 定时播放规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价值

对定时播放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与重要的制度价值，体现了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与时代适应性。

4.1 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必然要求

著作权法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护著作权人对作品传播的控制权。定时播放行为虽然不同于传统传播方式，但同样实现了作品向公众的传播，对著作权人的市场利益造成了实质影响。 若不对定时播放进行规制，将导致著作权人无法控制作品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线性传播，形成作品保护的法律漏洞。适用兜底条款对定时播放进行规制，是对著作权人利益的必要保护，符合著作权法的基本宗旨。

4.2 利益平衡原则的体现

著作权法需平衡著作权人、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定时播放行为的规制并非无限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而是将其控制在合理边界内。 定时播放行为的规制不意味着禁止所有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而是要求传播者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确保著作权人从作品传播中获得合理回报。这种规制模式既保护了著作权人利益，又为技术发展留下了空间，体现了利益平衡的现代著作权法理念。

4.3 法律适应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

技术发展不断挑战现有法律框架，要求法律保持一定弹性以应对新型侵权行为。兜底条款的适用是法律适应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 面对定时播放等新型传播行为，在现有具体权利类型无法涵盖的情况下，通过兜底条款进行规制，既是司法能动性的体现，也是保持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理性选择。这种规制路径避免了因立法滞后导致的法律真空，为数字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有效保障。

5. 定时播放规制的立法完善路径

当前通过兜底条款规制定时播放行为仅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需通过立法完善构建更加系统、科学的规制路径。

5.1 引入广义的“向公众传播权”

借鉴国际立法经验，我国可考虑引入广义的“向公众传播权”，整合现有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类型，形成一个覆盖各种传播技术的统一权利概念。 WIPO《版权条约》第八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涵盖了所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不受技术手段限制。这种立法模式可有效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避免针对特定传播方式设定权利导致的立法滞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军华法官在研究中指出，在未来立法的调整上，宜将定时播放行为纳入广播权调整的范围，或在传播权立法中引入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

5.2 扩大广播权的涵盖范围

另一可行路径是对现有广播权概念进行现代化解释，使其涵盖通过网络进行的非交互式传播行为。 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后，广播权的定义已扩展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为涵盖网络定时播放提供了解释空间。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明确广播权涵盖网络非交互式传播，可系统解决定时播放的法律定性问题。

5.3 采用技术中立立法原则

未来立法应采纳技术中立原则，不再针对特定传播技术设定权利范围，而是基于传播行为的本质特征进行规制。 技术中立的立法模式将关注点从“采用何种技术”转向“是否向公众传播”，能够有效避免因技术发展导致的立法滞后。这种立法思路符合数字时代著作权保护的需要，有利于构建前瞻性的法律体系。

结语：迈向系统化的定时播放规制体系

定时播放行为的法律规制反映了著作权法应对技术发展的适应过程。从早期扩大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到当前适用兜底条款，体现了司法实践对新型传播行为本质认识的深化。 未来，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定时播放等新型传播方式将不断涌现。构建技术中立、体系完备的著作权保护体系，是数字环境下著作权立法的必然趋势。通过立法完善明确非交互式网络传播的法律定性，将为数字时代的著作权保护提供坚实保障。 对于著作权人而言，了解定时播放行为的法律定性及规制路径，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行为边界是合规经营的基础；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构建清晰的认定标准是公正裁判的前提。唯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的有机统一。

网页快照服务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著作权问题。我国司法实践确立了多因素综合判断标准，用于认定网页快照提供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这一标准平衡了著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为数字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精细化的裁判框架。本文将深入剖析网页快照合理使用的认定要素、法理基础及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规则。

1.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的法律框架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规则的确立，反映了司法实践对技术发展与权利保护平衡的不断探索。

1.1 法律依据与规范演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相关作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同时规定，若该行为“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合法权益”，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主张不构成侵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进一步细化了合理使用的认定因素，包括提供网页快照的主要用途、原告通过通知删除方法缩小损害范围的可能性、是否已明确通知删除、被告是否及时采取措施、是否直接获利等多重要素。

1.2 制度价值与平衡理念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规则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三元利益平衡：既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发展空间，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便利。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中，法院指出：“网页快照服务有利于互联网用户获取信息，尤其是在原网页无法访问时，仍能通过快照获取信息，具有积极技术价值。”这一观点体现了司法对技术价值的认可。 合理使用制度在网页快照领域的适用，体现了著作权法适应技术进步的灵活性。传统合理使用规则主要考虑使用目的、被使用作品性质、使用比例和对市场影响等因素，而网页快照的合理使用认定则发展了更具技术特色的判断标准。

2. 六要素认定标准的内涵与适用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的认定需综合考量六大要素，各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丰富内涵和特定适用规则。

2.1 提供网页快照的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是判断网页快照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首要因素。法院主要考察快照服务的技术功能和实际效果。 技术辅助功能是网页快照的核心价值。搜索引擎通过快照服务为用户提供更高效的搜索体验，特别是在原网页访问困难或已不存在时，快照能保障信息的可获取性。在“北京新三优秀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预览页面展示涉案图片是“为了方便用户对检索到的图片进行查看”，属于技术中性用途。 实质性替代效应是判断的主要标准。如果网页快照实质替代了用户对原网页的访问，则可能影响合理使用认定。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快照“与被链接网站几乎完全一致，并可以通过保存方式获得图片”，构成实质性替代，因而认定侵权。

2.2 通知—删除机制的适用性

通知—删除机制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工具，其适用情况直接影响合理使用的认定。 权利人的积极义务是通知—删除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权利人发现侵权内容后，应及时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侵权内容。在“王某诉某网络公司案”中，法院认为权利人在诉讼前未发出删除通知，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晓后及时删除了快照，不构成侵权。 便捷程序设置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设置便捷的侵权通知接收和处理机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指南明确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设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并及时合理反应，是认定其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因素。

2.3 原告的明确通知义务

明确通知是认定合理使用的重要考量因素，体现了合作原则在著作权保护中的应用。 通知的具体性要求权利人提供足够信息以便定位侵权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利人提交的通知应包含“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通知未包含网络地址但足以准确定位的，也可视为有效通知。 通知的及时性影响合理使用认定。如果权利人明知快照存在却迟迟不通知，可能导致损害扩大。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中，权利人未在发现侵权后及时通知，而是直接提起诉讼，影响了法院对合理使用的判断。

2.4 被告的及时应对措施

及时应对是衡量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状态和注意义务履行情况的关键指标。 知晓后的反应是判断核心。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快照涉嫌侵权后，应及时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在“王某诉某网络公司案”中，被告在诉讼前并不知晓其为载有涉案作品的网页设置了快照，被起诉后及时删除了快照链接，履行了应尽义务，法院认定其不构成侵权。 合理措施的有效性需结合技术可行性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表：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的六要素体系

考量要素​	核心内容​	认定标准​	对合理使用认定的影响​
主要用途​	技术功能与实质替代	是否替代原网页访问	辅助性用途利于认定合理使用
通知—删除机制​	权利人缩小损害范围的可能性	是否有便捷程序及合理反应	机制完善利于认定合理使用
明确通知​	权利人是否已通知删除	通知具体性与及时性	已通知且未处理不利于合理使用
及时应对​	知晓后是否采取措施	反应速度与措施有效性	及时应对利于认定合理使用
直接获利​	是否从快照中直接获益	经济利益与快照的直接关联	直接获利不利于合理使用
其他因素​	个案具体情况	行业惯例、技术发展等	综合考量

2.5 直接获利情况的判断

直接获利是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的重要参考因素。 直接经济利益的界定是关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直接经济利益指“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特定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投放广告获取收益，或者获取与其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存在其他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而一般性广告费、服务费不属于直接经济利益。 利益与行为的关联性需具体分析。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提供快照服务直接获取用户流量和广告收益，构成直接经济利益，此因素不利于合理使用认定。

2.6 其他相关因素的考量

其他相关因素为合理使用认定提供了灵活性和适应性，允许法院根据个案特殊情况综合判断。 行业惯例是重要参考。如果某种快照服务模式已被行业普遍接受且未引发争议，法院可能倾向认定合理使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指南指出，应考虑“其他相关因素”为合理使用认定保留弹性空间。 技术发展水平也是考量因素。司法实践认可技术发展阶段的局限性，对于采取合理技术措施仍难以避免侵权的，可适当减轻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

3.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与裁判规则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规则在司法应用中形成了类型化的裁判标准，通过典型案例体现了规则的灵活适用。

3.1 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技术中立的认可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搜狗公司提供的网页快照服务虽构成了对作品的提供行为，但符合合理使用的实质条件。法院特别考虑了以下因素： 快照的技术特性：网页快照是搜索引擎为提升搜索效率而提供的技术服务，具有实质价值。不影响正常使用：快照未替代原网页，而是引导用户访问源网站。未不合理损害权益：权利人可通过通知删除机制保护自身权益。 该案确立了技术中立原则在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中的基础地位，强调不应因技术本身具有侵权可能性而否定其合法价值。

3.2 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实质性替代的否定

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奇虎公司提供的图片快照实质替代了原网站提供图片的功能，影响权利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因而不构成合理使用。 法院重点考量了以下因素： 实质性替代：被告提供的图片快照与原始网站几乎完全一致，用户无需访问原网站即可获取图片。市场影响：快照服务可能影响权利人对图片的正常授权和市场价值。技术功能超越合理范围：快照服务已超越单纯的技术便利，实质替代了内容提供功能。 该案明确了实质性替代是合理使用认定的重要边界，超出此边界即可能构成侵权。

3.3 北京新三优秀公司诉奇虎公司案：合理使用的肯定

在“北京新三优秀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奇虎公司提供缩略图快照的行为构成合理使用。法院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 主要用途：预览页面展示图片是为了方便用户查看检索结果，属技术辅助功能。通知—删除机制：被告网站上公布有投诉渠道，权利人可通过通知删除机制缩小损害。市场影响：预览行为不影响权利人对图片的正常授权和使用。 该案体现了法院对技术必要性和市场影响的平衡考量，对具有实质价值且影响较小的快照服务倾向认定合理使用。

4.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的边界与限制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存在明确边界，超过边界则可能构成侵权，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1 实质性替代的边界

实质性替代是网页快照合理使用的核心边界。当快照服务实质替代用户对原网站的访问时，可能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 实质性替代的判断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内容的完整性：快照是否提供作品的完整内容。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指出被告提供的快照包含完整图片，用户可直接保存使用，构成实质性替代。功能的竞争性：快照是否提供与原网站相竞争的功能。用户的访问选择：快照是否成为用户访问内容的主要渠道。

4.2 市场影响的边界

市场影响是合理使用的重要限制因素。若快照服务对作品潜在市场价值产生实质性负面影响，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 市场影响的评估包括： 许可市场影响：快照是否影响权利人对作品的正常授权许可。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快照服务“必然会影响到被链接网站涉案图片的正常使用以及对图片的对外授权”。替代性使用程度：快照是否成为作品的替代性来源。商业模式影响：快照是否破坏权利人或合法授权方的商业模式。

5. 合理使用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直接影响诉讼结果的走向。

5.1 权利人的初步举证责任

权利人需提供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页快照提供了其享有权利的作品，并证明快照服务可能对其权益造成不合理损害。 在举证内容上，权利人应提供：权属证明：证明其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侵权事实证明：证明被告通过网页快照提供了作品。损害证明：证明快照服务对其权益造成不合理损害。

5.2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举证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合理使用抗辩的，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快照服务“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合法权益”。 抗辩举证主要包括：技术必要性的证明：证明快照服务是搜索技术的必要组成部分。无实质性替代的证明：证明快照未替代用户对原网站的访问。无不合理损害的证明：证明快照未对权利人权益造成不合理损害。

6. 行业实践与技术发展的影响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需考虑行业实践和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保持规则的适应性和前瞻性。

6.1 行业惯例的参考价值

行业惯例是合理使用认定的重要参考因素。如果某种快照服务模式已被行业普遍接受且长期存在，法院可能倾向认定合理使用。 行业惯例的考量包括：技术标准的普遍性：快照服务是否遵循行业技术标准。商业实践的普遍性：快照服务是否成为行业普遍做法。权利人的一般态度：权利人对该类快照服务的普遍反应。

6.2 技术发展的适应性

技术发展要求合理使用认定规则保持一定弹性，避免阻碍技术创新。 技术发展的适应性考量包括：技术创新的保护：避免因过度保护著作权而抑制技术创新。技术可行性的考量：考虑当前技术条件下预防侵权的可行性。技术中立的尊重：对中立性技术给予适当宽容空间。

结语

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标准正朝着精细化、类型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的网页快照设置差异化认定标准。文字快照、图片快照、视频快照等可能有不同的合理使用认定标准。技术适应性：认定标准应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避免阻碍创新。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适应跨境网络服务的监管需求。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适用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规则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关键；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规则边界有助于合规经营；对于权利人而言，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有利于有效维权。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保护著作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网页快照合理使用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利益平衡。

网页快照服务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复杂法律问题。我国司法实践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快照形式在其服务器上生成作品复制件并向公众提供，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构成内容提供行为而非单纯的技术服务。当快照服务提供者以搜索、链接或系统缓存为由提出不侵权抗辩时，法院不予支持，且侵权认定与快照来源网页内容是否侵权无关。这一规则体系体现了著作权法对数字技术发展的回应，也为平衡各方利益提供了法律框架。

一、网页快照的法律定性：从技术到法律的转换

网页快照的法律定性是侵权认定的逻辑起点，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正确界定快照行为的法律性质，成为解决相关纠纷的前提。

1. 内容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

网页快照服务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行为而非单纯网络服务，主要基于其技术特性和法律特征。从技术角度看，网页快照是搜索引擎利用爬虫程序对互联网网页进行搜索时，自动生成的复制件并存储于自身服务器中。当用户点击“快照”选项时，搜索引擎直接从其服务器向用户提供内容，这一过程完全在搜索引擎的控制之下。 从法律要件分析，网页快照服务完全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网页快照使得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引擎服务器上获取被存储的内容，满足了“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一关键要件。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中，二审法院明确认定网页快照提供行为属于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内容提供行为，而非《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系统缓存行为或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搜索链接行为。

2. 与相关行为的区分认定

网页快照与系统缓存存在本质区别。系统缓存是指技术性的自动暂存，旨在提高访问效率，通常很快会被更新替换。而网页快照是搜索引擎主动抓取并长期存储的完整内容复制件，具有持久性和完整性特征。 网页快照也与搜索链接服务性质不同。传统搜索链接服务只是提供指向第三方网站的信息路径，不直接提供内容本身。而网页快照是直接向用户提供存储在自身服务器上的内容，实质替代了来源网站的内容提供功能。 表：网页快照与相关技术服务的法律性质区分

比较维度​	网页快照​	系统缓存​	搜索链接​
内容存储位置​	快照服务提供者服务器	临时存储，快速更新	不存储内容，仅提供路径
用户获取方式​	直接来自快照服务器	通过临时缓存获取	跳转至来源网站获取
法律性质​	内容提供行为	技术性自动暂存	信息定位服务
责任基础​	直接侵权责任	适用免责条款	帮助侵权责任

二、抗辩规则：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边界

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常援引技术中立原则进行抗辩，但司法实践对其抗辩事由持严格审查态度，确立了明确的抗辩规则。

1. 搜索、链接抗辩的排除

当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以搜索、链接服务为由提出不侵权抗辩时，法院明确不予支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第十三条规定：“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以搜索、链接或者系统缓存为由提出不侵权抗辩的，不予支持”。 这一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行为性质的本质差异。搜索链接服务只是提供信息定位，不直接提供内容，而网页快照是直接向用户提供作品内容本身。在“北京三面向公司诉人民搜索公司案”中，法院指出网页快照本质上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而非对原网页的搜索或者链接服务。

2. 系统缓存抗辩的否定

网页快照服务同样不适用系统缓存免责条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为系统缓存服务提供了“避风港”保护，但该条款的适用有严格条件，包括缓存内容不被改变、遵守行业规范等。网页快照服务通常不符合这些条件。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一审中，法院曾认为网页快照属于系统缓存行为，但因其不符合免责条件而认定侵权。二审法院则更彻底地指出，网页快照根本不属于系统缓存行为，而是独立的内容提供行为。

3. 免责抗辩的审查要素

尽管网页快照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行为，但并非必然构成侵权。法院会综合考量一系列因素，判断其是否可免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明确了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的多种因素。 合理使用是重要的抗辩事由。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二审中，法院认定涉案网页快照提供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因其不会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害，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三、侵权认定与来源网页的独立性原则

网页快照服务侵权认定采取独立性原则，即与快照来源网页内容是否侵权无关，这一规则体现了对快照行为本身的独立法律评价。

1. 独立评价的法理基础

侵权认定独立于来源网页内容的法律状态，其法理依据在于著作权的绝对权性质。著作权是对世权，任何对作品的使用行为，无论原始来源是否合法，都需获得著作权人许可或符合法律例外规定。 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直接使用了作品，形成了新的传播渠道，这一行为本身需要独立的法律评价。即使来源网页是合法授权传播，快照服务提供者未获许可提供快照的行为仍可能构成侵权。

2. 实质性替代的判断标准

实质性替代是判断网页快照是否侵权的核心标准。如果快照服务实质替代了来源网站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得公众无需访问来源网站即可获得作品，则可能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图片快照在展示方式、效果及内容上与来源网站几乎完全一致，用户可直接保存图片，无需访问原网站，构成实质性替代，因而认定侵权。 相反，在“北京新三优秀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图片预览功能只是为了方便用户查看检索结果，标注了来源网址，不影响权利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不构成实质性替代，因而不认定侵权。

3. 独立责任的主体认定

网页快照服务提供者作为独立内容提供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而非共同侵权或帮助侵权责任。这一责任认定规则使得著作权人可以直接向快照服务提供者主张权利，无需证明来源网站的责任。 独立责任原则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利益，降低了维权成本。同时，这也促使快照服务提供者建立更完善的版权审查机制，防止侵权内容通过快照服务传播。

四、侵权认定的考量因素与裁判规则

网页快照侵权认定采用多因素综合判断方法，法院会结合技术特征、商业逻辑、行业惯例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裁量。

1. 正常使用与合法权益的平衡

判断网页快照是否侵权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以及是否不合理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提供行为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合法权益的，不认定侵权。 正常使用的判断需结合作品类型、使用方式、市场影响等因素。对于文字作品，快照服务提供完整文本可能替代原网站访问；对于图片作品，提供高清大图可能影响权利人的授权市场。 合法权益的考量则包括权利人通过作品获得经济收益的能力、声誉影响等。如果快照服务分散了原网站的流量，影响广告收益，可能被认为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

2. 技术功能与公共利益的权衡

网页快照的技术功能和公共利益价值是侵权认定中的重要考量因素。网页快照具有保存历史信息、提高访问效率、应对网站故障等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对互联网生态具有积极价值。 在“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中，法院特别强调了网页快照的不可替代价值：当来源网站无法访问时，快照可以提供历史内容；快照的高亮显示功能提高信息检索效率；快照有助于保存互联网历史资料。 公共利益权衡是合理使用判断的关键。如果认定快照服务构成合理使用，需考虑其对公众获取信息、知识传播的促进作用。

3. 行业惯例与合理措施

行业惯例和合理措施是判断快照服务提供者过错程度的重要因素。如果快照服务提供者遵循行业通行标准，采取了合理的预防侵权措施，可能降低其过错程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指出，判断网页快照提供行为是否侵权，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快照的主要用途、权利人能否通过通知删除方法缩小损害、是否已发出通知、是否及时采取措施、是否从中直接获利等。 通知-删除机制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工具。如果快照服务提供者设置了便捷的侵权通知渠道，并在收到通知后及时采取措施，可能减轻或免除责任。

五、典型案例的裁判思路与发展趋势

网页快照侵权认定规则在典型案例中逐步发展成型，体现了司法实践对技术发展的积极回应和精细化调整。

1. 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合理使用认定

丛文辉诉搜狗公司案是网页快照领域的里程碑案例。该案一审法院认定快照服务提供者侵权，二审法院则推翻一审判决，认定构成合理使用。 二审法院在裁判中确立了合理使用四要素分析框架：快照是否会对来源网页产生实质性替代；快照提供者是否有直接营利目的；权利人是否发出删除通知；快照服务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 这一案例体现了法院对技术创新的包容态度，避免了因过度保护著作权而阻碍技术发展。同时，该案也确立了网页快照纠纷中的利益平衡原则，为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思路。

2. 实质性替代测试的适用

实质性替代测试已成为网页快照侵权认定的核心方法。在多个案例中，法院通过分析快照是否实质替代来源网站功能来判断侵权成立与否。 实质性替代的判断包括内容完整性、用户体验、市场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如果快照提供的内容与来源网站几乎相同，且用户体验无明显劣势，则可能构成实质性替代。 在“体娱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图片快照可以使用户直接获得图片，无需访问来源网站，构成实质性替代，因而认定侵权。而在“北京新三优秀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法院认为预览图功能只是辅助用户选择，不构成实质性替代。

3. 技术发展的规则调适

网页快照侵权认定规则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调适。早期案例对快照服务持较为宽容的态度，随着技术成熟和商业模式清晰，司法实践逐渐趋于严格。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网页快照规则带来新挑战。自动摘要、内容提取等新技术模糊了快照与内容提供的界限，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规则。 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新技术也为快照服务提供了更有效的版权管理工具，可能改变责任认定标准。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将成为过错判断的重要依据。

结语

网页快照服务侵权认定规则的发展体现了著作权法对数字技术的积极回应，也预示着更为精细化的利益平衡趋势。 网页快照服务在信息保存、知识传播、效率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法律应在保护著作权的同时，为技术发展留出适当空间。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的快照服务制定差异化规则。文字快照、图片快照、视频快照等可能有不同的侵权认定标准。 技术中立平衡：合理界定技术提供者的责任边界，既防止技术滥用，又鼓励创新。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适应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需求。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精准适用网页快照侵权认定规则是实现利益平衡的关键；对于快照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规则边界有助于合规经营；对于著作权人而言，完善的规则体系有利于有效维权。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保护著作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网页快照侵权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法治平衡。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改变”作品行为的法律界定直接关系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免责的“避风港”条款，其中“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进入这一“避风港”的关键条件之一。正确区分构成侵权的“改变”与不视为侵权的技术处理行为，对于平衡版权保护与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变”行为的法律框架与界定标准

“改变”这一法律概念的界定，源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的免责条款。该条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具备一定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第二项条件明确要求“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1. 法律定位与制度价值

“改变”禁令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作品的完整性和原始性，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实质性参与内容的提供过程，从而超越单纯的技术服务角色。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地位的要求，一旦服务提供者对内容进行了实质性改变，其中立性即被打破，可能被视为共同提供者或直接提供者。 从版权法原理看，“改变”禁令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持权利平衡：一方面保护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完整控制权，另一方面为技术发展提供适当的法律空间。这种平衡充分体现在《条例》对“改变”的具体界定上，既禁止对作品内容的实质性改变，又允许必要的技术处理。

2. “改变”的构成要件

内容改变是认定侵权性“改变”的核心标准。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改变”是指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增删、编辑或其他修改行为。这种改变必须涉及作品的实质内容，而非仅仅形式或周边元素的变化。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从客观表现和主观意图两个维度判断是否构成法律禁止的“改变”。客观方面，重点考察改变是否影响了作品的表达内容；主观方面，则关注改变行为是否具有干预内容提供的意图。

二、不视为“改变”的三种情形解析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相关司法实践明确将三种常见的技术处理行为排除在侵权性“改变”的范围之外，体现了法律对技术发展的宽容态度。

1. 存储格式转换的技术中立性

存储格式转换是指仅改变作品的技术存储格式，而不变动其实际内容的行为。例如，将视频文件从AVI格式转换为MP4格式，或将文档从DOC格式转换为PDF格式。这种纯技术性的格式转换不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改变”，主要原因在于： 内容完整性保持：格式转换不增删、修改作品的实质内容，用户获得的作品与原始版本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格式转换是技术必要行为，为了适应不同的播放环境、提高传输效率或满足技术兼容性要求，具有合理的技术目的。 行业惯例认可：格式转换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普遍采用的技术措施，已成为行业标准实践。法律不对普遍且必要的技术实践施加过重责任，符合技术中立原则。 在“某视频分享平台侵权案”中，法院明确认定：“被告将用户上传的视频统一转换为标准播放格式，未改动视频内容本身，不属于条例第二十二条禁止的‘改变’行为。”

2. 加注数字水印的标识功能

数字水印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标识作品来源、防止盗链或进行权利管理而在作品中添加的不可见或可见标记。加注数字水印不视为“改变”，基于以下理由： 非内容干预性：数字水印通常添加在作品的元数据区域或通过特殊技术嵌入，不影响作品本身的观赏体验和内容完整性。 权利管理必要性：水印技术是重要的权利管理措施，符合《条例》关于权利管理信息保护的精神。《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对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添加水印正是这一保护理念的具体体现。 商业合理性：水印有助于识别作品来源，打击盗版行为，具有正当的商业目的。在“某知名音乐平台案”中，法院认为：“平台添加的数字水印仅用于标识来源，不影响音频内容本身，不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改变行为。” 表：不视为“改变”的行为类型与认定要件

行为类型​	技术特征​	认定要件​	典型案例​
存储格式转换​	改变编码格式而非内容	内容一致性、技术必要性	视频分享平台案
加注数字水印​	添加标识信息	不影响内容、具有管理功能	音乐平台案
广告投放​	内容外附加商业信息	非内容集成、可区分性	网络视频平台案

3. 广告投放的商业合理性

在作品之前、之后或中间插播广告是网络平台常见的商业模式，这种广告投放行为不构成法律禁止的“改变”，原因在于： 内容独立性：广告与作品本身在内容上是相互独立的，广告的添加未改变作品的实际内容。用户能够清晰区分作品内容与广告信息。 行业惯例：广告支持模式是互联网行业普遍接受的商业模式，法律应当尊重合理的商业实践。 技术非干预性：现代广告投放技术通常采用外挂式而非内嵌式，广告与作品在技术上是分离的，移除广告不会影响作品本身的完整性。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可广告投放不构成“改变”。在“某网络视频平台案”中，法院指出：“被告在影片播放前插播广告的行为，未改变影片内容本身，不构成对作品的改变。”

三、“改变”与合理使用的边界划分

正确区分“改变”行为与合理使用制度下的适当引用，对于保障社会公众合理利用作品的权利至关重要。

1. 适当引用的法律依据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种适当引用必然涉及对原作品的某种程度“提取”甚至“改动”，但属于法律允许的例外情形。 适当引用与侵权性“改变”的关键区别在于：

• 目的不同：适当引用是为了创作新作品，而非单纯再现原作品
• 程度不同：适当引用应当有合理限度，不能实质替代原作品
• 功能不同：适当引用具有转换性使用特征，增加了新的表达或价值

2. 转换性使用的边界

转换性使用是判断引用是否适当的重要标准。如果对作品的使用并非单纯再现，而是增加了新的表达、意义或功能，则更可能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而非侵权性“改变”。 在判断是否构成转换性使用时，法院通常会考虑：

• 使用目的：是商业性使用还是非营利性使用
• 使用比例：引用的部分占原作品及新作品的比例
• 市场影响：是否对原作品的潜在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四、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与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型内容传播方式不断涌现，对“改变”行为的司法认定也面临新的挑战。

1. 技术发展带来的认定挑战

算法推荐是否构成“改变”是当前司法实践的难点。网络平台通过算法对内容进行排序、推荐和分发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内容的“改变”，存在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算法推荐仅影响内容的传播顺序和范围，未改变内容本身，不构成“改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算法推荐实质性地改变了用户获取内容的方式和效果，属于一种新型的“改变”行为。 短视频剪辑是另一大争议领域。将长视频剪辑为短视频的行为，显然涉及对作品内容的实质性改动，但如何界定“适当引用”与侵权性“改变”的边界，需要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判断。

2. 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逐渐形成了“改变”认定的裁判规则： 实质性相似标准：判断是否构成侵权性“改变”，可以参照著作权法中的“实质性相似”标准。如果改变后的作品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且改变未经许可，则可能认定为侵权。 普通观察者测试：以普通理性观众的视角判断改变是否显著影响了对原作品的体验。如果普通观察者能够明显感知到改变，且改变超出了必要技术处理范围，则可能认定为侵权性“改变”。 在“某影视剪辑平台案”中，法院创立了 “三步认定法”​ ：第一步判断是否改动内容而非仅形式；第二步判断改动是否实质性影响作品表达；第三步判断改动是否获得授权或符合合理使用。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规建议

基于“改变”行为的法律界定和司法实践，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以下合规措施，降低法律风险。

1. 技术措施的分类实施

内容完整性保障：对用户上传的内容保持最大程度的完整性，避免对内容本身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增删。 技术处理透明化：对必要的技术处理（如格式转换、水印添加）明确告知用户，并在用户协议中事先约定。 算法设计合规性：在算法设计阶段即考虑版权合规要求，避免算法自动进行可能构成“改变”的内容处理。

2. 内部管理制度完善

版权审核机制：建立完善的版权审核机制，对明显改变他人作品的内容进行重点审核。 员工培训：加强对内容审核人员的培训，使其准确理解“改变”行为的法律边界。 应急处理流程：建立权利通知快速响应机制，对可能涉及“改变”的侵权投诉进行快速处理。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改变”认定体系

“改变”行为的法律认定是平衡版权保护与技术发展的关键环节。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作品和不同技术场景，制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例如，文字作品、视听作品、音乐作品等可能有不同的“改变”认定标准。 技术适应性：认定标准应当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既要防止利用新技术规避法律，又要避免阻碍技术创新。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其他国家在“改变”认定方面的先进经验。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准确理解“改变”的法律边界是规范经营的基础；对于权利人而言，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利于有效维权；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精细化的认定体系有助于保障合理使用空间。 唯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版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改变”行为认定体系，实现数字时代的利益平衡。

在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中，《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避风港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体系。正确理解两者关系，对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剖析二者之间的适用逻辑、衔接关系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

一、法律框架与规范体系

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基本法律与专门法规共同构成，形成了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相结合的法律适用框架。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作为网络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基本框架。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的责任，以及知道网络用户侵权未采取措施的责任 。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则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特定领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件（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 。这些条款即为通常所称的“避风港规则”，为符合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赔偿责任豁免 。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了二者关系：避风港规则是免责条款，而非归责条款；不符合免责条件的，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责任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认定责任的基础和前提。

1. 第三十六条的规范结构

该条采用了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立法技术。第一款规定了一般侵权责任：“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款和第三款则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特殊责任规则：“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 责任构成的双重路径

第三十六条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认定提供了双重路径：通知路径和知道路径。 通知路径（第二款）适用于权利人已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有效通知的情形。该路径的构成要件包括：存在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的侵权行为、权利人发出了合格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 知道路径（第三款）则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情形。此处的“知道”包括实际知道和应当知道两种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判断是否构成“应当知道”，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对侵权信息进行了推荐、排名、选择、编辑等处理 。 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两款适用条件对比

比较维度​	第二款（通知路径）​	第三款（知道路径）​
适用前提​	权利人发出合格通知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
举证责任​	权利人需证明已发出通知	权利人需证明其知道或应知
责任范围​	仅对损害扩大部分负责	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
免责可能​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可免责	知道后及时采取措施可免责

三、避风港规则的免责条件与适用限制

避风港规则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免责安全港，但其适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并非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都能当然适用。

1. 避风港规则的立法起源与法律性质

避风港规则源自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我国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予以移植 。其法律性质是免责条款，而非归责条款​ 。 这意味着，避风港规则解决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而非确定其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责任是否成立，然后再根据避风港规则判断是否可以免责 。

2. 四类服务的免责条件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了不同的免责条件 。 自动接入服务（第二十条）的免责条件包括：未选择或改变传输内容、向指定服务对象提供并防止他人获取 。 系统缓存服务（第二十一条）的免责条件包括：未改变自动存储的内容、不影响原提供者掌握获取情况、根据技术安排自动执行更新 。 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第二十二条）的免责条件最为复杂，包括：明确标示服务性质、未改变内容、不知晓侵权事实、未直接获利、及时删除侵权内容 。 搜索链接服务（第二十三条）的免责条件相对简单：接到通知后断开链接；但明知或应知侵权的需承担责任 。

3. 避风港规则的适用限制

避风港规则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免责的“万金油”，其适用有多方面限制 。 主体限制：避风港规则仅适用于提供自动接入、传输、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等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不适用于内容服务提供者 。 行为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能被动提供技术服务，不能主动干预内容。如果对内容进行了选择、编辑、推荐等操作，可能无法适用避风港规则 。 主观状态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不知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侵权事实。如果存在明知或应知情形，则不能免责 。

四、双层结构下的法律适用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之间构成责任认定→免责抗辩的双层逻辑结构，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遵循特定的适用规则。

1. 从责任构成到免责抗辩的逻辑递进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遵循两步判断法：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责任是否成立，然后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判断是否可以免责 。 在“大悦城公司诉JH公司、CS公司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应当首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然后再判断其是否可以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 。这种判断顺序体现了责任认定优先于免责抗辩的法律逻辑。

2. 避风港规则与通知规则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通知—删除”规则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通知规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在于：两者都规定了权利人的通知权利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删除义务 。区别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更为具体，明确了通知的内容、形式及后果 。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应当优先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特别规定；对于其他网络侵权案件，则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 。

3. 避风港规则与知道规则的关系

知道规则是避风港规则适用的重要限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规定：“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这意味着，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形式上满足了避风港规则的其他条件，但如果存在明知或应知情形，仍然不能免责 。在“郑某愚诉北京某某创科公司案”中，法院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即使未收到通知，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

五、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难点与裁判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典型案例逐步形成了协调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的具体裁判规则。

1. 免责条件不符合时的责任认定

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符合避风港规则的免责条件时，法院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 在“大悦城公司诉JH公司、CS公司案”中，CS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声称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但法院经审理发现，CS公司不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还提供了电话转接、专车接送、置业顾问等增值服务，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服务提供者角色，因此不能适用避风港规则免责 。 法院进一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判断CS公司的责任，认为其作为专业房地产信息平台，应当知道“大悦城”商标的知名度，却未审核JH公司是否获得授权，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

2. 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明知或应知是避风港规则适用的关键限制条件，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法院通常会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明知或应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了应知的判断因素，包括：是否对信息进行推荐、排名等处理；服务性质及侵权可能性；信息侵权明显程度；信息的社会影响；采取预防措施的可能性等 。 在具体案件中，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内容进行了主动推荐、编辑，或者侵权事实非常明显，或者涉及知名作品或商标，法院更可能认定其构成应知 。

3. 免责条件的具体认定

避风港规则的各项免责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具体认定，法院通常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判断方法。 “未改变”条件的认定：不仅包括对内容本身的改变，也包括对内容传播方式的实质干预。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使用户无需跳转即可获取内容，可能被认定为“改变” 。 “未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关键在于获利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特定侵权内容直接获利（如分成广告收入），则可能无法免责 。

六、立法发展与未来展望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关系也在不断发展。

1. 《民法典》的时代发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在继承《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基础上，对网络侵权责任规则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细化了通知规则，要求通知包含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并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通知的义务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将“知道”修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明确了过失责任原则 。

2. 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随着算法推荐、平台聚合等新技术的发展，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模式日益复杂，给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带来了新挑战 。 对于采用算法推荐技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成为争议焦点。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算法主动向用户推荐内容，而不仅仅是被动提供技术服务，则可能无法适用避风港规则 。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责任认定体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共同构成了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体系。未来，这一体系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差异化的责任标准 。技术中立平衡：在保护权利人利益与鼓励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规则协调，适应跨境网络服务的监管需求 。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准确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与避风港规则，是实现利益平衡的关键；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规则边界有助于规范经营；对于权利人而言，完善的规则体系有利于有效维权。 唯有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民事权益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体系，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

在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中，技术措施已成为权利人保护其作品的重要手段。然而，通过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的行为在实践中屡见不鲜，这类行为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对著作权法律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普遍认为，对于通过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的行为，原告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支持。本文将深入分析此类行为的法律定性、规制路径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

一、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与破坏行为的定性

技术措施是著作权人在数字环境下保护自身权益的核心技术手段，其法律保护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系统的演进过程。

1. 技术措施的法律内涵与保护范围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技术措施是指权利人为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有效的技术、装置或部件。技术措施主要分为两类：保护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技术措施和防止未经许可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前者主要用于防止他人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后者则用于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浏览、欣赏作品。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技术措施的认定趋于严格。例如，在深圳市腾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真某多媒体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腾讯公司采取的”视频播放地址加密，并通过密钥鉴真获取视频密钥”的技术手段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技术措施。该案中，被告通过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直接获取并传播了原告的视频内容，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是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中确认，腾讯公司采取的技术措施能够有效保护其视频剧集的播放地址，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传播。这种有效性认定成为法院判断技术措施是否应受法律保护的关键证据。

2. 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法律性质

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的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既违反了著作权法关于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又可能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 从行为性质看，破坏技术措施本身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违法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将”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行为明确规定为侵权行为。 在”平民解析”网站案中，被告人王某通过调整、优化视频解析程序，绕过了优酷公司、爱奇艺公司等著作权人设置的技术保护措施，非法获取视频作品的真实播放地址。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构成对技术措施的破坏，更为其会员通过盗版视频网站以深度链接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提供了便利。 表：技术措施的类型与法律保护程度

技术措施类型​	主要功能​	法律保护依据​	典型案例​
接触控制措施​	防止未经许可浏览、欣赏作品	《著作权法》第49条	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
保护性措施​	防止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6条	“平民解析”网站案
权利管理信息​	标识作品及权利人身份的信息	《著作权法》第50条	多种网络盗版案件

二、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

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认定标准，旨在精准界定行为性质与法律责任。

1. 行为构成的判断要素

认定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需同时满足客观行为、主观故意和损害后果三个要件。 客观行为方面，法院通常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避开或破坏技术措施的具体行为。在上海真某公司案中，法院通过司法鉴定确认被告实施了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成为认定侵权的重要依据。 主观故意是认定侵权责任的关键要素。在王某”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法院认为王某作为网络技术从业人员，对于要求获取真实视频地址的需求用途有明显的认知，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 损害后果的认定则相对灵活，只要行为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即可，不要求实际损害的发生。在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中，被告屏蔽页面广告、片前广告等内容的行为，即使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也被认为对原告的经营利益造成了损害。

2. 技术措施有效性的证明标准

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是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权利人在诉讼中需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在证据形式上，司法鉴定意见具有较高证明力。在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中，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成为法院认定技术措施有效性的关键证据。 技术特征描述的详细程度也会影响法院的判断。如果权利人能够详细说明其技术措施的工作原理、防护机制及其被破坏的具体方式，将有助于法院形成内心确信。在”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检察机关详细阐述了王某的解析原理：针对正版视频网站的防盗链系统，由程序设计、运行算法”欺骗”该系统，使系统误以为解析程序相关操作请求是有视频网络会员权限的请求。

三、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适用争议

对于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应如何适用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观点，主要体现在法律定性和责任认定两个方面。

1. 法律定性的理论分歧

独立违法说认为，破坏技术措施行为具有独立的违法性，不应与著作权侵权混为一谈。这种观点主张，技术措施本身并非著作权客体，破坏技术措施行为应作为一种独立违法行为进行规制。 手段吸收说则认为，破坏技术措施往往是实施著作权侵权的手段，当两者同时发生时，手段行为应被目的行为吸收，统一按著作权侵权处理。在王某”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检察机关认为王某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 综合判断说主张，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如果破坏技术措施行为与后续的传播行为结合，导致了”使作品处于可被传输的状态”，则可以认定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

2. 责任认定的路径选择

在诉讼实践中，对于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责任认定存在多种法律路径。 著作权法路径是最直接的责任认定依据。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使公众可以获得作品的行为，可能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 反不正当竞争法路径提供了一种补充性保护。当著作权法保护不足或存在法律适用争议时，权利人可以选择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救济。在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中，原告同时提起了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诉讼。 技术措施特别保护路径则着眼于行为本身的违法性。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六项明确规定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法律责任，为权利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四、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与法理发展

司法实践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逐步形成了针对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裁判规则，丰富了法学理论并指导着司法实践。

1. “平民解析”网站案的共犯认定规则

在王某”平民解析”网站案中，法院确立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共犯的规则。该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王某提供视频解析服务的行为，是侵犯著作权中的”复制发行”行为还是”复制发行”的帮助行为。 法院认为，王某的行为难以单独认定为”复制发行”，但可以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论处。理由如下：王某客观上实施了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为其会员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主观上王某与盗版网站经营者具有共同故意，其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仍提供技术支持。 该案的创新性在于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纳入共犯范畴，扩大了刑事打击范围，对类似行为产生了震慑效果。

2. 腾讯公司诉真某公司案的行为定性规则

在腾讯公司诉上海真某多媒体有限公司案中，法院对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进行了精细化的定性分析。该案的一审法院认为，真某公司在其”千寻影视”软件上播放涉案电视剧，该视频链接于腾讯公司，但其无法展示使用何种技术手段绕开加密措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审法院则进一步厘清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关系，认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侵权行为。即使上诉人通过破坏技术措施的方式设置链接，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存在并不能够当然得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结论。 该案确立的分层认定规则对后续类似案件产生了深远影响，法院不再简单地将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是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区分判断。

3. 实质性替代标准的适用与限制

在部分案例中，法院采用了实质性替代标准判断设置链接行为是否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该标准主要考察设链行为是否实质替代了被链网站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功能。 在《宫锁连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经营行为”并非仅提供链接技术服务，还进行了选择、编辑、整理、专题分类等行为”，这些行为与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相结合，实现了”在其聚合平台上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播放等服务的实质性替代效果”。 然而，实质性替代标准的适用也存在一定限制。当破坏技术措施行为未导致作品传播状态的实质性改变时，法院可能倾向于认定不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转而寻求其他法律路径进行规制。

五、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与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业态的出现，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规制也需要不断完善，以适应新技术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需求。

1. 法律标准的明晰化与体系统一

当前，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规制存在标准不一、体系分散的问题，亟待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技术措施的定义与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在网络游戏外挂程序等新型案件中，如何区分保护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技术措施与保护其他合法权益的技术措施，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 法律适用标准也需要统一。在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划分上，应当形成清晰的判断标准，避免同类行为不同处理的情况发生。

2. 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的动态平衡

法律规制需要与技术发展保持动态平衡，既不能过度保护阻碍技术创新，也不能保护不足损害权利人利益。 适应新技术应用是法律规制面临的重要挑战。随着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内容传播中的应用，破坏技术措施的手段不断翻新，法律规制手段也需要相应更新。 合理使用空间的保障也是制度设计必须考虑的因素。技术措施的保护不应完全封闭作品的合理使用空间，应在保护权利人利益与保障公众获取信息之间寻求平衡。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规制体系

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规制正朝着精细化、系统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立法层面：应进一步明确技术措施的法律定位、保护范围与例外情形，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指引。 司法层面：需通过典型案例积累，形成更加统一的裁判标准，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 技术层面：鼓励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协调发展，探索采用新技术手段加强版权保护的同时降低对合理使用的影响。 对于权利人而言，准确理解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行为的法律定性，是有效维权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确行为边界是规范经营的前提；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构建精细化的规制体系是实现利益平衡的保障。 唯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环境，实现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与知识传播的平衡。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诉讼中，当原告未能明确主张被告行为属于直接侵权还是帮助侵权时，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被告实施的行为性质进行全面审查。这一司法原则体现了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能动性角色，突破了传统”不告不理”原则的限制，确保侵权行为得到彻底纠正，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本文将深入分析全面审查原则的法理基础、启动条件、审查标准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一、全面审查原则的法理基础与制度价值

全面审查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特有的主动性和彻底性特征，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制度价值。

1. 法律依据与演进过程

全面审查原则的法律依据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原告未明确主张被告行为构成直接侵权或者帮助侵权，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认定。” 这一原则的形成经历了从严格遵循诉请到主动全面审查的演进。早期司法实践严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仅就原告明确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但随着网络侵权形态的复杂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逐步确立了全面审查原则。 在”优酷诉某视频聚合平台案”中，原告最初仅主张被告构成直接侵权，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审理过程中，法院发现被告行为更符合帮助侵权特征，遂向原告释明可变更诉讼请求。在原告坚持原主张的情况下，法院最终依据全面审查原则，主动认定被告构成帮助侵权并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该案例确立了”事实查明优先于诉请限定“的司法理念。

2. 制度价值与功能定位

全面审查原则具有三重制度价值： 诉讼经济价值：避免当事人因法律认识错误或举证能力不足而败诉，造成司法资源浪费。通过一次诉讼彻底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提高司法效率。 实质公正价值：克服形式主义司法弊端，实现实质正义。在”腾讯诉某云存储服务商案”中，法院指出：”技术发展使得侵权形态日益复杂，当事人往往难以准确识别法律性质，法院应当通过全面审查实现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维权激励价值：降低权利人维权成本，鼓励知识产权保护。当权利人难以准确区分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时，全面审查原则为其提供了司法保障，增强了维权信心。

二、全面审查原则的启动条件与适用边界

全面审查原则的适用有其特定的启动条件和适用边界，并非无限制扩大司法审查范围。

1. 启动条件

原告主张不明确是启动全面审查的前提条件。包括以下情形：

• •法律性质认定不清：原告未能明确主张直接侵权或帮助侵权
• •诉讼请求模糊：原告的诉讼请求未对应特定的侵权类型
• •事实主张矛盾：原告提出的事实主张与法律性质认定存在逻辑矛盾

在”爱奇艺诉某盗链网站案”中，原告同时主张被告”提供侵权内容”和”设链传播”，但未明确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法院认为这属于主张不明确的情形，启动了全面审查程序。 法庭辩论终结前未明确是时间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原告至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明确其主张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认定。”这一规定为全面审查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节点。

2. 适用边界

全面审查原则并非无边界审查，其适用范围存在明确限制： 事实基础的同一性限制：法院仅能就在案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不得超越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范围。在”字节跳动诉某自媒体平台案”中，法院强调：”全面审查仍应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基础，不得主动调查当事人未主张的新事实。” 诉讼标的的稳定性限制：全面审查不改变诉讼标的本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法院在全面审查过程中可重新认定行为性质，但不得变更诉讼标的，不得超出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范围。” 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限制：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拒绝法院进行某种性质的认定，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但实践中，当事人很少明确表示拒绝法院的认定。

三、全面审查的内容体系与判断标准

全面审查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审查过程，包括行为性质审查、技术事实审查和法律适用审查等多个方面。

1. 行为性质审查：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的区分

法院首先需要区分被诉行为属于直接侵权还是帮助侵权，这是全面审查的核心环节。 直接侵权的判断标准：

• •内容提供行为：将被诉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供公众获取
• •控制能力：对作品传播具有完全控制力
• •直接获益：从作品传播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在”华谊兄弟诉某网络电视案”中，法院确立了直接侵权的”控制标准“：”被告对其传播的内容具有完全控制能力，能够决定内容的上线、下线、修改和传播方式，应认定为直接侵权。” 帮助侵权的判断标准：

• •技术提供行为：提供自动接入、传输、存储、搜索等技术服务
• •明知或应知：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在
• •未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

在”阿里巴巴诉某电商平台案”中，法院确立了帮助侵权的”明知+未措施“标准：”被告知道平台内商家销售侵权商品，但未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构成帮助侵权。” 表：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的区分标准

审查维度​	直接侵权​	帮助侵权​
行为性质​	内容提供行为	技术服务行为
控制程度​	对内容完全控制	对技术部分控制
主观状态​	故意或过失	明知或应知
获利方式​	直接从内容获利	从技术服务间接受利
责任基础​	无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

2. 技术事实审查：网络服务性质的认定

技术事实审查是全面审查的基础环节，法院需准确认定被诉行为的技术性质。 服务器标准是判断内容提供行为的重要标准。在”腾讯诉某视频分享网站案”中，法院指出：”判断是否构成直接侵权，关键看被告是否将作品置于其服务器中供公众获取。” 用户感知标准补充服务器标准的不足。在”百度诉某聚合APP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内容不在被告服务器，但普通用户认为内容由被告提供，且被告对内容进行选择、编辑、推荐，可认定构成直接侵权。” 实质呈现标准是新型侵权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中确立：”被告虽未存储内容，但通过技术手段实质替代被链网站向用户提供内容，使用户无需访问被链网站即可获得作品，构成直接侵权。”

3. 法律适用审查：责任构成的要件分析

法律适用审查是全面审查的最终环节，法院需根据查明的事实准确适用法律。 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

• •行为要件：实施了提供作品的行为
• •结果要件：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
• •权源要件：未经权利人许可，也没有法律依据

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

• •主体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
• •行为要件：提供技术服务
• •主观要件：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
• •因果关系：技术服务为侵权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搜狐诉某云盘服务商案”中，法院对帮助侵权的”应知”要件进行了细化：”根据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被告的管理能力、采取预防措施的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被告是否应知侵权行为。”

四、全面审查的证据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

全面审查原则改变了传统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认证提出了新要求。

1. 证据收集与举证指导

法院在全面审查过程中，可依职权进行举证指导，帮助当事人明确举证方向。 证据收集命令是重要手段。在”快手诉某搬运软件案”中，法院向被告发出证据收集命令，要求其提供软件源代码、用户协议、收益分成等证据，为行为性质认定提供了关键依据。 证明责任转移规则得到灵活应用。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原告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可能性，被告主张其仅提供技术服务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据。”

2. 证据评价与事实认定

法院在全面审查中采用综合证据评价方法，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 高度盖然性标准是基本证明标准。在”爱奇艺诉某盗版APP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公证书、流量数据、收益分析等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经验法则运用弥补证据不足。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根据行业惯例，此类聚合平台通常与内容提供方有合作关系，可以推定被告对侵权内容知情。”

五、全面审查的程序保障与当事人权利保护

全面审查原则必须与程序公正原则相协调，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1. 法官释明义务的强化

释明义务是平衡全面审查与当事人处分权的重要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在全面审查过程中，法官应当及时释明法律观点，给予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在”字节跳动诉某新闻聚合平台案”中，法院在初步认定被告行为可能构成帮助侵权后，向原告进行了释明，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充分保障了原告的诉讼权利。

2. 听证程序的完善

听证程序确保当事人参与全面审查过程。在涉及复杂技术事实的案件中，法院可召开专题听证会，邀请技术专家、行业代表等参与，听取多方意见。 在”微软诉某软件分享平台案”中，法院就”技术中立性”问题召开听证会，听取了技术专家、法学专家、行业协会等多方意见，为准确认定行为性质提供了重要参考。

六、典型案例中的司法智慧

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全面审查经验，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1. “微信小程序案”中的平台责任审查

在”腾讯诉某微信小程序案”中，原告起诉小程序平台提供侵权内容。法院经全面审查认为，小程序平台仅提供基础技术服务，对开发者内容没有监控义务，也不具备直接控制能力，因此不构成帮助侵权。该案确立了”技术能力与责任相匹配“的审查原则。

2. “算法推荐案”中的技术干预审查

在”网易诉某音乐平台案”中，被告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向用户推送侵权内容。法院经全面审查认为，算法推荐不是纯粹的技术服务，而是平台主动干预内容分发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该案确立了”技术干预程度“审查标准。

3. “区块链存证案”中的新技术审查

在”某数字版权平台案”中，涉及区块链存证技术的法律定性。法院通过全面审查，既肯定了区块链技术的证据价值，也指出了其法律局限性，为新技术应用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指引。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全面审查体系

全面审查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的适用，体现了司法保护机制的成熟与完善。未来，这一原则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发展： 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作品、不同传播方式，建立差异化的审查标准 技术中立平衡：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鼓励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点 国际协调统一：加强国际司法协作，适应跨境网络侵权的挑战 对于权利人而言，全面审查原则降低了维权门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诉讼策略；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这一原则增加了法律风险，需要加强合规管理；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全面审查要求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理解能力。 唯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技术发展的司法环境，实现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与共赢。

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被诉侵权行为的查明是整个案件审理的基础和核心环节。我国司法实践确立了以勘验为基本手段，以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为判断方法的综合性查明体系。法院需通过多种证据审查方法，准确还原被诉行为事实，为侵权判定提供可靠的事实基础。本文将系统分析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查明方法、证明标准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

一、侵权行为查明的法律框架与程序机制

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查明工作需在法定程序框架下进行，遵循公正、高效的司法原则。

1. 查明的法律依据与程序保障

《著作权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和程序。 程序公正性是查明工作的基础保障。在”华谊兄弟诉某视频网站案”中，法院强调：”对侵权行为的查明应当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确保查明结果的客观公正。” 该案中，法院依职权调取了被告服务器的相关数据，但全程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确保了程序公正。 证据保全制度为行为查明提供临时性救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在”腾讯诉某社交平台案”中，法院及时保全了涉嫌侵权的短视频内容，为后续技术比对提供了关键证据。

2. 法院的职权探知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平衡

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法院在当事人举证基础上，可依职权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实现诉讼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指出：”对于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这一规定体现了法院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适度职权探知原则。 在”阿里巴巴诉某电商平台案”中，原告提供了初步侵权证据后，法院依职权向通信管理部门调取了被诉侵权网站的经营主体信息，解决了原告取证难的问题。这种法院调查令制度有效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二、勘验在侵权行为查明中的运用

勘验是查明被诉侵权行为的重要手段，尤其适用于涉及技术事实查明的案件。

1. 勘验的启动条件与程序规范

勘验可根据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启动，但均需遵循严格程序。 当事人申请勘验需满足一定条件。在”字节跳动诉某新闻聚合平台案”中，原告申请对被告的数据抓取技术进行勘验，法院审查后认为：”原告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可能采用技术手段获取其内容，且该技术事实对案件审理有重大影响，准予勘验申请。” 法院依职权勘验适用于涉及重大公益或关键事实不清的情形。在”央视诉某网络电视案”中，法院主动对被告的节目传输技术进行勘验，查明其是否直接提供了侵权内容。该案确立了依职权勘验的”重大影响标准“，即勘验事项对案件审理有决定性影响。 表：勘验程序的关键环节与要求

勘验环节​	程序要求​	注意事项​	违规后果​
勘验启动​	书面申请或法院决定	明确勘验目的、对象、范围	可能不被准许
勘验准备​	制定详细方案	考虑技术可行性和必要性	可能重新勘验
勘验实施​	双方当事人在场	全程记录，允许提出异议	程序违法可能无效
勘验笔录​	详细客观记载	由当事人和勘验人签字	可能影响证据效力
勘验结论​	基于客观事实	避免主观推测	可能不被采信

2. 不同类型案件的勘验重点

根据作品类型和技术特点，勘验的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 软件著作权案件的勘验侧重技术对比。在”微软诉某软件公司案”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原被告软件进行源代码比对，采用”逐行比对“和”功能模块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准确查明了侵权事实。 网络传播权案件的勘验关注传播路径。在”爱奇艺诉某盗版网站案”中，法院通过勘验确定了侵权内容的存储位置、传播路径及技术手段，为定性提供了关键依据。该案确立了”来源-路径-受众“的三步勘验法。 数字内容案件的勘验重视完整性认定。在”某出版社诉某数字图书馆案”中，法院不仅比对内容相似度，还勘验了数字水印、文件属性等元数据，全面认定侵权行为。

三、逻辑推理与经验法则的综合运用

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是判断被诉侵权行为性质的核心方法，贯穿于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的全过程。

1. 经验法则的层次化运用

经验法则可分为一般经验法则与专业经验法则，在著作权案件中需区分运用。 一般经验法则适用于基础事实认定。在”某摄影家诉某广告公司案”中，法院运用”相同机位拍摄的照片极可能来源于同一底片“的经验法则，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了侵权事实。这种基于普通人认知经验的判断，在无相反证据时可以被采纳。 专业经验法则适用于技术性事实认定。在”某软件公司诉某科技公司案”中，法院采纳了”独立开发的软件存在偶然雷同的可能性极低“的专业经验，结合代码相似度认定了侵权。专业经验法则通常需要专家辅助人或鉴定意见支持。

2. 逻辑推理的证明价值评估

逻辑推理是通过已知事实推断未知事实的思维过程，其证明力取决于推理的严密性。 直接推理具有较高证明力。在”某影视公司诉某视频网站案”中，法院根据”用户可直接在被告网站观看涉案影视剧”这一直接证据，推理得出被告实施了提供行为的事实。这种基于直接感知的推理证明力较强。 间接推理需形成完整证据链。在”某作家诉某数字平台案”中，被告否认传播侵权作品，法院根据”作品出现在被告服务器”、”被告对内容有控制能力”、”被告从中直接获利”等间接证据，运用综合推理认定了侵权事实。该案确立了间接推理的”高度可能性“标准。

四、不同类型作品的侵权行为查明重点

作品类型不同，侵权行为的查明重点和方法也存在差异，需采用个性化的查明策略。

1. 文字作品的实质性相似判断

文字作品侵权案件的查明重点在于实质性相似认定，通常采用”抽象-过滤-比较“三步法。 在”某小说作家诉某网络写手案”中，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两部小说进行比对，重点审查：表达形式的相似度、情节结构的关联性、人物设定的同一性以及特有表达的复制情况。通过层层过滤，最终认定被告小说在具体表达上构成侵权。 抄袭比例的量化分析为判断提供参考。虽然抄袭比例不是侵权认定的唯一标准，但可作为重要参考。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抄袭比例超过10%​ 且涉及核心内容的，可能构成实质性相似。

2. 视听作品的技术特征比对

视听作品侵权的查明注重技术特征比对和传播路径分析。 在”某电影公司诉某视频应用案”中，法院重点审查了以下技术特征：文件哈希值一致性、画面分辨率与编码参数、时间码与场记信息、数字水印与版权信息。这些技术特征为认定侵权行为提供了客观依据。 传播行为的技术分析同样关键。法院通过勘验被告应用的内容分发网络（CDN）架构、用户访问日志、收益分配模式等，准确认定了被告的直接获利行为。

3. 软件作品的结构与序列比对

软件侵权案件的查明采用多维度比对法，超越简单的代码比对。 在”某安全软件公司诉某竞争对手案”中，法院采用了五层次比对法：

• •文字成分比对：源代码、目标代码的相似度
• •非文字成分比对：程序结构、组织、流程的相似性
• •外观与感受比对：用户界面、操作方式的相似性
• •功能特征比对：输入输出关系、数据处理方式的相似性
• •潜在设计比对：总体架构、模块关系的相似性

这种综合比对方法更能全面反映软件作品的独创性特征。

五、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认定规则

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证据多为电子证据，其审查认定具有特殊性。

1. 电子证据的完整性审查

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是审查的重点和难点。在”某游戏公司诉某破解平台案”中，法院确立了电子证据完整性的”三要素审查法“： 来源完整性：审查证据是否来自原始存储介质。法院通过核对数字指纹、存储路径、系统日志等验证证据来源。 过程完整性：审查取证过程是否规范。该案中，法院审查了取证环境的清洁性、取证方法的规范性、数据传输的安全性等环节。 内容完整性：审查证据内容是否被篡改。法院通过比对哈希值、时间戳、数字签名等验证证据内容的完整性。

2. 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评估

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取决于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关联性。 系统生成证据具有较高证明力。在”某电商平台诉某刷单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平台系统自动生成的用户行为日志、交易记录等电子证据，因其生成过程的自动化程度高，人为干预可能性小，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单方提取证据需严格审查。在”某出版社诉某盗版网站案”中，原告自行通过屏幕录像固定的证据，因缺乏第三方见证而证明力较低。法院指出：”当事人自行提取的电子证据应当有其他证据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方可采信。”

六、典型案例中的司法智慧

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侵权行为查明经验，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1. “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创新运用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率先推行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复杂技术事实查明提供专业支持。 在”某通信公司诉某竞争对手案”中，技术调查官出具了《技术调查报告》，详细说明了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工作原理及与专利技术的对比情况。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技术调查官提供的专业意见，为准确理解技术事实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其意见不作为证据使用，而是作为法院认定技术事实的参考。”

2. “举证妨碍”规则的合理适用

在证据偏在的情况下，法院可依法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在”某设计公司诉某制造企业案”中，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设计图纸，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该案体现了举证妨碍规则在平衡当事人举证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侵权行为查明体系

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查明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技术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技术手段的与时俱进：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侵权行为查明手段需不断创新，适应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证明标准的类型化区分：针对不同类型作品、不同侵权方式，建立差异化的证明标准和查明方法。 专业辅助制度的完善：健全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等专业辅助制度，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准确性。 对于权利人而言，提高证据意识、善用证据保全是维权成功的基础；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完善查明方法、统一证明标准是提升裁判质量的关键；对于产业发展而言，构建清晰规则、维护创新环境是促进繁荣的保障。唯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既有效保护著作权又促进知识传播的法治环境。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成为裁判的关键。我国司法实践确立了“初步证明-责任转移”​ 的规则体系，既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防止滥诉现象发生。本文将深入剖析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原告的举证责任范围、证明标准、证明方式及举证责任转移的条件和效果。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基础与价值平衡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现了诉讼公平与效率的精细平衡，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法律依据与制度演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至第六条系统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其中第四条规定：”原告初步举证证明通过被告网站能够播放、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得涉案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被告仍主张其未实施提供内容行为的，由被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 这一规则的确立经历了长期演进过程。早期司法实践对原告设定了较高的举证门槛，权利人往往需要直接证明被告服务器存储涉案内容。随着技术发展，法院逐渐认识到证据偏在问题日益突出，即关键证据常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控制，因此逐步完善了举证责任转移规则。

2. 价值平衡与制度功能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现了三重价值平衡： 平等武装原则：通过举证责任转移，弥补权利人在证据获取方面的劣势地位。在网络环境下，权利人难以直接获取被告服务器存储情况等核心证据，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有效平衡了双方诉讼能力。 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原告承担不可能完成的证明责任。要求原告直接证明被告服务器存储情况往往成本高昂且技术困难，通过初步证明即可转移举证责任，符合诉讼经济要求。 预防与救济并重：既为权利人提供有效救济途径，又防止滥诉干扰网络服务正常发展。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既保护知识产权，又避免过度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担。

二、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原告首先需要履行初步举证责任，证明通过被告网站或平台能够获取涉案作品。

1. 初步举证的内容要求

原告的初步举证需证明两个核心事实：权利归属和侵权可能性。 权利归属证明是诉讼主体适格性的基础。原告需提供涉及作品权属的证明材料，如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手稿、首次发表证明、授权文件等。在“华谊兄弟诉某视频网站案”中，法院指出：“原告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享有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是启动侵权诉讼的前提。” 侵权可能性证明是举证责任转移的关键。原告需证明通过被告控制的网站或平台可以获取涉案作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时指出：“权利人提供了公证书证明通过被告网站可在线观看涉案影视作品，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

2. 初步举证的证明标准

原告的初步举证应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即一般理性人认为侵权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证明标准可通过多种证据组合实现：

• •网页截图：显示涉案作品在被告网站展示
• •播放记录：证明通过被告平台可实际播放作品
• •URL地址：表明内容位于被告控制的域名下
• •时间戳：固定侵权事实发生的时间点

在“腾讯诉某短视频平台案”中，原告通过录屏方式记录了在被告平台搜索、播放涉案短视频的全过程，法院认为该证据已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达到初步证明标准。 表：原告初步举证证据类型与证明力分析

证据类型​	证明内容​	证明力评估​	注意事项​
网页公证​	侵权内容展示状态	证明力强	需保证取证完整性
录屏证据​	用户操作全过程	证明力较强	需记录完整操作流程
时间戳​	侵权时间点	辅助证明	需与其他证据结合
网页截图​	侵权界面展示	证明力一般	需有其他证据佐证

三、公证取证的规范性要求与技术标准

公证是证明网络侵权事实的有效方式，但必须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

1. 取证过程的完整性要求

公证取证需保证过程完整和内容真实。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判例中指出：“公证取证应当完整记录取证环境、取证步骤和取证结果，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清洁性检查是公证取证的关键环节。在“搜狐诉某视频分享网站案”中，法院强调：“公证员应在取证前对所用计算机进行清洁性检查，排除病毒、插件可能导致的人为干扰，确保取证结果客观真实。” 连续性原则要求取证过程不间断。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公证取证应当保持连续性，不得中断或跳跃，确保所示内容与操作步骤一一对应。”

2. 网页内容的完整性固定

公证取证需完整反映网页全貌，包括URL地址、时间戳、网站标识等要素。 在“阿里巴巴诉某电商平台案”中，法院认为：“公证书未完整截取浏览器地址栏，无法证明涉案商品展示页面确由被告网站生成，该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予采信。”这一案例凸显了完整记录URL的重要性。 多层级页面的完整取证同样关键。对于需要多步操作才能访问的内容，公证应记录从首页到目标页面的完整路径，避免直接输入深层链接。

四、举证责任转移的条件与法律效果

当原告完成初步举证后，在符合法定条件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1. 举证责任转移的法定条件

举证责任转移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原告已完成初步举证和被告否认实施提供行为。 原告初步举证的质量是责任转移的基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阐述：“原告提供的公证书清晰显示通过被告网站可在线观看涉案作品，且该网站由被告实际经营，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 被告的积极否认是责任转移的触发条件。如果被告仅仅否认侵权事实，但未对“是否实施提供行为”这一具体事实进行争辩，则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被告必须明确主张其“未实施提供内容行为”。

2. 举证责任转移的范围与限度

举证责任转移具有特定性，仅针对“是否实施提供行为”这一待证事实，不涉及其他争议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中明确：“举证责任转移仅限于被告是否实施了提供行为这一具体事实，其他侵权构成要件仍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转移后的举证责任具有法定性，被告需提供充分反证推翻原告的初步证明。如果被告仅提出质疑而未提供充分反证，法院仍可依据原告提供的初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五、被告的反证责任与证明要求

举证责任转移后，被告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未实施提供行为或存在法定免责事由。

1. 被告反证的内容与方式

被告可从多个角度提供反证： 技术架构证据：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而非内容提供。在“乐视网诉某云服务商案”中，被告提供了服务器租赁合同、技术架构图等证据，证明其仅提供云存储服务，法院最终采纳了被告主张。 第三方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内容由用户上传。被告可提供用户注册协议、上传记录、IP地址等证据链证明内容来源。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被告提供了上传者信息、上传时间、IP地址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作品由用户上传，应认定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免责事由证据：证明符合“避风港”规则。被告可证明已采取合理措施，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

2. 反证的证明标准

被告的反证应当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即足以动摇法官对原告初步证明的心证。 在“字节跳动诉某博客平台案”中，被告虽然提供了用户注册信息，但无法证明具体上传者身份，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无法证明涉案内容确系用户上传，应承担不利后果。” 反证不足的法律后果十分严重。如果被告无法提供充分反证，法院将依据原告的初步证据认定被告实施了提供行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被告主张其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应认定其直接实施了提供行为。”

六、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形，需要适用特别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1. 深层链接的举证责任分配

对于深层链接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存在特殊性。当原告证明被告网站设置了指向侵权内容的链接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由被告证明其未实施提供行为或仅提供链接服务。 在“腾讯诉某聚合平台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网站通过深层链接将其他网站的内容嵌入自身页面，使用户认为内容由被告提供，被告应就其仅提供链接服务承担举证责任。”

2. 移动互联网环境的举证难点

移动应用环境下的举证面临特殊挑战。原告需证明侵权内容来源于被告控制的应用程序，而非其他应用或浏览器。 在“爱奇艺诉某视频APP案”中，原告通过录屏方式记录了从应用商店下载、安装到使用被告APP观看涉案剧集的全过程，法院认为该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3. 云服务与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云计算、P2P等新技术对举证责任分配提出新挑战。法院通常依据控制力标准和获益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对于采用新技术的内容传播行为，应当根据被告对内容的控制能力、直接获益程度等因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七、举证失败的后果与救济途径

举证失败将承担败诉风险，但法律也提供了相应的救济途径。

1. 原告举证失败的法律后果

原告未能完成初步举证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在“某影视公司诉某网站案”中，原告仅提供了侵权网页截图，未公证取证过程，也无法证明截图中的网站由被告运营，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诉请。 举证瑕疵可能导致证据不被采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公证书未记载清洁性检查步骤，无法证明取证环境的清洁性，该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予采信。”

2. 被告反证失败的法律后果

被告未能提供充分反证的，法院可能依据原告的初步证据认定侵权成立。在“优酷诉某视频网站案”中，被告仅笼统否认侵权，但未提供任何反证，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请。

3. 举证困难的救济途径

对于举证困难的情形，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调查令或证据保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复杂技术案件时指出：“对于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依法申请法院调查收集。” 证据保全是防止证据灭失的重要措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及时保全了被告服务器数据，为案件事实查清提供了关键证据。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正朝着精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未来，这一规则体系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 技术中立原则的坚守至关重要。举证责任分配不应因技术发展而动摇基本规则，而应在新技术环境下保持规则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 比例原则的适用需要加强。根据案件类型和证明难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当负担。 国际协调日益重要。随着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增强，各国举证规则需要加强协调，为跨国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权利人而言，提高证据意识、规范取证行为是维权成功的基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保存相关证据是应对诉讼的关键。唯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体系。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中，准确区分提供内容行为与提供技术服务行为，成为认定侵权责任的关键环节。我国司法实践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区分标准，这不仅关乎侵权责任的认定，更直接影响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将深入探讨两类行为的界定标准、法律属性、证明规则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逻辑。

一、行为区分的法律框架与制度价值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的审理，建立在准确界定被诉侵权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提供内容行为与提供技术服务行为的区分，构成整个责任认定体系的逻辑起点。

1. 法律依据与规范体系

我国《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共同构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框架。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0号）首次系统规定了两类行为的区分标准。 该司法解释明确将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为区分为内容提供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第三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第四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等网络服务的，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2. 区分行为的制度价值

平衡权利保护与产业发展是区分两类行为的核心价值。内容提供行为直接侵害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严格责任；而技术服务行为仅在存在过错时承担间接责任，为技术发展留出必要空间。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指出，审理此类案件需”审查被诉侵权行为主体是否实施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体现了行为定性先行的司法逻辑。

二、内容提供行为的界定标准与认定规则

内容提供行为是直接实施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其认定有明确的法律标准和证据规则。

1. 内容提供行为的法律定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内容提供行为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 提供行为的具体形式包括：

• •上传到网络服务器：将作品置于向公众开放的服务器中
• •设置共享文件：通过设置共享文件夹或文件使公众可获取
• •利用文件分享软件：通过P2P等技术手段分享作品
• •实质替代提供：以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替代原始提供者

在”小蚂蚁公司案”中，法院认为网吧将电影置于其服务器内，通过局域网供用户观看的行为，构成直接提供行为，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2. 内容提供行为的实质性认定标准

控制标准是认定内容提供行为的核心因素。如果行为人对作品提供具有控制力，能够决定作品是否呈现、以何种形式呈现，则通常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行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对作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内容提供的重要标准。主动进行内容选择、编辑的行为，通常被认定为参与内容提供。 用户感知标准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页面设计、品牌展示等方式使用户误认为其直接提供内容，则可能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者。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指南将”网站版权页上标识的版权所有者信息”作为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初步证据。

三、技术服务行为的界定标准与免责条件

技术服务行为系为内容传播提供技术支撑或平台服务，其本身不直接提供内容，适用特殊的责任规则。

1. 技术服务行为的法律定位

技术服务行为主要包括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技术中立的，不直接参与内容传播。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立了技术服务行为的免责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技术服务的，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但需以无过错为前提，即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侵权行为存在。

2. “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条件

“避风港”规则为技术服务提供者提供责任限制保护，但需满足严格条件：

• •不明知或应知侵权：实际不知道或没有合理理由知道侵权行为
• •未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未从特定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在知悉侵权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这一规定体现了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导向。

四、两类行为区分的关键要素分析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多个关键要素综合判断被诉行为属于内容提供还是技术服务。

1. 行为主体的控制程度

控制程度是区分两类行为的核心要素。内容提供者对内容的传播具有直接控制力，而技术服务提供者仅提供技术通道或平台。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对作品进行”选择、编辑、修改、推荐”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内容提供的重要标准。如果服务提供者主动选择、编辑内容，则可能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者。

2. 技术过程的透明性

技术透明性指服务提供者对内容传播过程的干预程度。如果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干预内容展示，如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可能被认定为参与内容提供。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设置榜单、目录等方式对热播影视作品等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获得的，可以认定其应知侵权。这种主动推荐行为模糊了技术与内容的界限。

3. 经济利益的关联性

经济利益关联性是判断行为性质的重要参考因素。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特定内容传播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则可能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者。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区分了”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与”一般性广告费、服务费”。只有针对特定作品投放广告获取收益，或存在其他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才被视为直接经济利益。 表：内容提供行为与技术服务行为的区分标准

判断要素​	内容提供行为​	技术服务行为​
控制程度​	对内容传播有直接控制力	仅提供技术通道或平台
技术过程​	主动选择、编辑、推荐内容	技术过程自动化、中立
经济利益​	从内容传播中直接获利	仅收取一般性技术服务费
用户感知​	使用户认为其直接提供内容	明确标示技术提供者身份
过错要求​	严格责任，无论过错	过错责任，需明知或应知

五、典型争议行为的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一些边界行为的性质认定存在较大争议，法院通过案例形成了具体的认定规则。

1. 聚合平台的链接行为

聚合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分散的网络内容，以统一界面提供给用户。此类行为的性质认定需区分普通链接与实质替代。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相关作品的，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但如果该行为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权益，则不认定为侵权。 在”周维海与一点网聚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多个URL指向同一数据库集群时，仅存在一次提供行为。聚合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内容，如构成实质替代，则可能被认定为内容提供行为。

2. 云存储服务的分享行为

云存储服务用户将作品存入云盘后生成分享链接，其他用户可通过链接下载。此类行为中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需平衡技术中立与版权保护。 如果服务提供者仅提供存储空间，且对存储内容不知情，则属于技术服务行为。但若服务提供者鼓励或诱导用户分享侵权内容，则可能构成教唆侵权或帮助侵权。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行为的”，一般应认定构成教唆侵权。

3. 网络直播的平台责任

网络直播中涉及主播表演他人作品的行为，平台责任认定需区分平台是否参与内容制作与选择。 如果直播平台与主播存在内容合作、利益分配等紧密联系，可以认定各方具有共同提供的主观意思联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分工合作”共同提供作品的行为认定为共同提供行为，需承担连带责任。

六、法律责任的区分承担规则

内容提供行为与技术服务行为的责任承担存在本质差异，体现在责任基础、免责条件、赔偿范围等多个方面。

1. 责任基础的差异

内容提供行为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只要存在未经许可提供作品的行为，无论主观状态如何，均构成直接侵权。过错的轻重主要影响赔偿数额，不影响侵权定性。 技术服务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仅在对侵权行为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才承担教唆或帮助侵权责任。过错是侵权构成的必备要件。

2. 免责条件的宽严

内容提供行为的免责条件极为严格，仅限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法定情形。而技术服务行为可适用”避风港”规则，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免除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侵权行为的，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这一规定体现了对技术服务的宽容态度。

3. 赔偿范围的区分

内容提供行为的赔偿范围包括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而技术服务行为的赔偿一般以防止损害扩大为限，赔偿范围相对有限。 在”小蚂蚁公司案”中，法院判决网吧赔偿损失（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5000元人民币。这一赔偿数额体现了对直接侵权行为的全面赔偿原则。

七、证明责任分配与举证规则

两类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存在明显差异，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和证据准备。

1. 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

在侵权诉讼中，原告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存在。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南，原告需证明自己是权利人、作品受法律保护以及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 对于内容提供行为，原告需证明被告直接提供了侵权内容。而对于技术服务行为，原告需证明被告在提供技术服务时存在过错，如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存在。

2. 被告的反证责任

被告主张其仅提供技术服务的，应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认定为构成侵权。 被告可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仅为技术服务提供者：

• •技术协议与流程说明：展示技术服务的自动化、中立性
• •内容管控政策：证明已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侵权
• •响应机制：设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并及时处理

3. 证明标准的把握

对于内容提供行为的证明，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责任可转移至被告。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其仅提供技术服务，法院可推定其实施了内容提供行为。 对于技术服务行为的过错认定，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应基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服务性质、作品类型、侵权明显程度等因素判断是否构成”应知”。

结语：面向技术发展的区分标准演进

信息网络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内容提供行为与技术服务行为的界限也随之动态调整。未来，两类行为的区分标准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技术中立与版权保护的平衡是永恒主题。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新型网络服务模式将不断涌现，法律需在保护版权与鼓励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国际协调与本土实践的融合是重要趋势。我国法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正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为区分标准，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准确把握两类行为的区分标准，需要深入理解技术原理与法律逻辑的结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晰行为边界有助于构建合规经营模式，降低法律风险。 在数字经济时代，准确区分内容提供行为与技术服务行为，既是司法实践的挑战，也是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唯有通过与时俱进的法律规则，才能实现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